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内容摘要：“让哲学关注人的生存”是马尔库塞与海德格尔结缘的根本原因，海德格尔对于人的“非本真”状态的分析，对于人类社会中人的“异化”的阐述都深深吸引着马尔库塞。马尔库塞在海德格尔那里看到了一条清晰的走向新的“具体”的科学之路，他的“具体哲学”的提出即得益于海德格尔哲学的理论滋养，马尔库塞一生的学术追求似乎都有着挥之不去的海德格尔情结。然而，由于海德格尔哲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加上早期受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马尔库塞一直试图对于海德格尔的理论进行修正。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使马尔库塞最终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真正心仪的哲学追求，马尔库塞与海德格尔的学术缘分也就此结束。
关键词：马尔库塞 海德格尔 具体哲学 海德格尔哲学批判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发生的革命行动给马尔库塞带来了较早的对于革命、自由和解放的思考，他自己也以满腔的热情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并参加到战斗中去。然而，到1919年1月，当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暗杀，革命惨遭失败之后，他也最早地看到了德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缺陷。于是在这一阶段，他开始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在战争期间，马尔库塞已经读到过关于一些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试图借此弄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的动力和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他一直无力弄清的左派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他并没有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答案。就这样，在失望和痛苦中，他离开柏林来到弗莱堡，进入大学，开始了他早就感兴趣的文学研究，并于1922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德国艺术家小说》。之后，他又离开弗莱堡做了多年的书刊发行和出版工作。1927年，当《存在与时间》出版以后，他就读到了它。海德格尔的哲学、研究方法以及海德格尔令人振奋的性格，深深吸引了他。于是，1928年他重返弗莱堡，开始向海德格尔学习哲学，直到1932年希特勒上台的前几天离开德国。
Martin Heidegger
在多年后的一次谈话中，马尔库塞说道：“我在海德格尔那里发现了我们曾经在胡塞尔那里发现的东西：一种新的开端，一种新的愿望，以便把哲学置于真正具体的基础——让哲学关注人的生存、人的条件，而不是那些纯属抽象的观念和原则。”[1]的确，正是得益于海德格尔哲学的这种训练，马尔库塞后来的美学思想才在20世纪显现出它独特的魅力。“让哲学关注人的生存”成为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的一个基本追求，一直影响着之后他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向，难怪有论者认为，“海德格尔的‘操心’范畴，是马尔库塞思想贯穿始终的核心课题。”[2]然而，马尔库塞虽然从海德格尔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但他并未囿于海德格尔的理论樊篱，而是在遵循海德格尔基本方法的前提下，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当然也正是这样，他与海德格尔的学术缘分有了更多不和谐的音符，以致最终分道扬镳。
一、 “非本真”状态与“根本性活动”
在《德国艺术家小说》中，马尔库塞在区分小说与叙事诗时曾指出：小说培养的是个体对于一个更高更真实的存在方式的向往和奋斗[3]。“真实”这一词的出现预示着马尔库塞后来对于海德格尔“本真性”（authenticity）这一概念可能的心领神会。
马尔库塞声言《存在与时间》对于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本书中它向我们展现了在哲学史中所达到的一个新起点。这个起点就是资产阶级哲学从内部消解了自己，创立了一个清晰的走向新的‘具体’的科学路。”[4]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对于“本真性”的追寻导致一种“根本性活动”（the radical act）——人对于自己和环境的改变的活动，而海德格尔对于“非本真性”的分析，通过暗示社会怎样来统治个体的问题，揭示了对于激进行动的阻碍因素，这一点将引导他后来对于弗洛伊德的兴趣与研究。马尔库塞相信海德格尔的哲学起点“在世之在”（being-in-the-world）克服了流行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主客观的二分法，同时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概念说明了一个历史运动的过程，克服了永无止境的对于现实本质的唯心和唯物的争论。与胡塞尔不同，海德格尔似乎已经把现象学的方法具体化了，并发展了关于人的每天存在的现象学。这种新的具体和历史的方法提供了进入具体的社会和人类事物的切入点，这些是海德格尔学说的魅力，也正是其对马尔库塞的诱惑之处。
海德格尔解决“非本真”的异化的存在方法就是他的个体真正的筹谋计划，即要求用一种根本性的行为来实现个体的自我改造。他认为在一个“非本真”的状况下，人还有向往“本真”的能力。他认为每一天的焦虑、死亡的面临、罪恶和对于良心的呼唤可以把个体带到对每天世界的拒绝和对于本真的选择的准备之中。[5]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从“非本真”到“本真”的转变需要的是决断（resoluteness）。而这一决断的动力不是源于人类社会的什么传统，而是源于人的遗传的潜能。海德格尔所说的“遗传”是指个体向往“本真”的所有过去的能力，而“传统”则是指对于这些能力的解释。非常明显，海德格尔是以遗传为根来对抗传统的，他寻求到的是“源”，是人在本能层次上对于一种“本真”状态的追求的能力。虽然海德格尔这里的“源”并不指的是人的形而下的生物本能，但他毕竟找到了一个可以和传统对抗的东西，为解决人的异化问题开启了一种思路。以遗传为根来对抗传统，应该说对于后来马尔库塞以“爱欲”与“新感性”为其现世救赎的重要手段直接相关，只是海德格尔的玄虚促使马尔库塞在弗洛伊德那里找到了更为具体的着落点。
