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碧辉

01作为个性启蒙的审美启蒙

中国现代性启蒙中个性启蒙的缺失主要是在社会政治层面而言。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个性启蒙缺席的情况下，中国的美学家们从审美上进行了另外意义上的个性启蒙，而这个过程是与中国现代美学的建立过程相一致的。换言之，在现代性启蒙这一“宏大叙事”的语境下，中国现代美学担当了进行个性启蒙的任务。这个任务决定了中国现代的基本特点，也赋予了它“学术中不能承受之重”。这个基本特点是就是超功利的审美去对抗功利化的现实，以审美的纯粹和真诚去洗刷人心中的污浊与肮脏，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换言之，中国现代性启蒙中的个性启蒙这一维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审美启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审美启蒙的先行者是王国维、蔡元培和朱光潜等人，他们的主要学术主张是鼓吹审美独立、艺术自治和进行审美教育的普及。他们把中国现代美学建立在了超功利的基础之上。对于这些审美启蒙的先行者来说，他们和社会启蒙者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二者不但没任何冲突，反而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陈独秀、胡适等人进行的是社会启蒙，他们所鼓吹的科学与民主正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或要素。民主代表了现代社会基本的政治理念，民主精神和制度中就包含了平等、自由和对绝对权力的限制、尤其是对专制极权的反对；而科学则代表了理性精神、务实的作风和严谨的方法。二者都是从社会群体价值层面上进行的精神启蒙。而审美启蒙的目标则是要通过审美来改造人心，洗刷人性中的污浊和肮脏，从而达到拯救社会的目的。朱光潜说，他坚信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弄得这么糟糕，是由于人心太坏；因而，要改造社会，就要从对人的心灵的塑造开始做起。要让人们的心胸更为开阔，超脱一时的利害得失，多一些审美修养和情感。

02审美启蒙的先行者：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

（1）梁启超：小说与群治，趣味主义与情感教育

梁启超其人

梁启超的名字对于大多数现代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作为戊戍变法运动的领导人和中国现代性思想启蒙者之一，他在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曾经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最为风雨飘摇、前途未定的时代，也是思想最为活跃、充满激情的时代。他自己的一生，也是波澜壮阔，风云变幻，充满了戏剧色彩。

前期，他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去改变社会；设强学会，办《时务报》，鼓吹变法；戊戍变法失败后，他出亡日本，先后筹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前者对中国的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报纸因而遭到政府的禁绝，不久便停刊；后者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笔对西方近代来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及科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和成就进行了广泛介绍，在青年中产生了极大影响。为了身体力行他早年倡导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他还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名曰《新中国未来记》，其理想的国号，叫“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即他希望能建立一个民主政体的政府。“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32办《政论》（政闻社机关报，后亦遭查禁）、《国风报》等等。

后期，梁启超由政治转入学术，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翻译文学与佛典》等，提倡新史学，对清代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在美学和艺术学方面，他写过《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屈原研究》、《中国韵文里头的情感表现》、《情圣杜甫》、《陶渊明》等论著，自1922年始，在北京和南方各大学作了一系列关于和美和艺术的演讲，如《美术与生活》、《书法指导》、《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敬业与乐业》《“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等。无论是参政还是做学问，梁启超始终充满了乐观积极的精神。可惜的是，他英年早逝，才五十七岁便撒手人寰，留下一部未竟的《辛稼轩年谱》。梁启超以他短短五十七年的人生，在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上和学术史上上演了一出波澜起伏、有声有色的戏剧，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和学术财富。

