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法
内容摘要：2018年的中国美学呈现为基础理论六个方面为主和新潮演进六种美学为主的现象大貌。要理解这一大貌，可从世界美学的演进大势和美学理论的基本争论点为框架去看。世界美学的演进是：自轴心时代以来，出现了两种美学：西方的区分型美学和中国(以及非西方)的关联型美学。西方美学的演进，从形上区分型美学到学科区分型美学，而今正转向具有西方特色的关联型美学。中国美学自轴心时代以来形成关联型美学，到现代中国转为学科的区分型美学，但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而今随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的兴起，似乎在转向关联型美学，但又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世界美学的争论点主要有三：美、美感、艺术，基本问题是：美是与真、善等区分开来之后才能正确认识，还是与真、善等关联起来才能认识。
关键词：2018年美学 世界美学的演进框架和理论框架 区分型美学 关联型美学
一、2018年呈现的中国美学现象描述
2018年12月30日在知网“主题”栏输入“美学”，点“2018”年度，出现文章5207篇。除去关系甚少之文，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足以令人目迷五色。对此，应当怎样把握呢？按学路常例，可将之归为二：基础研究和新潮进路。基础研究再分为六：一理(美学原理)，两史(中、外美学史)，再加上既与之紧密关联又颇具专门题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新近日渐火热的美育，还有一直存在的比较美学。新潮进路主要有四：生态美学、身体美学、生活美学、生命美学。下面略择其要者而望之。
先看基础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有王杰(点击查看：王杰|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文艺思潮)、傅其林、段吉方等学人及其团队持续多年努力并有新成果，以项目、刊物、主题会议等形式体现出来。在学科基础上，教育部组织的“马工程”三本基础教材，即尤西林主编《美学原理》、张法主编《中国美学史》、朱立元《西方美学史》都出了修订本。在美育上，首都师范大学美育研究中心举办了相关高端论坛，王一川、杜卫发表有关美育的文章[1]。西方美学有徐龙飞《循美之路》的中世纪美学研究、刘旭光的文艺复兴美学观念研究，张颖的法国近代美学系列研究，吴琼以西方美术切入到美学主要观念的研究[2]，带来了四种崭新的视角。汉语西美史的重新书写似已拉开帷幕。中国古代美学方面，刘成纪在12月的一篇文章中，一连提了10个问题，问题有老有新，与多方面的学人、文章形成关联，如与陈望衡新出远古美学新著《文明前的文明》有共问，与祁志祥新著《中国美学通史》有关联，与皮朝纲论中国美学史料学的开拓有牵扯[3]，按此线索观2018年中国美学史方方面面的论著，会感到这一领域众声争鸣，甚是热闹。中国现代美学史方面，高建平《20世纪中国美学史》总序先于著作而发表(点击查看：高建平|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文论的三次转向)。学术月刊主编《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中国第三次美学论争论文集》(上海三联，2018)出版并于12月在厦门大学召开会议，呈现对中国现代美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美学演进的新关注。在比较美学上，张法《中国美学的类型与阶段划分》从中西印的语言特性去看待不同美学类型后面的文化因素……仅如上所举，已有些令人眼花目眩。
张法《中国美学史》
