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3日，“新时期美学艺术发展走向高端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召开，湖北省美学学会三十余名学者出席。研讨会由会长邹元江教授主持，刘纲纪、彭富春、张玉能、陈望衡、彭修银、徐勇民、潘长学、梁艳萍、王杰泓九位教授就美学和艺术领域的一些前沿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以下是发言概要：
一、《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修订本与《艺术哲学》再版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刘纲纪教授
最近，我应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邀约，正修改完成《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修订本。第一版里可能有一些并不恰当的内容，比如当时我受到1927年社会史大论战的影响，把孔子划归为早期奴隶社会的思想代表。在新版中，我将修订原版的一些问题，使这个书继续在青年中发挥作用。这本著作，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写的第一部中国美学史。其他的很多中国美学史著作，一般是不太考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问题。这本书多年未再版，这次修订后再出版，有利于广大青年阅读这本书。
于此同时，上海文艺出版社还将重新出版我的《艺术哲学》一书。我对这本书比较满意。西方关于艺术哲学的书虽然不少，但这本书是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一定可参考之处。我为再版写了序，也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再版，引导更多青年来阅读。
二、哲学美学的发展问题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彭富春教授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哲学美学怎么发展的问题。有两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
1、我们要认识到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学科，应该是一种哲学化的美学。当然，也不排除美学的多样性。但美学的创新，首先还是要回到中西美学史的基本问题的研究。脱离了中西美学史的基本问题的研究，我觉得其他问题的研究很难找到一个基础，找到一个本源。对哲学家美学家思想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仍然是目前非常迫切的问题。
2、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回到当下现实。历史上的人物，如中国的孔、孟、老、庄、惠能，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离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很遥远。我们要抓住中国和世界的现实状态，由此出发，提出新的哲学美学问题，并且回答它。这样才可能对美学史有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除了继承，我们还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和中国化。我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上，添加了中国元素，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古代的欲与道，技与道的关系，做了一些中国化和现代化的尝试。
我前十年基本在写书，撰写了一系列国学著作。从今年起，我将回到美学理论和美学史的研究上，撰写一系列论文。此外，我还打算将《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重译。这本手稿上世纪三十年被西方发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如马尔库塞等人，以及对存在主义思想等影响很深。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上大力称赞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比胡塞尔和萨特都还要高明。
手稿自从引入中国之后，实践哲学、实践美学等的思想产生，都得益于这本书。但这本书最早的译本是根据俄文翻译的。现在的译本，有些基本的表述，都有比较大问题。我回国二十年，手稿讲了不下二十遍，主要是用德语原版来讲，参照英文版、中文版。在对照时，我发现中文版有些语词翻译不妥当，如对象化，物化、异化等等，很多词的翻译的是混淆的。比如GESTALT，应该是造型，但中文版翻译成建造，不是非常准确。