马尔库塞从海德格尔那儿发现了对于社会的批评性分析以及一种克服“无法容忍的生存条件”的“根本性活动”。这样，他就通过综合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创造出了一种被萨特称为“革命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revolution）理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既然发展只能通过他自己的行为，未来就将是一种不断的对于当下状况的否定。……因为必要的存在从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成为一种堕落，所有的存在形式都变为非本真的，那么使本真的存在成为可能的历史的行动就必然是革命的行动。”[6]马尔库塞对于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综合几乎是天衣无缝的，这一观念还直接影响了马尔库塞后来对于艺术、美同生活现实以及与人类未来和解放关系的基本看法。“根本性活动”这一概念是存在主义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在马尔库塞的理论中占据着中心位置。马尔库塞引用马克思名言“激进就是抓住事物之根。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7]来阐释这一点。这样马尔库塞就既脱出了海德格尔“存在”的抽象性，又将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很好地运用到了自己的理论之中。
马尔库塞认为：“根本性活动要依据行为人及其所行动的环境的本质的需要，通过行为的发生，而指向对于某些绝对非容忍的事物的改变，并把自己的需要置于其中，即废除非容忍的东西。”[8] 这里所谈的“需要”（有时用“历史性需要”）是指在一个主客辩证的意义上来理解的需要，而不是仅仅指客观的历史理论。通俗地讲，就是说历史需要与人的需要成为一个相互成全的关系：这种激进行为的需要是由内在的需要来决定的，这种行为的需要又根植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中。显然，马尔库塞在这里并没有放弃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观念，而是企图用“根本性活动”这一概念来综合个人斗争和阶级斗争，把海德格尔的“决断”和“本真性”概念，同马克思的革命观念在“根本性活动”上统一起来。
二、 海德格尔的“异化”观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存社会中所有个体都落入到了公众和他人的主宰之中，屈从于规范的行为模式，落入到一种非本真的存在之中，失去了他的个体性和主动性，而无法发展他的创造力、意志和责任等。海德格尔的这一分析加深了马尔库塞先前通过研究马克思而得到的印象，即既有社会总体上是腐败的，同时也解释了马尔库塞对革命意识在既有条件下得不到更好发展的疑虑。这是马克思著作中没有说清楚的东西，通过消化海德格尔的“非本真”“沉沦”、“被抛”等概念，马尔库塞看到了人在现实生存中的“异化”现象。
提到“异化”，我们不能不提到卢卡奇对马尔库塞的影响，这与海德格尔对于异化的分析也是相关联的。罗尔夫·维尔施豪斯（Rolf Wiershaus）曾强调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之源是海德格尔和卢卡奇，他说：“两个对马尔库塞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是乔治·卢卡奇和马丁·海德格尔，他们在20年代作为异化、物化和非本真的哲学家而获得声望。”[9]虽然马尔库塞自己的异化理论也有着一个黑格尔-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来源，但在他看到马克思《手稿》之前，对于异化的理解显然主要就是卢卡奇和海德格尔的，卢卡奇和海德格尔都谈到了人被物化（reified）为物（thing）的趋势。其实卢卡奇与海德格尔的异化观是不一样的。首先，海德格尔喜欢用“非本真”、“沉沦”和“常人”（das man）来界定异化，而卢卡奇则用“物化”这一概念。其次，重要的还在于海德格尔将物化和异化作为所有社会中人的存在的一种本体构成，而卢卡奇则将它们看做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可以通过历史实践消除的。因此，卢卡奇对于人的异化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而海德格尔则显然是悲观的。在这一点上，马尔库塞后来更倾向于卢卡奇，只是早期在论及异化的时候，仍处于海德格尔的观点之中。但不管怎么说，二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马尔库塞解决了对于德国革命的失望和先前在马克思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在接触马克思《手稿》之前，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一个革命的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为资产阶级社会提供革命的原则”[10]。虽然他像卢卡奇、柯尔施等一样抵制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科学社会主义”[11]，但他更多地看到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实践性和行动性特征。不过马尔库塞对于革命有着他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实践一定要是立足于“人的本质”的实现，而这一本质的实现又必须实际上是可能的，比如在革命的情况下是可能的。立足于人的本质实现的可能之上，这是理解马尔库塞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因为他对于革命和解放的一贯的主张和看法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他只关注存在着的人的自由和解放，并在其可能实现的层面上来探讨它，而从不撇开这一点去谈论玄虚深奥的学问，也从不撇开这一点去构建人类遥不可及的天堂。