就思想的深度和理论的系统性而言，梁启超比不上他的老师康有为；就学术的精专程度以及纯粹的学术意义而言，梁比不上同时代王国维；就思想的激进性、革命的彻底性而言，梁比不上后来居上的孙中山。但是，就用先进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对民众进行反封建专制的现代思想启蒙、从而在思想文化界特别是广大民众中产生广泛的宣传作用而言，谁也比上梁启超。正如李泽厚所言：“他的主要作用在于，他作了当时革命派所忽视的广泛思想启蒙工作。他有意识地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理论学说，作了各种《泰西学案》，同时极力鼓吹了一整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思想。如果说，严复的《天演论》以进化论的世界观激励超人们救国自强的热情，那末，梁启超当年的大量论著则把这一观念更为具体地、生动活泼地贯彻和灌注到各个方面。”33“在这种新鲜知识中，介绍进来了大量新鲜的理论、观点、标准、尺度，使人们知道了原来除了古圣昔贤之外，世界还有那么多精深博雅的思想和道理、原则和方法。也正是从封建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这种对比映照中，才使人们更感自己民族的落后，才更强烈地燃烧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一切夜郎自大、坐井观天、抱残守缺、因循守旧，都在这种知识和观念的宣传介绍中不攻自破，褪却神圣的颜色，失却其不可侵犯的尊严，而受到理性的怀疑和检验。这就正是启蒙的力量和启蒙的意义。”34

作为中国现代最早进行现代性启蒙的思想家之一，梁启超的启蒙，不仅是在社会政治思想层面上。事实上，这种启蒙是多方面的，包括法律思想、宗教思想、文学艺术观念、人生观、学术观念、学术史方法、世界观等。就艺术观念而言，众所周知的是其“小说界革命”理论、“趣味主义”理论与情感教育学说。它们相辅相成，构成梁启超现代性启蒙的一个重要的维度。

“新民说”与小说：

“新民”是梁启超思想的根本宗旨。所谓“新民”，是用现代民主政治、科学与文化观念去引导国民，塑造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思想观念的民众，即他所谓“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对民众进行现代性的思想启蒙。无论是早期提倡“小说界革命”，还是后期讲趣味主义与情感教育，都紧紧围绕这一目标，都可以看作他的“新民说”的一部分。

为了“新民”，必须利用小说这种在当时看来十分新鲜的艺术形式。因为小说比起传统经史子集来说，具有雅俗共赏、生动活泼的形式，能够迅速地进入人的心灵：“仅识字之kq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由此，小说是改造国民性、提升国民道德境界和生命境界最便捷有效的途径，也是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最好手段：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这话不免有些夸张。但细想一下，这其实也是中国古代“文以载道”传统的现代回声。现代小说随着白话文的兴起而兴起。白话文形式的采用使得小说成为当时最为大众化、普及化的新型文学形式。梁启超作为具有锐敏政治眼光和理论嗅觉的思想者，利用这种新型文学形式作为传播新思想、进行“新民”的手段，这也在情理之中。

趣味主义人生观：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 ”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

对于梁启超来说，趣味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而且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一个没趣仅仅是个人情性的问题，但如一个民族没有趣，成了一个麻木的民族，则便不可救药了。

要而论之，审美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美术的功用，在把这种麻木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为有趣。换句话说，是把那渐渐坏掉了的爱美胃口，替他复原，令他常常吸受趣味的营养，以维持增进自己的生活康健。明白这种道理，便知美术这样东西在人类文化系统上该占何等位置了。

教育对趣味的摧残：其一是强制灌输，把本应是生动活泼的课文弄得味同嚼蜡。“好像嚼饭给小孩子吃，那饭已经是一点儿滋味没有了；还要叫他照样的嚼几口，仍旧吐出来看；那么，假令我是个小孩子，当然会认吃饭是一件苦不可言的事了。这种教育法，从前教八股完全是如此，现在学校里形式虽变，精神却还是大同小异，这样教下去，只怕永远教不出人才来。”

其二是设置课程太多，使学生精力分散，无暇深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学问，最后弄得兴味索然。

第三是把教育当手段，如以前把八股当作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 这样的态度，自然不会对学问产生深入持久的兴趣。“所以教育家最要紧教学生知道是为学问而学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能领会得这个见解，他的趣味，自然终身不衰了。”

把趣味主义贯彻到底，可以超越道德，但只要合于趣味的，便一定是道德的：

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诸君听我这段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彀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情感教育论：

