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疆
【内容提要】针对有学者提出的别现代“何去何从”的问题，要清理概念，走出歧义的迷雾，在“复数现代性”“后真相时代”坚持区别真伪现代性，建立真正的现代性；要坚持和发展道家的本真主义，走出阐释学真理主观化的迷途；从生命股权里寻找人类幸福感和美感的源泉，将美学问题和文艺创作与人的生命股权紧密相连；将“别”作为思想方法论和建立思想市场的前提，坚持真理，一别到底。
2018年，在上海举行的“跨越时空的创造——别现代理论探索与艺术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复旦大学的谢金良教授做了题为“别现代：何去何从”(以下简称“谢文”)的主旨演讲，引起学界关注。“何去何从”是一个容易打捞记忆的话语，但细读全文，发现谢文对别现代理论充满了肯定和期许，只是对别现代理论的“主观的界定”很不满意，从而将别现代理论如何发展的问题摆到了桌面，让我们一起讨论。
其实，别现代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带有一定的客观偶然性而非主观预设性。2014年，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的上海市美学会议和上海交通大学与俄罗斯文化部、中央编译局联合举办的中俄高层文化论坛上，笔者首先以中文和英文的方式提到了“别现代”一词，认为中国的美学问题和中国的文化问题不属于后现代问题，而是别现代问题。未曾想，“别现代”一词立刻引起反响,不仅中国的青年学者深以为然，而且国际学者也在那里翘大拇指，也有学者因听了“别现代”一词而忍俊不禁，笑得肚子疼。在中俄高层文化论坛结束时，主持人认为“别现代”这一术语是本次会议最大的收获。
与别现代理论的诞生一样，别现代理论的发展也有出人意料之处，不仅国外两个著名刊物发表了题为“别现代主义”的专栏文章，而且，2017年美国佐治亚州西南州立大学自发自主成立了“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CCBMS)，欧盟成员国斯洛文尼亚普利莫斯卡大学也于2019年自发自主成立了“别现代研究中心”(CBMS)。这两个中心在成立前都反复征求过笔者的意见，都用“Bie-modern”这一“别现代”英译为他们的别现代研究机构冠名，“别现代”不仅走向了世界，而且来到了国际学术舞台的前台。
回顾别现代理论的形成史和发展史可以看出，别现代理论是自然形成的，它的发展和国际影响也是自然而然的，并没有任何主观的强求和设计。谢金良先生“别现代何去何从”的问题也就是别现代要往哪里别、往哪里发展的问题,属于共享话语。本文将从清理概念、坚守本真和践行生命股权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走出歧义
谢金良先生在«“别现代”何去何从——王建疆“别现代”理论初探»一文中作了一个总结：“综上所述,王建疆提出的‘别现代’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别现代’根植于中国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土壤，但却始终以外学、西学话语、思维、理论等为参照，热衷于在国际学术平台上交流与对话，致力于指导人文和社会学科的研究与提升，有助于学术界改变思维定势，尤其是对美学与艺术的方法、理论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别现代’主义过于局限在主观的范畴之内，非但无法解决不断衍生的实际问题，反而会因盲目夸大而遮蔽本身的创新性，最后在另一片喧嚣的争吵声中寿终正寝。因此，我期待学界能够尽早对‘别现代’形成共识，不断加以更新和完善，让中国学者原创的学术主义理论真正造福于全人类！”[1]这里有问题、有看法、有期待、有建议，是一篇善意与学术智慧并举的文章。但他对别现代理论“过于局限在主观的范畴之内”的说法，笔者至今还是不太明白。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别现代“Bie-modern”是汉语“别”的拼音与英文modern的组合。汉语中的“别”有区别、不要、告别、另外、特别、其他、别扭等七种意思，但都始于汉字“别”的原始意义。«易经»之“别卦”、«庄子»之“别墨”、禅宗之“别传”、诗歌之“别裁”，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他者的思维方式和分类标准，属于本土的原创性思想。中国文化是儒家和道家、佛禅并存的文化，以儒为正统文化，以道和佛禅为别样文化，经先秦到明代，从纷争到儒道释合一。历史上，不仅道家的庄子斥责“儒以诗礼发冢”，而且“袈裟其表，老庄其里”的禅宗也公开主张“教外别传”，旗帜鲜明地打出了别文化的旗帜。因此，来自中国传统别文化的“别”(Bie)与来自西方文化的“现代”(modern)的碰撞与组合产生了全新的意义。“别现代”在内涵上已经不再是分属于某一国,更不是某一家，而是一个中西古今的统合，并无顾此失彼、厚此薄彼之虞。