他认为，如果说对于具体的历史条件的观察显示的是人的力量和潜能的自由发展在社会上是不可能的，那么“他自己的行为就作为一种异化的力量而成为他自身的对立面”[12]。换句话说，如果你只会在那里异想天开、不切实际地幻想，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异化。由此可见，马尔库塞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解在这一阶段已经相当成熟，“人的力量和潜能”这层含义虽然在具体的理论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内容，但其大致的判断是一致的，人的解放实际上也就是人的“力量”和“潜能”的自由实现。无论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是对极权国家主义的批判，或者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马尔库塞都是将其同情的眼光投置到人的这一向度之上的。因此在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主义的综合中，马尔库塞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今后的学术兴趣和方向。正如大卫·赫尔德所说：“在马尔库塞看来，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考察这一‘让物显示自身’的过程，使‘传统语境中关于超验、现实以及世界的可知性这些问题变成了虚假的问题’，因为人的存在总是‘在世之在’。”[13]然而，对“在世的存在”关注不够，正是海德格尔存在的问题。大卫·赫尔德接着写道：“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哲学的兴趣也就止于此了，因为海德格尔的整个方法缺乏具体性，缺乏对历史性的物质构成的理解，也就是说，没有界定具体存在得以存在以及这一存在及其所处的世界关系的总体得以根植的那些具体历史条件。”[14]
Herbert Marcuse
马尔库塞进一步指出，被异化的力量所统治，那么个体就“被剥夺了真正的生活内容”（诸如自由、个体性、快乐等），而被简化为一种“抽象的个体”形式。这描绘出了在经济和意识形态形式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一种非人道存在的现实”（马克思语）。[15]以人为出发点，而不是以任何别的什么为出发点，这里再次体现了马尔库塞对于人的生命个体的真切关注，表达了他对于造成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控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马尔库塞终生的事业，但他并不是为批资本主义而批资本主义，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批判为“人的完整”发展和自由解放扫清障碍。马尔库塞后来离开海德格尔，极其热心地投入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之中，投入到对于权威家庭以及纳粹问题的研究之中，甚至在1964年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都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三、 “论具体哲学”
《论具体哲学》写在魏玛共和国最后的日子里，这时严重而持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最终将导致法西斯的上台。虽然这种危机表现出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然而它所导致的却是人的整体存在的危机。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马尔库塞认为，科学和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解释这种危机的有关知识、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危机的方案。既然当代社会中个体所受到的痛苦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决定的，那么关注存在的个体的真实问题的“具体哲学”必须描述出造成人类痛苦和日常生活危机的资本主义结构，并使哲学参与进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16]“具体哲学”是马尔库塞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最终成果，它是针对既有社会的危机状况而产生，呼唤对现实的直接关注，避免进入空泛而虚无的抽象哲理的探讨之中。马尔库塞认为，虚空而抽象的哲学是一种无用的哲学，而“具体哲学”关注人生存的物质条件与日常的生产和再生产，对具体哲学的探寻将引向对于劳动的性质、需求、性、意识、艺术，以及当代社会组织的性质和动力方面的研究，同时，还意味着对于历史的关注以及探寻历史运动和变化的动力等。
为此，马尔库塞把存在主义对于存在的个体的具体条件的关注与马克思的对于社会历史问题和革命前景的关注结合起来，并从这一角度出发批评了德国存在主义远离具体的社会问题和当时的具体斗争而去谈论人的“主体性”培养的不良趋势。马尔库塞认为，具体哲学必须成为一种公共的哲学，直接面对当代社会的真实问题，从而使其作为一种责任参与进社会实践之中。这一看法同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 马尔库塞提倡哲学家要参与到社会的政治行动中，存在主义虽然承认存在的个体、人类主体的需要和走向本真趋势的重要性，但一个非本真存在的改变必须借助于社会变革。“历史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历史的整体’，即社会存在中组成的这个人与那个人的统一体，这是一个‘社会’。”[18]个体是社会的个体，生存于社会-历史的条件之中而不在世界和历史条件之外，所以要获得一种海德格尔式的“本真”存在就不能在历史和社会之外去寻找，只有在社会中的存在才是现实的存在，才是个人可以谈论和遭遇到的存在。既然个体的人总是社会的个体，他的思想和行为就要受给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规定，那么个体的解放事业就要以社会的革命事业为前提。将人从海德格尔的本体位置上拉下来，放置于现实之中，这是具体哲学的基本工作。
