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碧辉
2019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在新时代，在海量的信息浪潮中，尤为需要精品，而要出精品，就呼唤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出现。基于当今社会现状和和社会现实问题，明德引领风尚尤为重要。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任何时候要牢记在心。
近期，学术界和艺术界曝出的丑闻，再一次刺痛公众和舆论的神经。一位影视明星的博士论文涉抄袭，又牵扯出该校的一些领导的学术丑闻；一位国际知名画家、美术学院教授长达三十年时间中不断地抄袭国外某些艺术家的作品，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对此，大多数人的批评着眼于对丑闻主体的道德人格遣责，少数者则从法律、制度层面指出问题所在。毫无疑问，法律批判和制度完善是防止学术不端的社会保障，道德批判则建基于人的道德自律。但是，这种批判如果就人品言人品，就制度言制度，尚且缺乏学术批判的美学维度和形而上学的精神追问。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社会和其成员来说，道德与审美、善与美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缺乏审美维度的单纯的道德批判，只能停留在表象的遣责或义务的描述层面，而无法深入到人性的深层层面，更无法到达道德形而上学精神层面。
从道德和审美哲学内涵来说，道德作为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依赖于“理性的凝聚”，靠的是理性对本能欲望的约束遏制。对于“食色，性也”的人来说，需要有坚定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作为人的理性能力，也需要诉诸于后天的训练。但是人作为一种生物性的“类存在物”，其本能欲望是强大的，理性稍微一放松，它们便会乘隙而出。而审美则有所不同。在审美中，理性积淀于感性，与感性、本能、欲望综合而为某种新的东西。它不需要靠强有力的理性去排除、压抑感性或本能欲望，而是让理性融化于感性，从而达到感性与理性的最佳平衡状态。也正因如此，在教育上，人们提倡“寓教于乐”，把知识的传授与道德的规训融汇于审美的游戏或艺术的鉴赏之中。
由此而言，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的低下，不仅是社会的伦理和道德出了问题，也是这个社会的认知和审美出了问题。事实上，在“趣味无争辩”、审美“多元化”的口号下，社会整体的趣味和鉴赏水准有所下降，各种庸俗、低级甚至恶俗、下流的趣味大行其道。“笑贫不笑娼”、“有钱就是大”，脏话粗话从网上泛滥流行到线下，进入日常生活语言，污染着人们的耳朵与心灵。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学术不端者在道德层面上的谴责，已经无法触动他们毫无廉耻感的心灵。廉耻感的丧失不仅是道德的失败，也是审美的失败。
换言之，那些抄袭者、剽窃者正是对这类不良行为缺乏内在的否定感与羞耻感，才导致他们对“自我”与“他者”、“世界”的关系的认知和感受上出现了问题。他们往往持极端自我中心主义立场，视自己若珍宝，却视他人若草芥，他人的东西毫无障碍地拿来就用。在自我定位上，他们缺乏形而上学精神和追求，把自我定位为一个直立的“动物”，一具行走的尸体，没有思想，没有理想，没有信念，没有敬畏，丧失道德，只是盲目地在功名间追逐，在利害中沉浮。而他们不曾意识到，人生“在世”，不仅有“自我”，而且有“他我”，“自我”需与“他我”共存共在，“他我”有权在社会中追逐梦想，取得生存的资源，得到社会的肯定，谋取幸福与尊严。而“我”并非世界的中心，因此，一个人活着就必须遵守一些规则。有了这些规则，按照规矩有秩序地行事，人与人之间才可能和平共处，社会才可能公正、健康地运转。诚然，经过呕心沥血写出来的论文，辛辛苦苦观察、研究、计算发现的数据，耗尽心力作出的创新发明，当然不希望他人窃取、滥用。这是一种“共知”，甚至是一种“共情”、“共感”。换言之，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的认知和定位上，每个人不但有“自我意识”，还必须有“他者意识”，必须从内心里意识到并承认他人与自已有同样的权力与情感，清楚地明白他人的权利也同样不可侵犯。对于“他者”的存在和权利，不仅抱有一种“理性的认知”，还需抱有“审美的同情”和“道德上的尊重”。否则，耍小聪明，钻空子，以权谋利，迟早会让自己陷于绝境。正如俗话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自我”有与“他我”的关系，更有与“世界”的关系。人生短暂，期之百年已经太长。哪怕有百年之期，最后仍是尘归尘，土归土，“你是尘土，必归于尘土”，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然而，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在于，人有精神，有灵魂。人在其短暂的一生中，除了为满足生存而奋斗，尚需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这就是超越于实用层面、超越于功利计较的形而上学追求。
形而上学追求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天空。一个民族的“魂”从根本上来说，就在于一个民族的形而上学精神。
形而上学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超越精神，是让人跳出实际的日常的生存层面，而进到一个可以包容实际生活、但在精神上更高远的境界。西方人在此问题上讲究的是神性维度，是人向全知全能全善的神的贡献与依附。而今天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精神却使得中国人祛形而上学追求，感觉向一个至高的“神”去求告是虚无的。智慧的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是就在此生此世，通过自身的努力是可以超越短暂有限的生命，而实现“不朽”、永恒、无限的，如古人讲的“人生三不朽”。