但谢金良先生好像并不关注对别现代的“别”的内涵考证，而是认为别现代主义作为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学术观点忽略了对中国本土已有文化成就的介绍。他说：“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并不存在一个客观固定的世界性学术舞台，甚至可以说世界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从这个角度看，独具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古已有之，早就在这个学术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了，没必要再重新命名一个自以为是的新的理论体系，才能证明它的真实存在。同样的道理，自从美学学科进入中国并逐渐衍生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也是自然而然地具有独立于世界学术舞台的合法性，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别现代’的出现，不应停留在主观的界定，而应该是客观的描述，更真实地描述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独特，让更多国外学者理解中国的学术思维和模式。”[1]显然，这里所批评的别现代的“主观界定”而非“客观的描述”，是说别现代理论尚未“更真实地描述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独特，让更多国外学者理解中国的学术思维和模式”。对于这一点笔者是理解的。别现代理论在提出伊始还来不及向国外学者介绍中国的学术成就，相反，其理论依据首先是因为“学术思想欠发达”[2](PP.56~57)现状倒逼不得不“别”、不得不新。其次是对“古已有之”的谨慎，而且必须谨慎。原因在于既然“古已有之”，为什么在人文学科领域还存在“是中国美学还是美学在中国”“是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的普遍现状和持久的国际性诘难？因此，别现代理论目前是、将来还是集中于自身理论的构建，尤其是理论的内涵建设，而不是忙于向世界介绍中国如何如何的“古已有之”。但是，这样做并不等于没有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相反，正是由于“别现代”(Bie-modern)一词的吸引力，才使得西方学者真正关注并研究当代中国的理论，而且建立了“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CCBMS)和“别现代研究中心”(CBMS)，走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达到了宣传介绍所达不到的目的，从而与金良兄殊途同归、不谋而合。美学家阿列西·艾尔雅维茨认为，由于别现代理论的产生，中国当代哲学有可能改变“西方哲学三帝国”的格局，形成一个“世界哲学四边形”，中国成为一边。[3]罗可·本茨也认为，阿兰·巴迪乌所说的世界哲学少有的“哲学时刻”理论非常接近别现代理论。[4]“哲学四边形”“哲学时刻”都是改变世界哲学格局的大词，虽然还需要更多的材料加以佐证，但对于宣传本土的“古已有之”而言，别现代不失为当代理论对古已有之的补充和张扬。
如果这里暂时不以如何弘扬中华文化为焦点，而以别现代理论自身的内涵建设为主题，那么源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别”字，其丰富的内涵在与现代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会产生哪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呢？
首先，“别”的多义性容易使人产生误读，因此，必须确立其意向。别现代理论包括对别现代社会现状的描述和对这种现状的看法、主张的别现代主义两大部分，因而别现代理论是一个既认识世界又改造世界的思想结构。如同“别在一起”就有叠合在一起和分手两种完全相反的意思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种严格的界定说明自己、证实自己。因此，别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别现代主义就是要在杂糅的社会形态中寻求未来发展的方向，减少人类在前进道路上的误判和失误。因此,区别真伪、求真务实就是别现代主义的第一要务。
别现代主义与“复数现代性”的区别在于它首先区别真伪现代性，而不是不加区分地将研究对象肯定为现代性的一种。目前，在欧洲和美国有很多种关于现代性的说法。在中国关于现代性的说法也有多种，如“复杂现代性”①、“混合现代性”②、“另类现代性”③、“新现代性”④等，但这些理论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现实在于现代、前现代、后现代的杂糅，并不具足现代性，相反，前现代性还有很大占比。如数千万人等待脱贫，两千多年前的户口制还在影响着城乡差别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封建宗法思想、封建迷信思想、封建威权思想仍很盛行。因此,不是现代性有多复杂，而是社会形态很复杂，将社会形态的复杂性用于界定现代性的复杂性就是用错了地方。实际上，现代性无非是来自启蒙时期的社会契约、天赋人权、平等、自由、法制的理念以及后来的社会福利制度，一点也不复杂。别现代主义追求的是真实的现代性，而非伪现代，因此，坚持本体首要、特殊次要和特殊不能代替本体的原则，首先区分真伪，建立真正的现代性，然后才有特殊与普遍的区分。如果本体和本质上都不属于现代性，那么，将其纳入特殊的现代性除了本末倒置之外，还有欺骗之嫌。因为“不是现代性”的界定已经摒弃了“有什么特殊性”的描述，消解了修辞的伪饰，会彰显事物的本来面目。