再看新潮进路。在生态美学上，曾繁仁强调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应为“生生美学”并开始对之进行体系化论述。潘知常、封孝伦都进一步论述了生命美学的内容和意义。深圳大学继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成立身体美学研究中心后于2018年也成立中心，两所大学2018年都召开了有关身体美学的会议。复旦大学召开“生活美学思想源流学术研讨会”并介绍正在筹建中的“生活美学研究中心”[4]……讲到这里，要再多讲同样热闹的人类学美学和种种与各门艺术相关的美学，恐读者会稍有目迷五色之感。因此，感觉应先划围线，把上面所言的基础研究和新潮演进中的各点进行重点突出，然而要做到也相当困难。因为美学上的基础研究和新潮演进都有各自的历史渊源、来龙去脉、问题中心，上面所讲各点在2018年的表现，仅从这一年是讲不清楚的，一定要将之与各自的长时段历史关联起来，才能对其在2018年的各自风姿有相对清楚的理解。然而，从长时段来看此年，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就可以了，对于美学来说，却仍难讲清。这在于，美学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正处于转型变化之关键期。美学之分为基础研究和新潮演进，正由这一美学变化所致，因此，要理解2018年的中国美学，只有进入到世界美学的宏观整体，对其庐山面目方可有所认识。所谓世界美学的宏观整体，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与中国美学紧密相关且将之包括在内的世界美学历史演进的整体框架，二是决定着这一历史如此演进的理论框架，下面就依次讲这两大方面。
二、寻找进入当前中国美学现象的历史框架
在人类的学问中，最难的是谈美。面对一朵红红的圆形的美花，说花不是圆的肯定错，说花不是红的也肯定错，说花不美却不能定为错，只能讲说不美的人与说美的人审美观不同。犹如西人名言所讲：谈到审美趣味，无须争辩对错。正因为在理论上谈美之难，从人类具备理论能力之日起，对美的理论化，即美学的形成，就显为两种基本方式：西方的学科型美学和非西方的非学科型美学。
西方的学科型美学有关于美的专门论著，如柏拉图的《大希庇阿斯》专论美的本质是什么，而黑格尔《美学》则呈现一个美的严整体系。非学科型美学则无美的专门论著，如在中国古代找不到一篇专论美的论著，但在关于哲学、文艺、艺术的论著中可以发现，无论在美的本体还是在美的现象上都有并不低于西方美学论著的水平。这两种美学形态非一两句话可以讲清，从其基本特征简而言之，学科的美学是definitive aesthetics(区分型美学)，其主旨是把美与非美严格区分开来专门讲美，方能从理论上把美讲得清楚。非科学的美学是correlative aesthetics(关联型美学)[5]，其要义是一定把美与同之相关的非美紧密关联起来，方能从理论上把美讲得清楚。记住了有学科的区分型美学和无学科的关联型美学，是理解世界美学演进的基础，也就可看清世界美学从整体上是怎样演进的。
黑格尔《美学》
当人类对使用的工具和自己的身体进行装饰之时，包括美和美感在内的美就产生了。文字发明后，人开始对美进行理论把握，这体现在各国文化都有“美”这一字上，中国甲骨文里有：
希腊文里有καλóς，希伯来文里有yapha，印度梵文中有sundana……这时的美学都是关联型的，中国的美学把美与“道”关联起来讲，印度美学把美与Brahman(梵)关联起来讲，希腊美学把美与logos(逻各斯)关联起来讲。中国之道、印度之梵、希腊的逻各斯，都来源于原始文化之灵，这时三大文化的论美都与灵关联起来讲。三大文化升级到早期文明，灵升级为神灵，三大文化论美又关联着神灵而进行。总之，三大文化从原始时期到早期文明时代，其美的呈现和内容都是关联型的。当三大文化升级到轴心时代的理性哲学时，美学的类型产生了分化。中国和印度的哲学在保持现象之实与本体之虚的基础上进行着思想升级，形成理性的关联型美学。在中国，宇宙本体升级为虚体的气—道—无，具体现象之美最终都要由气—道—无来说明，产生出中国思想的关联型美学。在印度，宇宙本体升级为虚体的梵—我—空，具体现象之美最终要由梵—我—空来说明，形成了印度思想的关联型美学。在希腊，logos(逻各斯)为原始时代之灵。海德格尔说，逻各斯由现象显启出来而又不是现象。[6]升级到早期文明时代，逻各斯由灵而神，海德格尔说，逻各斯词意是“神话”。[7]希腊文化从原始时期到轴心时代，一个共同的文化特点是，在时空结构中更重空间，希腊之美的基本特点是比例。