他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情感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写下了《屈原研究》、《情圣杜甫》、《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论文。在《屈原研究》里，他指出屈原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因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他的感情极锐敏，别人感不著的苦痛，到他脑筋里，便同电击一般。”35他称杜甫为“情圣”，而非“诗圣”。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这篇长文中，他系统地探讨了中国韵文（诗歌）里各种情感的表达方法。

在教育方面，梁启超反对时下流行的教育的德、智、体分法，认为教育应该分为智育、情育、意育三个部分：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讓人不惑，情育要使人不忧，意育要讓人不惧。36

在《情圣杜甫》里，他鲜明地提出，情感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现代人的情感并不一定比古人情感更美：

新事物固然可爱，老古董也不可轻轻抹杀。内中艺术的古董，尤为有特殊价值。因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37

看起来，趣味主义和情感教育学说与“新民”的现代思想启蒙离得较远，且似乎更有冲突。因为，“新民”是要培养具有现代政治和法治意识、公德与私德兼修、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现代国家公民，而趣味主义则培养的是远离功利计较、只以自己兴趣为转移的自由而无拘束的个体。“新民说”的主要思想资源是西方现代哲学、政治学、法学和科学等，而趣味主义和情感教育学说的主要思想资源则是中国古代儒道两家的美学思想。

但是，深入探究，这两种倾向之间并无根本冲突。“新民说”是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大计着眼，培养具有现代政治法律和道德意识的公民，即是培养人的共性。而趣味主义和情感教育学说则是从人的个性入手，培养具有鲜明个性的自由发展的个体。一则为启蒙的社会内涵，一则为启蒙的个性内涵。这两个方面也就是我上面讲过的社会启蒙与审美启蒙。

这里体现了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中审美维度最重要的特点：它与启蒙现代性是互补而不是冲突的。

（2）王国维：超功利主义美学的奠基者

王国维其人

在对待王国维的评价上，新中国学术界可能从来没有如此之反差。前期，王国维被看作“封建主义的遗老遗少”，“甘愿为腐朽没落的清帝国殉葬的反动文人”。90年代以来，王国维则被看成学术大师，他的政治立场不再被人提起。其实，王国维的一生是中国文人的悲剧的缩影。甘为清帝国“殉节”的品格在后世浅薄文人看来是愚忠，却也是文人执着信念的一种表现。现在，还有谁甘愿做如此“愚忠”之事？

王国维（1877年—1927年）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出生于文化之乡浙江省海宁城县，是海瑞、金庸、徐志摩、穆旦等人的同乡。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曾苦读考秀才，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二十二岁时，结识了对他一生影响巨大的考古学家罗振玉，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曾在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1911年辛亥革命后，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其间，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王国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第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人一起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溥仪驱赶出宫。王国维引以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布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一通遗书，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50岁，正是生命与学术鼎盛之际辞别人世，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从学术上看，王国维可说是中国现代史上成就最多最大、最富有创造力的纯粹学者，称他为大师当不为过。生平著述达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图书管理学、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中均有重大贡献，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旁人能够在其中一门有所贡献已经很了不起了。而王国维涉猎十数门，并且是治一门，通一门，造诣至深，且能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做出超越前人和时代的成绩。可谓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不世之天才。

