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
摘要:中国美学研究虽然已是成绩斐然，但在构建中国具有自身特质话语体系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要求下，必须有一个新的突破。从范畴研究到命题研究，这是中国美学研究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范式转换。命题本是逻辑学的概念，而哲学的或美学的命题，则是由人们在长期的理解和诠释中产生的重要学术观点的表述。美学命题的共同特征一在其客观性，二在其意向性。中国美学命题有与西方美学命题的共同属性，也有属于中华思想背景的个性特征。以更为自觉的命题意识进行中国美学研究，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契机。
关键词:中国古代美学美学命题中华美学精神范式转换
各门科学的认识通常用命题表达出来，并且被当作触手可及的成果端给人类，供人类使用。
--海德格尔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并且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作了概括。“中华美学精神”成为新时代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成为当代美学发展的指南。如何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是中国美学界的重要课题；同时，也为美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突破性的契机。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更责无旁贷。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我们每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使命，在中国美学研究领域，以命题研究的推进，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可谓恰逢其时。
一
中国美学研究应当以切实的整体性推进使中华美学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彰显。笔者以为，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美学研究赶上了一个最好的时代，中国美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美学舞台上充分展示了中国美学的独特魅力。在方法论上，范畴研究取得的成果是尤为显著的。不仅数量庞大、思维层次提升，而且使中国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理论自觉的新时期。当然，中国美学范畴研究是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研究联袂而行的，甚至很多学者的古代文论范畴研究也是从美学的角度进行的。例如蔡钟翔先生主持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已经出版第一、二辑计20种，成为中国美学范畴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丛书中各专著的作者，都是中国美学研究界的核心人物，这些著作也代表了美学范畴研究的当代水准。美学范畴丛书中的每一种，都是以一个美学范畴或二三个互相密切相关的范畴构成的范畴群为研究对象，如蔡钟翔《美在自然》中的“自然”，涂光社《原创在气》中的“气”，袁济喜《兴：艺术生命的激活》中的“兴”，古风《意境探微》中的“意境”，胡雪冈《意象范畴的流变》中的“意象”，张晶《神思：艺术的精灵》中的“神思”，张方《虚实掩映之间》中的“虚”“实”，曹顺庆、王南《雄浑与沉郁》中的“雄浑”“沉郁”，陶礼天《艺味说》中的“艺味”，胡家祥《志情理：艺术的基元》中的“志”“情”“理”等。中国美学范畴当然远不止于这些，“美学范畴丛书”的第三辑本来已经组稿，而且若干书稿已近完成，遗憾的是随着蔡先生的辞世，第三辑被搁置下来。而范畴研究作为中国美学研究的主流方式，则是显见的事实。