逻各斯的基本词义之一是比例(logos)。从而希腊自古以来的关联型美学的基本内容就是美是美的比例。黄金比例成为美的标准，美的比例(logos)也是美之道(logos)。然而，在轴心时代的思想升级中，一方面，来自原始之灵带着虚体内容的logos(逻各斯)向实体型的logic(逻辑)转化，另方面实体型的oϋ(Beng—有—在—是)不但成为宇宙的oϋ(being—是本身—本体)、而且成为类别的ιδεa(idea—form—理式—本体)和具体之物的oυσίa(substance—本体)。原始文化和早期文明的虚体性被轴心时代的希腊理性排斥出去之后，美有了不同于真、善的本体，正是在柏拉图的本质的抽象一般与现象的具体事物的区分中，产生了对auto to kalon(美本身)的追求。一切具体的现象之美，美女、美马、美器、美屋……不是由普遍性的oϋ(Beng—有—在—是)来决定，而是由美的理式来决定。美的理式与真的理式、善的理式区别开来，形成了美的领域。在这一美的独立中，比例(logos)也与道(logos)相分离而成为美的理式下面的美学原则。希腊的区分型美学在柏拉图时在现象—本体二分的基础上产生了出来。柏拉图追求美本身的专论《大希庇阿斯》标志了区分型美学的产生。盖因此，美国的《美学辞典》讲，柏拉图是哲学美学的创立者。[8]他创立的就是现象-本质式的具有学科性质的区分型美学。有了美的理式与具体现象的这一划分，所有谈及美的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朗吉弩斯的《论崇高》都可以归在美学的名下了。在希腊哲学的现象本质区分模式主导下出现的区分型美学在美的词汇上产生了语汇上的变化，καλóς(美)本来是关联性的，不仅与有用的功利(usefulness)相关，与道德之善(moral qualities)相关，也与理性(reason)相联，还与美言(pagkalos logos)相联……渐渐变成一种带本质性的形上之词。这一演进在奥古斯丁的美学中得到定型。αἰσθητικός(美感)本来也是关联性的，与τερψιν(因听觉而来的快感)，ενψροσυνην(因视觉而来的快感)，χαράν(因理性的快感)，ηδονην(因非理性的快感)等都有关联，在本体—现象的二分中，成为了具体的现象上的美感。演进到奥古斯丁那里已与形上之美有本质区别。[9]中世纪的美学继续了形上之美与感性之美的分离，这一分离不但体现在形上之美与现象美感的分离中，而且体现在两种艺术即与动手相关的低级的机械艺术(mechanical art)和用心相关的高级的自由艺术(free art)的分离中。总而言之，形上区分型美学的基本特征是：在本体—现象区分中的美与美感的分离与合一。
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现代性起飞，美学以学科形式出现之时，在语汇选用上采用了由经验αἰσθητικός而来的aesthetica(美感)，在基本理路上采用了美与真、善区别的方式，与真相关的逻辑之知(科学和哲学)，与善相关的道德之志(包括伦理和宗教)，与美相关的感性之情(包括美的艺术和三大经验形态即美、崇高、如画)，这一学科形态的区分型美学从英国夏夫兹伯里开始的趣味论(核心是内在感官和外在感官的区分)和法国巴托开始的美的艺术论(核心是美的艺术与工艺技术和科学法则的区分)，会合在德国经鲍姆加登到康德、黑格尔得以完成。总而言之，学科区分型美学的基本特征是：在真—善—美的区分基础上的美—美感—艺术的合一。[10]
随着西方文化扩张到全球，主导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各非西方文化以自身的独特方式进入到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中，在美学上纷纷放弃自身的关联型美学，而走向西方有学科的区分型美学。中国美学分三步从本来的关联型美学进入学科的区分型美学之中，第一步，(借助日本学界成果)在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推动下，用“美学”对译aesthetics(美学)。第二步，从清末《奏定大学堂章程》到民国《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把美学放进教育的学科体系之中。