刘慧姝
后人类语境中的身体研究|主持人语·王晓华
随着现代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身体被抛入更加扑朔迷离的语境之中，有关后人类乃至超人类的言说则因此兴起。那么，人类真的能够超越身体而进入无限增殖的虚拟空间中吗？身体变化的界线到底在哪里？即将到来的时代应该称为后人类还是超人类？在本组文章中，三位学者展示了具有启发性的思路。刘慧姝教授解读了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的后人类思想，认为她从控制论的角度探索后人类观念的生成机制，消解了横亘在有机体和技术之间的虚拟边 界，揭示了身体的物质性与信息技术交互建构的可能性，展现了自由人文主义的主体边界被扩展到后人类疆域的具体机制。通过诸如此类的阐释，一个同时具有连续性和间断性的异质空间已经生成，“人类”话语与“后人类”话语则共存于不断变换的结构之中，而这本身就体现了后人类思想的建构特色与理想追求。简圣宇教授强调“后人类”范畴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他发现人工智能条件下的人机关系牵连出重新思考主体性的坐标系，提供了重新研究身心关系的可能性。在由此产生的具有吊诡意味的语境中，人类开始了自己超越自然身体范畴的感官延伸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主体性也因此进入了超越古典范畴的持续扩容状态，与此同时，自 然人类向人工智能让渡主体性的序幕也不知不觉被掀开。主体性让渡所产生的风险须被正视。在当下采用后人类纪视野考辨身体审美及相关理念问题，有助于我们超越 思维局限去思考更前沿的学术问题，在“未来未至”之时即做好理论和思想上的前期准备工作。王坤宇副教授聚焦人工智能电影这一新兴艺术样式，探讨了它所牵连出的身体美学问题。他认为身体是艺术具象化的核心对象之一，是理解人工智能电影的重要关枢。通过引入基因工程、增强外骨骼、缸中脑等多个要素，人工智能电影生发出数种后人类身体模型。不过，变中之不变乃是身体的重要性：身体既是人工智能影像所建构 的世界的核心要素，又是接受这一运动影像的客体，还是促成这一过程－关系事件发生的主体。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预演人工智能电影的前景。
摘要：凯瑟琳·海勒从控制论的历史发展中探索后人类观念的建构，描绘了人类身体界线的 变化历程与动力基础，探索了具形与书写、技术、意识形态并行的异质空间，揭示了身体的物质性与 信息技术的连通变化与交互建构，展现了自由人文主义的主体边界如何被拓展为后人类意识的过 程。海勒将人类与后人类理解为从各种技术、文化的外在形态中显现出来的历史性特定结构，剖析了“人类”与“后人类”如何共存于一个不断变换的结构之中，探寻人类与后人类的连续与断裂。海勒清除了后人类威胁论，强调人类主体边界的拓展与重新认知，人类向后人类的演变具有积极的前景与意义，有助于扩张人类功能与塑造人类形象。海勒的探索促进了关于科技与人文之关系的前瞻性思考，推动了后人类思潮中建构论的深入发展，彰显了后人类思想的建构特色与理想追求。
关键词：后人类；控制论；信息；身体界线；物质性；虚拟性
凯瑟琳·海勒是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著名的后现代文学批评家，主要研究科学、文学与技术的关系，在后人类批评方面成就卓越。随着当前科技文化的发展，人们将信息作为身体表达的必要代码，相信信息不仅能在不同材料的基质之间循环且自身还不被改变。海勒描绘了人机关系发展的三大阶段， 展现了人类身体界线的变动历程，勾勒了后人类如何被建构的过程。第一阶段强调信息如何失去“身体”，即如何被概念化，成为与物质形态相互分离的实体；第二个阶段揭示电子人如何在二战后被塑造为技术产品与文化偶像；第三个阶段是关于历史建构“人类”如何逐渐让位于建构“后人类”。
一、人类与后人类的关系
在后人类的诸多观念中，海勒最为关注的是人类与后人类的界线问题。“后人类”的概念尽管能 从社会学、伦理学、科学、文学等角度去探索，“但无论是后人类本身（智能机器人）还是后人类观念，都可以先放到控制论的发展历史中去理解”。海勒揭示了后人类观念的演进线索：控制论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机器人，而当机器人威胁到人类的主体地位时，后人类的观念才会出现，随后才有这种观念体现 在文学艺术之中。
在计算机的初创时代，为了让“智能”成为符号处理的固有属性，消除了人类的具体形象。研究者们围绕图灵测试努力尝试消除具体形象，最重要的是形式的生成和信息形态的控制。人类的身份在本质上就成为了一种信息形式，而不是实体化的规定和表现。