兹略举一二。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王国维运用甲骨文治商周史，这在学术界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他将甲骨资料与其他史料相互参证，在历史地理、古代祀典、制度、古文字辨析、甲骨断代、甲骨缀合研究诸方面均有创获，对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所作《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是研究商代历史最有贡献的著作，不仅是王国维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最大成就，亦为近代学术史上一大盛事。他根据卜辞中的地名与古文献相印证，撰成《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运用文献和金文资料写成《三代地理小记》、《鬼方昆夷猃狁考》、《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毫》、《说耿》、《说殷》等论文，进行了包括都邑在内的古代方国地理研究，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他还对殷代的祀典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著有《殷礼征文》，提出的一些重要论点至今仍确切不可易。所作《殷代制度论》，则运用甲骨文与古文献资料互相印证，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制度的演变。其研究方法为他首创之“二重证据法”，已成为后人疏通证明古代历史的科学方法，至今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在史学研究方面，不仅是我国应用甲骨文、金文研究和解释中国古代历史的创始者，还以“熟于两汉史事”著称，他与罗振玉合编《流沙坠简》，从事两汉、晋屯戍诸简的考释工作，他在秦汉史研究中着重于考订史事及对汉郡的考释和西陲古地理的考证，主要著述有《秦郡考》、《汉郡考》、《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会稽东部侯官考》、《流沙坠简序》、《汉魏博士考》等。他在唐史研究方面，第一个据唐写本考证唐史，在职官制度、均田制及其他史事考订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著名的韦庄《秦妇吟），是我国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韵文叙事诗，因讳曾长期不传于世，经王国维据《北梦琐言》及用残本互勘，才得以复传。他还证补唐史，填补了两《唐书》的空白。

王国维在匈奴史、蒙古史等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方面，也有开拓性贡献。他是近代国内史学界第一个研究匈奴族源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就匈奴的族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殷代的鬼方是匈奴的族祖。他从古器物、古文字考出其族源来自鬼方、昆夷、猃狁，其代表作《鬼方昆夷猃狁考》及《西胡考》、《西胡继考》，广征博引古文献及钟鼎彝器铭文，研究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史，对研究匈奴族源、职官、文化制度及其与汉族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学术界至今仍有深远影响，成为后人借鉴的宝贵文献。他考证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发展情况，并未局限于元史，他认为蒙古族的崛起，与契丹、女真兴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将蒙古史与元史、辽史、金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研究元史，校录了唐宋以来古行记七种，每种都搜集了两种以上版本进行校注，在校注史籍的同时研究蒙古统治者与汉族经济文化的关系，研究蒙古族的早期发展及流变。他考察史料，撰写专著，撰《耶律文正公年谱》、《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元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蒙古史扎记》、《鞑靼考》（附鞑靼年表）、《荫古考》、《黑木子室韦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金界壕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还编辑了蒙元重要史料多种，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王国维还长期致力于古代历史地理名著《水经注）的研究校勘，他掌握了《水经注》宋刊残本及明清以来的主要版本和抄本，不仅对《水经注》本身进行了精审的校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通过对版本、抄本的因袭、源流、翔实程度的研究，使他在考释古器物、古地理，研究殷周秦汉历史，尤其是在西北史地和蒙方、元史研究中对古地理问题，更得心应手，驾轻就熟。

从哲学上说，王国维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在美学上，他运用叔本华的学说评《红楼梦》，写出的《红楼梦评论》，其立意之高远，观点之深刻，远超其同时代人，至今仍是“红学”研究的一个经典文本。在《人间词话》里的提出的“境界”说，把艺术境界、社会境界、人生境界融于一炉，至今对于美学和哲学研究有着方法论和思想启迪。人生“三境界”说，至今仍异彩独放，为人所追慕。他写的《宋元戏曲史》第一次揭开了中国戏曲艺术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勾勒出宋元戏曲发展史的轮廓，为戏曲史研究积累了系统的资料，把戏曲艺术提高到历史科学的范畴，在文学史上为元杂剧和南戏争得了应有的地位。郭沫若曾把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相提并论，认为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壁”。

王国维在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早期在学部图书馆任职时，积极介绍了国外新兴学科辨学（即逻辑学）、心理学等，编译英百科全书条目中所收《世界图书馆小史》，此译作被收入学部档案珍藏；在目录遗产的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校勘古籍，所批所校书目190多种，所校诸本，皆成善本，大多为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所珍藏，以传后世学人。

王国维生前著作六十余种，他自编定《静安文集》、《观堂集林》刊行于世。逝世后，另有《遗书》、《全集》、《书信集》等出版。更有今人整理出版之遗著、佚著多种。

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是“学界重镇”，郭沫若先生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鲁迅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作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生活的本质是“欲”：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伯，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籍，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否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美术之价值，存於使人离生活之欲，而入於纯粹之知识。”