第三步，从萧公弼、陈望道到朱光潜等，借助西方美学著作，翻译、编译、写出了西方型的美学著作。然而，在走向学科的区分型美学的过程中，又有一个如何把中国时间悠长的关联型美学与之结合的问题，用一个常用的话语讲，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问题。这不但体现在民国时代宗白华、邓以蛰关于中国古代美学的言说中，也体现在(还加进了苏俄美学影响的)蔡仪、周扬对美学原理的论述中，还体现在新中国前期蔡仪、高尔泰、洪毅然等的言说，以及朱光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转向中，更为突出的是体现在李泽厚、王朝闻对美的典型定义中：美是规律性(真)和目的性(善)的统一。中国现代的区分型美学由中西互动而生，具有自身的特色。对于中国学人来讲，了解中国现代的区分型美学与西方区分型美学的同异，是理解中国现代美学的一个关键点。
西方有学科的区分型美学，一方面按自身的逻辑演进，另方面在与非西方美学的互动中演进，进入20世纪之后，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是分析美学刚性崛起(在其他各派的支持与合力中)否定了美的本质。一方面（由科学语言学派）把美学变成科学型的概念分析，另一方面(由日常语言学派)发现了美学概念的非线型网络，以西方的方式接触到了非西方的虚实结构中的“虚”。二是没有美的本质的审美心理和艺术理论一方面走向自律(以审美心理学和原型美学为代表)，另方面走向美感与艺术与日常经验的交汇(以实用主义美学和日常生活美学为代表)。三是在这一过程中，精神分析美学和现象学美学都发现了非西方的虚实结构中的虚，前者(以弗洛依德、荣格、拉康为代表)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发现了意识下面作为虚体存在的无意识；后者(以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为代表)在现象结构与意识结构的互动中发现了体的存在之“无”和意识之“无”。前面讲过，中国和印度的关联型美学是以虚实合一的宇宙和事物为前提的，当西方科学也由原子之实进入到量子之虚，西方美学开始了从区分型到关联型的转向，这一转向在20世纪末鲜明地从美学上凸显出来，表现为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以及形式美新论的崛起，这四种美学都冲破了艺术美学中心论，而走向社会、自然、身体、宇宙，形成了具有西方特色的关联型美学。对于中国学人来讲，不仅把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形式美新论，看成是20世纪西方美学的新进展，而且看成是在21世纪初以来的演进中，从区分型美学向关联型美学的转向，对于理解而今的世界美学和中国美学，这甚为重要。
西方美学是世界的主流美学，当西方的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形式美新论成潮之时，中国也随之应合，兴起了前三种美学，但没有将之看成从区分型美学转向关联型美学的标志，而只看成西方美学新进展。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学的演进，一方面是跟随西方美学而行，从社会美学转到实践美学，是从有美的本质的美学到无美的本质的美学的过渡，从实践美学到实践美学后的美学，包括生命美学、生存美学、后实践美学，以及其他名称的美学，再到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以及其他名称的美学……中国美学在中西互动中的演进是非常明显的，但自身并没有将之看成从西方的区分型美学向中国的关联型美学的回归，而只看作与西方美学的互动并进。因此，对中国学人来讲，看出中国的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与西方的同类名称的美学的异同，甚为重要。