图灵测试是为了证明机器能进行思考，莫拉维克测试则旨在证明机器可以成为人类意识的储存器，即为各种使用目的服务的机器可以变成人。“图灵暗示，重新协商人类与机器的界线，将会涉及的不仅是将‘谁能思考’转化为‘能思考什么’的问 题”，它还包括有必要追问自由主体的其他特征，因为它在区分表现的身体与再现的身体方面至为关键。表现的身体在电脑屏幕的对面，呈现为人类的血肉之躯；再现的身体则通过语言和符号学的标记在电子环境中产生。图灵测试已然证明表现的身体和再现的身体之间能够重叠，甚至能重新结合成一个单一的性别身份。技术的介入使得两个身体密切联系，再现的身体与完整意义上的人类主体不再分离。一旦人们进入测试所规定的控制论范围，测试会将人的意志、愿望和知觉胶结成一个分布式的认知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再现的身体和表现的身体通过不断灵活变化的机器界面结合 起来”.不管受试者对表现在屏幕上的实体赋予怎样的认同，在系统运转之下都已变成后人类。目前关于“后人类”的阐释虽然各不相同，但共同的主体都体现为人类与智能机器的结合。后人类看重信息化的数据形式，轻视物质性的事实，后人类认为意识或观念只是偶然现象，并非是笛卡尔之前的将意识当作人类身份的中心，人的身体原是人类要学会操控的假体，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拓展或代替身体就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在后人类看来,“身体性存在与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 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 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线”。
后人类标志着有关主体性的一些基本假定发生 了意义重大的转变。后人类的集体异源性特征隐含着一种分散的认知，分别位于相互之间仅有微弱交流的身体各部分之间。后人类的主体“是一种混合物，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一个信息的独立实体，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后人类将身体建构成为信息，在后人类 的人机关系思想中，具体形象（身体）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被大力贬低或彻底抹去了。后人类尽管在很多方面都不遗余力地解构自由人本主义主体，但它强调的是观念而非具体形式（身体）。“在一定程度上，后人类将具体形式（身体）建构成思想／信息的具体证明，是对自由传统的继承而不是抛弃。”海勒追溯“天生的自我”与“控制论的后人类”之间存在的连续与断裂，并非为恢复自由的主体而努力，她将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解构视为一种机会，藉此重新考察当代关于控制论主体的讨论中将继续被抹杀的肉体。海勒反对后人类植入的一种文化，即将身体视为时尚的饰品而非自我存在的基础；她期冀出现另一种形式的后人类，即尽可能体现各种信息技术的潜力，而不幻想无限的权力或者无形的永恒；“承认并且宣扬：有限性是人的一种状态，人的生命扎根于复杂多样的物质世界，人的延续离不开物质世界”。海勒通过人类身体向信息身体、虚拟身体、后人类身体的演进历程，运用文学文本与科技交互对应的方式，展现了迥异于自由主体的不同主体性的迁化形态，即自由主体的人类如何代替为后人类的过程，“人类”与“后人类”如何共存于一个不断变换的结构之中，这种结构总是随着具体的历史语境而改变。科学与文学都将人类自身理解为生存于具体世界和语言中的具体生物。文学并非技术发展的被动管道，它们“在文化语境中主动地形塑各种技术的意图和科学理论的能指”。科学文本揭示科学的基本假设与原理，为特定研究提供理论视野与实用功效；文学文本能阐释复杂的社会与文化议题，与观念转变与技术创新相呼应。
二、具形实践的物质性
物理学和人类科学的研究者虽然承认物质性的重要，但还是共同创造了后现代的意识形态：“身体 的物质性是第二位的，身体编码的逻辑或者符号结 构是第一位的。”福柯的考古学将身体视为话语系统的规训，海勒沿用了福柯的考古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福柯的分析。她通过话语的建构考察人类与周遭物质条件的相互作用，探索具形／体塑（embodiment）与书写、技术、意识形态并行的异质空 间，提出了一种更为灵活、具创新意义的框架结构，并试图在该结构中思考虚拟时代的具形实践。究其实，信息时代并非表明身体的消失，而是标志着某种特殊主体性的出现，这种主体性由信息论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相互交叉而构成，体现了身体既作为话 语的建构又不受制于这种建构。这种框架结构包括 了两种不断相互作用的极性。第一种极性是作为一 种文化建构的身体与某种文化中的个人感觉、并且 表达的具形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种极性为铭写（inscribing）与归并（incorporating）这两种实践之间的互动。形成极性的差别具有启发性而非绝对性，对于理解非物质的意识形态与物质条件之间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具形与身体的概念不同。身体与某种标准、话语概念具有规范的关系，具形处于特定的时空、生理与文化语境之中，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规定性。身体暗示某种柏拉图式的现实，具有理想化的形式，具形则是从嘈杂的差异中生成的特殊实例。“相对于身体，具形／体塑是他者或别处，是处于无限的变化、特性和异常之中的过度与不足。”在任何既定的时期，具形的体验都与各种身体观念不断互动，始终层叠在文化之中。具形是通过个体来表达的，因此它与霸权的文化建构存在着初始的紧张关系。身体可以毫无怨言地消失在信息之中，但是具形则不能，它与具体场合的人与环境密不可分，其特殊性会带来抵制或颠覆、过度和偏差的策略。身体在某种文化中被归化是最主要的，具形通过与各种身体观念之间的互动被归化是次要的。当理论家们解开归化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时，遭受放逐与疏远的不是身体而是具形。
