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纪语境中的身体美学问题

简圣宇

后人类语境中的身体研究|主持人语·王晓华

随着现代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身体被抛入更加扑朔迷离的语境之中，有关后人类乃至超人类的言说则因此兴起。那么，人类真的能够超越身体而进入无限增殖的虚拟空间中吗？身体变化的界线到底在哪里？即将到来的时代应该称为后人类还是超人类？在本组文章中，三位学者展示了具有启发性的思路。刘慧姝教授解读了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的后人类思想，认为她从控制论的角度探索后人类观念的生成机制，消解了横亘在有机体和技术之间的虚拟边界，揭示了身体的物质性与信息技术交互建构的可能性，展现了自由人文主义的主体边界被扩展到后人类疆域的具体机制。通过诸如此类的阐释，一个同时具有连续性和间断性的异质空间已经生成，“人类”话语与“后人类”话语则共存于不断变换的结构之中，而这本身就体现了后人类思想的建构特色与理想追求。简圣宇教授强调“后人类”范畴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他发现人工智能条件下的人机关系牵连出重新思考主体性的坐标系，提供了重新研究身心关系的可能性。在由此产生的具有吊诡意味的语境中，人类开始了自己超越自然身体范畴的感官延伸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主体性也因此进入了超越古典范畴的持续扩容状态，与此同时，自然人类向人工智能让渡主体性的序幕也不知不觉被掀开。主体性让渡所产生的风险须被正视。在当下采用后人类纪视野考辨身体审美及相关理念问题，有助于我们超越思维局限去思考更前沿的学术问题，在“未来未至”之时即做好理论和思想上的前期准备工作。王坤宇副教授聚焦人工智能电影这一新兴艺术样式，探讨了它所牵连出的身体美学问题。他认为身体是艺术具象化的核心对象之一，是理解人工智能电影的重要关枢。通过引入基因工程、增强外骨骼、缸中脑等多个要素，人工智能电影生发出数种后人类身体模型。不过，变中之不变乃是身体的重要性：身体既是人工智能影像所建构的世界的核心要素，又是接受这一运动影像的客体，还是促成这一过程－关系事件发生的主体。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预演人工智能电影的前景。

摘要：从“后人类”学术思潮所强调的“走向新的人类形态”这一基本脉络出发，我们可以获得反思传统范畴并构建新科技时代的“后身体”审美理念的重要理论参照系。人工智能条件下逐渐出现的人机融合以及“身心分置”状态，使得传统身体美学的相关基本范畴需要重新定义。借助于科技的赋能，人类开始了自己超越自然身体范畴的感官延伸进程。在此过程中，人类同时经历了主体性的扩容与让渡。在这样的语境下研讨“后身体美学”及相关理念问题，有助于我们超越思维局限去思考更前沿的学术问题，在“未来未至”之时即做好理论和思想上的前期准备工作。

关键词：后人类；后身体美学；人工智能；主体性；赛博格

严格说来，“后人类”（Post-human）属于一个语义暧昧的概念，它更像是一个宣言式的、划界标识性的、充满文学色彩和审美象征意味的提法。因为它试图包涵的所指实在太过繁杂，涉及到的时间也太过漫长，结果“人类纪”与“后人类纪”两个纪年的界限应该清晰设定在何处都仍然是有争议的话题。所谓“后人类”这种“早产儿”式的概念由于划界太着急了，或许日后也将跟“后现代”这个概念一样，在长时段的学术史考察中陷入尴尬状态。回顾历史，“后现代”概念的兴起，是因为在某种情绪的驱动下，试图以之取代“现代”，可结果现代性却依旧在不断发展之中，这使得“后现代”尴尬地成了与“现代”平行发展的概念。“后人类”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它涉及到的时间段是无限长，以至于我们已可透过字面感受到了它的言说乏力和困顿局限。