综上所述，简结三条，形成美学演进的基本格局：一，自轴心时代以来，出现了两种美学：西方的区分型美学和中国(以及非西方)的关联型美学。二，西方美学的演进是，从形上区分型美学到学科区分型美学，而今正转向具有西方特色的关联型美学(关联型美学诸派与区分型美学诸派正进行着“理论战争”)。三，中国美学自轴心时代以来是关联型美学，到现代中国转为学科的区分型美学，但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而今随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的兴起，似乎在转向关联型美学，但又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认清这一基本格局并深入进去。把两种类型的中西演进以及演进中各阶段的特色弄清，作为观察视点，2018年中国美学研究处于怎样的大格局之中，以及在这一格局中有怎样的位置，可以基本呈现出来。
三、寻求理解当前中国美学现象的理论框架
从世界美学的基本演进格局可知，中国现代美学，从古代的关联型美学而来，经西方区分型美学的引领，在中西互动中，转型为学科区分型美学，民国时期朱光潜《谈美》《文艺心理学》达到最高成就，后来苏俄美学进入，在中西俄互动中增加了关联型的因素，形成兼有深重关联型因素的学科区分型美学，特别体现在新中国前期关于美的本质的争论中。各派关于美的本质定义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后按这一定义写出的专著，呈现了中国现代区分型美学的特点。然而，西方美学自20世纪以来，开始了从区分型美学向关联型美学的转向，中国改革开放后强化中西互动，中国区分型美学开始在与西方“美学转向”的互动中运行，这互动分为两个时段，一是对西方美学转向初期(即20世纪初以来的西方美学)的互动，体现为与否定美的本质的观念以及由之产生的各种流派的互动，其结果是，中国主流的社会派美学转向实践美学，再过渡到各种与实践美学不同的各类美学观的兴起。不对美的本质下定义和只有不起作用的弱定义，成为主流，又主要体现在史论著作上。二是与西方新起的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互动，形成与西方同名而又有中国特色这三种美学流派，主要体现在与基本史论不同的新潮自舞自语上。这两个方面出现有时间先后，却一直齐头并进。2018年的美学只是这一齐头并进的美学在新的时点上卷托起的新的美丽浪花。怎样判断新的五彩浪花的质量呢？也许，除了前面讲历史演进框架之外，再从美学重要问题的理论框架去看，可以成为一个较好的视点。这里讲的美学的重要问题，是指区分型美学和关联型美学的争论焦点，也是两千年来西方的区分型美学和中国关联型美学之所以不同的重点，主要在三大方面：美的问题，美感的问题，艺术的问题。下面依次论之。
1.关于美的问题
自人类进化到工具改进和人体装饰而具有审美意识之后，美就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意味着，美外在地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审美意识内在地存在于人的心理中。人会用美不美这一角度去审看事物，事物会以美不美这一角度呈现出来。但在每一具体事物中，美不是事物的全部，而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的属性，即事物的审美属性。在这里，美学上的重要理论问题产生了出来。
第一，作为事物诸属性之一的美，从单个事物本身讲，是可以从此事物整体中独立区分出来进行研究呢，还是不能区分出来进行研究？西方美学认为是前者，西方的区分型美学正是以这一观念为基础和原则产生出来的，其基本理念是：美学在本质上就是把美的属性与其他方面的属性(如真的属性、善的属性等)区别开来，方能从美学上得出此物是美还是不美或是反美(为丑)的正确结论。总之，作为具体事物属性之一的美，与事物的其他属性乃至整体性质了然无关，而只与美的属性自身有关。中国美学认为是后者，中国的关联型美学正是以这一观念为基础和原则产生出来，其基本理念是：美学在本质上只有把美与其他属性(真的属性、善的属性等)关联起来，进行整体综合之后，方能从美学上得出此物是美还是不美或者反美(为丑)的正确结论。总之，作为具体事物属性之一的美，与事物的整体性质紧密相关，整体性质决定了对事物最后是否为美的定论。