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犹积阴弥月，而旭日杲杲也，犹覆舟大海之中，浮沉上下，而飘著于故乡海岸也；犹阵云惨淡，而插翅之天使，赍平和之福音而来者也；犹鱼之脱于罾网，鸟之自樊笼出而游于山林江海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

艺术的“无用之用”：

如何脱离欲海之苦？靠艺术。美和艺术本是超越功利的，没有实用价值的。但是事实上，在王国维看来，艺术的“无用”才使它具有“大用”，艺术不但是对人生欲望的解脱，使人脱离欲望的苦海，更具有一种形而上的超越品格，它是对宇宙人生的本真真理的显现，使人达到自由高尚的精神境界。因而，艺术和审美有时候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用途，却对人生有一种根本性的大用途，一种“无用之用”：

天下有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38

艺术、哲学、文学所满足的正是人的高级的精神需要，比起一时一地的生活之欲望的满足来更为重要，作为一种“无用之用”，它具有超脱于社会经验和功利层面的形而上的价值，能给人提供根本上的价值归依和保障。他甚至断言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为，政治家给予国民的只是物质上的利益，而文学家给予的是精神上的利益。物质的利益是一时的；精神上的利益却是永久的。39

境界说：

艺术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开宗明义就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格调。”这时讲的是艺术境界。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是自然与情感交融的社会——自然——心理境界。

人生境界：然后，他又把境界与人生联系在一起，境界又成为一个人生概念：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第一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第二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里是借用艺术表述概括人生境界，艺术与人生境界又合而为一。因此，在王国维的境界说中，宇宙——自然——社会——人生——艺术是不可分割的，一体的。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东西在不同领域或方面的表现。

在中国哲学中，本体之本，既是宇宙之本，也是人生之本，当然同时也是艺术之本。本体之体，在宇宙就表现为道，在自然则为气，在社会为理，落实到人生就表现为悟，而在艺术里，就是把宇宙——自然——社会——人生融合起来的“境界”。这样，艺术与人生、宇宙、自然、社,会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在这里，没有对艺术的本质的抽象的探讨，也没有对宇宙本体的思辨演绎，而是在形象直观之中同时把握了那个抽象的宇宙本体和人生本体。

（3）蔡元培：审美教育的首倡者, 现代教育体系的奠基者

蔡元培（1868～1940年）光绪十五年 (1889) 21岁时中举人，十六年会试贡士，未殿试。十八年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1894年）补翰林院编修。民国元年(1912)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五年冬（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被迫辞职后，多次赴欧洲英、法等国考察教育和讲学。民国十六年后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民国二十一年(1932)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二十九年（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作为20世纪初期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蔡元培对中国现代性启蒙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其二是把北大真正改造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大学，成为中国现代新思潮的策源地；其三是大力提倡美育——任何一个方面都足以为他赢得不朽的名声。

建立现代教育体系：

在教育体制上，他十分强调教育的独立，由教育家来办教育，而不是由政党来办教育。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教育方针，即体、智、德、美和世界观五个方面全面发展，初步建立了现代性的新教育体制。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蔡元培也很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蔡元培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造北大：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有文章回忆他在北大的日子，从他的叙述中,可以见出蔡元培是如何改造北大的：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来之前，校名改了，本质并无什么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1913年我考入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韵学、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的黄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10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长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个什么“最高学府”？我当时比较注意读书，暇时看看京戏，就算是好学生了。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他到校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蔡先生自己虽然在前清中过举人、进士，点过翰林，但他后来到欧洲德、法两国留学，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一到任，就着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来代替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他最注意的是文科，认为文科的任务是该用新思想代替旧思想的。他到校之后就断然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当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以后还陆续聘请了一批有真才实学和有新思想、希望改变旧社会的人来任教。

蔡先生当校长期间做的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王昆仑的姐姐)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触动了封建主义神经末梢的小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