我会尽力促成这个翻译项目申报成功。这本书重新翻译后，对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手稿会有帮助作用。
三、《实践转向与美学》与《深层审美心理学》的新思考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张玉能教授
当代美学的发展是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学科本身的发展的需要，也因为新时代对于美学的呼唤。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谈到美学问题和美育问题。今天这个会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2018年，我出版了两本著作——《深层审美心理学》和《实践转向与美学》。这几年在美学研究的过程中，我始终坚持新实践美学的发展方向，这就是我写《实践转向与美学》的初衷。2013年，我在玉林师范学院，曾参与了“实践美学与当代美学发展”学术会议。从当时起，我就开始考虑实践转向的问题。哲学、美学，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即实践转向。这个转向比起语言学转向，身体转向，生态转向都重要。这个转向是从马克思的哲学美学的革命性变革开始的，它把以前所有的认识论问题或者说其他问题，都用社会实践来思考和解决。这就给我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身体和语言的转向，都是在实践转向的大前提下去进行的。身体不活动、不实践，就是行尸走肉。语言也是我们实践活动的重要的手段，要沟通，要进行社会关系的交流，那么就必定离不开语言。没有实践就没有语言，语言转向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发生。正因为如此，西方当代的语言哲学，就讲到了语言形式的重要方面。所以，实践转向对于哲学美学都是革命性的变革。
而且这个转向在马克思以后仍然在继续。实践转向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的。1843-1845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一些重要著作陆续诞生，实践转向也由此提出。实践转向提出来后，产生了重要影响，哲学美学因此完全发生了变化。
实践转向的第二个部分，是在今天仍然在进行中的。21世纪初，仍然有一部分人坚持马克思的实践转向。美国一批教授，写了一本书——《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实践转向》。我们把它叫做后现代的实践转向。相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转向，我们把它叫做现代实践转向。从19世纪中期到21世纪的今天，实践转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开辟了这个道路，而且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学者——或者说开明学者，或者说有智慧的学者，他们也感觉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实践转向在后现代很重要。而美学问题也不再停留在认识的层面，而更多地转向实践分析。所以这个转向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2013-2017年，写了一系列文章。把实践转向对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的影响，进行了一一的分析梳理。在研究中，我清楚认识到，实践转向对我们世界和中国当代的美学、哲学和文艺理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实践转向。我们不仅要关注马恩当年在19世纪中期所开辟的实践转向道路，也要关注在当代仍在进行之中的实践转向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当代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怎么坚持实践转向，更好地促进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发展，是我们需要长期思考和研究的。
至于《深层审美心理学》的撰写和出版，至少花了我十年的时间。在研究席勒的过程中我发现，审美心理在席勒的理论中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心理学发展比较繁荣，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深层审美心理没有得到很好的、深入的研究。尽管朱光潜先生很早就研究过变态心理学中间的一些美学问题，后来弗洛伊德、荣格的深层审美心理学在中国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究竟该如何揭开深层审美心理学的奥秘，我们还需要好好研究。因此，我用了10年时间去完成这部60万字著作。这个著作想揭开人类审美心理的奥秘。