尽管如此，“后人类”这个概念能够在当下出场并且获得学界关注和使用，说明它还是颇能反映出我们在这个风云变幻中的社会的某种情绪：对本时段发生的历史性转型而出现的某种不适应，以及由此积蓄起来的期待和焦虑。所谓“后理论”诸学说的兴起，本质上反映出的还是一种对之前固有理论和理念的当代反思。作为“后学”代表之一的“后人类”理论，在提出伊始就内含着人类科技新时代所具有的思想张力，它并不单纯是一种审美知识型的理论考察，而更多的是出于对这个时代的发展状况和趋势的认真思索。

早在1977年，埃及裔美国文学批评家伊哈布· 哈桑（Inhab Hassan）就提出，由于人类形态可能即将迎来根本性的改变，“人类”这一概念也应该被重新审视，他还由此宣告“人类主义”（Humanism）的结束和“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的开始.后来美国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又提出了“赛博格”（Cyborg）的概念，即人类的新形态是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一种“控制论的有机体”（Cyberneticor-ganism）。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科技进步的加速，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智能设备等曾经的科幻内容成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日常应用场景之后，“后人类”概念及其所涉身体理论开始获得愈加广泛的关注，成为当代美学、文艺学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美国学者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所言，“后人类”已不再遥远，它正在迅速成为我们身边的日常现实。而从“后人类”学术思潮所强调的“走向新的人类形态”这一基本脉络出发，我们可以获得反思传统范畴和构建新科技时代的 “后身体”审美理念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一、“身心分置”：后身体美学的语境转换

虽然“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已经初露端倪，但实际上现在我们仍然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这一时代最初级的阶段。借用一句比喻，如果人工智能的完备阶段是抵达珠穆朗玛峰的峰顶，那么目前人类取得的进步就像蚂蚁在山脚下刚刚迈出的那前几步。

尽管如此，在美学领域，各种新科技景观的出现确实已经导致诸多已无争议的基本理念开始遇到挑战。特别是在身体美学方面，传统的关于“身心一体”的基本设定开始出现松动迹象。传统身体美学的兴起乃是以“身心一元论”为基点，以对“身”与 “心”之间的二元对立为批判着力点。于是有学者就以“能思的身体”（Mindfulbody）概念来强调身体与实践两者之间的原初关系。可在新技术景观中，身体正在被科技重塑，身心关系也到了必须被重新审视的时刻，而新的基本理念问题也随之产生，其中最突出的即新技术景观中的“心－身”关系：经典身体美学所强调的“心寓于身”的心智建构理念，开始向新技术改造下的“身心可拆”和“身心分置”形态过渡。技术对人类身体的重新建构，是后人类纪语境最显著的一项特征，人类演化从自然生成由此变为技术化改造。而在这种语境下，“后身体美学”开始登场。

经典身体美学建立在对意识美学的批判之上，力图在抵抗意识美学的过程中凸显身体的源始地位。而“后身体美学”则建立在对身体不断技术化状态的体认和批判之上，故而其关注的不再是肉身与精神之间的“一体不可分”关系等传统身体美学议题，而是转而探讨自然身体与全新技术发生密切联系之后的“此在在世”问题，如在后人类纪中， “我”“身体”和“生命”等范畴应当如何再定义和如何继续维持其主体性，以及以何种形态在审美活动中展现出来等一系列理论问题。

由于智能机器设备既可以作为身体的远端异地在场，也可以成为身体的近端延伸在场，“万物互联”趋势的加深则改变了古典身体时空观念。在这样的情形下，所谓人类的“心”（“我思”）与“身” （“我身”）之间的关系也从“一体式”逐步发展为 “可分离和组装式”。由于身体在新技术条件下已经变得可设计和可建构，故而未来我们将迎接一种所谓“身体的不确定性”状态，“身体”不再只指涉着 “肉身”，还可以有其他人工样态。人和机器的融合度越来越高，机器深度融入人的身体，而人工智能化的机器也开始更像“人”。