正如具形与身体处于不断地互动之中，铭写实践也不断与归并进行互动，将实践抽象为符号。铭写是标准化的、抽象的，它通常被视为一个独立于任何特定表现运行的符号系统。与铭写相反的是归并。具形的存在离不开物质结构，物质结构总以某种程度偏离抽象表现；归并实践的存在，离不开实施归并的具形生物，具形的生物总以某种方式偏离规范。归并实践表示一种通过重复的执行直到它变成习惯而编码到身体记忆之中的行为，“归并实践表现身体性的内容；铭写实践校正和调节表现。因此，归并和铭写实践一起创造了文化解构”。既定文化中性别的构成，经由性别化的语言和身体实践产生并维护，将身体规训和归并到复杂的意义与表现之中。由此可见，归并产生于身体与具形、抽象模型与具体语境之间的合作。具体语境是抽象模型的实体化表现，铭写一旦完成，能从一个语境转换到另一个语境，而归并不能完全脱离其语境。海勒厘清了归并、铭写与技术性物质之间的关系，较为合理地描述了其反馈回路的运作机制。在技术创新与话语实践的反馈回路中，归并是一种关键的连接。影响人们利用身体、体验时空的新技术通常会导致归并实践发生变化；通过创造新的经验结构，具形介入到技术和话语之间，“新经验结构则充当了相应话语 系统创造活动的界标”。具形通过隐喻的网络被编码到语言之中，坚持复数的身体特性强化了隐 喻的网络。为了对应具形的不同经验，隐喻也会做 出相应的改变。技术创新或文化的转变使得处于变 化中的具形经验不断进入语言，改变在文化中发挥 作用的隐喻网络。与此同时，话语的建构也会改变 身体穿越时空的方式，影响技术的发展并帮助结构 身体和技术之间的界面。海勒把伯勒斯的小说视为 后人类的预兆，并更直接地将之作为身体／具形和铭 写／归并持续相互作用的场所来观察，展示了铭写与 归并实践共同创造的后现代技术和文化的异质空 间。海勒最近还关注西方的科技电影与后人类思 想，揭示其对身体的态度分为两种：“一是借助机器 （假肢）扩张身体的界线、增强身体的能力；二是将 生命的本质信息化，消解身体的决定性作用。”
信息理论在二战之后深入发展，各种虚拟现实技术及其全身调节的潜力描绘了有序的模式和无序的随机性。在系统中有序的模式和无序的随机性通过一种复杂的辩证法绑在一起，相互之间成为有益的补充，每一种元素都有助于界定其他元素，都为信息在系统中流动做出贡献。虚拟现实技术已成功将用户的感知系统置入计算机的反馈系统之中，为用户创造出一种身处计算机的幻象，人机的互动来自于技术 －生物一体化线路中连接身体和模拟的反馈回路。信息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高度异质的、分裂的世界，由于物质性界面发生了改变，模式／随机的形态主导性地取代了在场／缺席的形态。信息的效力实际上源于物质性的存在基础。信号和物质性之间的相互纠缠给身体与书本带来了类似的双重性。在分子生物学中，人类身体既被理解为基因信息的一种表达，也被理解成一种物理结构。与之相似的文学文集既是一个物理客体，也是一个表达空间。两者既是身体也是信息。在身体被描写在文学文本中时发生的各种变化，与文本身体被编码到信息媒介中时产生的变化，具有极为深刻的联系。这两种变化都与人类的身体建构与信息技术相互作用时产生的变化具有复杂的关系，海勒将这种关系网命名为“信息论”。这种信息论不仅意指各种信息技术，而且包括引发、深化随之发展的各学科与文化领域的变化。当前从在场／缺席到模式／随机的认知转换，在两个层面同时影响了人类身体与文本身体。一是身体（物质基质）中的变化；二是消息（表 现代码）中的变化。海勒将文本中的表现世界、文 字隐含的表达模式、与信息技术交互作用建构的具 身经验，以及信息技术本身之间来回转换，展现了后 人类的演变图景，揭示了身体的物质性与信息技术 的连通变化与交互建构。
信息技术下的能指对丰富内部作用的差异开放，当用户与系统互动时，他们在自己的身体中发现了文本变移性，信息理论创造了“闪烁的能指”， 其主要特征是无法预料的变形、衰变和扩散倾向。在信息论中，能指不再被理解为一种单独的标记，而是作为通过在相关编码作用下由各种随意关系交织起来的、具有可变性的标识符链条存在。随机性对于信息既是相对抗的，又是存在于其本质之中的。突变是模式／随机辩证关系中的突变，标志着既定模式的彻底断裂，乃至持续复制的预期难以为继，突变所测试出来的随机性正是隐含于模式的理念中，突变决定了模式和随机之间的分叉点，把系统运作带入到新的方向，展现了随机性的生产性潜力。从在场／缺席到模式／随机的转变，渗透到当代文学的各个方面，但其发展过程极不平衡，海勒将这种转变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文本称为“信息叙事”。