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洛文尼亚］罗克·本茨 李隽译
【内容提要】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创造力的巨大爆发，是以某一时刻和它出现的特定地点为特征的。阿兰· 巴迪乌的“哲学时刻”概念，非常接近于王建疆所讨论的别现代主义。王建疆教授所说的“主义”与西方的“主义”可能有些区别，但大体一致的地方还是明显的。由于中国和西方在人的解放这一主题下，步伐不一致，以至西方到了解构时代也就是后现代时期，而中国还没有达到200年前的西方启蒙时代的解放状态。因此，对解放这一主题的呼应，是否会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形成一个共同的哲学方案，这也是别现代主义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构成哲学时刻的需要。至于别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论，有的尚需被进一步理解，但就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电影艺术而言，确实能够从中找到二者的结合点，贾樟柯的电影就具有时间空间化的非常典型的别现代特征。
首先，本文将当代中国美学中“主义”的建立这一问题，与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迪乌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伟大哲学创造时期——他称之为“哲学时刻(moments of philosophy) ”联系起来，发表评论。
其次，将就雅克·朗西埃对解放及其审美维度的概念化做出评论。这是因为，与此相关的是，阿列西·艾尔雅维茨和恩斯特·曾科将平等和解放与尝试建立中国美学上的“主义”所面临的挑战进行过类比。
最后，则是一些个人对于别现代这一概念(王建疆教授提出的概念，作为一种主义的潜在基础) 的思考。而著名的中国当代电影导演之一贾樟柯的相关作品可印证这一概念。
一、哲学时刻
阿兰·巴迪乌运用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 ”［1］概念，来解释哲学是如何做到即使探讨一切事物，但却仍具有特定的文化和民族特征的。他声称，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创造力的巨大爆发，是以具体时刻和它们出现的特定地点为特征的。在某种程度上“哲学时刻”的概念，非常接近于王建疆教授所讨论的主义。王建疆教授所说的主义(zhuyi) 与西方的主义(-isms) 可能有些区别，但大体一致的地方还是明显的。王建疆说：主义(zhuyi) 会引领思想界和学术界甚至对现实的社会发生影响。
巴迪乌引证了两个历史上的哲学时刻和一个当代欧洲的哲学时刻：在帕门尼德和亚里斯多德之间持续了几百年的希腊时刻(the Greek moment)；康德与黑格尔之间更短的德国时刻(the German moment )；最后，20世纪下半叶从萨特到德勒兹的法国时刻(the French moment) (巴迪乌最终将他自己算作这个时刻的最后一个数字) 。
可以肯定地说，在欧洲和非欧洲哲学中还有其它这样的“时刻”，还有一些伟大的哲学家也许不属于这些在相对浓缩和具有民族特色的时间框架内的学者之列。然而，人们可以观察到，尽管哲学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但这种时刻——那些真正产生差异的、可以被视为特定地点和时间的时刻——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不能随心所欲地存在。但是，巴迪乌的文本并不意味着对哲学史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诠释；他的目的仅仅是描述他自己、法国的时刻，以及提供一些具有类似结构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例子。
那么能够从这个结构中能够学到什么呢？首先，“哲学时刻”从来不是孤立的。作为这时刻的一部分，法国哲学家受到德国哲学康德、黑格尔以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强烈影响。法国时刻不仅没有脱离其他民族的传统，而且也不拘囿于哲学的学科界限。这些学者的目标之一是，对定义其时代的其它发展，如现代艺术、生活和精神分析的新途径、政治事件和科学进步做出反应，并在此意义上使哲学“现代化”。正如艾尔雅维茨在他对王建疆的回应中已提到的那样，一个哲学或理论总是某种东西的哲学或理论——某种对当代思维方式至关重要的东西的哲学或理论。［2］巴迪乌在自己的哲学中声称，哲学是基于非哲学的条件，即新的真理出现: 艺术，政治，科学和爱。正是这些与真理相关的关系赋予哲学以意义。
其次，哲学时刻从来不是统一的。在巴迪乌看来，从一开始，法国的哲学时刻就被分裂为两个相对的总方向，即一个更具生命力(more vitalist) 的方向和一个更具形式(more formalist)的方向。在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派》(School of Athens) 里，柏拉图向上指，亚里士多德向下指。激发这幅画灵感的是无时不在的哲学分裂，这种分裂不仅在民族传统之间，在截然不同的学派思想之间，而且也在一代或者两代的学者在相似的基础上密切合作的浓缩时间里。这种分裂也体现在法国哲学时刻内的学者与国家哲学经典的关系里。巴迪乌认为，因为有许多法国时刻的哲学家，有多少笛卡尔的哲学观点就有多少对他的哲学的解读。