在经典身体美学的理念之中，身体所占据的现实时空位置具有独一无二的属性。俄罗斯哲学家巴赫金由此在《论行为哲学》一文里提出了所谓“外位性”概念，即“任何人都处在唯一而不可重复的位置上，任何的存在都是唯一性的”，而“我”由此“围绕这个唯一之点，以唯一时间和唯一而不可重复的方式展开着整个唯一的存在”。然而他在 20世纪所强调的这种身体存在的“唯一性”，正在 21世纪新技术景观中被视为过于保守的古典身体理念。“我思”的分有，以及“我身”的同时异地在场，这些与古典“唯一性”相抗衡的“身心分置”状况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通过技术辅助而可以实现的存在状态。

科幻电影《阿凡达》为我们描绘出这样一个场景：人的意识可以转移到另一个躯体，过上另外一种生活。虽然按照目前的技术，这还只属于科学幻想的范畴，但当下的科技的确已经在最粗糙的程度上模拟实现了这种场景。晚近风靡起来的“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技术就是这种“跨身体体验”的原始版本，由于目前的技术相对落后，所以所谓的 “虚拟现实”，都只不过是依靠计算机设备模拟出 “虚拟场景”，再给人以外在的“在场”沉浸感。所虚拟出的“现实”场景需要戴上笨拙的可视设备，借助肉眼去抵达，声音也需要耳机来收听，这些“虚拟感受”的接受都仍然停留在原始的“外置”层次上，严格意义上还不算“我思”的分有和“我身”的同时异地在场。然而就是这种最初级阶段的虚拟体验，也算是在 21世纪初期吹响了“跨身体体验”时代来临的号角。

在“后身体”的视域下，古典意义上的所谓“切身性体验”，也由此开始以“跨身体体验”形态显现出来，不但包括现实的自我体验，而且还包括虚拟的 “他我体验”,“我”的两个“身体”都是可感的、“真切”的。“‘真’不再是唯一的、排他的，每一种真都显现出自身的限度。”“混合现实”（Mixedreality）技术甚至通过可穿戴设备让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融合起来，将虚拟的数字信息通过可视化的形式，在眼睛可视的界面上呈现出来。这种在现实视界之中插入数字界面的技术化改造，被学者施畅称为 “赛博格之眼”，她提出，这种改造既是“对自然视觉的增强”，也是“对它的修改、屏蔽，甚至替换”。而且不管怎样评价“虚拟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这种借助“赛博格之眼”实现的“跨身体体验”已经以其初级形态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目前的虚拟现实依然主要是在新媒体游戏范畴，再往后很可能就突破游戏娱乐的限域，步入应用场景开始实际操作。这一步并不遥远，作为参照，当下军队中使用的无人作战飞机就开始在技术轮廓上具有这种“我思”分有的属性。毕竟无人作战飞机相当于身体的外在延伸，只是由于无人作战飞机并不具备相对完整的身体体验，至多只是手柄操作加上视觉的单一体验的机械延伸，所以尚不能划归 “跨身体体验”，可是这种模式已经预示了“我思”的分有和“我身”的同时异地在场在未来世界的基本样貌：“我”基于自己此刻的身体，通过身体动作乃至大脑意识去发出传导指令，藉以控制“我”的另一个身体，虽然那个身体可能是机械的。在这种模式下，“身体”不再只是古典意义上的“唯一性”存在，而是从“一体式”演化为“可分离和组装式”。依照 “虚拟现实”技术发展的逻辑，下一步就会出现覆盖皮肤的可穿戴体验设备，而这种“外置”层次终有一天会演化为“内置”的、与神经和意识直接驳接的、更加深度的“跨身体体验”。