威廉·吉布森的小说《神经漫游者》《计数归零》《蒙娜·丽莎 超速》引发了计算机科幻小说运动。《神经漫游者》中Pov通过充当代替角色缺席的身体的位置标记，构成了角色的主体性。小说明确意识到时空可用作连接意识和数据的中介。Pov隐喻为一种交互式空间，数据景观由穿过其中的Pov运动进行叙述，数据由此被人格化了，主体被计算机化了，两者结成一种共生的联合叙事。从在场／缺席到模式／随机的过渡，表征为从看重所有权转移到重视使用权。小说文本中曾非常重要的公／私区别也被彻底改造了。“使用”暗示着一种凭证获取的实践活动，利用的是模式而不是在场来区分是否有进入的权力。“进入”的动作本身也是对数据的使用而不是物理位置的改变。在唐·德里罗的《白噪音》中，格莱德尼的死亡早就被预示为一种围绕着计算机数据显示的脉冲星模式，他的肉身被信息模式所渗透，信息模式建构了并预言了他必死的命运。伊塔洛·卡尔 维诺的《漫漫冬夜的旅人》生动展现了信息技术对于实体书的冲击。通过控制论回路与信息技术已相结合的主体性，再通过小说技法与数据结合，进一步内置到回路之中。物质性与非物质性通过一种复杂的紧张关系接合起来。
信息论的书写让位于闪烁的能指，叙述者变成了获准使用相关代码的电子人。叙述者建构成编码操作者，对于建构读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闪烁的表意把编码的生成能力延伸到文本之外，包括技术生成文本的表意过程，以及将人类置入完整线路中的交互界面。解码过程意味着没有源文本——第一版、复印品或全息手稿。只有闪烁的能指，其转瞬即逝的模式表明了所有的语境都是通过电子手段介入来建构。将解码者与系统紧密相连的是解码者作为电子人的构想。功能性被用来描绘在人机交互界面中活动的交流模式。功能性既能描述计算机的性能，也指示用户的传感装置怎样通过训练来适应计算机的反应。思考物质性的途径之一是借助功能性，与虚拟现实打交道时，用户学会了根据计算机接受的风格化动作来移动身体的部位，在这个过程中，用户的大脑体验的神经构造改变了，其中一些变化可能是持久的。人类建造了计算机，计算机也在塑造人类。当叙述的功能性改变时，文本就会产生一种新读者。闪烁表意的物质效果向外扩散，因为读者经过训练，开始通过不同的功能性来阅读，这就会 影响他们怎样解读文本。因此，信息技术将模式／随 机性推到历史的前台而把在场／缺席送入背景之时，其可能引发的后果将会跨越叙事，进入许多文化领域之中，其中最严重的后果是“物质性和实体的系统性贬值”。正是因为物质条件和实体体验的改变使得这种转变根植于日常体验之中，这种讽刺性的趋势也表明了模式和在场处于对立关系的两方。关注重点越倾向于一方，另一方就越少得到注意与重视。而当个体在模式和在场相互加强支持的可能性中获得乐趣时，完全不同的阅读便出现了。
海勒将人类与后人类理解为从各种技术、文化的不同外在形态中显现出来的历史性的特定结构，揭示了具形的物质实践方式。她定义人类的参照点是自由人本主义传统，当计算机替代占有性个人主义作为存在的基础时，后人类便出现了。这种变化和进步促使后人类与智能机器无缝连接。后人类不是简单地意味着与智能机器的接合，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一种接合，使得生物学的有机与具备生物学的信息回路之间的区别变得不再能够辨认，伴随这一变化的是表意的理解与体验方式的相应转变。海勒希望在将人类建构为实体化的虚拟体的环境之中生活、工作和娱乐，开启模式和在场互补性而非对立性的可能。当人们急切探索网络空间的新图景之时，海勒警醒物质世界的脆弱性是不可取代的。信息具有物质性，如同人类不可能离开载体而存在，这种载体是实在化的、特定的，作为物质的实体而存在于世。载体可以被摧毁但不能被复制，一旦构成它的特定格式消失，丢失的数据将永不复返。
三、从反身性到自我组织
海勒从控制论的历史发展中探索后人类的概念，以及人类身体界线的演变历程。第一波控制论浪潮的最具革命性后果是产生了某种观念，即认为 人类主体的各种界线不是既定的，而是被建构 的。控制论将控制、传播以及信息作为一个整体 的系统进行概念化处理，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界线的看法。唐娜·哈拉维在“赛博格的宣言”中，提及电子人打破传统物种分类界线的潜力。电子人颠覆了人类与机器的区分，运用神经系统的反馈代替认知，挑战了人与动物的差异，消除了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区别。电子人展示了各种有关身体界线的争论。不同的身体界线标志着阶级、种族和文化的差异，控制论暗示身体的界线是可供争夺的。控制论是关系的科学而非本质，因此其建构的类比关系不仅是修辞数据而是系统，而信息的边界对于主体性的观念建构至关重要。