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蔡先生主校以后，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一时人才云集，面目一新。像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都来到北大教书。李大钊、陈独秀和他们一起，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展开斗争，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蔡元培为了贯彻自己的办学方针，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例如，在他的提倡下，学校成立了各种学会(最有名的有“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邓中夏主持)、社团(如《新潮社》等)、研究会(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还有“静坐会”等体育组织。蔡先生还亲自主持成立了一个“进德会”，师生都可人会，条件是：不嫖、不赌、不娶妾。学校还开音乐会，办体育运动会，允许成立学生自治会。总之，是要努力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研究学问、研究大事上来，让学生有正当的文体活动，有健康的、高尚的爱好和情操。因为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校内经常举办讲演会、辩论会，思考和讨论之风盛行，师生都活跃了起来。无论在教师还是学生中，都有左、中、右，有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立宪派，甚至有帝制派、复古派(如中文系里的“国故派”)，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从那以后，学生们打麻将、吃花酒的越来越少，研究学问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其实地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了。

奠定现代教育的原则：“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

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和林琴南曾经发生过一次有名的公开辩论，轰动了全国。林写信给蔡，攻击蔡主办北京大学以来“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引用土语为文学”。蔡于1919年3月18日写了一封公开信答复林琴南，阐明了自己的办学方针：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比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笔欤？

倡导现代美育：

就美学来说，蔡元培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某种美学理论的发明，而在于他以民国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身份和北大校长的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威望对于美育的提倡。以美学观点上，蔡元培受康德影响，持非功利主义美学观。他认为，由于审美的普遍性，它对于消除功利心、陶冶高尚的感情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著名演讲中，他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食物之入我口者，不能兼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温；以其非普遍性也。美则不然。即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损于人，人亦无损于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40

他不但大力提倡美育，而且身体力行，在北大任校长期间，亲自开设美学课，创立各种艺术研究会，如“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每一学会成立，他必到场演讲。他的演讲，往往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皆是他自己的思想与心得，而非如现在某些的官员，由他人代笔。而后来成立的国立艺术学校、浙江美术学校等专门的艺术院校，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在蔡元培的大力推动下，20世纪20～30年代，我国形成了第一次美学热潮，翻译、出版了大量美学著作，一些在欧洲影响很大的美学学说和美学家的著作都被介绍到中国来，如移情说、距离说、内摹仿说；康德、叔本华、尼采、克罗齐、柏格森、弗洛依德等人的学说，都已有译介。

1940年，蔡元培病逝于香港。一代教育巨星陨落。教育部北大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4)朱光潜：现代美学体系的创立者,审美教育的力行者

美学老人朱光潜：

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朱光潜的经历颇具代表性。前期，他吸收融合克罗齐的非理性主义的“直觉说”和19世纪心理学美学，创立了自己的审美表现论和艺术表现论，卓然成家，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他致力于审美教育和艺术的教育的普及活动，写出了文字优美、语言流畅、通俗易懂的普及性美学读物，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反复批判，身心承受了极大压力。这是他与其同一代的知识分子所共同面对的境遇。但他虚心接受批评，真诚转变立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生产劳动理论来解释审美和艺术的本质，成为实践美学的一个重要代表。改革开放以后，他以八十岁的高龄开始翻译维柯的代表作《新科学》。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这些后辈铭记和学习。

中国现代超功利主义美学体系的创立者：

20年代，年轻的朱光潜留学欧洲，写出了《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以及《诗论》41等美学名著。在《文艺心理学》中，他以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为基础、以克罗齐的“直觉说”为核心、并吸收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摹仿”说等，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超功利主义美学理论体系。他区分了对待客体的三种不同态度：科学的、实用和艺术的，即认识、功利和审美三种态度。提出，美是一种“孤立绝缘的意象”，是“心借物以表现情趣”，是“意象的情趣化或情趣的意象化”，重要的是主体对待客体的态度才决定对象美或不美。也就是说，美就是美感。只要抱着超越功利的态度去看待客体，便会产生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朱光潜的超功利美学犹如一支风中之烛，点燃了战火中的希望之灯，在寒冬里给人以温暖，在冷清的夜里送去一丝慰籍。虽然书中的主要观点都不是他所新创，但把这几种学说创造性地组织在一起、提出了一个周全完备、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这却是朱光潜之功。如果说，中国的超功利美学的基本思想诞生于王国维，他提出美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艺术美在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则真正以系统化、逻辑化的方式条理严密地表达出超功利主义的美学观点的是朱光潜，其奠基之作便是《文艺心理学》。