根据前人的成果，我把人类的审美心理分为三个部分，审美无意识，审美前意识，审美意识或审美显意识。无意识是决定人类审美心理的根据。我们现在所说的很多问题，如巫术的问题，爱情心理学的问题，实际上都和审美无意识这个层次的产生发展密切相关。最重要的审美心理层次是审美前意识。审美前意识就是在人类文化积淀的长期的过程中间，所形成的审美心理层次。在这个层次，我们每个个体——包括我们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所形成的审美文化、美育文化、美学观念这一套东西，对于我们的审美活动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后来的结构美学、解释学，包括海德格尔他们的本体论的解释学，都强调审美前意识层次的存在。这一层次也就是前见。在我们进入审美之前，就有一个前见，先入之见，或者说成见。人不可能是一张白纸面对我们的审美对象。所以，审美前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在审美显意识层次，知、情、意三者中，情感的中介作用必须突出出来。
在这本著作里，我初步探讨了深层审美心理的结构、功能、机制，以及和文学艺术的关系，和审美教育的关系。我的立足点就是一条：像席勒一样，通过审美活动和文学艺术来塑造全面自由发展的人，促进整个人类的发展。这是我们美学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我前面对实践转向的研究，是思考总体的哲学的转向。这是美学的本体论的根基。深层审美心理学则是我们了解审美活动的奥秘的非常重要的方面。离开了它，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审美活动本身。所以，我认为，哲学、美学和心理学，应该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发展我们中国当代的美学。
另外，我最近在把新实践美学的几个重要方面加以建构。《江汉论坛》2019年第1期发表了我的《新实践美学的认知美学建构》一文。这篇文章的撰写，和吉林大学的李志宏教授提出用认知美学来涵盖一切有关。我认为认知美学只是美学的一个方面，本来也不足以建构专门的认知美学。但是，李志宏教授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由此产生了很多方面的误解，所以，我想从这个方面去驳斥他，就自己搞了一个建构。与此同时，我也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如《新实践美学的身体美学建构》，《新实践美学的生命美学建构》，《新实践美学的生活美学建构》，《新实践美学的生态美学建构》等。实践美学和新实践美学的发展，不能停留在一般性的论证上，要深入到美学的每一个分支领域去进行实质性的美学建构。这些文章每篇都强调共同的逻辑基点，即实践。实践包括三个方面——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物质生产是中心。这三者不可分割。对美学来说，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在某种意义上有更重要的意义。
我这些文章的建构，都强调以实践本体论为本体论的哲学基础。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价值论，这样一个哲学的整体是我们建构新实践美学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每一个美学的具体方面都可以统一在新实践美学的基础上。我不同意以身体美学、生活美学、生态美学、认知美学去涵盖所有美学。我认为这些都是普通美学下面的分支美学。有多少哲学的美学流派，就有多少种身体美学、生命美学、认知美学、生态美学的美学分支。这些美学分支，不足以代替哲学美学。一定要以哲学为基础，以哲学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指导和建构。要发展当代美学，需要各家各派在自己的哲学基础上，来建构自己完整的美学体系，包括各种已有的、将有的、未有的美学的分支。
四、《文明前的文明》的创新性
武汉大学哲学院 陈望衡教授
在这里，我就我的《文明前的文明》一书，谈一些体会：
我的第一点体会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到底应该推到何处？文献传统将我们的文明溯源至三皇五帝。但三皇五帝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子虚乌有，因为文献没得到地下考古的支持。那么，地下考古证据能否支撑文明源头？到现在为止，寻找黄帝成为了考古的一个重要宗旨。黄帝的城找到了好几座，河南、河北……每一座城都有令人欢欣鼓舞的重大考古发现。但，没有文字，我们难以证实这些考古遗迹究竟应该归属于谁。仰韶文化中发现了一些符号，但这些符号不足以证明是文字。河南曾发现了一座古墓——濮阳墓。墓中发现了蚌壳镶嵌的一龙一虎，墓主人长达一米八。主人是谁？有学者查古书，认为是颛顼。但我觉得史料不足。而且，就算颛顼说成立，那颛顼和黄帝还差两代，黄帝还是没找到。
