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军

百周年校庆期间，对于北京大学的传统或精神既有官方的版本，也有民间的说法。民间版本中最典型且影响较大者要数自由主义传统的说法。如刘军宁《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一文就明确地提出北京大学的传统就是自由主义的传统。把北大的传统归结为自由主义似乎是有理由的，因为蔡元培校长在其《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就明确地说过:“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全集》第八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11页。1923年后接替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5年之久的蒋梦麟先生在其《北大之精神》一文中也强调指出，北京大学精神包括这样两条:第一条是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他说:“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第二条是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原则。他说:“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蒋梦麟：《北大之精神》，载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584—585页。凡此种种都在清楚地表明，北京大学的传统应该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其他如胡适、傅斯年等人关于北京大学精神或传统的说法似乎也清楚地表明了兼容并包应该是北京大学的传统或精神。

北大精神是什么？当代中国大学的文化与精神问题是，即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京大学的传统或精神，我们能否从中进一步充分地演绎出自由主义这一传统呢?兼容并包与自由主义之间是应该有所区别呢?还是两者就是一个东西呢?我们的看法是它们之间应该是有明确的分界。我们很难从“兼容并包”直接地推出北京大学的传统就是自由主义传统的说法。因为:第一，从事实层面来看，从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二三十年间的北京大学的校园内不仅仅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也有其他的种种主义或思潮，如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虚无主义、进化论思潮等。可以说，中国当时社会所有的或当时世界上所有的种种思潮几乎都可以在北京大学找到它们的代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只是当时北京大学校园内花色繁多的主义中的一种，并不能包容其他的种种主义。我们说，自由主义是一种最能容忍其他主义的、最开放的主义，但我们却也能清楚地看见，自由主义与其他种种思潮或主义之间的明确的区别。如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之间就有着明确的分界，这两种主义似乎就很难归结到自由主义之中。所以自由主义并不能涵盖一切的主义或思潮。因此，我们说，自由主义是北京大学传统或精神的一个方面的内容,而不能说自由主义就是北京大学的传统或精神。

第二，从学理层面看,“兼容并包”不能归结为自由主义。所谓“兼容并包”，即是指把各种主义都收罗净尽，是各种思想同时并存的局面，而不是单打一，由某一种思想独霸天下，所以“兼容并包”不能归结为某一种主义如自由主义或其他的什么主义。如果说自由主义是北京大学的传统或精神,那就不得不将其他的思潮排除在外，如此就必不能反映北京大学的整个思想风貌。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采取蔡元培的说法，就是北京大学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思想自由与自由主义之间无疑是有区分的。如果自由主义真能包容所有其他一切的主义或思潮，那么结论就是，自由主义也就不成其为自由主义了。

第三，从功能的角度着眼，说北京大学的传统或精神是自由主义也没有清楚地反映北京大学这样的教育团体的性质或理念或功能。在此，我们当然首先得明白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根据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罗尔斯的看法，所谓的自由主义包含如下的一些基本原则:（1）自决原则:个人的生活只有在他们是自我决定的即自由选择的意义上才是有价值的；（2）最大限度的平等自由:国家应当保障每个人与他人的同等自由相容的最大的个人自由；（3）多元主义:由于个人确实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有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简言之,存在善的观念的多样性；（4）中立性:从前三项原则可以推出，国家应当在各种生活方式与善的观念之间保持中立，反对至善主义；（5）善的原则:应当公平分配资源，以使所有人都有追求其自身善的观念的公平机会；（6）正当对善的优先性:正义（正当）原则约束个人对其自身善的观念的追求。从上述的关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无疑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可以说纷纭复杂，但不管是何种自由主义似乎都必须以上述的个人作为其立论和论证的基本点。自由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思潮，一种经济思想，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当然也可以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但是我们也可以同样确切无疑地断定，北京大学显然并不是政党，也不是经济运作的场所，当然更不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因此，说北京大学的传统或精神是自由主义似乎并没有能够准确地表达出北京大学作为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实际上所应该发挥的真正功能。二要真正弄清北京大学的传统或精神，首先要明白北京大学的性质及其历史。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初创时名为当时中国最高学府，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机构。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被称为老爷，都雇有当差。学堂的监督和教员则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大都是封建官僚。学生进入京师大学堂并不志在求学，而是攫取功名利禄。可见，京师大学堂只不过是变相的官僚衙门，当时人称之为“官僚养成所”。毕业的学生的理想就是去做官，学生就是候补官僚。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构，故对于教员之专任者，不甚欢迎。其稍稍认真者，且反对之。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之兼任者，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而学生特别欢迎之，以为有此师生关系，可为毕业后奥援也”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3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70页。。在京师大学堂求学者皆有做官发财的思想或目标，所以预科毕业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很少，入理科者更少，其原因在于“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