别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也很明显。首先，是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表征。西方的现代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是工业文明阶段的产物，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反思，是人类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与现代和后现代不同，别现代还拖着前现代的尾巴，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的杂糅体，尚未进入真正的现代社会，尚未实现现代化。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直到2035年中国才能实现基本的现代化。按照别现代理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经历和谐共谋期、对立冲突期、和谐共谋与对立冲突交织期、自我更新超越期。[2](PP.103~107)这些发展时期不再是也不可能是现代和后现代面临和关心的问题。其次，理论的结构形态不同。现代是脱离了前现代的历史发展阶段，后现代是在现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文明形态，因而都是在现代框架下展开的线性的组织结构，是历时形态。而别现代却是现代性、前现代性、后现代性等几种元素的杂糅，表现为时间的空间化特征，即共时形态，无法进行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断代分类，因而其组织结构是复杂的。最后，理论的问题域和理论指向不同。现代主义关心的是人如何从神的统治下自由解放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关心的是如何摆脱工具理性对人的制约的问题，而别现代主义在关心人的问题的前提下，首先关心的是发展中的欠发达问题，是在欠发达问题中区别真伪现代性的问题。因为借助现代化工具，在全球化背景下盛行的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假贩假不仅导致社会道德沦丧，信誉危机，发明者利益受损,影响发明创造，而且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当今世界，伪现代无所不在，尤其是在现代物质财富包装下的前现代观念和制度，在宗教经典面前的违约和欺骗，无所不用其极，真假问题正在成为一切问题的焦点。
因此，别现代的“别”就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其要义在于区别真伪。对特色的彰显，对传统的弘扬，等等，首先必须建立在区别真伪现代性的基础上，而不是盲目崇古，也不是刻意炫耀，相反，是在去伪存真、存优汰劣的基础上向世界介绍一个可信的中国、一种真实的文化.
二、走向本真
别现代主义区别真伪的思想主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问题，是一个传统的问题，是一个本体的问题，是一个本体优先于特殊的问题，是第一要义。前述本体先于特殊的观点，其直接的思想来源于中国道家的本真主义。中国道家的始祖老子说“道法自然”，即“道”这一最高本体是自己本身，是本然，是没有任何修饰的本真，因此，他主张“返璞归真”。道家庄子学派«渔父»一篇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主张“法天贵真”，并对当时的儒家思想展开批判。儒家思想的要义在于将道德伦理原则凌驾于事物本真的基础之上。与道家的返璞归真不同，儒家要求“克己复礼”，从而导致“儒以诗礼发冢”的伪善，并影响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虚礼成风、等级森严。老庄之后，每当社会变革之时，道家的本真主义就会悄然兴起。魏晋玄学之风、明中叶以来的思想解放等都有老庄本真主义的复兴，而这些实质上是人的本性的复活，也是人性的自觉。道家讲本真主义，原因就在于道家能够跳出人类社会和眼前利益看问题，因而能够纯粹地、不受利益羁绊地审视人类社会的处境、现状、历史和发展前景。相反，儒家过多地考虑“修齐治平”，要为眼下的政治服务，因而将“善”置于“真”之上。儒道两家的不同可以说是善与真的区别。
当今社会，人们往往把求真当成科学事业，但忽视了求真的本体论意义。也就是说，真是决定社会存在品质的第一关键。世界上的种种欺诈、蒙蔽以及伪艺术、假冒伪劣商品盛行，都离不开科技手段的支撑，都与人类对于本真的本体追求的丧失有关。因此，把求真的问题局限于科学事业，就会忽视真的社会道德价值，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