放弃了这一条思路，纯粹从地下考古来发现文明源头，倒是天空地阔。最近最令人惊喜的发现，是九千年前贾湖骨笛的发现。贾湖发现了几支用鸟的腿骨做的笛子。笛子中有五个音阶的，还有七个音阶的。曾经有一支骨笛能吹奏出湖北民歌《小白菜》。它的音乐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准，我们就有充足理由猜测它的物质文明应该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贾湖骨笛目前来说，还是一个绝响。
至于史前壁画，年代也考不出来。岩画研究目前基本是停滞的。比较重要的研究来自另外两个方面，一是彩陶，一是玉器。彩陶的发现最有名的是马家窑。马家窑彩陶的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彩陶的发现，可以证明文化的发达，但还不足以证明这个地方政治经济的发展高度。最能说明史前文明的地位和价值的，应该是玉器。玉器是史前礼器的主体。中国史前文明中，南北方都有玉器。北方玉器最好的就是红山文化，其中代表性的比如玉猪龙。南方玉器最好的是良渚文化。史前玉器的重要价值，让我们猜测，在这些文明中，中华文明的核心——礼仪应该萌芽了。因为玉器最早是装饰品。玉器批量生产，谁来为工匠供应粮食？整个部落供应得了吗？穷一个部落之力来做玉器，对部落有什么价值？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些文明在政治上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如良渚文化就有惊人的发现——玉钺。玉钺是一个权柄。总之，这一系列考古发现，使我感觉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可谓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
我的第二点体会是，在史前文明中，审美意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审美意识具有原初性、母体性。原初性意味着，审美意识可以是文明培养的，也可以是自然培养的。每个民族和个人、乃至整个人类都有自己的先天性。人自然而然爱美。美在人类文明中有这样原发的、母体的地位。宗教、政治、道德都可以在审美中找到其地位。
我的第三点体会是，中华民族对几样动物和植物有独特的感情。这份独特的感情，对中华文明未来发展的走向影响深远。
中华民族爱鸟。当然，全人类都爱鸟，但中华民族爱鸟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爱的是成双成对的鸟。河姆渡的文化遗址，有双鸟孵卵图。马家窑有抽象的双鸟绕飞图。中华民族很看重这样一种自己民族的图像。
中华民族还爱青蛙。马家窑的彩陶文明里，蛙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他文明里青蛙的图像就很少。
中华民族还爱猪。红山文化有玉猪龙，马家窑的瓦钵雕刻里有猪。
至于龙，则很难在史前文明中很难找到出处。大概龙是后来的产物，史前文明里不突出，在封建时代才开始突出，其产生不会太早。
中华民族还对花情有独钟。我们有花族，花山，华夏。我们是一个爱美的民族。
总之，这本书里，在史前文明的蛛丝马迹中，我探讨了一些美学问题。
五、民族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彭修银教授
我开始研究民族美学，有一个渊源，我09年从南开大学到中南民族大学，民大成立了南方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研究中心，湖北省教育厅把它纳入了重点研究基地。以这个基地为基础，我们每年会去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调研。以前，美学总在书斋中做。而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了少数民族的很多东西，是接地气的，鲜活的。我们团队每年除了寒暑假外，每年抽时间去少数民族调研，和当地成立了几个研究基地。另外，我们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签订合同，要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丛书。它作为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一共要出100本，目前出已了20多本。以中南民族大学民族美学研究中心为基础，我们还办了一个刊物《民族美学》，它以书代刊，在国外影响很大。
至于民族美学的前沿问题，目前的美学理论都是经典美学文本基础上形成的概念，范畴，命题；所以拿这套话语来言说少数民族的审美现象和艺术，不太适用。因此，我让我们民族美学方向的教授和学生，从两个路径来研究这个问题：一是民族艺术探索，即探索民族艺术理论，把经典的美学转换为言说民族艺术的。二是从少数民族审美文化来提炼概念和范畴，形成言说少数民族地区审美现象和文化现象的话语体系。目前主要采用民族志诗学、口头诗学、民族学、艺术人类学，审美人类学等方法，和传统的美学理论不太一样。