此种状态一直延续至蔡元培来北京大学之时。对于此种状况，蔡元培当然是清楚的，也是很不满意的。在他看来，“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蔡元培全集》第3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所以蔡元培上任伊始就明确地提出改造北大的三项任务。这就是，一曰抱定宗旨，到北大来就是研究学问，而无其他任何别的目标。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表面上看，三项任务是并列的。但这三项任务实质上就是一项，即研究学问。比如第三项任务的实质是要为研究学问营造一个和谐宽松的氛围。而第二项，据蔡元培本人的解释也是为了学问的研究。他说:“研究学理，不可不摈弃分心的嗜好，所以本校提倡进德会，对于嫖赌的恶习，官吏议员的运动，是悬为戒律的。”同上书，第701页。在他看来，新型的大学的理念只有一条，即“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同上书，第8页。。现在看来，此番讲话并不具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但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具有强烈的颠覆作用。它预示着整个北京大学的性质将要发生根本的变化。在他看来，大学，尤其是像北京大学这样的最高学府,应该是为学问而研究学问的所在，而不是官僚的培养所，也不是传授谋生手段或技艺的地方。你进入了北京大学，就应该抱定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研究学问就是为了推进学问，是为了学问而学问，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蔡元培指出，你果真要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北京有不少专门的学校。要做官可去法律学堂，想发财可去投考商业学校,你又何必来到北京大学呢?当然你也可以抱定求学的宗旨来北京大学读法科和商业，但“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同上。读法科和商科的目的，在蔡元培看来，就是把法科和商科作为学问来研究。所以他“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同上书，第291页。。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总之，北京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所在，是纯净的、独立的研究学术的象牙塔。在这里，学问具有无上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这就是“为学问而学问”“学术至上”思想在中国的滥觞。因此结论就是，北京大学精神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含义就是维护学术尊严、强调学术至上。在这里，知识是本位,学问是主体。有没有知识、有没有学问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正是在蔡元培的积极推动之下,北京大学逐渐地形成了用当时人所说的“学术第一”的传统或精神。

在蔡元培看来，不仅北京大学应该是一所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高深学理的学校，其他任何院校也应该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1928年4月16日在西湖国立艺术院开学典礼演说词的题目就是《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在这篇演说词中,蔡元培说道:“艺术院是纯为艺术的……学校为纯粹的学术机关，神圣之地”。他说:“艺术院不但是教学生，仍是为教职员创作而设，学生愿意跟他们创作的就可以进来，不然不必来这里。这次的风潮，不是真的学生，是有别的政治作用，已经为浙江省政府除去。你们可以安心上课，教职员努力创作。不愿跟着教职员创作的学生，想作别的政治活动的学生，可以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到社会上去做政客，不要妨碍他们创作。”《蔡元培全集》第6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214页。这种“学术第一”的精神或理念在北京大学管理制度层面的落实就是要以学问或知识来决定有什么样的学者进入北京大学。“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对于教师来说，必须是研究和传授高深学问的人。学者能否进入北京大学，当然最根本的标准就看你是否拥有精深渊博的学识、良好的学术声誉，取决于你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因此其用人当然首先要审视你的学问和知识，这是最高的准则。而且在蔡元培长校期间也是唯一的标准。我聘请你来北京大学当教授，就是因为你有高深的学问和渊博的知识，你有良好的学术声誉。而不是因为你是自由主义者或其他什么主义者。在蔡元培眼里，其他的种种如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生活小节等与学术研究并无紧密的必然的关系者，用蔡元培本人的话说则是“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所以“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课，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76页。。在“学术第一”的精神指引下，评判、录用教员的标准也就当然以教员的学术造诣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至于“在校讲课，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中的第一种主张是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不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同上。。这就是在“学术第一”精神前提下所演绎出的“讲学自由”的原则。