严格说来，《论具体哲学》与马尔库塞的第一篇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在内容上并无太大的不同，只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更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哲学问题的基本看法。他把哲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指出了哲学存在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从而为他以后的哲学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确定了基本立场。马尔库塞一生为人类的解放事业不懈地探索与追求同他早年所形成的这种具体哲学的观念是吻合的。
对于“具体哲学”的论述在马尔库塞以后的著作中还多有出现。如在《理性与革命》中，在论述黑格尔的一些概念时，马尔库塞认为，“尽管黑格尔的概念很抽象，但它仍保留了其问题的具体论述”，“黑格尔论述矛盾统一的第一个概念就是生命的概念。黑格尔把生命称做是精神，那就是说，称做是一个能了解和主宰无所不包的对立的存在。换言之，黑格尔生命的概念，指的是理性存在物的生命，指的是在所有其他生物中独具的本质，从黑格尔开始，生命的概念成了根据人类具体历史条件重建哲学的众多努力的起点，也成为克服抽象的唯理论哲学特征的起点”[19]。马尔库塞十分重视黑格尔抽象哲学中并不抽象的东西，把人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谈，并把这种生命的具体性当成一种对抗抽象性唯理论哲学的工具。
在《论本质的概念》一文中，马尔库塞也曾谈到人的发展取决于已给予的历史条件，包括控制自然和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劳动的组织水平、关于人的实现的可能性需要的发展情况、在各个方面（生活的）可提供的文化价值资源等。有了这决定人的本质实现的四个条件，马尔库塞认为人就可以寻求到真正的解放道路。他认为有了“这些本质的决定条件就同乌托邦区分开来，因为理论能展现出通向实现它们的具体道路，同时作为例证可以印证已经开始实现它们的努力”。[20]由于这些具体条件的存在，由于人永远都只是在这些条件下的活动，由于人的本质必然由此才能得以实现，这就使人终究把自己的行动看成是一个实现的过程，人正是在这个实现的过程中体悟到人生的存在意义。
四、 生命纠结的“此在”之学
马尔库塞学术的海德格尔“情结”是浓重的，他的代表性文集《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所收录的不同时期的论文，都贯穿着这样的一根主线——对“此在”的人的关注，他不仅清醒地分析了“存在”对人的每一点束缚，每一点压抑，同时又热心地体察到了“人”的每一点可能的自由。无论是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对哲学与批判理论的论述，还是对弗洛伊德关于人的概念、对经济学中劳动的概念、对总体主义国家、对快乐主义的分析，甚至于对艺术形式的探讨，马尔库塞实际都在沉思着一个主题，那就是人。
法兰克福学派史研究专家马丁·杰伊曾指出：“在弗莱堡时期，马尔库塞的思想充满现象学范畴，同时又坚信马克思主义……在其第一本著作《对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的贡献》（即《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引者注）中，几乎全部是海德格尔的特有词汇：烦、历史性、决断、在世等等都出现了。”[21]这的确是一个无需争辩的事实。在马尔库塞当时的著作中，就是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论述，他重视的也是历史本真性和本体性而不是历史或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就是为海德格尔而写的。海德格尔曾说他自己具有特色的对于“历史性”这一术语的运用是源于狄尔泰的工作，尤其是狄尔泰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历史真实性’是属于人学本身的存在的惯常的形式。”而马尔库塞对于“历史性”的看重，也是狄尔泰和海德格尔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从早期对狄尔泰的喜爱到之后同海德格尔一起工作，这些事情对于马尔库塞来说并不是什么巧合，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自然历史和生物的进化，包括历史的人通过社会斗争而产生，这些社会斗争包括生产斗争、获取知识、主宰自然和劳动的解放。这同狄尔泰、海德格尔所谈的社会科学的历史性显然是不一样的，那时的马尔库塞显然更看重人学意义上的历史性，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缺陷。[22]凯尔纳也认为，在《单向度的人》最后一章，“马尔库塞对于根本的个人和对于个人造反的重视是他思想的一个基本的方面。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他早期的著作中看到，他以‘根本性活动’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他以马克思的术语来组成这一概念，但在他的事业中却有着海德格尔个体主义的成分在其中，这一个人主义成分在他的《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和其他的作品中又浮出了水面。一些马尔库塞的批评概念，如‘大拒绝’，在他的思想中就有着无法根除的海德格尔的成分。”[23]
凯尔纳只承认马尔库塞著作的海德格尔成分，而不认为马尔库塞同海德格尔有更多的联系，依然将马尔库塞放置于马克思主义学者之列。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罗伯特·斯泰格沃德（Robert Steigerwald）则认为马尔库塞的早期著作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立场出发与马克思构成一种对话，实际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他认为马尔库塞的理论体系贯穿着主观唯心主义；而哈贝马斯将马尔库塞看做是第一个海德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尔库塞在早期的作品中实现了对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混合[24]。笔者认为，马尔库塞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是海德格尔主义者，抑或是海德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马尔库塞通过吸收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营养，形成了关于“具体哲学”的基本主张，并最终奠定了自己一生的理论旨趣。这一点应该是我们理解马尔库塞与海德格尔学缘的关键。