六、美术创作与理论的新动向
湖北美术学院 徐勇民教授
中央美院，最近成立了中华美学研究中心，并出系列丛书来勉励更多的青年学子；对中华美学精神，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自古以来，世界各国的文明以美术作为表现手法进行表现时，无论是表现重大题材，还是表现一般的风花雪月，基本上是双轨的。这两条线一直并行不悖。它体现了当人类认识美时，一方面我们要发挥它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发挥它审美的作用。联系到今天，美学的实践转向问题，给当代的美学认知和实践，提供了很好的一些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在做人处事方面，提出了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我们传世的作品中，一方面有立功立德的表达，一方面也有立言的，即每个人个人的情怀方面的表达。无论我们看宋徽宗的《祥瑞图》，还是看董源的、范宽的绘画，都能感受到一个民族、一个大国的气息在里面；同时，也有作者本人的一种情怀在里面。当我们的作品面临批评时，也同样面临着不同的表达。在今天，我们也会研究这种表达。我们的作者和批评家，既面对着形式与内容的问题，同时也面对着态度问题。态度很重要。形式和内容可以根据一些知识储备来实现，当我们以社会身份来表达和评价时，必须要有知识储备。从另外一个角度，当我们以个人身份来表达时，我们心理的素质和资本就非常重要。一些我们熟悉的优秀作品，就是根据这两者的转换，来实现一种最好的阐发。比如《建国大业》，比如《地久天长》。《地久天长》很感人。它的英文字幕在影片结尾才一起出现，很震撼。该片的导演专门谈到了他这样一种英文的表达。他说，如果把《地久天长》翻译成英文，不太恰当。他和泰国的剪辑师谈论故事时，逐渐有了这样一种共识——即把1980年到今天，中国几家人的故事浓缩到一个英文翻译中去表现。这个影片还将在欧美上映。
这也说明，我们的文艺作品，乃至我们的批评，都是要通过一个非常鲜活的内容和形式来传达它的主题。从个人感受的角度，《地久天长》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们也能通过调动我们的知识储备，运用我们的心理资本，让我们的理解达到一种最饱和的状态。当我们的创作在进行和延续时，我们既有国家重大题材的资助，也有非常活跃的艺术市场。我们可以通过艺术博览会，通过画廊来实现艺术的赞助和展出。如何把知识储备和心理资本综合起来，这是批评家理论家应该关注的，而作者在此处也应该有更多的认知。
我们历代有《步辇图》、《出行图》等政治性的杰作。同时，我们还有很多非常让人赏心悦目的作品，我们情愿把它挂在家里和收藏。
我去年底，今年初两次去上海博物馆，参加董其昌书画展。其中有一副是董其昌题跋王羲之《行穰帖》，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这种表达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在里面，有某种东西是我们应该感悟的。谈到艺术与认知的关系，我们应该去感悟，用另一种方式认知。我们可能调动我们的知识储备，也可能运用我们的心理资本。当我们去看这幅作品时，我们确实会有同感。它引导我们进入另外一个状态，引导我们接触到古代的优秀作品，去发掘没发现的东西。
此外，少数民族，有非常淳朴的民风，有属于传统文化基因的资本。这是我们应该去感兴趣的。我们的作品应该从里面获取更多。我们的批评家应该从里面感受更多，从而使中华民族的表达最后形成的作品，能够感人和传世。
七、艺术设计美学的前沿问题
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潘长学教授
设计美学有自己特别的问题——设计美学是需要得到验证的。这个验证是由于商业的逼迫性。如果美学的方向定位出现问题，可能就意味着商业投资的失败。
所以设计美学要求准确性，围绕这种准确性，手段非常丰富。最前沿的技术在设计美学领域得到了应用。如以往的心理学的手段，今天的生命科学的手段和条件，都用到了设计美学前期方向的研究上。因此，设计美学是有前沿问题的。很多美学研究对象和内容是没有前沿问题的。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设计的美学前沿，我提炼了几个主要的原因，主要的方向。设计丰富多彩，但是追溯本源还是有基本的规律：
1、自于民主平等意识的共识。
我们现在很多的设计，如自由的设计，简约设计，北欧斯堪的纳维亚设计，本源是来自于民主平等意识的共识。在欧洲的文化序列中，北欧的文化相对于西欧和南欧，其文化基础不是那么丰富。但北欧的地理条件、社会制度和体制的原因，使它们的设计成为世界设计范围内教科书式的经典。所有的设计师都会谈论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北欧设计和西方技术结合以后，进入到了战后的日本。日本的无印良品，也浸透着民主和平等的意识。如日本最著名的设计师深泽直人等，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日本美学对自然、对材料本体的回归的认识，无论是最先进的技术产品，还是最普通的日用产品。