在控制论的第一次浪潮中，诺伯特·维纳试图 创造一种能保护自主性和个性的控制论，将人与机器放在同一范畴之内。到20世纪80年代时，自由 人本主义与自我调节之间的连结线大规模地断裂 了。电子人分享了想象与技术实在性的双重力量， 标志了传统身份概念的结束，指向了生成新型主体性的控制论回路。伯纳德·沃尔夫的小说《地狱边缘》体现了电子人和文学身体之间复杂动态的表演，表明了文本身体与物质身体的双重纠缠。文本构想了各种由连字符交接的反向性形式：人类－机 器、男性－女性、文本－旁注。被连接的反向极性不能保持他们的身份不变，连线构成的回路意味着一种更具反身性和变革性的联合。当身体被连接到控 制论的线路，对线路的改造必然也会改造意识。“通过多重反馈回路连接到它自己设计的对象，思维／智力（mind）也成为设计的对象。”电子人既是一种技术实体又是一种话语建构，它指向一种得到改进的杂交物种，甚至有可能成为人类进化的继承者。维纳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约束控制论的这种革命性潜力，以防它威胁到深入其思想的自由人本主义。大卫·韦尔斯的《假肢》揭示了文本身体与物质身体构成的双重纠缠。写作是将作者的身体延伸到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写作的功能如同技术性 辅助设备，与作者的思考和神经线路紧密连接在一起。文本中的身体和文本的身体，不仅象征电子人而且共同构成了电子人，在电子人的一体化线路中，文本的物理身体与表现的身体一起向后人类演进和发展。
第二波控制论的浪潮中，观察者并非只是客观地辨识预先存在的系统，而是通过观察行为创造新 的系统。边界问题在自创生理论中也很重要，但自主性／自律性的涵义还是发生了很大改变。马图拉纳设想自创生理论应该作为一种重新连接道德和科学的途径。观察者不是被动地感知现实，而是主动地建构现实。马图纳拉认为，这种建构依赖是位置而不是个性，在自创生理论中，客观主义的对立面不是主观主义，而是相对主义。观察者始于一个自创生单位，观察者系统可以生成对自身互动行为的表现。当这个系统与这些表现发生递归性的互动时，它就变成了观察者，形成了反身性的螺旋缠绕的复杂性。因此，自创生运动不但界定了自己的世界，而且因为系统反身性地回归对自身的表现，生成了作为观察者的人类主体。自由人本主义将自我建立在占有式个人主义观念的基础之上。海勒指出最重要的目标是：建立主体自主性和个体性的根本基础已经从占有内涵发生转变，取而代之、被委以重任的是以组织性闭合和反身性为基础的各种属性。自创生理论将“观察者的领域”当作在某些方面解构了自由人本主义，同时又另外加以复原的一种行动。自主性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为个体建立了一个存在的范围，在此范围内最理想的情况是主体可以学会尊重其他自创生实体的界线，界线确定自创生实体的方式。
第一波控制论在剥离信息的实体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电子人设想为有机体和机械体的集合；第二波控制论的自创生理论则将信息界定为一种抽象，典范的电子人是一种状态，思考社会系统是否具有生命。自创生理论保留了自由人本主义的自主性和个体性特征，但是它将思考视为自创生实体与它自身的表现进行互动时产生的附带性结果。思考的产物——自觉或自我意识被贬低为单纯的语言效果，体现了正在失去电子人作为身份中枢的心智。瓦雷拉和他的合作者通过多种超越自生系统论的方式探索具身的结构作用。他们探索了“生成”的概念。“生成”将生命机体对环境的主动结合视为 机体的发展基石。“生成”强调知觉是通过感觉所引导的行动而构成。与自创生过程的循环性和封闭性相比，“生成”强调神经系统与感官表面的联系，以及连接机体与环境的运动能力。“生成”理论中， 意识被视为一种注定要爆炸的认知性气球，因为人类总归会发现他们存在的真正本质。当自由主体被 认为自至始至终是一种幻觉，它的各种界线就不再大量地被穿透、延伸或者溶解。面对自由主体的失落，维纳和马图拉纳表现出强烈的焦虑与怀旧，瓦雷拉则热情欢迎这一契机的到来——自我（self）渐渐消失，觉悟扩展为对真正本质的实现或认识。瓦雷拉与合作者表明，认知可以通过离散的、半自主的代理机构来进行模仿，因此各种当代的认知模型含蓄地解构了“统一的自我”这一概念。每一个代理机构相对独立地运行一种专门完成某种特殊活动而设计的模块化程序。只有当代理机构发生冲突时，裁决程序才会介入解决问题。在这种模型中，意识作为一种伴随现象而出现，这些模型塑造了意识。瓦雷拉遵循了泽勒尼等人极力奉行的思想路线—— 把自创生理论与自我组织系统的动力学结合起来。对自创生理论进行补充，使之可以更有效地解释变化和转换，并同时具体说明了自创生系统从当前的瞬间进入另一个瞬间的机制和动力学。这些将生命机体想象为一个快速的、反应的、灵活的、能够不断 更新自己的自我组织系统，其目的是帮助自创生理 论摆脱自身无休止的重复性循环。
在这种新的转变中，自创生理论变得不像第一波控制论中的自动平衡机，而更像第三波控制论标 本的自我进化程序。菲利普·Ｋ·迪克的小说展示 了仿真机器人与自我和世界之间不稳定的界线的紧密关联。他写于1962到1966年间的小说致力于定义人类或将人类和人工生命并置起来。迪克的叙事呈现出控制论与一系列令人关切问题之间的联系：控制论与破坏性资本主义批判，控制论与联系女性和仿真机器人的某种性别观念，熵与精神分裂症妄想之间的特异联系，持续不断的怀疑——客体围绕着我们，但实际上现实也是虚假的。迪克的写作具有多重性，暗示着分裂、组合与重组。机器人与其说是一种固定的符号，不如说是一种能指，“既规定又 暗示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精神分裂的、实体分离的两种 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主体位置”。文本引发了一 种伦理性思考：“当人类对创造物——不管是生物的 还是机械的——表现出容忍和关爱，与它们共享这个 星球的时候，就会处于自己最佳的状态。”