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园内聚集了具有各种不同的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背景的学者，有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复辟主义者。作为校长的蔡元培真正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容下了各色不同的学者。“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同上。这位拖长辫持复辟论的怪异学者就是辜鸿铭（1856—1928年），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岛，曾在英国、德国学习十四年，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和希腊语，得过英国文学硕士学位。辛亥革命后，他仍效忠清室，曾参与张勋复辟，以复辟派自居，主张尊孔尊王。蔡元培认为，辜的政治思想虽已为当时的社会所排斥，但其在英国文学领域内深有造诣（辜用英文著译的关于中国文化和《四书》等书籍，受到欧洲汉学家们的推崇），仍然聘他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又如“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同上。蔡元培此处所指是刘师培其人。刘师培（1884—1919年），刘氏家族以治《左传》《春秋》而闻名于世，刘师培幼承庭训，服膺汉学，是古文经学的研究领域内的权威。他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不久变节，投靠清朝两江总督端方,充当端方暗探，为革命党人所不齿。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刘师培是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袁氏复辟帝制失败后，刘师培蜷伏天津。1917年，蔡元培聘刘师培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古代文学，看重的是刘氏的学问知识，而不是其政治立场。蔡元培先生用人看重的是学问，是知识，即便在生活上有微疵也是“悉听自由”。他说:“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脱落，则故听之。”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76页。生活与学问当然有密切的关系，但两者毕竟不是一个东西，生活不洁并不必然影响学问深浅高下，只要不引诱学生于生活上放荡不羁,仍可作聘为北京大学教员。

上面的叙述表明，北京大学历史上的此种“兼容并包”局面是在蔡元培的“学术第一”的精神之下形成的。“兼容并包”须以学术、学问为前提条件的，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进入北京大学这一块学术圣地的。“兼容并包”的实质是说，只要你有学问、知识，而不问你的思想立场、意识形态，都可以有机会在北京大学这一舞台上一试身手。如辜鸿铭能够进入北京大学，不是因为他脑后拖着辫子、眷恋旧的帝制的封建遗老遗少的心态，而是他对传统国学的精深研究，有资格在北京大学占一席之地；又如梁漱溟来北京大学也不是因为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保守心态，蔡元培当时邀他来北大，是让他来讲授印度哲学的；胡适和陈独秀进北大也都不是他们的激进主义思想，而是其学术思想。蔡元培用人看重的是学问，只要你学问上是领军人物，就可以进入北大，而不问你的思想、意识形态立场。可见,“兼容并包”并不是第一位的，而是从属于学术之上这一基本原则的。离开了“学术至上”或“学术第一”的原则，对于北京大学而言,“兼容并包”也就毫无意义了。三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思想是深受19世纪德国柏林大学创办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洪堡的影响，竭力在国内倡导“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求学问并没有旁的目的，就是为了求真，就是为了推进学问。对于教师来讲，你必须有学问，有大学问才能进入北京大学。对于学生来讲，你进入北京大学也只能有一个宗旨，这就是“研究高深之学问”。蔡元培的这一努力却为当时中国的现实所阻断。1919年由北京大学学生领导而引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四运动。这一场运动从政治上说，学生取得了胜利。大家以为“五四”事件也就结束了。“但是北京大学本身却成了问题。蔡校长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蒋梦麟：《蒋梦麟自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页。于是，蔡元培悄然离开了北京。