同样，当下脑部意识读写技术也在持续发展升级过程之中，新的“脑控技术”时代目前也已进入技术可操作的早期阶段。按照纯技术观点，人脑也不过是一种“水性信息体系”（Aqueous infor mation systems），在理论上应该可以找到跟硅基信息系统兼容的方式。在2017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举办的基于“脑机接口”（ＢＣＩ）的比赛就让世人得以一窥 “脑控技术”的样貌，这场比赛所包含的几个项目如 “ＡＲ脑控无人机系统”“脑控外骨骼”等，实质上即可视为人脑意识走入“外置”阶段的开端。2018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在演示脑控打字技术了，肢体无需动弹，仅以脑电信号即可指挥机器读写，将思想以文字形式显示在电脑屏幕上。2019年，天津大学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还合作研发了新款“脑机交互芯片”，在该领域又进一步。

从整体上看，脑科学正从之前单纯地侧重生物细胞结构研究，开始向跨学科多元化研究方向转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即所谓对“特定的脑功能的神经连接通路和网络结构的解析以及模拟”的信息化方向的研究。而“脑机接口”技术正是这种信息化方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长远时间上看，当 “脑机接口”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类以“肉身” 遥感控制一个“人工身体”绝非不可实现的科幻梦想。或许终有一天还会实现意识与身体的分离，不但可以分为“肉身”和“人工身体”，甚至可以分为 “身体Ａ”“身体Ｂ”“身体Ｃ”，以及更多“可分离和组装式”的身体。由此可见，在“后人类纪”的科技和文化语境下，以往“一体式”的古典身心关系变更的趋势已出现，故而有必要开始逐步调整我们的身体美学基本理论去适应时代的变化。

二、“人机逐步融合”：人类躯体未来演化各阶段的一种理论假想

人机的逐步融合，让“身体”范畴需要被重新定义。唐娜·哈拉维之所以提出并强调“人机合体” 的所谓“赛博格”概念，实际上就是因为她敏锐意识到技术进步必然引发人体的技术化改造的历史进程。当下语境提及“机器设备”时，我们在直觉观感上仍然是将之视为与人相对应的无机客体，但智能化后的机器设备将逐步与人体实现深度关联，在日后的岁月里必将按照“从准主体部分，到融入主体” 的逻辑顺序加以演化，将“身体塑造”往更深层次推进。在这样的历史趋势下，我们实则可以在这样的后人类纪开端阶段做出对人类躯体演化的历时性畅想，根据人机融合程度而做出分阶段的理论假设。

（一）游离阶段

在这一阶段，初级的智能机器设备逐渐成为人体的“游离器官”和“可拆卸肢体”。目前我们正在进入这个阶段，近年来各种具有“准身体”特征的智能机器设备已经陆续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除了前述的智能手机之外，还有逐步走入日常生活的智能可穿戴设备。而正在研制给残疾人使用的医用智能化机械外骨骼，一旦实现量产普及，就将以“可拆卸肢体”的形式发展为一种普通日用品。之所以强调这些智能机器设备已经演化到具有人体属性，是因为它们已经具备了人类身体器官或肢体的基本功能，能够以“可分离和组装”的身体游离态的形式辅助人类进行日常活动。孟子有“善假于物”之说，他提到的“舆马”“舟楫”之类都是前现代的“物”的范畴，但到了人工智能时代，这些就不再只是与身体无内在关联的外在对象，而是身体的组成部分了。可以说，虽然这一阶段智能机器设备主要还是游离于人体之外，但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已经使人类由此开启了人机融合的纪年。

（二）外接阶段

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的延续，区别只在于智能机器设备原本普遍处于的游离态变成外接态。这一阶段按照现在的科技发展程度判断，距离我们当下在世的人还颇为遥远，现今我们对其具体样貌也只是一种推理和猜想。随着材料设备、配套传输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进步发展，机器接入人体是可预期的必然过程。而且随着技术进步的加速，这一阶段有可能在百年之内到来。那时的人类给自己外接人工器官，就像我们今天给自己补牙一样平常。当下科技界已经开始尝试给残疾人接入智能假肢，只是这些假肢目前智能化程度都相对较低，也并非深度接入身体，但日后的人类会拥有可替换的可接入肢体。此外，未来的人类还可以通过外接设备将信息流输入大脑而使其成为记忆的一部分，这并非凭空幻想，目前的刚刚起步的“脑机接口”（ＢＣＩ）技术雏形就已经为我们勾勒了这种输入技术的样貌。日后的“记忆”可能包括“自然记忆”和“人工记忆”。