最后，如果一个哲学时刻既不孤立也不是统一的，除了地方和时间的偶然因素之外，是什么使它成为一个单独的时刻？巴迪乌宣称，属于这个时刻的哲学家们分享了一个共同的哲学方案，在这个方案里，他们每个人都完全独自进行。这样一个方案涉及了哲学的实践和写作方式的相似之处，也涉及到研究专题(就法国时刻而言：接近艺术、政治、科学等事物的现当代的发展；具有文学风格的写作；放弃观念与存在、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对立，这将导致呼吁一个全新的主题理论) 。这样一个方案当然不能预先系统地进行设计——它是对多样化发展的追溯性总结。巴迪乌总结道，对于这样一个在根本上说就存在的方案，需要的是不同哲学家分享一个共同的愿望。因此，哲学时刻需要一个共同的方案，它将从其完全不同的，甚至通常是截然相反的实现中追溯性地分辨出来。哲学时刻的到来并不拘囿于民族传统，且和其它领域的当代发展相关，并彻底地对作为参考的哲学经典做出了全新的解读。
在中国和西方之间人文学科中是否有这样一个如阿兰·巴迪乌所说的共同的哲学方案？这可能会是一个问题。按阿列西·艾尔雅维茨的说法，就关联到西方学术传统中的文人共和国。也涉及到一系列问题，比如“声音”(voice)和“语言”(speech) 这种在西方哲学传统看来非常正常的界分，却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强烈反驳。这种情况目前正在阿列西教授与王建疆教授之间进行着认真而又热烈的争论。但这种热烈的争论正好说明了在通往哲学时刻的路上对于哲学方案的共同研讨。
二、解放的拟态
谈到中国在国际人文学术界中的地位，艾尔雅维茨参考了朗西埃对于声音和语言的区分，这一区分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中国在国际美学界发声，但是并未拥有自己原创的语言。虽然艾尔雅维茨的这个区分确实有助于描述王教授在原文中所表达出来的担忧，但是世界学术舞台上肯定存在不平等的现象。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个声言二分的类比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一般认为朗西埃最初讨论的无语言指的是被压制者，即奴隶、庶民、无产阶级等，他们的立场很难与中国希望在国际人文科学领域具有更多领导性、更少追随性的雄心壮志相提并论。然而，艾尔雅维茨的思想超出了这种情况，抵达了一种智识平等(intellectual equality) 的理论，如恩斯特·曾科《平等的启示》一文所示，这种智识平等也对艾尔雅维茨如何看待学术研究实践有所影响。
为了揭示朗西埃思想的起源，有必要对其解放的概念中原创性与模仿性之间做出区别。他的方案起源于他在1968年五月事件之后对路易斯·阿尔都塞和法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满。朗西埃想从工人自己的写作和文化活动的角度重写工人运动史。然而，对于这一目标的追寻导致他最初观点的转向: “首先，这是追寻真正的工人思维形式，即真正的工人运动。其次，就马克思主义来说，我的观点是一个相当具有同一性的观点。但是，我做得越多，我就越意识到问题的所在：恰好是这种运动的形式破坏了同一性运动(an identitarian movement) 的思想。”［3］
朗西埃意识到解放政治的主体是在不认同身份的时候建立起来的，这时工人们取得了被认为是另一个阶级的特权。工人们的时间经验是工作和休息、生产和再生产的更替中的一个。在他早期的书籍中，朗西埃写道，十九世纪的工人通过开拓时间来完成原本只可能在他们不会拥有的时间——闲暇的时间里完成的事情，从而抵制对感觉经验的分割。因此，朗西埃证实真正的工人运动史是“那些走向相反的方向，抛弃了据说是他们的文化和真理的东西，走向我们的影子中的人”［4］的历史。通过做资产阶级应该做的事情，做他们自己不应该有时间去做的事情，无产阶级颠覆了柏拉图已经建立的时间分配：工人没有时间讨论公共问题和智识问题。
对于朗西埃来说，通过身份不认同建立起这种政治主体化，即身份重新分配的典型场景是来自古罗马的一幕，称为庶民撤往阿芬丁山。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奴隶，庶民参与逻格斯，但不完全拥有它。他们能够理解主人的命令，但他们自己的声音被认为是不完全清晰的。他们被听到的要求只是表达了伤害，而不是公共事务。然而，当庶民所面对阿芬丁山上的贵族时，他们执行了模仿的行为：“他们执行了一系列对那些贵族言论行为的模仿”，从而建立起“另一个秩序，即通过将自己构建为……拥有相同属性的说话者，建立起可感知的另一个分区。”［5］这样做，庶民们仅仅只是重申了现有社会秩序拒绝给予他们的普遍能力。
再者，对于朗西埃来说，解放并不是表达本来的个性，以此反对那些占统治地位者强加的虚假普遍性。相反，它是通过剥夺它来恢复这种普遍性。这是一种去个性化的过程，改变了统治制度强加的能力分配。