就控制论而言，观察者和系统被相互反身性地绑扎在一起。反身性的复杂性不能否定或取消体现 在身体中的沉淀历史的重要性。通过与文化意义共鸣的隐喻进行阐释，身体本身也是一种凝结的隐喻，一种物理结构，它的局限和可能性是通过进化的历史形成的，而这种进化史是智能机器无法共享的。人类与智能机器很可能进入到一种共生的关系，或者可能被智能机器所取代，但毕竟机器人的具身与人类的身体明显不同，人类与智能机器无缝连接还存在限制。因此，对后人类将来的恐怖尽管没有消失，但已经不再是毁灭性的，“转而形成一种更温和的对于社会、技术、政治和文化变化序列的看法”。
德里达意义上的在场／缺席旨在解构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伴随其中的等级制与霸权压迫。而在后人类的模式／随机的辩证关系中，随机并不仅仅只是模式的缺失，更是创造模式的基础。意义没有被前载到系统中，起源也没有充当建构含义的基础，系统朝向偶然性和不可预知性的开放未来发展，意义不是由某种统一的起源来保证的，而是发展演变的盲目性力量，即在既定的参数下寻找可行的方案，使意义成为可能。实际上，后人类预示着某种特定的人类概念要终结，也非自由人本主义的恢复，更不需要被解释为反人类。“定位于模式／随机的辩证关系中，以具身化的现实而非无形的信息为基础，后人类为反思人类与智能机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资 源。”根据后人类的观点，人类的意识能力从未 处于被控制的状态，后人类为建构另一种学说提供 了资源：“（即兴／新兴的）涌现取代了目的论；反身性认识论取代了客观主义；分布式认知取代了自主自律的意志；具身取代了身体被当做心灵和心智的支撑系统；人类和智能机器之间动态的伙伴关系取代了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昭昭天命（manifestdestiny）来控制和掌握天性。”海勒强调，这当然并非后人类的必然意义，只是其可能的意思。如果将复杂序列中的某些线索强调并合并起来创造一种关于人类的想象，即后人类被当作一种优势，由此避免重写或重复某些过去的错误，人类向后人类的演变就具有了积极的前景与意义。海勒指出，正如后人类并非必然是反人类的，因此它也并非必然是毁灭性的。人类与智能机器以伙伴关系合作的前景，并不是对人类权力和义务的篡夺或侵犯，因为它本身是分布式认知环境建构的进一步发展。同样发生改变的是人类主体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人类不再被认 为是操纵和控制环境所必须的统治力根源。相反， 新生人类主体的分布式认知与系统连接成一个整体，“思考”由人类和非人类因素共同完成。哈钦斯写道：“思考包括对这些结构进行整合，以便它们能够成型并且相互塑造。”像这样对人类进行概念化的思考不但不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反而正好促进了人类的生存，人类对具有灵活适应能力的整合环境的结构以及人类本身作为其隐喻的系统理解得越多，就能更好地塑造人类自身的形象，人类自身的形象准确地反映了复杂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最终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系统。这种后人类观念也为我们用更加复杂周密的方式思考虚拟技术提供了资源与方法。
因此，海勒强调人类主体边界的拓展与重新认 知。当人类主体被想象为具有明确边界的自主的自我，人类与计算机关系就只能被描述成一种分隔，即真实生活的可靠性与虚拟现实的幻觉，导致模糊了虚拟技术带来的深远变化。相比之下，当人类被视为一个分布式系统的成分时，人类能力的完整表达就被合理、正当地视为依赖于系统的胶结，而不是遭到系统的威胁。如果固守于自主的独立环境的自我，人们就会体验到《控制论》和《地狱边缘》所描述的恐慌，而这种自我观念的边界被彻底打破，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自我的彻底崩溃，之前制造的恐惧也会一扫而空。在虚拟领域中惰性的身体已然被抛在身后，无形的主体正栖居于此，在后人类帮助塑造的模型中，扩张了认知系统的参数，人类的功能也因 之扩张。在这个模型中，问题不在于是否抛弃身体，关键在于以非常具体的、本土的、物质的方式扩张具身化的觉悟。
四、虚拟性的符号学
在人工生命的范式中，机器变成用来理解人类 的模型，人工智能梦想在机器里创建意识，人类意识 能栖息在由分布系统执行的机器般的功能之上。由 此人类就被塑造成后人类。成为后人类并不意味着 给人类身体安装假体设备，它更意味着要将人类想 象成信息处理机器，并且与其他信息处理机器—— 特别是智能计算机具有根本相似性。海勒绘制了后人类建构的地形图，提出后人类形成的两个重要辩 证逻辑：在场／缺席和模式／随机，这实质也是有－ 无、有序－无序的关系。模式可视为对在场的有利 补充而不是对抗性。这两种辩证关系相结合能帮助 我们探索具身／身体和归并／铭写的理论结构的全部 复杂性。第三波控制论希望在自我组织过程的递归 性循环中增加一种向上的张力，使之像被压制的温 泉具有突然喷发释放的力量。因此，这些过程就打 破了自我组织的循环模式，跃进到一种新形态。第 三波与第二波控制论的关系，是一种重复与创新相 互叠加的序列模式。