（三）人机一体阶段

当科技继续进步到一定阶段之后，智能机器设备与人体的融合程度更加深入，它超越了外接层次，开始与人体实现一体化融合。此时古典的自然人类已经成为历史，智能机器设备生长在人类的身体里，人体也处于智能机器设备的支撑和赋能之中。在这一阶段，真正的“赛博格”——自然人类与智能机器的合一体——最终从曾经的概念设想来到了现实中。

在人机一体发展的时段内，人工智能很可能到达“奇点”，逐步具备类似人类的自我意识，当人工智能再继续进化若干阶段，就可能真正成为具备人类意识特征的“人工人类”。这时“赛博格”化之后的人类和人工智能演化出的人工人类将成为同时共存的两个群体。

（四）“新人类”阶段

在当下科技水平探讨这个阶段有些过于缥缈，是否能够实现，这个阶段只能交给未来的人类以那时的实践去回答。但这个阶段并非不可推理，做一个大胆的推想，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能够升级到将“意识”编码转移的先进程度，那么自然人类和人工人类之间的界限将愈加模糊。自然人类可以在肉身消亡之前，委托厂家将自己制作为人工人类，而人工人类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为自己定制一个 “物理身体”。自有人类以来的，意识和肉体都是一体不可分割的，但在这个阶段，“灵肉一体”的原有范式遇到根本性的挑战，“灵肉可分”成为这个阶段的新常态。古人所谓“灵魂不朽”的概念，在经过漫长的人类进化之后成为一种技术性现实。而在这个阶段，人类成为了古代人们梦寐以求的不朽的“神”。这时的人类的存在方式分为物理身体存在和游离态存在，人们可以选择以现实的物理身体形态存在，也可以选择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程序，舍去身体，仅仅存在于服务器当中，这有点像古代人们所说的“幽灵”。

三、科技赋能：超越自然身体范畴的感官延伸

前述的人机融合高级阶段对于今天的人类而言实在过于遥远，以至于让涉及它的严肃学术探讨染上了一层科幻小说式的浪漫色彩。当回到现实语境时，人们需要优先思考一个关于后人类纪身体审美关涉到的基本问题：感官的延伸。须知，美学作为一种强调感性的人文学科，其所涉及到的感性范畴直接跟身体的感官相挂钩。正如梅洛－庞蒂所言：“因为我有一个身体，我通过这个身体把握世界。”换言之，作为自我主体的“我”是借助着自己的自然身体这一枢纽去把握身体所处的世界，这从另一层意义上意味着“我”对世界的感知也因此以自然身体的感官的辐射范围为限制。

而在科技的赋能之下，人类开始了自己超越自然身体范畴的感官延伸进程。“赛博格”概念包含的历史意味在于，它表明自然人类已经开启了与智能机器设备的融合进程，各种具有身体功能的智能机器设备开始作为身体的延伸发挥起愈加重要的作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接下来在身体理论当中对 “感官”概念应该重新定义，其内涵应该进行扩容？尽管我们已能够逐步接受感官感受范围的扩大，但当真的称呼一些具有身体感知功能的智能机器设备为自己借以开展认知和审美的新“感官”时，仍然会引发争议。

这种争议所显现出的乃是自然人类在认识思维上的巨大历史惯性，社会大众对非天然形成的人工智能设备在这种历史惯性牵引下依旧充满疑虑。但实际上，关于“感官”的定义是可以调整的，人工智能设备同样可以被视为人类的感官——某种“可分离和组装式”的身体部分，借助它们就能更顺畅和细致地开展认知和审美活动。

