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疆
焦虑，尤其是城市焦虑，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重大难题，不仅直接关系到每个个体的生命健康和幸福指数，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现代城市焦虑症的诸种表现
1.市民们“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春风里”的生命焦虑埋在春风里的实质是死无葬身之地，而非徜徉在春天里。这句词来自庄子与其弟子的对话，即在上恐被乌鸢所食，在下被蝼蚁所啃。在免费养老实现之前，这种生命焦虑难以消除。
2.学生们“争当第一名”而不得的竞争焦虑个案显示，不少自寻短见的名校高材生竟然死于未能兑现其“做第一名”的毒誓所带来的羞愧。事实上，有不少的中小学老师就是教导和鼓励学生做第一名的。第一名的背后大概就是无数人的得不到第一的羞耻感和焦虑感。
3.看不起病的集体焦虑《我不是药神》是一部引起轰动的电影，讲的是上海血友病患者为了在黑市上购买特效药格列宁而家破人亡又被警察追捕的悲惨故事。没有得过大病的人不知道，进口特效药是突破医保数额而至病人及其家庭贫困交加的因素，但谁又愿意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在没有特效药治疗的情况下死去呢？因此，在实现全面免费医疗之前，医保保不了大病的现状仍很难改变。
4.处于“负产阶级”的生存焦虑大城市里聚集了数十万计的没有固定资产而依靠借贷购房的房奴，他们的资产建立在负债的基础上，因而是负资产阶级，他们一生中的美好时光将是负债前行的困境，焦虑感来自于生存的艰难。
5.处于“无用阶级”的闲苦焦虑随着AI技术的发展，无产阶级在失去所资本的情况下最后失去作为劳动力的资本。他们将从所谓的领导阶级变为无用阶级。且不说不能成为劳动力之与生存的危机，只就闲着而言“也会憋出病的”。这个病就是焦虑症。
6.被水泥森林和玻璃分格阻挡的精神焦虑城市焦虑症来自环境的敌意，人车争道，建筑物挡道，玻璃晃眼，等等，都会通过视觉阻挡加重人在城市中的渺小感、紧张感，引起莫名其妙的焦虑。
二、几种理论反思
虽然尚未见到城市焦虑症处方，但有几种理论可能与此相关。
1.适者生存理论反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达尔文进化论观点，不仅适应于自然界，而且也被用在了社会界。适者生存，不适者不生存。但是如何从不适者变为适者，这就是调节和顺应，调节自己的心理、行为、习惯，以便适应城市环境。但顺应环境仍有限度，也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保障，否则最终还是要被城市所抛弃。
在城市中生活，首先要争取自己的生存权益保障，在就业、住房、保险、福利、子女就学等多方面去争取，去奋斗，因而，不是适者生存，相反，是不适者求生存。不适者求生存，就是战胜焦虑的过程。而适者生存就是忍受焦虑带来的痛苦，降低自己的人格、生活质量去一味地顺应异己的甚至是充满敌意的环境。因此，适者生存理论是每一个在大城市谋生的人需要突破的观念。要实现从适者生存到不适者求生存的观念的转变，克服如果我不适合城市将无法生存的焦虑。
2.劳动幸福理论反思伴随劳动光荣，不劳动的可耻的前现代观念而生的劳动幸福理论，认为劳动幸福，劳动是实现自由解放包括消除社会焦虑的必由之路。但是，绝大多数人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劳动可能更幸福，比如旅游、游乐、欢宴、欣赏艺术等，都比劳动幸福。尤其是城里人，较之枯燥的办公室趴桌子劳动，他们更愿意到山清水秀的地方流连忘返。否则，旅游经济学也就不成立了。
否定劳动幸福论的范例来自奥茨维系集中营中那段臭名昭著的标语“劳动创造自由”，也就是我们说的，劳动消灭焦虑症，但事实恰恰相反，数百万的犹太人不但没有通过劳动获得自由和幸福，相反，他们被劳动致死了。因此，至少在治疗城市焦虑症方面，这个劳动幸福论是不可靠的，是带不来幸福的。
3.“不劳不得”理论反思英国17-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约翰·洛克从他的天赋人权理论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不劳不得”，理由是不劳而获有违道德，是对别人的劳动果实的占有。这个理论好像神圣戒律一般为人们广泛接受，延续至今，但其致命之处却被忽视了。