这种能力的再分配也是无知的大师(the ignorant schoolmaster) 雅科托(Jacotot，朗西埃以文学的笔法在其著作《无知的教师》中塑造的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译者注) 教学方法的核心。恩斯特·曾科曾对此做出过评论。回到围绕王建疆教授的文章展开的讨论之中，需要补充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学术解放？根据朗西埃的观点，它包括跨越学科分野以及哲学，社会学和历史的阅读作品，还有文学，艺术和电影，甚至在同一层面的19世纪工人的著作缔造的边界。思维不是专属专家的疆域，而是一个普遍的能力。
朗西埃宣称：“思想没有该有的位置”，［6］这也是学术解放的关键。
至于王建疆教授的别现代主义虽然并没有明确的解放概念，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别现代与别现代主义是有区别的。别现代主义是对别现代的反思、批判和改造，是区别真伪现代性。而这个现代性就是启蒙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已经包括了自由、民主、平等、解放等把人从奴役状态解放出来的因素。只是由于中国和西方在人的解放这一主题下，步伐不一致，以至西方到了对正统的“解放”进行解构的时代也就是后现代时期，而中国还没有达到200年前的西方启蒙时代的“解放”状态。因此，对解放这一主题的呼应，是否会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形成一个共同的哲学方案呢？这也是讨论的双方都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构成哲学时刻的需要。
三、贾樟柯电影里的别现代
如果要对王建疆的别现代概念做出评论，就不得不借助于雅克托的方法。别现代理论是源于今天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必须承认，在这些事情上我不是专家，但却可以把它与自己更熟悉的东西，即贾樟柯的电影联系起来。
正如艾尔雅维茨所指出的那样，美学理论通常是通过反映具体艺术作品和艺术运动来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艾尔雅维茨提出中国的美学可以对繁荣的中国当代艺术给予更多关注的原因。中国取得国际影响的另一个领域是电影，可以说也发展为某种程度上的主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包括张艺谋、田壮壮、陈凯歌等在内的所谓中国“第五代”导演纷至沓来，获得了国际上的好评，也赢得包括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电影节在内的多项殊荣。随着贾樟柯在2006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凭借电影《三峡好人(Still Life) 》获得金狮奖，取得巨大成功，“第六代”导演出现，再度呈现出某些共同特征。
正是《三峡好人》这部电影体现了王建疆教授所说的别现代的许多方面。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话，王建疆用时间空间化的概念将别现代解释为不同时代的并存。与西方观念中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断裂相反，所有的这些时代在当下中国共存。这种共存意味着从冲突与矛盾到和谐与更新的几种类型或阶段的关系。［7］
首先可以看到，尽管历史和现实在西方美学、王建疆提及的空间理论和当代中国有不可否认的差异，但西方现代时间断裂的概念从来没有界限分明过。争论层出不穷：什么才真正地构成了现代性，现代性是否已经被超越或者是还未被完成，后现代是一次真正的断层吗？如是种种。雅克·朗西埃(JacquesＲancière) 本人近年来提出了“艺术的审美体制(the aesthetic regime of art) ”，重新开启了这场争论，这是一次彻底地重新定义艺术现代性构成的尝试。根据朗西埃的观点，“现代性、现代主义、前卫的概念牵扯到复杂的时间交织，牵扯到现在、过去、未来之间，预期与迟到之间，分裂和连续性，运动和静止之间的一套复杂关系”。［8］
这一种时间的复杂性可以在给定的空间中具有许多不同的和特定的形式。电影《三峡好人》的场景围绕三峡大坝而设，呈现了几个时间的交汇。一方面，大坝本身代表着进步和现代化，是驶向未来的时间轨迹。然而，在电影中，我们仅仅对大坝匆匆一瞥，而进步的建设者们被描绘成道德上可疑的商人。电影的背景是大规模的拆迁过程。古老的城镇正在被拆毁、数千年的历史被淹没。这一时间轨迹驶向过去，当地人民正在抛下的过去，也是在上升的水位永远掩盖之前考古学家们正在挖掘的过去。
然而，这部电影避免了过去和未来之间，进步和人员伤亡之间简单的对立，所描写的是关于两个外来者的虚构故事。一男一女近日来到奉节县，寻找分居的配偶——在这个拆迁和建设同时进行，以至于无法进行空间定向的地方，这是个不容易的任务。就在这一刻，电影在总体上将贾樟柯的真正焦点呈现了出来。过去的叙述和未来的叙述仍然有一个起点，或者说有一个结构它们时间性的目标。然而，现在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时刻，流离颠沛、寻寻觅觅，起点不明，目的地不确定。