无印良品进入中国出现了矛盾，它定位于一种“平等的奢华”。它以矛盾体进入中国，初期发展很快。但是从2017年开始，开始大幅下滑。因为这两个矛盾体，平等和奢华，最终无法解决。中国的民主平等意识在增强，无印良品的战略在面临困境。设计里面的服务设计，用户设计都是围绕民主平等这个需求项产生的。包括我们今天面对的铺天盖地的中国的“屌丝”文化，也是这个文化背景内的反应形式。
2、关于社会伦理。当中国的物质文化发展到了今天这个高度，我们有了更多的对情感、人性、社会秩序、关爱、平等、绿色的思考。中国社会，从物质走向相对高的状态，人们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的平等安全有了更高的需求。
3、文化的依托。中国制造成为了世界第一，已超过了美国和德国。中国一般意义上的产品设计制造的质量，在机械行业百分之八十已经超过了德国，这是有数据支撑的。
但中国产品价格一直在中下等的水平，主要原因不是制造本身，而是中国文化内在的美学价值成为中国制造和设计的瓶颈。中国的文化依托，没有成为一个世界语言，没有得到认可。
4、中国民本智慧和传统技艺的复兴，这是一个好的发展状态。天津有位木工师傅，知道八百多种木材的榫卯结构。他的粉丝已经有八百多万人，跟着他一起来感受木作工艺之美。这种民本智慧和传统技艺的复兴，是中国未来设计的价值，在新的语境和技术条件下会飞速提高。
5、经典与时尚。
当民本和大众化的消费剥离出来以后，一些传统的、引领的品牌，在对神的假设下，以今天的世界语言，再现新的神话。无论是时尚的奢侈品，还是制造业汽车，还是消费品，它们的语意都在再造古希腊和古埃及神话。它们以神一样的面貌，使我们今天的制造产品有高级性。
6、科技的植入。相对于过去我们更多讲风格、造型和美；今天的设计，开始更多讲大数据，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中国的设计开始追求安全、秩序和健康。健康设计，是把未来的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结合起来的。未来的室内设计，有详细的通风量，采光量。设计会分析出房间中微生物自身的情况，以及什么样的微生物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染。今天的和未来的绿色设计和生命设计，会把真正的科学植入，使我们的设计从心理上和视觉上都产生一种真正的健康的感觉。
这六点，基本反映了我们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的设计领域中，设计师所关注的问题和对象。
八、东方美学的前沿问题
湖北大学文学院 梁艳萍教授
我主要研究的是后时代之后的日本美学的研究态势和问题，2012年，今道有信教授去世之后，日本美学也进入了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我连续阅读了今道友信许多著作，回溯他晚年的研究，思考了一些问题。
早年，今道友信教授在伊藤吉之助，池上连三，竹内敏雄这样一些教授的影响下，开始尝试美学的建构。他的建构，不仅是与西方的对举，而且也是人类美学的一个建构思维。在这个思维模式之下，今道友信提出了Calonologia的美学思维，和他的生态伦理学。在这种思考过程中，我们可看到他的美学建构。
晚年，今道友信教授的思想两个走向：1、从美学体系的建构，走向神学美学的关注。2、从体系建构走向实践美学的关注。走向了具体美学的关注。在完成了体系之后的工作，我们说是螺旋式的上升也好，说是对具体问题的回归也好。他曾连续三年在电视台给观众讲但丁的神曲和但丁的神学。关于神学美学，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在神学美学的研究上，他发表了《基督教与文化——从语言认识伦理及其实践美学》等文章。
他的实践美学和我们理解的不同。他更关注人与神之间的对话，关注具体的造型和艺术。他很长时间在女子大学工作，作为校长，他引导了一批关于发式造型的研究。一个人的头发造型是风貌体现，而如何把发式造型提高到审美实践的高度，今道友信做了一些尝试。关于基督教文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每一个宗教都有仪式，这些宗教仪式的审美对于一个美学学者来说有不同的意义。今道友信一方面有自己的信仰；另外一方面，他引出了火的神学、思的神学、人的神学。今道有信说：神在孤独的幽暗中不断起舞，把最初的光和火带给我们。在这过程中，让我们感到了生命的美感。
今道友信在自传《追寻知识之光》中提到，很多东京大学的教授，如伊藤吉之助，池上连三，竹内敏雄等，都是留学德国、英国，在西方美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今道友信说，美学是一个唤醒的形式。在这种唤醒中，给我们以深深的启迪。
另一方面，今道友信关注东方美学。特别是庄子、老子对西方的影响。他特别和伽达默尔谈到了老子对海德格尔的影响。东方哲学对后期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有相当大的影响。冈仓天心翻译的“处世”，对海德格尔的存有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其实关注了东方美学对西方美学的影响。