海德格尔对马尔库塞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些方法观念上的，而且还表现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比如“想象”问题。对于想象的认识在马尔库塞的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无论对于“新感性”的培养，或是对于审美之维的论析，想象的作用都是关键性的。瑞兹认为，海德格尔1929年发表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一文，就是马尔库塞在这一方面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前驱。海德格尔认为，想象的本质是没有具体的表象而凭直觉来感知的能力，他认为这种认识方法的澄明是他对康德所从事的认识论工作的贡献。“本体的知识从来不是靠体验来给定的，而是存于想象之中的，并且拥有一个生而有之的超越的特性。”[25]对海德格尔来说，人的想象处于真正的哲学知识的本源位置，并作为教育和形而上学的基础。海德格尔对人的“本真”状态的确认，是以对死亡的想象为例子的。存在是一种“向死的存在”，人凭着想象对此有所体会并最终超越于它。与海德格尔一样，马尔库塞也认为想象探寻着存在的本体之维，这从他把想象的艺术作为一种“异在”的生活从而引领现实的艺术观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另外，马尔库塞对于死亡的看法与海德格尔也是基本一致的。他认为，从整体上来理解的话，死亡不是生命之后的人的存在的一个方面，而是生命必然的一个部分，使生活本身显得丰富多彩。“生欲”与“死欲”都是人的生存欲望的本能构成，除非死亡从生命中分离并被取而替之，否则人的异化将会持久存在，马尔库塞写道：“只有这种超越被征服——当永恒成为此地此时的现在的时候，人才成为他自身。”[26]
海德格尔对马尔库塞的影响是深刻而长久的，瑞兹在评析马尔库塞1964年的著作《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时还认为：“在本书的陈述中，马尔库塞同样又表现出他是海德格尔的门徒，操心和焦虑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人的此在的存在主义分析的主要范畴，而这本书中马尔库塞同样强调人类世界中主体和客体存在主义的本体特征。”[27]对于马尔库塞美学思想中的海德格尔影响，瑞兹也同样有着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对马尔库塞来说，美学理论更多关注着存在而不是存在者，更多的是本体而不是科学。”[28]这种在海德格尔概念上对于美学本体的认识是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马尔库塞后期对以“艺术形式”为切入点的美学的价值向度的承认与这种美学本体论的认识也是一致的。海德格尔哲学是马尔库塞美学思想中一个蛰伏的幽灵。
五、 海德格尔哲学批判
尽管海德格尔对于马尔库塞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然而由于海德格尔理论的天然缺陷，以及他后来同纳粹的亲密关系，加上马尔库塞本人早已具备的马克思的理论研究背景以及在纳粹统治下不得不逃亡国外的现实处境，他最终在1932年离开了海德格尔。笔者认为，就学术而言，马尔库塞与海德格尔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海德格尔虚假的具体主义
与许多海德格尔主义者不同，马尔库塞早就对马克思很感兴趣，并作过一些研究，还专门给社会民主杂志写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20年代后期，马尔库塞曾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结合进他的“具体哲学”之中，从而强调积极的行动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在《海德格尔的政治》一文中，马尔库塞谈道：“首先，像其他人一样，我相信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结合的可能，准确地说因为他们都坚持对于实际的生存方式和存在着的人以及他们所处的世界作具体的分析。然而不久我意识到海德格尔的具体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是骗人的虚假的具体性，就像是当时统治德国大学的相当枯燥的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唯心主义，还有实证主义哲学一样，实际上他的哲学不仅是抽象的远离现实的，甚至说是躲避现实的。”[29]不难看出，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的看重源于海德格尔对人的生活和存在的关注，而他对海德格尔的最终失望也主要源于海德格尔实际上对现实存在的人的生活的疏离。马尔库塞对于“生存方式”和“存在着的人”以及他们“所处的世界”的具体性的关注显然不是海德格尔所探讨的抽象的“此在”所能解决的，人的存在必须落实到现实生活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之上。