与范畴研究同时并已有所成就的还有命题研究。与范畴相比，命题无疑是更为复杂也更为深刻地表达思想观念的短语。从中国古代美学的角度来看，范畴往往是一个单词，如感兴、含蓄、意象、意境、中和、风骨、文气、法度、意、逸、妙、味、韵、简、化境、天机、冲淡、广大、精微、本色、家数、空灵、格调等等。也有许多是相对的单个范畴合体为一个复合性的范畴，如形神、虚实、雅俗、真幻、文质、情景、动静、巧拙、正变、奇正、隐显、真伪等等。至于中国美学的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对于“中华美学精神”的系统表述，给了笔者深刻的启示，他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展现中华审美风范。”无疑地，这段论述是对中华美学精神最为集中的表述。而三个“讲求”，是最为核心的内涵。这三个“讲求”，可以认为是由美学命题组成的，而且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联系。笔者曾尝试着对这三个“讲求”进行美学意义上的诠解，认为：托物言志、寓理于情，属于审美运思的独特方式；言简意赅、凝练节制，属于审美表现的独特方式；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属于作品审美存在的独特方式。习总书记以这样一组为人们所熟知的美学命题，彰显了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对当前的中国美学研究来说，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示例。我们是可以用美学命题来进行当代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的。美学研究当然不止一种路径或方法，但命题表达是可以作为开拓性的进路的。
命题从语言学的意义来看，就不再是一个单词或并列性的词组，而是一个有意义的短语，在这个短语内部，已经有了相对复杂一些的语法关系。我们不妨从中国美学的层面上举一些例子，如：“观物取象”“绘事后素”“澄怀味象”“以形传神”“感物吟志”“诗言志”“修辞立诚”“诗无达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气韵生动”“神与物游”“窥意象而运斤”“拟容取心”“率志委和”“执正驭奇”“以少总多”“入兴贵闲”“言有尽而意无穷”“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意与境浑”“宁拙勿巧”“意在笔先”“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气盛言宜”“文以载道”“立主脑”“有境界最上”等等。命题表达了主体的思想观念，命题是精神活动的意向对象。率先从古代文论的框架明确提倡命题研究的吴建民对于命题的概括指出：“古代文论命题作为判断性、陈述性的短句、短语，具有简明判断、客观陈述的特征，文论家一旦产生了较为成熟的思想观点，就非常适合使用这种简明的判断性陈述性的短句、短语来表达，并且古代文论家的思想观点通常来源于自己的切身经验，他们对自己的思想观点一般不作逻辑论证，而是直接陈说或做出判断，这种情况【容易使他们乐于运用命题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1】这种言说，同样适合于我们对古代美学命题的认知。
要在中国美学理论建设上有突破性进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仅停留在范畴研究的层面上已经难以充分发挥古代文艺理论的资源功能，难以承载这样的历史使命了。对于古代美学命题的梳理与研究，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提到了我们的面前。在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资源中，存在着大量的命题，而且它们在美学思想的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传承作用。我们的古代文论或美学研究，并非没有关于具体命题的研究，著作如成复旺的《神与物游》，论文如汤一介的《“命题”的意义——浅说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的某些“命题”》、笔者的《人兴贵闲——关于审美创造心态的一个重要命题》等等。但与范畴研究相比，命题研究的成果数量远远少于前者，而且处于自在的状态，也就是并未对命题进行具有明确自觉意识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将范畴与命题相混同的问题。美学范畴研究丛书中的《文质彬彬》（陈良远著）《心物感应与情景交融》（郁沅著）就是命题而非范畴。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都存在着将命题作为范畴研究的现象。这说明了命题研究还处在附庸于范畴研究的阶段，对于命题研究也还没有自觉的意识。
中国古代美学文献中命题的大量客观存在，以及之前关于美学命题研究的众多成果，为当下将命题研究作为自觉的、建构性的美学研究范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传承和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时代需求，又为命题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中国美学发展的自身要求，同样是命题研究的内生动力。对于中国美学来说，范畴研究当然也还没有完全地、充分地展开，还有许多范畴的理论内涵并未得到全面的解析，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没有得到全面的梳理与建构，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也是当代研究中国美学的学者应担负的历史使命。