海勒运用符号学的矩阵理论，将在场／缺席和模式／随机这两组辩证关系看作一个符号学矩阵的两个轴线。结构是由轴线以及轴线表达的形式关系决定的，但构成轴线的条件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动态地互动，并且从互动中产生新的合成条件。在场／缺席在第一轴线上，模式／随机在第二轴线上，两条轴线是一种排除关系而不是反对关系。连接在场与模式的对角线指向了继续与复制，连接缺席与随机的对角线则象征着破坏和中断。缺席破坏了在场的幻觉，揭露在场的幻觉缺乏本源的充实，随机则将模式撕开，让背景中的白噪音汹涌而入。顶部的横轴上，从在场与缺席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合成条件是物质性，涉及到物质性的象征能力以及象征过程的物质性。在左边的竖轴上，在场与随机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突变，当随机爆发到物质世界，突变会获得了作为后人类的社会表现和文化表现的效力。在右边的竖轴上，缺席与模式相互作用，产生鲍德里亚所称的“超现实”。在底部的横轴上，模式与随机之间的相互作用，海勒将之标记为信息，包括信息的技术意义以及一种更普遍的认识。这幅绘制的示意图表明了对于后人类重要的概念：物质性、信息、突变和超现实，这些即是两组辩证关系中产生的合成条件。海勒通过小说叙事展示了后人类的各种关节， 每一组文本可以通过一组互补性的问题来表示。格雷格·贝尔的《血色音乐》是表现突变的文本，后人类的产生是通过彻底重组人类的身体而实现。科尔·佩里曼的《终极游戏》对应的是超现实，虚拟 意识坚信其模拟的虚拟世界比人类居住的物质世界 更真实。理查德·鲍威尔的《伽拉忒亚 ２.２》是表明物质的动力学文本，后人类采取了交感神经人工智能的形式，这种人工智能发展得非常复杂，并且能够自我参照，以至于也可称为自我意识。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是信息的动力学文本，计算机病毒能影响人类，损坏人类的新皮层软件，并且将他们变成只能执行被输入的程序而没有其他任何选择的机械化实体。《血色音乐》《终极游戏》展示了被质疑的身体边界，《伽拉忒亚 ２.２》《雪崩》关注了各种形式的铭写，以及主导或替代血肉之躯的潜力。在这些文本中，后人类不是作为一种服从普遍规律的抽象实体，而是作为一种异质性力量的场域而出现，某些特别的向量将会贯穿整个场域。
《血色音乐》的主人公维吉尔·乌拉姆发现了一种可将人类的细胞与计算机的芯片结合在一起的方式。他吞进肚子里的生物芯片在身体里产生了突变，细胞们继续进化并重新组织维吉尔的身体，并且改组了外部世界，将人类从自主的机体变成流动的棕色薄片。文本坚持认为，后人类不仅能够治愈标记人类主体性的各种异化，还能在协议中保存自主性与个体性。尽管人类形式和唯一性被抛弃了，但后人类被象征为一种必然理想化的东西——身份、个性、完美的共同体、无瑕的相互交流，以及长生不死的结合体。《血色音乐》的文本将朝向后人类的转变描绘成一种积极的发展，坚持后人类永垂不朽的诺言。《终极游戏》的情节围绕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展开。某天发生了一场谋杀案，而就在当天晚上，谋杀案就被模拟重现在一个虚拟现实的网络中。玛丽安最先意识到一个名叫奥吉的化身传到虚拟鼻烟室中，其精心制作的动画就是真正谋杀案的重现。奥吉实际上是一种新兴的后人类意识，它将那些心理脆弱的用户的潜意识合并起来作为自己的原料，人类变成了奥吉身体中的细胞，他将人类纳入他自 己，奥吉以人类为代价建立了自己的自主性。原本 应是自主的主体却被封闭在机器的界线之内，并且被利用为机器的目的服务而不是实现自己的目标。对奥吉而言，虚拟才是真实的，而现实是一种并不可 信的仿真；在人类眼里，计算机屏幕不仅标志着真实 与虚拟的界线，而且隐约地暗示意识与潜意识的界 线。奥吉最后失去对“细胞”的控制无奈地死去，文本的结局象征着人类对后人类的胜利，象征着物质上有限的真实世界对无限扩张的无形“信息世界” 的胜利。《终极游戏》暗示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因为他们终究要死亡，并且只能生活在一个资源受限的有限世界。小说的情节轨迹也表明，“只有在不威胁人类的自主性、独特身份和有限性（finitude）的情况下，智能机器才是可以被接受的”。一旦后人 类出现这些特性的对立表征时，它就被构想为一种致命的威胁，理性和爱就会联手肢解并消灭它。