马尔库塞认为，威胁着人的当下的状况需要的是反思，而海德格尔关心的是存在的总体的方法和对于“什么是真实的存在和它是如何可能的”一种追问，阐释的是真实的可能性的本体论条件，这对于现实中的人是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1948年马尔库塞在《论萨特的存在主义》一文中，在谈及人的存在时，曾写道：“只有在它不再以‘自由主体’的术语来描述它的对象时，而是以这个对象在现实中的实际情形，即在物化世界中作为一件‘物’的情形去描述这个对象时，它才能够接近它的对象：具体的人的存在。……人的自由的实现并不表现在‘我思之存在’，即‘自为’中，而是在‘广延存在’，即作为物的身体中。”[30]因此，必须超越海德格尔对于“非本真”的本体论分析，而去关注现实条件下人的具体处境以及是什么阻碍着人的真实存在，才能真正寻找到人的解放之路。凯尔纳认为：“对马尔库塞而言，海德格尔的问题就在于抽象的本体论分析不能提供任何具体的对于现在条件下的行动的指导。海德格尔的沉沦和非本真的主张是总体性的，对于所有的历史条件都是有效的，然而今天问题的特殊情况在原则上却是排除在海德格尔的本体分析之外的。”[31]对于现实条件下的人的关注，是马尔库塞具体哲学的根本旨趣所在。“哲学存在主义的意义在于反对理性唯心主义的抽象性的‘逻辑’主体，恢复历史主体的全部具体性，也就是消除从笛卡尔到胡塞尔一直不可动摇的‘我思’的统治。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出版以前所持的立场，是哲学向这个方向的最大的进步。然后又出现了反向运动，哲学不无理由地避免对自己所论述的主体的历史境况和物质事实作更为仔细的考察。在这一点上，具体性停止了，哲学满足于谈论民族与‘命运的联系’，谈论每一个个人必须接收的‘遗产’，谈论‘世代’共同体，而事实的其他方面也被放到这样一些范畴下进行论述。……这样它就否认了理解历史境遇的事实以及理解它们之间诸特点的任何可能性。”［德］马尔库塞《总体主义国家观中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见赫伯特·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第299—300页。存在主义最初是以其具体性而出现的，然而在其自身的逻辑序列中，它最终却又走向了它的反面。马尔库塞与海德格尔的分歧在此处表现得最为清晰。
（二） 海德格尔虚假的激进主义
由于海德格尔把人的“沉沦”和“非本真性”存在置于总体的本体的意味之上，这样他对根本的社会行动的可能性就持有一种悲观的态度，把社会革命当成是一种统治和异化的新形式，这样，社会的发展就是以新的异化、新的非本真存在代替旧的非本真存在的过程，于是他就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个体的自我改变上。马尔库塞对此显然是反对的，他认为：“海德格尔把决定性的措施交付于与世隔离的个体而不是使人勇往直前的果断的行动的企图是必须拒绝的。这一行动不仅是对于过去经验的‘修正’；而且是对于所有公共生活形式的重构。”[32]
马尔库塞认为，“根本性活动”必然改变人自身和身外的生存条件，而海德格尔的真实的个体关心的却只有他或她自己的本真性而不包括社会的改变。这样，海德格尔对于“非本真”的批评、对于一种决断和自我改造的呼唤、对于哲学传统的毁灭性的工作，虽然有时听起来是非常根本的，实际上却是真正保守的。这样的结果就使德国学生虽然可以追随着海德格尔的学说，但面临社会力量的统治时却仍然不知所措。对此，凯尔纳评论道：“这种伪激进主义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将导致社会生活中现实问题的压抑和对于社会政治参与的拒绝。”[33]海德格尔理论所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是明显的。一个人可以假定自己是生存于一种“本真”状态之中，但这种“本真性”究竟凭借的是什么却不得而知，海德格尔对此也没有提供答案。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拒绝任何有限的社会、道德和政治价值，而陷入尼采所警告的西方文明的虚无主义命运之中。果然，这种虚无主义到了法西斯之手，海德格尔也与法西斯同流合污了，海德格尔的哲学自行破产。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对一个异化和分裂的工业文明时代的厌恶，使海德格尔构想出一个人与大地、世界和谐相处的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对对立性的排斥，使它具有一种无为的接受性和消极性，是一个禁欲主义的乌托邦，而这无助于人在具体的历史-社会存在中消除异化和分裂，因而，从政治的含义上，具有一种肯定既定社会存在的保守倾向。”[34]
（三） 海德格尔历史唯物主义的缺失
马尔库塞一直企图将海德格尔的理论同马克思的理论结合起来，马尔库塞曾提到，对他的这一想法，海德格尔从没有任何反应。1928年，马尔库塞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这是试图综合马克思主义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一篇文章，也是马尔库塞发表的第一篇哲学论文。1929年他又发表了《论具体哲学》一文。从这两篇论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尔库塞虽然师从于海德格尔，但他实际上已经在做着对海德格尔理论的修正工作，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读解海德格尔的“存在”理论。
凯尔纳认为，虽然海德格尔的个人主义和本体性理论对马尔库塞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在他的后期著作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从一开始，马尔库塞就试图把海德格尔的“本真性”、“历史性”和他自己的社会理论置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马尔库塞认为，个人的世界不是由任何抽象的世界关系所组成，而是由特定的物质构成的社会-历史的世界所组成。同样,个人也不是总体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活着的、饥饿的生命物，生存于一种由特定的社会所组成的历史环境之中，有着一定的生产模式。社会的生产模式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展示着人存在的需要……“我们称做历史唯物主义的状况，是最终的决定人的存在的因素……”[35]马尔库塞还依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36]，指出唯物主义的状况就是指人的和社会的需要，这关系着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阶级统治和意识形态体系等所有这些组成人的生活世界的因素。他还用马克思的这一基本理论来解释海德格尔的重要范畴“操心”（care），认为“操心”是人的决定性特性，一个人的基本的“操心”就是寻找他的物质需要的操心，这一满足体现于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这样就给海德格尔的“操心”理论找到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基础。[37]