中国古代并没有“美学”之名，当然也不存在这样的学科意识，然而，不能说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文献及文艺作品中没有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如诗论、画论、词论、曲论、乐论、书论等）及文学艺术作品中蕴含着非常丰富且颇有民族特色的审美观念和美学思想。中国美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及其在当代所生发的绚丽光彩，明白无误地昭示了这种情形。如果缺少了中国文艺理论中的美学建构，当代中国美学也就没有了格局，不成其为中国美学。
二
“命题”源于逻辑学，指判断性的句子，如果句中无判断，就无法构成命题。命题虽然是处于概念与推理的中间环节，但很多命题因其在哲学史或美学史上内涵丰富、影响深远而具有了独立的意义。苏格拉底所说的：“我们经常用一个理式，来统摄杂多的同名的个别事物，每一类的杂多的个别事物各有一个理式。”【2】谢林所说的：“通过自我意识的活动，自我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对象。”【3】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4】席勒所说的：“只有当人是充分意义的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并且只有当他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全的人。”【5】康德所说的：“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6】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7】“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决不是同仿佛是客座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8】克罗齐所说的：“直觉是表现，而且只是表现。”【9】克莱夫窑贝尔所说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10】苏珊窑朗格所说的：“每一门艺术都有它自己特有的基本幻象。”【11】等等，都是为人所熟知的哲学美学命题。这些命题都已经不再囿于形式逻辑的范围，而是由于在人类思想史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反复阐发，而成为哲学史或美学史的重要纽结。
从这个层面来看中国美学的命题，也可以作如是观。由于美学命题的大量存在，也由于汉语传统所形成的简洁而完整的命题形式，中国美学史上的命题对于中国美学研究来说，意义更为重要，辐射的延展性更强。无论是在西方抑或是在中国，哲学、美学的命题探讨和研究的空间都相当之大，由命题所涵盖的理论系统可以得到尤为清晰的呈现。对于中国美学而言，命题研究的时代意义以及对美学研究的提升功能，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且深入思考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古代文论及美学研究中，范畴研究异军突起，涌现了一大批范畴研究的论著，大大提升了研究层次，更新了研究方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一个突出的“景观”。范畴研究不仅使很多中国美学范畴得到系统的梳理与建构，同时，也深刻改观了文论史和美学史的研究模式。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就是以“志”“情”“境”“神”四个主要范畴来构筑他的诗学体系；由黄霖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通过史的脉络与范畴研究相结合，开创了文学批评史写作新的模式，这是课题组反复思考后的创获。
从命题研究的角度来看，最有典范意义的是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先生。元化先生所著《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可以视为命题研究的经典之作。是书下篇中的“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耶离方遁圆爷补释”“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释《养气篇》率志委和说”诸篇，都是我们所说的命题研究之作。元化先生既有精深的理论见解，又有坚实的文献功力，因此，在对这些命题进行阐释时，都是以文献辨析为基础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观点。中国美学研究如何突破，如何提升钥如何在研究范式上有一个富有实效的改观钥由范畴到命题，也是研究范式的转换的路径。中国美学文献中的命题资源非常丰富，而且也体现了不同的思想流派以及不同艺术门类的背景。如“以意逆志”有着儒家文艺思想的色彩，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就在感觉上具有道家的意味；“诗缘情而绮靡”源自于诗学，“以形写神”则带有明显的画论痕迹。与我们前面举过的西方哲学美学的命题相比，其共同之处在于：一是它们都在长期的阐释与评价中成为思想史、美学史上的亮点，也因其学术根源的（深而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二是无论是西方命题，还是中国命题，都兼具客观性和意向性。