从后面的学者中，我们看到日本美学的影响，从有体系的建构，关注到具体的问题，关注到了日常生活。比如节日仪式。日本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各种装饰，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中，给人带来审美。他们的实践包括了典礼，包括了宗教，包括了生活的实践。他们把美学与具体的艺术门类相结合，就像潘老师刚才讲了装帧艺术和设计艺术。另外一方面，其实是和音乐艺术的结合。更年轻的一批学者成长起来，他们更关注非常具体的音乐研究，关注日常生活的元素，对美育的影响。
这些日本学者，也从美学理论转向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从西方哲学转向关注东方哲学，开始比较突出东方对西方的影响。
九、艺术美学理论的前沿问题
武汉大学艺术学院 王杰泓教授
这个题目比较困难。因为艺术美学既要探讨一般艺术美学，也要探讨门类艺术美学。包括中西，包括古今，纷纭复杂。正如王国维在《古今丛刊序》中讲：“学问有古今中西新旧有用无用之分。”我结合自己的经验，谈谈对近几年，尤其是16-18年艺术美学相关研究的一些印象和感受。主要有三点：1、学科定位和基础理论的探讨历久弥新。2、全球化和中国化成为学界的最热门话题。3、审美泛化与趋时尚新的倾向更加显著。
1、学科定位和基础理论的探讨
2011年，国家把艺术学这个一级学科从文学类拉出来，升格为第十三大学科门类。下设五个一级学科，其中有艺术学理论。而学科的对象、性质的边界问题也就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当我们谈论艺术学时，我们通常会面对艺术美学，文艺美学，哲学美学，艺术哲学，艺术学理论等学科名杂乱的问题。这种交叉混合的关系，一直是一个热点。近三年，在艺术美学里面，大家在讨论探讨艺术的概念、艺术语言、艺术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艺术的新媒介、形神关系、审美经验、气氛。这样一些概念原理的基础理论的研究，一直都在绵延持续中。其中主要有四个路数：1、面向本体，建构系统。2、面向传统，探询中国特色。3、面向历史，考察理论来源。4、面向当代，构建本土话语体系。
2、全球化与中国化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近三年的表达开始更加突兀。比如有《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艺术》，《全球化语境中的电影美学与理论新趋势》这样的学术会议，体现出我们对于全球化议题的关注一直都是方兴未艾的。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新词：“全球本地化”——GLOCAL。16年、17年、18年三年的艺术学理论学会，都在突出中国视角，中国特色，本土化。这样一些词，反映了我们艺术理论研究一种心态，即希望与国际对话。我的困惑是：这里有没有一种强迫症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强调文化自信是否没有文化自信？是否背后有民族主义的焦虑的集体无意识？
3、审美泛化与趋时尚新。
艺术美学是美学和艺术学学科中最接地气的。它关乎审美、人生。它把社会、审美、人生紧密地关联起来，给我们的艺术学，我们的实践以理论，精神的指引。但近几年还是有吊诡的现象：1、日常生活审美化，是90年代迄今一直讨论的一个话题，但它其实就是一个审美状况。2、艺术的终结。无非就是艺术概念扩容了，功能转换了，艺术的边界无边化了。这反映我们人文学科、艺术美学的理论实践的从业者，有点失语了。我们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创作对象——艺术，已经不简单是家族相似，甚至是突变和对立龃龉，是文化、经济、媒介等等领域的杂糅。近年来的会议有“微时代”、“微媒介”、“公共空间”、“城市文化”等议题。它反应了我们关注问题的时尚化。而这些会议的学者来自于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领域。除了会议名称，还有新话语、新范式的提出。如18-19年，以改革开放40年回顾和总结为契机，北京大学教授提出了电影工业美学的说法，但似乎并无新的建树。此外还有视听文化美学这样的提法。新话语、新范式在涌现，而我们也在期待相关专家拿出体系性的方案。今天我们对于学术界事件性的话题，似乎过于关注。这折射了本土化和中国话语的问题，以及相关联的生存焦虑的问题。学术话题要不要热点、前沿和新趋势？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关键。艺术理论的最基础的研究，艺术美学的本体建构，基础理论和种种专业性问题都非常重要。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王朝闻等老一辈学者的研究，迄今都惠及我们青年。他们研究中的求真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我对近几年的艺术美学新趋势、新热点不是太感兴趣。每人都有自己学术的兴奋点和生长点，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研究。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