不劳不得理论是个道德理论，用于荣辱观教育不无益处，而且也似乎是天经地义。但如果将这个理论用在人的生命权益保障上，则不仅无效，而且会非常危险。理由在于，首先，劳动本身并不由主观愿望构成，因为存在不能劳动，无法劳动，没有机会劳动等情况，因此，批判其不劳而获是不公平的。其次，如果不劳不得，那么，不劳者将如何生存？不劳者不生存是违反人道准则的。最后，现代文明社会中实行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其理论根据就是不劳而获，如果按不劳不得，那么，这些社会福利岂不不再具有普遍社会性？因此，城市焦虑症的治疗在于不劳而获的普遍实施，从而使人们不再有衣食之忧、医治之忧、养老之忧，更遑论社会焦虑。
当然，普通老百姓会问，如果不劳而获，大家都不劳动，喝西北风去？但是，“大家都不劳动”是一个在现实中并不成立的假设。欧洲的多数国家虽然实行普遍的福利制度，甚至给踏上国土的外国难民也发福利，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欧洲人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原因在于，除了不劳而获的社会福利之外，一个工作者或劳动者还是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获得自己的工资和报酬。也就是说，不劳而获是就维护生命和生存而言，多劳多得是就劳动报酬而言，二者平行。但不劳而获的伟大功绩在于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的生存问题，也从根本上消除了人的焦虑感，尤其是人的城市焦虑症。因此，现在该是对不劳不得理论说再见的时候了。
4.社会达尔文主义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被批得很臭，但是在城市生活中人们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了生存为了活着，不惜拼命，不惜将同事、同行视为敌人，加以挤兑、排斥、打压，甚至必欲除之而后快。前例那些当不上第一名而自裁的好学生，无一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意识的牺牲品。就如一将功成万骨枯那样，第一名是建立在无数个惭愧、羞愧者身上的。这种盲目的甚至是恶性的竞争应该停止了。大城市的人们应该反思“奋斗”“竞争”这些词后面的副作用，不要做荣誉的奴隶，而要做荣誉的主人。荣誉的主人不是荣誉的得主，而是知道荣誉的正负价值属性因而能够驾驭荣誉、抛弃荣誉的人。
在发展中国家物质保障本来很脆弱的情况下，鼓励无情竞争只会带来危害生存、伤及生命的恶果。当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根除还在于社会基本物质保障的确立，使人们不再为生计而发愁、而奋斗。我们看到欧美的学生和家长没有中国学生和家长那么焦虑，那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原因就在于即使自己的孩子学习不好，孩子也不会因此而减少或降低了自己的生活标准和幸福感。但是，这些暂时不参与无情竞争的学生并不意味着在将来不会在科学、文学、艺术、技术方面落后于无情竞争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恶性竞争，是文明国家的标志。
5.心理疗救主义批判城市焦虑症的疗救很可能被寄托在心理学家身上，但这只能是迷途。原因在于，城市焦虑症的根源貌似心理病或精神病，因而需要心理医生或精神病医生，但实质上是各种社会物质保障和归属保障、安全保障缺乏所致，而非心理失调所致。因此，各种心理疗法的有效性只具有临时性效果和个体性效果，不具有长久性和社会性的效果，也就是只有短暂的慰安或者安慰效果，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
心理疗救主义中尚有根本性意义的当属人本主义心理学，这种心理学首先关注的是人的生存感、安全感、归属感问题，因而较之心理主义的一技之长更有持久的社会效果。
6.人生境界理论反思随着所谓国学的兴起，中国前现代的人生境界说俨然成了救世的良方，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人的“内圣外王”情结。内圣外王注重个体的人生修养，并从个人修养出发服务于社会，所谓的修齐治平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人生境界解决不了吃饭的问题，如果过分依赖人生境界，就会出现精神上的海市蜃楼，于现实的严酷并无补益。因此，按马克思主义吃饭哲学看问题，人生境界大概也只是填饱了肚子之后的“乐以忘忧”而非饿着肚子的“孔颜乐处”。城市焦虑症的根治还得从现实出发，而非从心灵出发，更不能从书本出发。
三、生命股权理论之与城市焦虑症对策研究
什么是别现代？曾经有两位青年教师到上海作我的高访学者，起因是他们在正式的刊物上看到“别现代”标题，还以为是刊物把字打错了，因为他们从未听到过这个词。后来他们了解了别现代理论，就放弃了到其他双一流大学去高访的意愿，来到了上海师范大学我这里访学。