作为判断句的命题，客观性是其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品格。如果失去了客观性，命题也就失去了真实性，也即“伪命题”。对于一个有效的命题而言，它的客观性也就是它的含义。海德格尔曾指出命题的真实与客观性。他说：“现在相符的不是事情（Sache），而是命题（Satz）。真实的东西，无论是真实的事情还是真实的命题，就是相符、一致的。在这里，真实和真理就意味着符合（Stimmen）。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符合：一方面是事情与关于事情的先行意谓的符合；另一方面则是陈述的意思与事情的符合。”【12】在这个意义上，命题又是与直观想象难以分开的。美国《哲学百科全书》认为：“事实无非是一个真命题，是真理，这真理是某些命题具有而别的命题不具有的简单的、不可分析的和可直观想象的性质。一切知识，甚至感官知觉得来的知识，都无非是命题的被认识的东西。”【13】中国美学命题，基本上都是源自于一些著名的文学家或艺术家的切身审美经验，有的属创作论，有的属作品论，也有的属鉴赏论。一经提出，便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因而在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成为亮点。它们的客观性是真实无误的。
与客观性相联系而又不可缺少的是它的意向性特征。“意向性”是现象学哲学最为基本的观念。用现象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现象学的先驱、著名哲学家布伦塔诺主张：所有的意识活动都针对一个对象，这种针对性称作意向关系（intentionalrelation），命题本身是精神活动的意向对象。命题必然针对某个内容，同时，它又在表述中先挂了某种统一的指向。现象学的鼻祖胡塞尔指出了表述与其内容之间的矛盾：“每个表述都不仅仅是表述某物（etws），而且它也在言说某物，它不仅具有其含义，而且也与某些对象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多层次的关系。但对象永远不会与含义完全一致。当然，含义与对象这两者只是因为给予表述以意义的心理行为的缘故才同属表述。如果人们在这些耶表象爷方面区分耶内容爷和耶对象爷，那么这指的也就是在表述方面区分：表述所意指的或耶所陈述的爷和表述所言说的。”【14】命题的意向性则必然地表现为表述的选择性和同一性上。含糊不清的表述是不能成为命题的。“含义的观念统一”，这是胡塞尔所明确主张的。命题应该具有胡塞尔所揭示的这种性质：“在我们看来，意指的本质并不在于那个赋予意义的体验，而在于这种体验的耶内容爷，相对于说者和思者的现实体验和可能体验的散乱杂多性而言，这个体验内容是一种同一的、意向的统一。”【15】任何一个命题都应该是有着同一的含义，而不应是歧义纷呈的。对于命题的理论价值而言，意向性是尤为重要的品格。美学命题在客观有效的基础之上，表达着主体的取向。如果只是事实陈述，那么，命题就是缺少理论内涵的。哲学家斯托特（G.F.Stout）这样阐述命题的客观性与意向性，他认为：“在判断中，心灵有一个在它之前的真实的对象，这个对象是由具有并非在一个对象的纯粹集合中找到的特殊统一性的复合物构成的。噎噎心灵则从这些真正的可能性中选择一个作为现实的。选择的取舍是一个与确定的事实相关联的真正的可能性，它并且作为判断的独立对象起作用”【16】。罗素则强调命题是一个复合统一体。他认为：“通过判断的多元关系形成一个复合统一体（判断复合句）。如果存在一个实际的复合物，在如下意义上与判断复合句相对应，即那些作为判断复合句中对象的东西是以它们自己内部的统一性以及有着同一次序的判断复合句之外的统一性而存在的，那么这个判断就是真的。”【17】我们所举出的美学命题之所以称为“命题”，就是它们都是在作为真实有效的判断基础之上，有着明确的意向性。如刘勰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文心雕龙窑神思》）以主体的心灵澄明虚静，作为创作的根本条件，其意向性是明确的。再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提出的“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的命题，在诸多的词学价值中唯选境界为其根本，也是一种鲜明的意向性。三是命题的不可重复性或唯一性。我们这里指的是在中外思想史上经过长期积淀而成为具有很强辐射力的重要命题。它们经过了多层次、多角度的阐释与淬炼，倘若有人“克隆”或模仿它们，不仅不能成为有效的命题，反倒只能成为笑柄。