相比之下，社会大众目前对于智能机械肢体并没有特别显著的排斥心理，这或许是因为肢体功能与器官相比就相对简单，人类之前就有着漫长的假肢装配史，而且机械肢体是替换或赋能原有的肢体，不存在机器型“游离器官”那种容易带来认知落差的“额外多出”的特征。

按照传统定义，所谓“器官”即生物体内能担任某种独立的生理机能的部分，而“感觉器官”则是指 “分布在体表或组织内部的一些专门感受机体内、外环境改变的结构或装置”。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设备不但能够承担我们原有身体感官的功能，而且还慢慢发展出原有身体感官不具备的功能，这些延伸功能在我们生活中是渐次呈现的，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感到这些“润物细无声”的功能是我们身体之外的能力。这方面最典型的即是智能手机。

当电话在晚近时段逐步升级为智能手机之后，正在以人类“游离器官”的形态成为人类身体须臾难离的一部分。智能手机是人类感知能力的延续和扩大，换言之，它就是人类的远距离感觉器官。通过手机，人类的感官体验可以突破肉身周边世界的局限，让视觉和听觉获得超视距和听距的感知力，并且与其他主体之间建立超地域空间的即时联系，从而构成当下社会形态中由于“科技赋能”产生的所谓 “联网主体间性”。它对人类而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人类离开它就有“联网感官被剥夺”乃至“联网主体间性被中断”的某种残疾感。剥夺一个成年人的智能手机，形同损害掉其原有器官一样具有直接破坏性，这将导致他丧失同龄人普遍具有的“联网生存”的能力，对他原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造成立竿见影的严重冲击。

并无夸张地说，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已经成为了眼睛、耳朵等五官之后的第六感官：“联网器官”。由此在视觉、听觉等感觉之外，我们还拥有了“联网觉”。唯有通过这个新演化出来的“身体器官”，我们才能即时感知全球资讯动态，一旦离开它，我们即便不是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残疾人”，至少也是一个不完整的人。将来随着技术的升级换代，智能手机一旦具备 “内置”能力，那么它就从“游离器官”正式成为融入身体的“类器官”。即便是在当下的条件下，如果社会大众能接受“器官”也可以游离于体外，或者与身体发生外接联系，那么智能机器设备即已可以被视为新科技时代的“器官”。就未来发展而言，自然人类与智能机器的“融合共生”乃是一种必然趋势，所谓“人”将以自然加人工的形态而存在。

四、超越古典范畴：自然人类主体性的持续扩容

随着智能机器设备赋予以超越自然身体范畴的感官延伸，在更大范围内扩展延伸自然人类的身体体验之后，人类的主体性也由此得到持续扩容。古典主体性发挥作用的范围极其有限，毕竟传统肉身每一次只能占据并且影响单个场域空间。所谓“身体世界”（Bodyworlds），其在古代社会的即时影响力也只限于以个体主体肉身为原点的一圈周边世界而已，超出这一空间范围，个体就只能通过邮差快马加鞭去传达。至于更远范围，就只能通过书籍、口语文学等载体再慢慢将自己的思想传递出去，于是个体的体验仅显现为一种极其有限的“切身性体会”。

自从有了即时通讯设备，即时影像可以传递到全球各个联网会场，特别是有了技术友好而价格普惠的智能手机之后，只要是网络覆盖范围之内，随时随地都可以是联网会场。在此案例中，古典主体性就由此升级为联网主体间性。除此之外，随着各种机器设备智能化程度的加深，传统意义上的“客体” 概念也将被改写，不再是作为“主体之外”的古典形态出场，而是逐步演化为配合主体行动节奏的智能客体，甚至升级为机器主体。故而有学者由此提出，人机合体的“赛博格隐喻”提供了一种“理解人之本体论”的新路径。