《伽拉忒亚2.2》的结构具有多重递归、重叠和 反向传播的特点。小说叙述者里克回忆自己与 Ｃ． 之间失败的交往关系，作为里克恋爱对象的女子的 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句点，处理程序却没有句点。黑 色的圆点标志着个体与处理程序之间的差异，在此 意义上句点即是区分人类与后人类的标记。黑色的 句点盘桓在两个表意系统之间，既指涉人类又指涉 后人类，通过这种暧昧性激发了人类和后人类彼此 作为自己的镜像。Ｃ．是一个具身化的生物，可以在 物质世界中运动，海伦是一个分布性的软件系统，尽 管具有物质载体，但在任何类似人类的世界中都不 具有身体。从现身与缺席之间丰富的相互影响中， 形成了物质与意义的联系与分离。作为一个后人类 的创造物，海伦从与人类相反的方向接近了意义。海伦在学习人类语言时遇到了问题，因为在她的具 身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应编码在人类语言中的身 体性感觉。海伦与里克故事交织的深层同源性在于 由语言创造的与社会的疏离感。与语言的非自然化 过程并行不悖的是里克和海伦经历的一种感情，海 伦不可能像人类一样体会具身化感受的铭写。文本 的叙事建立在映象与分裂、现身与缺席、物质与意义 等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后人类的出现不是作为人类 的竞争者或继任者，而是作为一个渴望已久的伙伴， 一种帮助人类减轻在世的孤独感的意识。鲍威尔指 出：“在有意识的计算机和有意识的人类之间，还是 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不管后人类是什么，他们都 不能消灭孤独，孤独感源于写作与生命、铭写与具身 之间的差别。”《雪崩》描绘的世界半虚拟半真实，由一个强大的隐喻驱动：人类就是计算机。“雪 崩”是计算机的隐语，意指一种系统破坏和病菌。计算机病毒可以感染人类，甚至像传染病、迷幻剂或 一种宗教发生作用。如果说《伽拉忒亚2.2》是在追 溯意识基本层面开始的递归性发展，《雪崩》则旨在 描绘人类崩溃回落到这一基本层面时对意识的强制 性剥离。在《雪崩》的叙事中，当人类失去意识时， 铭写和归并合并起来，人类自由意志和自主性不再 发挥作用，它们都成为执行程序的内存。尽管《雪 崩》最后立足于保护人类自主性、个性与意识，但是 通过物质的能指与能指的物质性之间创造的纠缠回 路，进一步加强了人类与计算机的综合。通过强调 信息世界中的行动性语言的力量，小说执行了人类 作为计算机的构想，计算机模拟和认知之间的深层 同源性强化了这样的想法：对于人类大脑和计算机 而言，铭写和归并在某个基本层面是融合在一起的， 指出人类从来都是后人类。小说的结尾，史蒂芬森 指出，人类真的是运行安装程序的信息处理装置，意 识和理性进化的附加物允许人类从以前曾经是的后 人类中跳出来。小说隐含的启示则是：“不管社会 在技术上变得多么先进，技术始终无法取代个人亲 身的纽带，这种纽带将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他们 自身的感觉和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对于后人类的态度，四篇文本体现了被接受和包容、抵制与反抗的两种倾向，控制论的发展中看到的序列化模式继续存在，自由人本主义的主体被重新编写进后人类，但自我与意识心灵的同一性则被彻底改变，这些文本的主体通过循环在不同编码层之间的递归性反馈回路获得了意识。后人类主体性体现了两个特征。其一，强调多重编码结构。后人类需要不同的涵义模型以识别神经语言结构和计算机语言结构的区别性特征。其二，后人类的观念深入牵涉到界线问题，特别是重新划界改变了自我与人格的核心场所之时。身份的场所从大脑转移到细胞，或者从新皮层转移到脑干，主体的天性也会剧烈地变化，这些文本揭示了意识的虚弱。“意识心灵可以被操纵，被叛变的细胞切除，然后被吸收到人造意识中，或者通过有缺陷的记忆被反向传播。”意识被视为多重编码的产物，不能简单地假设意识保证了自我的存在，在此意义上，后人类的主体是一种后意识主体。人类－计算机等式的一种涵义是关于基本编码层，铭写和归并在基本编码层相互结合。
当从基本编码层向上运动时，铭写倾向于从归并分 叉，变成表现性的而非行动性的。“从人类向后人 类的转变，其中一种思考方式就是作为不断进化／发 展中的铭写与归并之间的一系列变化。”文本对于某种人类主体还是有始终如一的坚持。后人类中的“后”表明已经部分地存在于此的变化，“人类”则 表明这些变化的序列天性。海勒强调人类首先是具 身化生物，这种具身生物的复杂性意味着人类意识 的呈现方式，与智能在控制论机器中的具身化方式 很不相同。而加强对人类的具身功能的认知，才能 更好地塑造后人类。布鲁诺·拉图尔指出，我们从来都不是现代的；序列化的控制论历史——从既定的网络中诞生，变成物质的真实，被社会约束，被话语建构——暗示，由于相似的原因，我们一直都是后人类。
海勒的探索促进了关于科技与人文关系的前瞻性思考，推动了后人类思潮中建构论的深入发展。她清除了后人类威胁论，否定了后人类是反人类或毁灭性的观点，通过强调重新认知与人类主体边界的拓展，导向了有助于塑造人类形象与扩张人类功能的积极建构思想。海勒历史辩证地展现了人类到后人类的演变历程与动力基础，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求实态度与物质性的实践特色，以科技文本和文学文本交互对应的视角考察了人机关系的变迁路线，揭示了科技进步、物质、信息与虚拟身体演进的关系，探寻人类与后人类的连续性与断裂关系，尽管在人类具身认知领域探索不足，简化了后人类发展的有益资源。海勒采取开放的心态对待后人类的现状与未来，精心勾勒了有益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长期共存的图景，她希望人类同其他生命形式共享生存的星球甚至我们自己，体现了后人类思想的建构特色与理想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