三
对于中国美学的特性的探讨，也许会被人视为大而无当或者是已陈刍狗的，然而，如欲谈论中国美学命题之于中国美学研究的意义，却又不能不连带涉及这个问题。欲使中国美学的研究得到实质性的进展，则必须对中国美学的特性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与西方的美学比较，中国美学自有其独特的形态与结构，自有其特殊的话语方式。那么，命题在其中究竟充当了何种角色钥
一种普遍性的看法是，西方美学是以思辨的严密性和系统性为其思维特色，其体系非常完整，范畴的内涵与外延都颇为严密。一些在哲学史和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大多数都有体系严密的著作，而他们的论证，也多是围绕着核心命题展开的。对于中国美学，认为是经验的、直观感悟的性质居于主导。如在范畴体现方面，则多是描述性的、比喻性的，内涵与外延都缺少明确的规定性。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客观存在的，中国古代的美学资源，大多出于文学家、艺术家之手，而以思辨见长的理论家所著述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著述，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熙载的《艺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则是很少的。从范畴的方面来看，提出和使用各种范畴的人非常之多，却又处在较为随性的状态之下；同一范畴在不同使用者那里有不尽相同的内涵，不同的范畴却也许有相同相近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中国美学自有其独特形态的体系，这种体系不能以形式逻辑的眼光来衡量。西方的美学家大都有系统的哲学观点，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康德、黑格尔以及谢林，乃至20世纪的海德格尔、德里达、伽达默尔等，都是以其独树一帜的哲学体系见称的。这种体系，是以逻辑严密、思辨力强见长的。那么，中国美学就没有特性了吗钥其实不然。中国的哲学美学，并非不存在体系，而是有着属于自己的特殊体系性，这种体系显现以中国文化背景为其根基的、贯穿的、流变的特性。从个体来看，这种体系并不明显，而从整体看来，中国美学的体系性却是包含在中国文艺史上的诸家论述及其流变之中的。这种体系的个人色彩也许并不突出，甚至是很淡化的，但若沿着历史的轨迹来看，这种体系的脉络还是颇为清楚的。如儒家文艺思想的体系、道家文艺思想的体系、佛家文艺思想的体系，都是一脉相承的。从范畴的角度来看，中国美学更有着贯穿的、流变的体系性质。具体的范畴往往从经验中提升出来，却并无论证的过程。如感兴、情志、形神、风骨、意象等，而通过文学家、艺术家的反复运用，踵事增华，这些范畴的内涵不断深化，从而形成了一以贯之的范畴，当然也不乏产生某些变异。
对于中国美学来说，命题的特性与功能尤能为之增添其独特的风采。中国美学命题的普遍特性一是命题自身的完整自足，使之深入文学家、艺术家的创作观念，而且具有明晰而丰富的理论内涵。这些命题也已经由人们反复运用，并从原来的语境中脱颖而出，在语法和句式上都经过了淬炼，从而形成了简洁而完整的命题形式，如“诗言志”“诗无达诂”“大象无形”“心斋坐忘”“观物取象”“涤除玄鉴”“澄怀味象”“思与境偕”“发愤著书”“神与物游”“应物斯感”“窥意象而运斤”“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写气图貌，随物宛转；属采附声，与心徘徊”“以少总多”“入兴贵闲”“得意忘言”“质有趣灵”“气韵生动”“以形传神”“迁想妙得”“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咫尺万里”“虚实相生”“计白当黑”“境生象外”“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不平则鸣”“言有尽而意无穷”“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气韵非师”等等。这些命题在语法上都是相对的完整，其价值判断是颇为明确的。与古代文论与美学的范畴相比，其主体性与意向性都是昭然可见的。这里所说的美学命题，往往揭示着完整、系统的美学观念，具有了范畴所不能完整表达的美学意蕴。这些命题已经经过了历代艺术家或理论家们的运用，经过整合与熔炼，使之在原典中的语境中突出了出来，并在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史上得到了内涵上的统一与确定。如“涤除玄鉴”“心斋坐忘”是来自于《老子》《庄子》，有着明显的道家哲学思想的底色，其本来义主要是对于道本体的体认，但在人们的审美认知中，已经成为人们对审美态度的确定性的命题，认为审美主体的形成及审美对象的呈现，应该是去除内心的种种私欲杂念，使自己的内在世界无欲无求，心无挂碍，这是进入审美过程的主体条件。“澄怀味象”与之意思接近，但使动的意思更为鲜明，同时，又将这个命题框定在山水画的创作前提上。味象，是品味并呈现于内心的山水之象，它来源于作为对象的山水对象，但又是呈现在心灵屏幕上的意象。“以形写神”源自于南朝著名画家顾恺之的画论《魏晋胜流画赞》，明确地表述了画家关于绘画领域中如何处理形神关系的观点，另一个与之非常相近的命题就是“传神写照”，揭示了人物画的美学旨归。而这其中的佛学意蕴也是很容易领悟出来的。这些美学命题在表达主体的审美观念和美学思想方面，都是完整自足的。对它们的理解，当然要更为全面地把握其思想系统的背景，但这些经过了人们反复运用和淬炼的命题，在语言方式上更加整饬，而其语法关系因其完整性而给人以强烈、深刻的印象。