什么是别现代。这个“别”就是“告别”的“别”，“区别”的“别”。它的意思就是描写一种社会的现状，这个现状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杂糅。在这个杂糅状态中，现代性不太充分，伪现代和伪理论的东西因而可能很盛行，于是就需要区别真伪现代性，建立真正的现代性。
别现代的英文是用拼音的Bie-modern。这个词现在已经流行了，在国际、国内发表的C刊及以上文章将近一百篇。美国教授们在美国佐治亚州西南州立大学自发成立的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CCBMS），就是用Bie-modern这个我在国际上发表文章时所用的词来冠名的。今年在欧盟成员国斯洛文尼亚普利莫斯卡大学又自发地成立了一个别现代研究中心（CBMS），也是用这个Bie-modern术语。
别现代理论的最新发展是生命股权理论的提出和展开。生命股权是一个新造的词，是别现代理论的新成果，针对城市的焦虑症，希望能够跟其他教授们的对策一样有所疗救。
第一，我所说的生命股权，life equity，是每个人天生的可以被量化在人均GDP中的分红权和分利权，体现在不劳而获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等方面。生命股权不同于财富股权，不可以交易，与命同在，与死俱往。生命股权人人平等。一个国家的总统与流浪汉拥有的财富可能不同，但拥有的生命股权一样。财富股权可以交易、可以不平等，也不等值，但财富股权的交易不能影响到个体生命对于生命股权的所有。
第二，生命股权的实质是每个个体在国民经济总收入中的个人平均收入占比，主要用于每个个体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等社会平均公益，也就是说从国家和政府所掌控的国民经济总收入中分红分利。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将国民经济总收入用于国民个人的占比高达80%以上，而欠发达国家有的仅仅20%。国民收入占据了GDP当中的绝大占比，社会的幸福指数就必然高；相反，如果国家掌握了GDP中绝大占比，它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国富民穷，贪污腐败盛行（这是因为有着超级巨大的“公家”财富可贪可占），社会的幸福指数必然低。
第三，生命股权以不劳而获为底线，不能突破这个底线，一旦突破个体将无生命保障。这是因为造成不劳的原因很多，如没有机会劳动，没有能力劳动，不想劳动等等。但是，就如家庭中的一分子，无论道德水平、身体状况如何、能力如何，其参与劳动的情况如何，都少不了每个个体的吃喝住行、医疗的权利，即使是他根本不劳动也要给他吃穿住行，要给他治病，他也不会因为不劳动而丧失遗产的继承权。这是基本的保障，无此保障不劳动者无法生存，他的生命权无法兑现。把不劳而获作为生命股权的保障，突破了西方思想家将不劳而获划归道德沦丧而忽视权利保障的局限，具有理论的彻底性和突破性。
第四，生命股权与西方的生命权不同，生命权认为生命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股权虽然也承认生命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但是更关注生命不可侵犯性下的生活权利、生命质量和技术保障，是分红分利可以量化的权利。生命权只关心生命存在，但是不关心如何依靠量化的权利存在。生命权是一种法理依据，而非物质保障，生命权的保障必须通过生命股权才能落实。现代社会如无生命股权保障，神圣的生命会因缺乏物质保障而丧失，也就是不必通过被他人伤害，失去物质保障者就会自行灭亡，使得神圣的生命权成了空中楼阁。近年发生在甘肃省康乐县的杨改兰一家大小6口自杀案就说明没有生命股权股权保障的生命的自我毁灭。生命股权也不同于洛克的财产权，这是因为财产权是后天的所有，而非生来所有。按照生命股权理论，一个人即使是没有财产，但也有天生的股份，这种股份伴随他到老，成为他不劳而获的生命保障，而非每个个体差别巨大的私有财产。
第五，生命股权是在生命权保障基础上的人类幸福感和美感来源之一，它的缺失是城市焦虑症之所在。当人的生命股权得到落实就会无忧无虑地生活，避免不必要的竞争，自由选择职业，并在生活和工作中得到快乐。相反，如果没有生命股权的保障，每个人都在为生存而奋斗，甚至为了活命不惜恶性竞争，巨大的生活压力将把每个个体的身体摧残，将每个个体的精神扭曲，再加上没有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等生命股权范围内的物质保障，生活中的焦虑只会与日俱增。因此，兑现人的生命股权就不仅是克服城市焦虑症的最佳对策，而且也是人类获得尊严感、幸福感、美感的物质保障和前提条件。舍此将不仅没有尊严感和幸福感、美感，而且会陷入为五斗米折腰的痛苦中，更别说精神文明建设。