“真”是一个涵盖性范畴，包括真理、真实、真诚，真理属于关系范畴而非主观范畴或单一的客观范畴，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和规律的符合一致。“真实”与“虚假”相对，包括自然本真和未经修饰、遮蔽、篡改、伪装的客观存在。“真诚”则指诚实无妄，表里如一。但是，全球化以来，真理和真实包括真诚的哲学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就真理而言，在西方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影响下，真理已经失去了本真性、原初性，变成了主观理解中的存在，是主观“前见”的产物，是阐释的结果，从而使得真理不再具有本真的意义，也不再具有绝对的意义，导致任意阐释、伪饰和谎言的肆无忌惮。而作为客观存在的、与虚假相对的真实也由于技术进步和商业利益的驱动被虚饰、遮蔽、篡改和伪装所改造，成为稀有物。真诚连带着社会诚信也随着真理的式微和真实的稀缺而日渐危矣。
与现实中真的沦丧相连，后真相理论认为，随着传播媒体技术的发达不仅真理是难以确定的，而且就连真相也是不存在的。无疑，后真相理论对于伪饰和谎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真相、真理变得奢侈而不可求，甚至从根本上就不必求，从而导致伪现代乘机大行其道。
与阐释学和后真相理论相区别，别现代主义主张区别真伪现代性，回归本真，建立真正的现代性。这些思想来源于中国道家思想，但同时也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摆脱谎言和欺诈的困扰；根绝假冒伪劣商品，还得回到老子的“返璞归真”和庄子的“法天贵真”上去，而不是在毫无本体规范的科技发展中走向自我毁灭。
老子的“道法自然”和庄子的“法天贵真”不仅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精华，而且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和艺术的基本精神。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文艺理论家不仅热爱自然、讴歌自然，而且将自然、真诚看成是创作的前提，缺乏自然和真诚的艺术历来被认为不是好的艺术。刘勰说：“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文心雕龙·原道»)李白提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思流夜郎忆旧游书怀江夏韦太守良宰»)无不体现出崇尚自然本真即“法天”的思想。而“贵真”就是真诚无妄，反对矫情和伪饰。王充在«论衡»中说“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论衡·超奇篇»)，主张作文要“黜其伪以存其真”(«论衡·自纪篇»)。刘勰提倡“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文心雕龙·情采»)。明代李贽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童心说”,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童心说»)。此后的公安派、竟陵派和独抒性灵派都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提倡写真实的优良传统。
追求艺术的真实也是西方文学和艺术的传统。虽然西方没有“法天贵真”的说法，但肖像画手法的传统、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无不主张真实地反映现实，表达真情实感。即使是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也无不强调情感的真诚。因此，以美为识别标志的文学和艺术都离不开对本真的诉求，包括对真实和真诚的坚守。
别现代主义的本真观就是要激活传统文化中那些具有本真价值的优良传统，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保持本真，尊重原创，反对赝品和伪饰，表达人们真诚自然的情感，给虚假社会一个本真的昭示和矫正。
三、落实生命股权
返璞归真、法天贵真，在人的生存和发展中不仅要求本真的存在和自然的发展，而且要求有权利的因而是有价值尊严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有价值尊严的存在和发展就依赖于每个人生来平等的生命股权⑤。
生命股权是引起学界热烈讨论的概念，也是别现代主义的新观点，其实质在于每个公民从国民经济总收入中平等地分红分利的自然权利。生命股权不同于财富股权，它不可以转让、不可以买卖，与生俱来、与死俱往，与身体共在、与生命共存，是一种自然法权。生命股权是一个人的权利在国家整体财富中的不可动摇的占比，涉及医疗、保险、教育、住房、养老、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最大特点是生来就有，终身伴随。因此，生命股权是每个个体与生俱来的权利，无授受——生而有之、无转让——无法转让、无代管——不可代管、无继承——不属于他人接续范围，始终于个体的一生。生命股权以不劳而获为识别标志，就如家庭中的一员，虽然不劳动或不能劳动或没有劳动机会，但生来具有平等的生存权、对物质的享有权、对财产的继承权。生命股权理论是对西方古典天赋人权理论中的道德局限的突破。它突破了不劳不得的法则对于人的权利的限制，认为不劳而获的非道德行为是保障人的根本权利的底线,如无此底线，人的权利便会在道德的谴责中丧失。有鉴于此，生命股权理论在权利与道德的两难困境中，将天赋人权与人在社会中不劳而获但又理所当然地享有的终身相伴的股权相结合，使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权利具体化、合法化、数据化、技术化,能够落实到人,而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从而使人的生命本质得以彰显。