与西方的哲学、美学命题相比，中国美学命题有着一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它的自明性。前者以某一命题为其核心展开阐述与认证，它的思辨性和阐发性就显得十分鲜明。往往一位思想家的一部经典名著，其实就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命题展开，终其全书都在阐明这个命题。如克罗齐的《美学原理》，如果概括来看，就是认证他的“直觉即表现”的核心命题。杜威的《艺术即经验》，也是以整部著作都在认证“艺术即经验”这个核心命题。这样说当然不免有些简单化或以偏概全，但笔者是在与中国美学命题的比较中来考察其特征的。中国美学的命题，如我们上述那些，是从艺术家或理论家的文章及作品中突显生发出来的。其原本并非全是为阐发此一命题而为，也不会全文乃至全书专为阐发此一命题，往往只是最能表述作者思想的一个亮点；而经过了读者或艺术家们的反复运用与阐发之后，其内涵愈加明晰，一读之下，令人心智顿开。与西方的命题相比，它的自明性特征非常显豁。如“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心雕龙窑体性》）这个命题，是说作家的主体因素是决定风格的根本原因，主体因素的丰富多样，导致了风格特征的多姿多彩。这是一读之下就能明白它的意思的。“神与物游”（《文心雕龙窑神思》）是讲作家的内在运思是与外在物象相伴而行的。“咫尺万里”出于杜甫的题画诗《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经过读者的认同过程之后，“咫尺万里”成为人们在审美价值方面的重要尺度，就是在非常有限的篇幅内，蕴含着特别大的审美张力。这个意思也是不言自明的。“不平则鸣”源于韩愈《师说》中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是说诗人作家创作的动因是因其遭遇不平，“发愤著书”的意思与之相近。“境生象外”源自于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董氏武陵集序》：“诗者，其文章之蕴邪浴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而作为美学命题的“境生象外”，其意蕴就是指意境的整体性是由意象生成的。这个理论内涵是非常确定的。这种自明性，是中国美学命题的一个鲜明特征，也是贯通中国美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条件。
四
在中国美学研究中，如何发挥命题研究的作用，以推进中国美学的开拓进展钥中国美学已有若干重要著作问世，如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第一、二卷）、张法的《中国美学史》、陈望衡的《中国古典美学史》、祁志祥的《中国美学通史》等；此外相关的还有曾繁仁主编的《中国美育思想通史》、朱志荣主编的《中国审美意识通史》等。还有许多研究中国美学的著作，如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梁宗岱的《诗与真》、韩林德的《境生象外》等等。研究文章就更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胡经之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以“作品”“创作”“鉴赏”三大编，汇集了中国美学的经典论述，基本是以美学范畴为主题，如“情志”“形象”“形神”“比兴”“中和”等等。蔡钟翔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两辑共20种，大大推动了中国美学范畴的梳理与研究。时至今日，我们认为，中国美学从命题研究的范式进行切入，或可以给中国美学开掘出新的层面。美学命题在中国美学文献中比比皆是，处处可见。而且也有一些从命题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论著，如汤一介的《“命题”的意义——浅说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的某些“命题”》【18】等，都体现出自觉的命题研究意识。韩林德的《境生象外》（三联书店1995年版）作为“三联窑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之一种，其中多有对华夏美学主要范畴、命题的研究。