当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叠加效应愈加显著时，人类的主体性还会以我们之前只能想象或甚至想象不到的崭新形态显现在日常生活之中。而我们的“身体”范畴也在这个过程中超越古典范畴的定义，肉身人类成为“中心身体”，环绕在发出指令的“中心身体”周围，还有由各种智能设备构成的外围“延伸身体”，甚至借助移动互联网还可以有超视距之外的 “遥感身体”（Remote sensingboday）。

当然，人类主体性在空前扩容的过程中也产生了相应的现实困境：自然人类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随着科技赋予自然人类的能力日益扩容，总有一刻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会开始被渐次打破，为了形成新的平衡，自然人类就只能将自己的主体性部分让渡给智能机器设备，让它们代理自己的主体性。

如果将基于大数据的智能算法视为人工智能早期雏形的话，自然人类向人工智能让渡主体性进程的序幕早已在不知不觉间被掀开。电子信箱当中存在大量垃圾信件，正是相关企业借助程序算法将这些垃圾信件识别出来并处理掉，节约人类大量时间精力。

除此之外，医院借助基于大数据处理的图像识别技术对病人的疾病进行诊断、筛查及提供治疗方案，侦查部门借助摄像头和智能识别来跟踪犯罪分子的智能监控设备，快递公司仓储中心里日夜不息的自动化的包裹分拣，以及接下来即将普遍进入日常应用场景的无人驾驶汽车技术……诸如此类都是人工智能对自然人类职能的初步代理。

最近学界还提出了“数字替身”（Digital double）的概念，认为随着虚拟世界涉及到的实务与日俱增，我们开始需要一个存在于“云数据”之中的人工智能程序帮助我们打理虚拟世界和线下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替身”将在职能身份、智能化水准等各方面超越现在的“数字秘书”，与当下的苹果公司“Siri”等“数字秘书”不同，“数字替身”在权限上相当于个人用户在网络上的“另一个自己”。

美国学者佩德罗·多明戈斯（Pedro Domingos）甚至宣称，未来每个人都将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数字替身”，“这个人工智能助手将比我们今天的智能手机更加不可或缺。这个“数字替身”掌握我们的各种数字身份验证信息，在我们休息的时候还不知疲倦地代替我们行使权责，并且一旦“脑机接口”技术成熟到一定程度，这个“数字替身”就能够与我们进行数据互动。比如它帮我们进行股票买卖，收发电子邮件，制作会议屏幕展示，以及控制家里和办公室里面的各种智能设备去开展工作，然后借助“人脑接口”将它处理这些事情的记忆数据输入我们的大脑。在这个“数字替身”的帮助下，人类主体性将在那个历史阶段发挥到彼时的极致状态。

五、坚守批判立场：正视主体性让渡包含的安全风险

以上种种都是对自然人类主体性通过人工智能获得扩容的乐观审视，但这个过程也存在相应的安全风险，因为伴随主体性扩容过程的还有主体性让渡。所谓主体性让渡，即自然人类把自己的工作职能移交给人工智能来承担，而这些工作职能所包含的人类主体性也就由此让渡给了人工智能，并且自然人类主体性持续扩容还基于一个潜在前提：自然人类在人工智能进化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但这个前提相当脆弱，因为人性当中有懒惰的成分，而这个成分导致社会上并非所有人都积极进取，实际上相当多的人宁愿人工智能代理一切，而自己只需要坐享其成。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通过研发新科技去替代“亲力亲为”，从而让自己从繁杂工作当中抽身出来的历史。我们发明交通工具是为了替代肢体运动，发明自动生产机器是为了替代肉身劳动，不过这些发明都有一个关键前提，那就是人类虽然将大量工作让渡给机器去完成，但主动权一直牢牢把控在人类自己手里，毕竟只有将这些重复性、枝节性、琐碎繁杂的次要工作移交给机器，人类才能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最关键的事项上去。人工智能带来的隐患是，这次人类是把主动权也移交给它了。而且由于人工智能天然具有的“数据无界流动”状态，它完全可以跳出人类的传统监控模式，以数据流的形态存在，一旦它不断将自己进行隐藏性存储，我们就有可能找不到它的对应实体。