贾樟柯试图在电影中捕捉的时间性既不是历史进步的宏大叙事的时间性，也不是对失落的过去的怀旧的时间性，而是在历史变迁中发现自我的平凡生活的时间性：“如果电影要展现对普通百姓的关怀，首先要尊重日常生活。一个人必须遵循生活缓慢的节奏，并且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光明和沉重的东西。”［9］贾的电影捕捉到了平凡生活中的缓慢节奏，而非精心设计的叙事和行为定义的角色。在一部现实主义浓厚的电影中，贾使用了超现实的元素，如建筑物突然像火箭一样冲向太空。这些元素——因为其效果是不相容的流派间的混合，让我们称之为后现代——是贾樟柯对不断变化的现实自身的不同寻常之处的回应：“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如此大规模，就好像是一场核战争或者是外星人干的。”［10］
在他的其它电影中，贾樟柯探讨了这种时空复杂性的各个社会方面：家庭和社会暴力；腐败和复仇；受流行音乐影响的青年文化，以及农民工的苦难。无论什么样的主题，贾樟柯都探讨了现在居无定所的时刻的时间性，它在现在和过去叙述的交接处不断摇摆，但不能自己形成一个线性的时间结构。然而，他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过去逝去的时间或是完全面向未来的时间，而在于这些时刻自身如何在主导的叙事结构之外，连接和建立起一种不同的时间性。这种时间性实质上就是现代性的暂时性，一种转瞬即逝的存在。但在无数个这样的转瞬即逝的时间性中，时间被还原为空间，即当下的社会现状和社会存在，同时，也被定格在了电影镜头里，产生历史感与现实感的交融，也就成了本文一开始所讲的哲学时刻与现实时刻以及电影镜头时刻的不期而遇。
总体来说，王建疆的别现代主义是一个中国和西方都有兴趣关注并且产生共享话语效果的“哲学方案”，这一点已从艾尔雅维茨和曾科还有其他美国学者与他进行的多次学术对话中看出。同时，别现代主义也是一种关于启蒙和解放的思想，这种思想是超越国界的人类共同的思想。至于别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论，有的尚需进一步被理解，但就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电影艺术而言，确实能够从中找到二者的结合点，也自然会关联到一个“哲学时刻”，一个时间点。因此，贾樟柯的电影的确具备了时间空间化的非常典型的别现代特征。
参考文献：
[1]Alain Badiou,The Adventure of French Philosophy,trans.Bruno Bosteels,Verso,London,New York,2012,pp. i-lxiii.
[2]Ales Erjavec,Some Additional Remarks Concerning Issues Opened by Prof.Wang Jianjiang,ART+MEDIA STUDIES,13/2017.PP.144-145.
[3]Jacques Ｒancière: Politics and Aesthetics:An Interview,Angelaki 8.2 (2003) ,p. 196.
[4]Jacques Ｒancière,The Nights of Labour,trans.John Drury,Temple University Press,Philadelphia,1989,p.17.
[5]Jacques Rancière,Disagreement:Politics and Philosophy,trans.Julie Rose,Minneapolis,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p.24.
[6]Jacques Ｒancière,“La Méthode del＇égalité”,in: La philosophie déplacée: autour de Jacques Ｒancière,eds.Laurence Cornu and Patrice Vermeren,Horlieu,Lyon 2006,p.513.
[7]Wang Jianjiang,‘Quadrilateral ’in Philosophy and Bie-modernism (Comments on Ales Erjavec's“Zhuyi:From Absence to Bustle?Some Comments on Wang Jianjaing's Article‘The Bustle and the Absence of Zhuyi’”,ART+MEDIA STUDIES,13 /2017.
[8] Jacques Ｒancière,Modern Times,Multimedialni institut，Zagreb,2017,p.61.
[9]Jia Zhangke,Jia Zhangke Speaks Out: The Chinese Director's Texts on Film,t rans.by Claire Huot et al,.Bridge21 Publications,2015,Kindle edition,loc.953.
[10]Andrew Chan,“Interview:Jia Zhang-ke”[DB/OL].https://www.filmcomment.com/article/jia-zhangke-interview/.
摘自：《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