生命股权是一种本真的存在，是一种原始的权利，不曾受后天观念的影响，最具有生命的尊严和价值的不可替代性。徐峥导演的«我不是药神»就是一个由于生命股权在医疗体系中的缺失所导致的白血病人的悲剧故事。这个故事以“贩假”“售假”和“打假”为线索展开，但这里“假”的问题却是由于免费医疗缺失造成的生命股权的无法兑现这一真实问题所造成的。由于奇高的药价使得想要存活下来的白血病人只能以有损生命尊严的、逃避警察的行为买卖“假药”。但是，如果要以一个国家十数亿人的生命股权为基数的国家采购为基础，再贵的特效药也都会很便宜。原因在于分母大而分子小，其得数必然小。但问题恰恰就出在当时没有这种以生命股权为基数的采购机制上，没有出现大分母和小分子，相反，却出现了大分子和小分母。本来属于打假的正义行为却被无视生命的强制行为扭曲为人的生命权的对立面，剧情出现了反转，打假变成了“索命”，贩假和购假变成了神圣的捍卫生命的壮举，一种由强烈的荒诞感所引起的震撼、愤怒和同情油然而生。这部电影的轰动效应就在于触及生命股权和本真主义的敏感神经,引起观众的思考。
生命股权在本真人或原初生命体与人造生命体的博弈中逾显重要.随着虚拟技术的进步，仿真世界、模拟世界与真实世界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区别真伪的问题日渐明显.随着AI技术的发展，不仅机器人——别人类——正在部分代替人的工作，成为人的生命的延伸，而且，机器人正在与创造了他们的本真人或原初生命体争夺生存权、繁殖权、延续权。尽管科幻电影目前还只是银幕上的艺术，但AI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机器远远超越人类本身的学习能力与控制能力，人被机器所统治的担忧已不再是天方夜谭。三体小说愈来愈引起读者的兴趣无不与此有关。但是，机器人是否可以具有生命股权？是否可以与原初生命体具有同等的地位？正在拷问着人类的现在和未来。除了人与机器的纠葛，还有就是基因修复技术、生命延续技术等正在将人类以身体为“本钱”的生命股权的平等推到了失去准星的天平上。因为借着高科技正在形成的所谓“生命经济学”揭示了当某些个体的寿数数倍于普通人类时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社会伦理、社会价值、社会心理的巨大危机。因此，确立人的生命股权，有助于维护人的本真以及与之相随的尊严、平等和价值，而且也有可能深化科幻大片和三体小说的思想。
生命股权与人的幸福感和美感休戚相关，成为人类幸福感和美感的来源。人类的幸福来自客观世界的物质保障和主观世界的安贫乐道。同样，人类的不幸除了物质的匮乏导致生命难以为继外，还有主观欲望的永远无法满足之苦。因此，生命股权是人生幸福和美感的物质源泉，舍此，将失去幸福感和美感的前提。尽管人生境界的超越论甚嚣尘上，但如果没有生命股权的保障，仅靠心灵鸡汤和画饼充饥的精神胜利法，人类的幸福感和美感最终会因为“活着”的问题无法解决而丧失。别现代主义提倡和维护生命股权就是为了每个个体能够得到充分的属于自己的权利，有尊严地活在世上，从而维系每个人的幸福感和美感。文学、艺术、审美教育都应该自觉维护个体的生命股权，自觉地实现人的本真性存在，去伪存真，展示人的幸福感和美感的来源，揭示人类苦难的根源，唤醒人们的真诚和良知，捍卫人类的尊严和价值。
四、一别到底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是被观念和理论主导的历史。符合社会历史规律、具有人类正价值的理论会给人类以正确的引导，给人类带来福音，而违背社会历史规律、有违人类正价值的理论则给人类带来破坏和灾难。因此，别现代主义之“别”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对人类思想史进行甄别，区分真伪，拎清利弊，消除那些表面光炫而实际有害的思想，使人类永远处于清醒之中，不为某种时髦的理论所迷惑；处于思辨和争议之中，让各种思想相互砥砺，在思想市场上自由竞争。别现代主义主张自我更新，而且别现代主义本身也处于开放的状态，允许甚至鼓励批判和自我批判，其目的在于自我调节、自我超越，弃旧图新。
思想的合理性和价值是在思想市场上体现出来的。只有思想市场才有思想的平等交换，才不可能被某一种思想所迷惑、所奴役,从而使人类的思想处于自我组织、自我更新的常态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中的法西斯主义之所以猖獗一时，席卷全球，就在于他们消灭了思想市场，用一个主义来迷惑人们，统治世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类共同的灾难和抹不去的伤痕。因此，别现代主义的“别”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对各种思想进行区别，进行拷问和研究。因此，别现代主义之“别”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本体论，主张别到底、别到根子上去，在根子上发现真理和谬误，在根子上捍卫真理和价值。