不少关于蔡元培的传记认为，蔡元培出走是“在军阀势力压迫下辞职离京”的。这样的说法是不错的，但似乎也只道出了蔡元培出走原委的一面。其实蔡元培既公开提出辞呈，何必悄然离开北京大学、离开北京呢?临行前他在《北京大学日刊》发了一个《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说道:“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杀君马者道旁儿”出自《风俗通》。究竟是什么意思，学生们理解不了。有人误解为“君者指政府，马者指曹、章，路旁儿指各校学生”，就是说蔡元培在怪罪学生了。当时北大文科教授程演生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一封答复学生的信，向学生指出这个典故的出处和含义:“‘杀君马者道旁儿’《风俗通》曰，杀君马者路旁儿也。言长吏养马肥而希出，路旁小儿观之，却惊致死。按长吏马肥，观者快之，称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彭明：《五四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9页。他说蔡先生用此语的本心是如果不考虑自己所处的地位，“将恐溺身于害”，并无责怪学生的意思。至于“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则取自《毛诗·大雅·民劳》第二章的前两句。第二章是这样的“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惛怓。式曷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蔡先生用此语似不是取全章之义。所谓民者，似乎是自指，他名为孑 民。意思是说，我已经很是疲劳了，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如果取全章之义，那么就不是感叹自己了，而是在议论执政者了。《毛诗序》曰:“《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厉王“赋敛重数，徭役烦多，人民劳苦，轻为奸宄，强凌弱，众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后蔡元培本人对程演生的这一解读有个按语，说“引此语但取劳则可休一义,别无他意”。为了消除同学的误解，表明自己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心迹，5月10日，蔡元培在南下途中特地给学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仆之去职，为有不满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对蔡元培的此一典故有不同的解释，但我还是比较相信蒋梦麟的解释。蒋是这样说的：“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蒋梦麟：《蒋梦麟自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173页。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对于学生运动有一种难言之隐，既同情，也不满。

其实，蔡元培本人对于学生运动是“有成见”的。他在后来回忆自己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时如斯说道:“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之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蔡元培当时对学生说道:诸君有何意见，尽可告我，定当代达总统总理,若此全体出发，不但无补于事，且难免不受干涉之辱，为君等计，还以勿出为是）。到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七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4页。可以清楚地看到，蔡元培的出走既有政府方面的原因，也有他对当时学生运动的“成见”。

在蔡元培看来，五四运动的胜利已使学生不能够抱定“为学问而学问”的宗旨。蔡元培先到天津、后到上海，最后悄然到了杭州，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住处就在西湖边上，临湖依山，环境非常优美，“他希望能像传统的文人雅士，就此息隐山林。虽然大家一再敦劝，他仍旧不肯回到北大。”蒋梦麟：《蒋梦麟自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页。在社会各界的一再劝说之下，不得已蔡元培同意由蒋梦麟前往北京大学代理他的职务。蒋到校后，学生团体开了一个欢迎大会。蒋说道:“……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几。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工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当法国之围困德国时，有德国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之大学讲演，而作致国民书曰:‘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同上书，第174—175页。于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蒋梦麟此番话的重点显然想让初尝“五四”运动胜利果实的学生重新抱定“为学问而学问”宗旨。

蒋梦麟前往北大代行校长之职时，蔡元培仍然在杭州养病。他在杭州接见全国学联代表时,提出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1919年7月23日，他发表了《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进一步阐述了他学术至上、文化建国的理念。他说:“诸君自五月四日以来，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全国国民，既动于诸君之热诚，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尽其一分子之责任。即当局也了然于爱国心之可以救国，而容纳国民之要求。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一社会上感于诸君唤醒之力，不能为筌蹄之忘，于是开会发电，无在不愿与诸君为连带之关系，此人情之常，无可非难。然诸君自身，岂亦愿永羁于此等连带关系之中，而忘其所牺牲之重任乎?”蔡元培首先肯定了学生的爱国心及爱国运动。然爱国固然责无旁贷，但学生自有重任在身。那么学生的重任是什么呢?于是蔡元培接着说道:“世界进化，实由分功，凡事之成，必资预备。”此番话自有深意在。从分工的角度讲，学生的重任无疑在研究学问和以学问对于国家社会现象的观察批评。爱国固然重要，但爱国的根本、文化的基础却在于学问，所以学生必须在学问和文化方面早做“预备”。这就是蔡元培常讲的所谓“力学救国”的道理。在他看来，从事爱国运动，必然会“牺牲研究神圣学术之光阴”。学生的重任就是研究神圣之学问。对于学生而言，责无旁贷。对于中国学生讲，尤其是如此。因为“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万能，科学万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研究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他认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也无可厚非，但要知道的是，要永久地唤醒国民“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知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苟能应机扩充,持久不息，影响所及，未可限量。而其要点，尤在注意自己之知识，若知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学力，而养成模范之资格，则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蔡元培点明学生的第一重任就是研究学问。五四运动之后的学生们也意识到力学报国的重要。在其敦促蔡元培回校的电报中有“力学报国”的壮志和意愿，深深地感动了蔡元培。于是他说道:“读诸君十日三电,均以‘力学报国’为言，勤勤恳恳，实获我心。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当共负其责焉。”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41—643页。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然这两者从蔡元培大学的理念来审视的话，不是并列的，而是有先后轻重的。他认为，对学生而言，读书是救亡的基础。