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不满于海德格尔的抽象性，他要使海德格尔的抽象性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为揭示人的现实的生存服务。胡塞尔所创立的现象学方法对待自然的“存在的悬置”、对待历史的“历史的悬置”，不允许我们从所有的方面和所有的关联和媒介中去把握事物，而只从事物的“历史性”背景中通过一系列抽象的“还原”来构想事物的存在，忽略了事物中具体的社会物质构成。虽然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相比，在《存在与时间》中，已经把现象学研究置于工作世界、社会世界与日常的生活之中，但是他的本体论的分析方法与现实生活的物质状况和历史构成是脱节的。因此，在他的现象学中真正的历史之维还是缺失的。凯尔纳认为，正是“在现象学中这种历史、社会和社会改变的唯物主义理论的缺乏使马尔库塞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提供了在现象学中丢失的‘具体哲学’的决定性方面”[38]。
马丁·杰伊曾经指出：“《存在与时间》的社会环境太抽象了，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概念也实在太一般了，不能解释人类活动的真实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则以激进行动来回答海德格尔关于本真存在的可能性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处境’，是其自我显示、自我创造的关键。”[39]因此，马尔库塞在马克思思想的启发下力图在新的视角下审视人的自下而上的“本真”状态，也就是说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考察中，加入马克思的社会和阶级因素，使得对人的探讨不再陷入纯哲学的抽象之中，就是十分自然的了。1932年马尔库塞发表的《黑格尔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一文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加进了更多马克思理论元素的论文被学界认为是马尔库塞对于海德格尔的一种背叛，海德格尔甚至从未读过马尔库塞提交的这篇论文，哈贝马斯认为海德格尔实际上是拒绝了这篇论文。[40]国内也有学者认为“《黑格尔存在论和历史性理论》（即《黑格尔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引者注）不是一部独立的作品，而是对《存在与时间》的一种内部阅读，一种解构式的阅读……”[41]
1932年，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年份，这一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使已经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新成员的马尔库塞兴奋异常，他随即写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这一评论《手稿》的著名文章，并称《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手稿》的发表“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42]。马尔库塞发现的这个“新的基础”就是马克思对“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43]的关注，马尔库塞论道：“我们所论述的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44]在马克思那里，哲学、经济学和革命实践并不是割裂开来的东西，如果说，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废除了哲学，那么现在是该拯救哲学的时候了，就这样，马尔库塞终于从马克思的原著中找到了他多年来一直寻求的东西，与马克思再次结缘也最终宣告了他同海德格尔学术缘分的结束。关于马尔库塞与马克思的学术承传，那是需要另文研究的，这里不再赘述。
注释：
[1] 转引自马尔库塞《审美之维》“译序”，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2] Peter Lind， Marcuse and Freedom， London：Croom Helm， 1985， p.61.
[3] 参见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382， 注31。
[4] ［德］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转引自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43。
[5] 参见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1984， p.45。
[6] 转引自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46。
[7] ［德］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见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41。
[8] 同①， p.41。
[9] Rolf Wiershaus，Die Frankfurter Schule， see Charles Reitz， Art， Alienation， and the Humanities，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p.66.
[10]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转引自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39。