多部美学名著的翻译者：

朱光潜对中国美学的贡献还体现他向国人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美学成果。《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黑格尔的《美学》、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维科的《新科学》等等，都是他翻译介绍给中国人的。这些名著已成为这些著作的中译经典，它们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文学者的心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朱先生着手翻译维科的《新科学》时，他已年近八十高龄。那时，没有电脑写作，一字一句全靠手写。朱先生在文革中饱受迫害，身心俱遭受极大摧残。八十岁的耄耋老人，拖着老迈的病体，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译完了这部将近50万字的著作。他的著作，嘉惠后学；他的精神，鼓舞后来者。

审美教育的力行者：

从审美启蒙的角度说，朱光潜是继蔡元培以后在审美启蒙方面影响最广、贡献最大的学者。20～30年代，他写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等普及美学知识读物，以通俗的语言、流畅的文笔、亲切的语调，介绍美学知识，进行审美启蒙。在他看来，尽管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风雨飘摇、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但审美启蒙却正是时代所急需的。因为，要改造社会，必须先改造人的心灵，而人改造人的心灵，只有从审美和艺术入手。

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更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 ”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谈美》）

人生的艺术化：对于朱光潜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培养一种超越功利的心灵，一种“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把自己所做的学问或事业当作一件艺术品看待，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计较于利害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 （《谈美》）

人心之坏，由于“未能免俗”。所谓“俗”是“像蛆钻粪似地求温饱，不能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作高尚纯洁的企求。总而言之，‘俗’无非是缺乏美感的修养。” （《谈美》）

所以朱光潜提倡人生的艺术化，以艺术和审美去洗净世界的“俗气”，净化人心，提高人的素质，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从朱光潜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听到梁启超“趣味主义人生观”、王国维的“艺术无用之用论”、蔡元培“审美境界无私论”等理论的回音。可以看到，梁、王、蔡、朱都是把艺术和审美作为二十世纪中国那个风雨飘摇、血雨腥风时代的纯美之灯、希望之光，希望以艺术的超功利品格来改造中国人的民族素质，提高精神境界，从而进一步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朱光潜等人的超功利美学犹如一支风中之烛，点燃了战火中的希望之灯，在寒冬里给人以温暖，又如寒夜里一颗明亮的星星，在冷清的夜里送去一丝慰籍。正如朱光潜所言：

悠悠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所以还能认识出来这漆黑的天空者，全赖思想家和艺术家所散布的几点星光。朋友，让我们珍重这几点星光！让我们也努力散布几点星光去照亮那和过去一般漆黑的未来！

总之，梁、王、蔡、朱等中国现代美学家，在中华民族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从审美和艺术角度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为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写下了不可缺少的一笔，成为中国现代性启蒙合唱中一个重要的乐章。也许，他们的学说和思想在当时或在一段时间内曾经被人误解，曾经被错误地批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他们的工作的意义正越来越凸显出来。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些人，没有这样一些学说，中国的现代思想史就要改写，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之路可能会走得更加曲折和艰难，当然，20世纪中国的精神的天空将会少了一些亮色。不仅如此，对于今天，我们已经从革命走向建设的时代来说，这些思想和学说将成为我们建设新时期的精神文明的宝贵的思想资源，既为我们提供历史的镜鉴，也为我们提供建设的思路。尤其是在大众文化一味标举感性、90年代以来艺术和审美泛化和庸俗化并存的背景下，他们对艺术和审美价值中精神价值的强调，对审美和艺术改造人心灵的重视，更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吸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