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他对五四运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颇感忧虑。他说道:“学生在求学期间，自应惟学是务，朝朝暮暮，自宜在书本里用工夫。但大家不用误会。我并不是说学生应完全的不参加爱国运动，总要能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如此方谓得其要旨。至若现在有一班学生,借着爱国的美名，今日罢课，明天游行。完全把读书忘了，像这样的爱国运动，是我所不敢赞同的。我在外国已有多年，并未多见罢课的事情。……而我国则不然，自‘五四’以后，学潮澎湃，日胜一日，罢课游行，成为司空见惯，不以为异。不知学人之长，惟知采人之短，以至江河日下，不可收拾,言之实堪痛心啊!总之，救国问题，谈何容易，决非一朝一夕空言爱国所可生效的。从前勾践雪耻，也曾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工夫，而后方克遂志。所以我很希望诸位如今在学校里，能努力研究学术，格物穷理。因为能在学校里多用一点工夫，即为国家将来能多办一件事体。外务少管些，应酬以适环境为是，勿虚掷光阴。宜多组织研究会，常常在实验室里下工夫。他日学成出校,出国效力，胸有成竹，临事自能措置裕如。一校之学生如是，全国各学校的学生亦如是，那末中国的前途，便自然一天光明一天。”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六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0页。但这仅仅是蔡元培本人的办学理念或理想，在当时的中国却难以实现。五四以后学生断难抱定“为学问而学问”的宗旨。运动的胜利，使他们过分地相信各种群众运动，并总企图通过此种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22年，北京大学因办学经费短缺，而于此年向学生征收讲义费。于是当年10月17日和18日引发了所谓的讲义费风潮。学生对于教员“肆口漫骂，并加恫吓”，他们“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次学潮波及全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不得已,蔡元培再度提出辞呈。总之，此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在一个充斥着内忧外患的国家内很难持守“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但蔡元培、蒋梦麟等人办北京大学的初衷就是要在北京大学建立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四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在现实中的落实尽管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但他却从未改变“学校为研究学术而设”的初衷。就大学的功能而言，在他看来，必须始终坚守“学术第一”的理念。也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之下，讲学自由原则、兼容并包原则应运而生。当然我们也可进一步推导出教授治校的原则。

 

鉴于上述的材料及其我们对此所做的分析和研究，我们现在大概可以把北京大学的传统或精神概括为这样的几句话: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

蔡元培奠定了北京大学的精神，使北京大学走上学术繁荣发展的道路。其时，中国备受列强欺凌，国内军阀混战，政治极其黑暗。蔡元培所领导的新北京大学的出现,“好像一座灯塔，使全国人民看见了光明，认识了前途，获得了希望。全国风起云涌，互相呼应，这就是震撼全社会，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运动”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香港: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6页。。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文化建设运动。这场运动开始于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后随陈独秀迁北京改名《新青年》，而在1919年5月演变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演变为一场政治运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两者之间却不尽相同。前者是政治运动，而后者是一场文化建设运动。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革命运动或政治运动屡见不鲜，但真正缺少的是像新文化运动那样的文化建设运动。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都源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的渠道却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两场运动给予中国现代社会以不同的深刻的影响。北京大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一影响可以从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评价蔡元培的话窥见一二。胡适曾转述杜威的话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同上书，第57页。岂但并世大学找不出第二个，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找不出第二个，所以蔡元培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在他领导和管理下的北京大学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社会，这就是北京大学对社会所能够起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作用。

 

 

 

 

 

 

胡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的热闹繁忙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与之有关的种种话题更是令人记忆犹新。北京大学的精神或传统就是这样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但情形似乎是，北京大学的精神或传统是什么依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认真讨论。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