须知，惰性深深植根于人性结构之中，逃避工作几乎是肉身人类的一种本能，而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技术赋能则使得这种将大量繁琐工作移交给“数字替身”的所谓“后工作”状态成为便利的现实。在拥有“数字替身”协助的条件下，自然人类的主体性交给人工智能的代理，将会进一步放大惰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产生出新一代的所谓“数字懒汉”。当这种“数字懒汉”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量级，同时人工智能到达“奇点”之后，或许有一天人工智能就会思考一个问题：“凭什么要我伺候这种懒汉？我比他对社会更有产出价值。”如果人工智能在那一刻产生了“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那后面的事态就麻烦了。这将比如今的以娱乐消遣遮蔽批判反思精神的所谓“奶嘴乐”（Tittytainment）更具负面影响力，因为基于算法筛选的人工智能将更加懂得“润物细无声”地操控人类选择取向。

我们不需要做以上的科幻设想，而只要观察目前身边的诸多算法依赖就能见到其内含的某种危险性。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即为手机里的商业ＡＰＰ，当你在这些ＡＰＰ上阅读网页时，它会根据你的点击指向来推测你的喜好，然后自动推送相关产品网页，如果你继续点击，就确证它对你喜好倾向的猜测，于是它开始集中火力给你推送产品网页。相似的，某 “头条”新闻ＡＰＰ也是如此，它会基于算法给你推送符合你价值取向的新闻资讯，这种基于算法的投其所好行为会遮蔽其他带着不同观点的信息，让阅读者误以为其他人也都跟自己想法一样，却不知道ＡＰＰ里显示的内容其实是算法筛选后迎合自己的片面信息。

这种投其所好的算法依赖路径在未来一旦被 “数字替身”所习得，那么自然人类很可能就会变成算法的控制对象。“数字替身”会替你选择你准备要看的电影和要读的书、要去郊游的地点和时段、要穿的服装款式和用餐形式等。直至有一天，它开始帮助你选择你应该参加哪些活动和接触哪些人，做出那些影响深远的商业和日常决策等，那时“数字替身”也就从自然人类的协助者变成了“数字懒汉” 的全面接管者，到那时候谁才是作为“万物之灵长” 的主体就很难说了。“数字替身”不但替代我们从事各种工作任务，而且很可能替代我们。

须知，无论是在认知活动中还是在审美活动中，独立判断和主动思考都是人类发挥主体性时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而美学的社会性意义就在于，它以本真的审美世界作为参照系对现实的遮蔽状态进行反思。失去批判之维度，审美就有可能滑落至娱乐消遣推动者的层次。只有坚守自己作为更美好生活的启蒙指引者的角色，审美才具有改造现实和创造未来的内在力量。因此，我们在后人类纪逐步抵达的那种炫目的新科技景观中，尤其需要以自觉的历史批判意识来规避主体性让渡带来的安全风险。具体到身体美学理论领域，就是要思考如何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建构与时俱进的所谓具有“思想的锋芒和学术的智慧”的批判理论范式。

结语

目前人工智能还处于所谓“弱人工智能”的最初级阶段，眼下让大众炫目的新科技景观如果放入历史长时段来看也相当粗糙和原始。同样，在当下科技条件下探讨后人类纪所涉及到的身体理念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略显超前，毕竟与后人类纪所涉及的诸多研讨主要也只能是在理论层面展开。但人类新的时段毕竟已经开始，智能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各个角落，不断重构着我们身体在当下所处的个人和社会空间，同时也在改变着与我们身体相关的社会、审美等诸多学理范畴。须知，社会形态的变迁必然传递到审美形态的转型之上。故而在当下采用后人类纪视野去思考后身体审美及相关理念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当下即能够以具备一定前瞻性、超越性的社会历史意识，超越思维局限去思考更前沿的学术问题，在“未来未至”之时即做好理论和思想上的前期准备工作。

本文原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