[11] 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都十分强调存在于马克思革命理论中的主体性因素，反对占主导地位的客观经济的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的胜利看成是必然植根于经济的客观原则之上。两人反对这种“科学的社会主义”，强调重新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强调主客之间的相互作用、矛盾和统一，以及主体的作用。马尔库塞对此显然是持赞成态度的。他对于二人的著作都有评论。可参见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387注7和p400—401注48，注51，注52，注53。另参见赫伯特·马尔库塞等《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编写说明”。
[12]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转引自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39。
[13] ［英］大卫·赫尔德《批判理论导论：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见程巍《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14] ［英］大卫·赫尔德《批判理论导论：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见程巍《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15] ［德］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转引自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39。
[16] ［德］马尔库塞《论具体哲学》，转引自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64。
[17] ［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颇为一致。
[18] ［德］马尔库塞《论具体哲学》，转引自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67。
[19] ［德］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20] Herbert Marcuse， Negations：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2, p.73.
[21] ［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22] Charles Reitz， Art， Alienation， and the Humanities， p.59.
[23] 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279.
[24] 参见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389，注31。
[25] Charles Reitz， Art， Alienation， and the Humanities， p.117.
[26] ［德］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27] Charles Reitz， Art， Alienation， and the Humanities， p.58.
[28] Ibid., p.99.
[29] ［德］马尔库塞《海德格尔的政治》，转引自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36。
[30] ［德］马尔库塞《论萨特的存在主义》，见赫伯特·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页。
[31] 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47.
[32] ［德］马尔库塞《唯物主义现象学》，转引自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48。
[33] 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49.
[34] 程巍《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35] ［德］马尔库塞《唯物主义现象学》，转引自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 50。
[36] 凯尔纳认为马尔库塞是第一个对最新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给予足够重视的人。他用书中的“唯物主义”来指历史、社会和人的自然的基本结构。而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喜爱使他最终拒绝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形成了他自己的哲学和社会理论。这种理论的形成发生在社会研究所时期。见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394，注73。其实，笔者认为马尔库塞对于历史、社会和人的自然的重视早在他写作《德国艺术家小说》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只是在研究所时更加明确了。
[37] ［德］马尔库塞《唯物主义现象学》，参见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50。
[38] 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55。
[39] ［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40] 参见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London， 1984， p.406，注1。
[41] 程巍《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42] ［德］赫伯特·马尔库塞等《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44] ［德］赫伯特·马尔库塞等《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页。
本文原载于《外国美学》19辑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