所谓“人生三不朽”，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这里说得很清楚，所谓“不朽”，并非绵延宗祀，延续世禄，传承家族，而是要人以其个人的德行、功业和思想影响社会，传之于后代。它的立足点是个体，叙述的是作为“必死”之个体如何“死而不朽”。也就是说，它要解决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人如何在肉体寂灭之后仍然能够以某种形态或方式让人记忆、怀念，其精神能够传承下去。“三不朽”，首在“立德”，次在“立功”，再次在“立言”。
所谓“立德”，孔颖达解释为“创制垂法，博施济众”。这个要求非常高，必须是开创一代之制度，建立范世之法则，能够施惠于广大百姓，如周公“制礼作乐”，如孔子奠定万世儒学之根基，如老子开创中华民族辩证思维。但这是“立德”之最高标准。连孔子都说，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不仅仅是仁，而是“圣”了，这样的标准连尧舜都很难做到。 [1] 事实上，能够进入历史而达于“流芳百世”、“名垂千古”者，除了那些“呼风唤雨”、功勋赫赫的开国者、将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还有很多普通人。这些普通人并无惊世骇俗之功业，亦未达到忘我无私之崇高境界，却或因其坚持某种行为准则或规范、或因某种个人品行或作为而进入历史，成为“不朽者”。《史记》中“列传”首篇传主伯夷叔齐，并没有过什么了不起的作为，而且其行为以某种历史主义观点来看是“不合时宜”的，是在试图“阻挡历史前进”，但是他们禀持自己的信念，坚持做人的操守，维护心目中的伦理道德，永远怀抱着一种理想。因此，即使他们没有什么名垂后世的功业，其结局也很不幸，却仍然成为煌煌《史记》之首篇列传之传世。当他们看到武王行“以臣伐主”之“不义”之举时，也曾试图拦马劝谏；当劝谏失败，武王一心孤行，并且最后伐商成功，以周代商，他们便逃往深山，“饿死不食周粟”，最终真的饿死于首阳山。从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他们的认识“落后于时代”，认不清历史的大势；从功利主义观点来看，他们潦倒一生，未建寸功。这是何其失败的人生！但是，他们坚持自己的信念，维护心中的价值与理想。他们的人格因这种坚持而有了一种美的魅力与诗性。伯夷叔齐不是英雄，却是有担当、敢坚持的大丈夫！当他们无力改变现实的时候，绝不能随波逐流，改变自己的信念，而是选择拒绝合作。拒绝，也是一种勇气。孔子评价他们是“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2]他们也以自己的行为开创了中国士人的另一种传统，一种另类传统：“隐逸”。“隐士”不但是道德上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拒绝同流合污的典范，也是审美上清高出尘、逍遥不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范型。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以美储善”、美善相乐的理想。
“立德”作为人生不朽的境界，涵盖极广，小则为人的行为准则，看似易为，实则不易。从笃“诚”、守“信”、尚“义”到殉“道”、死“节”，从遵守笃行人生在世需要恪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到“博施济众”、“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大仁大义之英雄侠士，俱皆可以为“立德”。从伦理学的角度说，这些道德规训律法，必须是人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遵循的原则，甚至可以说，它们必须溶入人的意识、血液之中，成为一种类似本能性的支配人行动的力量。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的“自主选择”，而非外力强迫。而要做到这一点，人要做到对于自我与世界的“共在”关系需有清晰地把握。“世界”是外在于个体、不依赖于个体的独立存在，“世界”多彩多姿，五光十色，气象万千。人生存于世上，一点点去感受、认识、理解、阐释，最后，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真正自由境界，这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共在。一方面是“从心所欲”，是自由意志的使然，另一方面，人的自由行动，却自然而然地遵循着可以普遍化的、适于人与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因此，人不仅与世界“审美地共在”，还要行不逾矩，懿德范行，善在其中，真正实现“以美储善”。
面对不断奋进的新时代，我们不是伟大历史进程的旁观者，而是与时代同行的见证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更是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积极投身于新时代的伟大创造，是学术界和文艺界工作者的光荣使命。正是由于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的一切工作才会为历史所记录，为现实所前行，为未来所召唤。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正是学术界和文艺界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在促进文化积淀与文明薪火相传中发挥主体性的唯一途径。毫无疑问，铸就民族精神之“魂”是天下之大事。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唯有扎实立德与树己的道德自律，不断追求精神世界塑造能力的提升，我们的学术工作与文艺工作才能真正进入“人生三不朽”境界，才能为后世子孙的新功业接续不竭的力量，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1]《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2]《论语·述而》：“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徐碧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