怎样才能兑现人的生命股权呢？
首先，承认人与生俱来的生命股权，并使国民在国民经济总收入中的财富分配占绝大占比，既80%以上的占比，这个绝对大的占比如何体现就是要具体落实到每个国民与生俱来的生存权、交配权、生育权以及人人共享的基本生活保障、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失业保险、社会福利上。有了这些保障才能体现生命股权，才可以使人们有尊严、自由地生活，不会出现因疾病、失业等原因，而像前些年一首非常轰动的歌里唱的“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把我埋在春风里”。这种生命股权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实现了，甚至像古巴这样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早已实现，并且一直坚持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在今日中国从法律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上兑现生命股权已经没有什么法理上和经济上的困难。
其次，保护私有财产，鼓励资本家的生成，消灭无产阶级。原因在于只有每个人有了自己的财产和财富，再加上社会福利中的生命股权，才能保证自己和家人衣食无忧。之所以不去消灭资产阶级，而是消灭无产阶级，一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这就是要消灭贫穷。贫穷是无产阶级的代名词，而富有是资产阶级的标志。二是因为让一个富人变成穷人他愿意吗？相反，将发财梦想变为现实何乐而不为？三是因为只有当人们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后才有可能进行财产交换，才有可能进行平等买卖和自由的对话，因此，兑现生命股权的有效方式应该是消灭贫穷阶级，成为有产阶级，并逐步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向中产阶级的过渡。这是现实中已经验证过的可行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有了自己的住房和私产，还有谁愿意做无产阶级？但是我们这一代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不会再成为无产阶级甚至是负产阶级。因此通过建立和保护国民私有财产，形成强大的资产阶级是有效支撑生命股权的途径之一。资产加上社会福利的绝大占比，就是生命股权兑现的基本物质保障。改革开放走过的路就是奔小康的路，就是消灭无产阶级的路。扶贫就是为了灭贫而不是为了保贫。
再此，在社会福利共享、私有财产合法化的前提下，个人发家致富与不劳而获可以同时存在，而且同样的合理合法。原因在于发家致富、个人奋斗是生命股权基础上的财富股权的延伸，而不劳而获、享受社会福利是对生命股权的持有和一种保守，二者围绕生命股权的进取和保守都是合理合法的。随着AI的发展，无产阶级将成为无用阶级，资产阶级也是如此，劳动将成为特权享受，因此不劳而获无法避免，不劳而获才是生命保障的体现。
最后，生命股权的兑现有了社会共享福利和私有财产的双保险之后，下一步就是社会权利和财富占比的调节。前者通过民主和法治实现，后者通过国家税制和税收实现，从而在私有财产合法性和差异性前提下，逐步缩小国民社会权益和财富占有方面的差异，使国民变成具有财富差别较小的公民。
城市的种种焦虑，关键在于生命股权的没有落实，甚至是生命股权概念的缺失。如果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医病、教育和养老而担心，也不需要为我们自己的后代的生计而担心，那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恶性竞争还会成为诱发我们焦虑症的起因吗？当孩子们按照天性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游戏时，我们还会接受填鸭式教育，放弃每个人的个性和自由选择吗？当我们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时，我们还会逼着自己的孩子牺牲童真和童趣成为考试的机器吗？
总之，与其他理论相比，生命股权理论将是城市焦虑症消除的根本对策。任何精神境界的修养和心灵鸡汤式的教化，也只有在生命股权获得之后才有一定的调节意义，否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画饼充饥和望梅止渴。
本文原载于《京师文化评论》2019年秋季号总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