别现代主义的跨越式停顿理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切割理论最能体现其一别到底的思想。该理论主张，在事物发展的高级、高速阶段突然中止、停顿，用以消解惯性，改弦易辙。跨越式停顿是对跨越式发展的矫正，让人们迷途知返，而非一个劲地为增长而增长。跨越式停顿符合老子“功成名隐身退天之道”的思想，符合禅宗“顿悟成佛”的理念，也符合中国古人“急流勇退”的行为方式，还符合当今国际流行的“无水日”“无烟日”“无车日”等全球性预演。从有到突然的无就是跨越式停顿，为的是更安全、更高效地发展。跨越式停顿理论认为，不同于科技、经济、军事上的可跨越式发展，生态、文化、社会制度等无法进行跨越式发展，相反，需要跨越式停顿中止由于发展经济而造成的对于生态的破坏；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进行与继承对象和借鉴对象之间的切割，从而实现真正的创新;在社会制度方面，坚决果断地中止那些过时的、不合理的制度，实现社会的自我更新，以防走向不归路。
别现代思想产生于一个混杂的现实和思想的迷乱中，因此，要求清理思想、区别真伪，让本真再次光临人间。目前，美国和欧洲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别现代理论虽然产生于中国，但它属于全球，并且纷纷建立了别现代研究机构。这对于我们展开全球性的学术对话，建立欧洲学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共和国”⑥至关重要，它能够及时地克服来自狭隘民族主义的学术偏见，使我们的见识和境界更上一层楼。
别现代要往哪里别？目前，已经“别”到了美国和欧盟，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空前的学术事件。中国近代以来的科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学者被国外研究的不少，被西方国家聘为外籍院士已有几位，诺贝尔奖得主也从无到有，在国际性学会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学者越来越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国外就中国学者提出的某个理论观点而建立专门研究机构的，别现代尚属首例。美国、斯洛文尼亚的别现代研究机构说明别现代理论已经在美欧国家安营扎寨，开始了萨义德所说的“理论的全球旅游”，别现代以后还要别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当然，别现代作为一种思潮，到底往哪里别却并不局限于研究别现代的机构在哪里，而在于它的思想路线、价值倾向，在于时代的吁求，在于更多的参与者的共同拓展。
行文至此，笔者仍然不明白谢金良先生所说的别现代理论的“主观化”是什么。笔者看来，主张、观点、思想、理论、主义这些都离不开主观的判断，也离不开主观的表达,如果没有主观性，何以彰显理论本身。当然，缺乏论证，缺乏数据，就不仅仅是主观化了，而是言之无据、任意而为。
总之，别现代主义的未来发展将集中于返本归真和生命股权的落实，是一种自诩的“兑现主义”。返本归真和生命股权这两个问题既是人类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也是人类根绝有害思想、保障健康发展的前提。在一个虚假瞒骗的社会，在一个生命权利没有保障的国度，人类的存在和发展都将遭遇巨大的阻力。但是，别现代主义的“别”究竟有多少种，还有哪些领域和市场，这就要靠全体关心和研究别现代理论的同行一起来探讨了。
注释：
①“复杂现代性”主要是汪行福先生的说法。
②“混合现代性”是查常平先生的说法。
③“另类现代性”是法国思想家阿尔都塞的说法。
④“新现代性”是任平、张未民的说法。
⑤生命股权，英译lifeequity/lifestock.关于“生命股权”的讨论一文最早发表于欧盟«哲学通报»(Filozofskivestnik)2018年第3期，又在全国性的哲学、美学、社会学大会上宣读过。参见WANGJianjiang,IsitPossibleforChinatoGoAheadofthe Worldin Philosophyand Aesthetics?——Responseto Aleš Erjavec’s,Ernestženko’s,andRokBenˇcin’sCommentson ZhuyiandBie-ModernTheories.
⑥“文人共和国”,英语为publicofletters，指17、18世纪的欧洲一些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学者相聚在一起自由地探讨问题，形成的并非学派的文人群体现象。
参考文献：
[1]谢金良．“别现代”何去何从——王建疆“别现代”理论初探[J]．贵州社会科学,2019,(2).
[2]王建疆．别现代:空间遭遇与时代跨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3]AlešErjavec．Zhuyi:From AbsencetoBustle?Some CommentstoJianjiang Wang＇sArticle’TheBustleor theAbsenceofZhuyi‘[J]．JournalofArt＋MediaStudＧies,2017,(13).
[4]罗可·本茨．论哲学的“时刻”、解放美学及贾樟柯电影中的“别现代”[J]．贵州社会科学,2019,(2).
原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