如第一章“华夏美学的主要范畴命题和论说”，其中的“言志说与缘情说”“气韵生动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都是美学命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笔者近年来有多篇从哲学命题切入美学的文章，如《“万物一体”与中华诗学的审美特征》《“理一分殊”思想及其诗学价值》《“如在目前”与“见于言外”》《“凡象，皆气也”》《“鸢飞鱼跃”与中国诗学中的审美理性》等，这些文章都是自觉地以命题研究为其方法论的。吴建民近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论命题研究》一书，是对命题研究最为系统的专著，对于古代文论的命题之特征、功能都作了明确阐述，并将命题与范畴之间作了区别。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论述命题的学术专著，虽则是就古代文论的命题进行理论建构，但相当大程度上也是契合美学命题的。吴建民的《中国文论“命题”之理论建构功能》，也是一篇倡导命题研究的重要论文。詹杭伦在《文章理论命题四论》中，举“文如其人”“文无常体”“文章本色”“文章之妙”等四个文章学命题为个案进行探讨。上举研究例证，说明美学命题研究开始进入一种理论自觉阶段。相关美学和文论的学者，不仅具有鲜明的命题意识，而且已经有若干美学命题的重要成果问世。这对中国美学研究来说，不啻为一股强劲的推动力。
如果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转换来看待命题研究，并欲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美学的整体性进展，依笔者之见，对于命题研究的现状，还应进一步梳理与反思，以便在后面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彰显作为研究范式的独特性和规范性。对于如何使命题研究提升到更高的水准，从而推出一批标志性的成果，笔者也有一二浅见。
从现有的命题研究成果来看，首先是具有强烈而明确的方法论的关于命题的本体研究还是相当匮乏的。现有的命题本体研究的论著寥若晨星，而且对基人生为美学命题的自身规律也还缺少正面研究；二是当代学者关于命题的研究成果整体看数量颇少，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还是“小邦”，未成“大国”。
从建设性的意义上，笔者认为可以从这样几个方向上推进美学命题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局面。一是对中国美学文献中蕴含着的大量命题进行整理性研究。对于那些普及程度不够高而具有丰富理论价值的命题，进一步在句式上进行提炼，使之上升为经典形态的美学命题。如能以《中国美学命题辞典》的研究方式进行梳理并加以严谨的阐释，会大大提升美学命题研究的规范性，并使其理论成就得以进一步彰显。二是对美学命题的本体研究进行学术建构。命题本来是逻辑学的专业术语，在哲学和美学中又是大量的客观存在。美学命题在西方多数脱胎于哲学体系，研究其命题当然要从其哲学体系的“母体”中把握其美学内涵；中国的美学命题也有一部分具有深广的哲学背景，如“大巧若拙”“大象无形”“言不尽意”“以意逆志”“万物一体”等，因之也要寻找哲学母体，使之（源脉络清晰，同时还要揭示其由文学艺术创作而形成的审美内涵。很多美学命题具有普遍性的美学理论价值，但同时又兼具某一门类艺术的专业背景，如“思与境偕”“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学根基，“传神写照”“笔妙墨精”的绘画源头，这些都是在命题研究中可以寻绎的学术线索。三是借助当前国家人文社科研究体制机制推进美学命题研究。如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及教育部、各省市社会科学基金立项上设置美学命题研究选题，相关专业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以中国美学命题个案为研究选题，以立项、立题的方式使美学命题研究本体及个案成为深入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推出、培育一批年轻的学者进入美学命题研究领域。
中国古代美学命题，其积也厚，其理也深，有待于在新时代的人文科学视“中加以发掘与理论建构。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构建“三个体系”，中国美学命题研究是一个具体可行的突破口。期待有更多的学者以自觉的命题意识投入中国美学命题研究，可使中国美学的研究开创一个新局面，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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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表于《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