第二，具体事物属性之一的美，从此事物与更高层级的整体(最高的是宇宙)的关系讲，是与更高层级的“美”相关呢，还是与更高层级的包括美在内但又包括其他属在内的“整体性质”相关？西方的区分型美学认为是前者，即只与更高层级的美相关，正是这一思路，西方美学的产生，首先发现了具有宇宙性质的美的理式，即美本身，即美的本质。联系美的本质谈论美，通过美的本质推出各种具体美的现象体系，成为西方美学之为学的方式。中国的关联型美学认为是后者，即只有与更高级的整体性质相关，正是这一思路，中国美学的出现，总是把宇宙的整体性质，道、气、无等，作为具体事物美之为美的根本：“诗者，天地之心也”(《诗纬》)，“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乐记》)，“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王微《叙画》)，“文以气为主”(曹丕《典论•论文》)……
2.关于美感的问题
美只是事物的属性之一，事物还有其他属性，正如朱光潜的经典举例，一棵松树，有真(知识)的属性，属于植物学上的常绿乔木；有善(功利)的属性，可用来做各种器具；还有其他种种属性。人如何在多种属性并存的现实事物中进行审美呢？这里美学上的重要问题产生了出来。
第一，人面对多种属性合为一体的具体事物，怎样才能进行行之有效的审美欣赏，是把美感与其他之感(求真的知识之感、求善的道德之感等)区别开来，进入一条专门的美感通道，去获得对此事物的美；还是把美感与其他之感(求真的知识之感、求善的道德之感等)关联起来，达到主体的整体之感，再以之进入审美之感。西方的区分型美学选择的是前者，从属性区分的观念和原则出发，产生了一套审美心理路线图：用心理距离把美感与其他之感(认知之感、功利之感等)区分开来，进入到审美的孤立绝缘的直觉之中，让事物的美的属性单独地呈现出来，接着对之进行审美型的内摹仿、移情等审美观照，最后达到审美性的物我同一或物我两忘的境界之中。中国的关联型美学选择的是后者，从整体关联的观念和原则出发，产生了一套不同的审美路线图，要突出与其他之感不同的美感，但这时对其他之感不是完全排斥出去，而是以虚实结构将其安置在好像不在其实却在的虚体之中，以虚实相生的机制，只要需要随时都可进行即时关联，而达到一种整体性质，并以这一整体性质产生出具体的美感。这里，也有内摹仿、移情等心理现象，但这些现象是在美感和其他感的关联中进行的，最后也会达到物我两忘或物我同一，但是经过感知作整体把握之后而产生的。孔子的“里仁为美”(《论语•里仁》)，庄子的“由道而技”(《庄子•养生主》)，司空图的“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司空图《诗品》)等美学言说，都由之而产生。
第二，西方的区分型美学从心理区分原则而产生审美活动，让事物与之互动而呈现出来的美，是一种排斥了知识之真、道德之善等之后的形式之美。形式在这里主要是形中之式，具体事物所呈现的形式美，与宇宙的作为美的理式的形式美具有同构关联。得出的美是一种形式美：对称、均衡、节奏、韵律、黄金比率、主从结构……中国的关联型美学从心理关联原则而产生的审美活动，让事物与之互动而呈现出来的美，是一种以美感为主，但与知识之真、道德之善等关联起来之后得出的，从而更看重的不是形式美，而是神情气韵的美，如果形本是美的，也要从神上强调，如《长恨歌》写杨贵妃的美，从不写其“形”怎样，而写其“态”：“云鬓花颜金步摇”，更要写出其神：“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如果形不是美的，在与真、善等关联之后，从总体上得到肯定，而得出的美，就用一种中国美学的特有方式，“离形得似”“遗貌取神”，其美在神不在形、在韵不在貌。如果事物从美的属性上讲是美的，但与真、善等关联起来之后，得到的总体感受不佳，也会对美感产生重要影响，甚至产生不出美感，正如《孟子•离娄下》讲的：“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西施是美人，世所共认，但关联到“蒙不洁”的德行，阻碍了人们对她的美感，从关联而产生总体定性之后，产生了新的不美的感受。
3.关于艺术的问题
社会中、自然里，全皆多种属性合一的事物，要让美的一面呈现出来，对于西方美学来讲，要经过心理距离等一系列的手段方能实现，而要自觉地知晓这一过程，有难度；要熟练地运用这一手段，需努力。从理论上讲，社会上自然中的事物，虽然有审美属性，但其存在方式决定了与其他属性合为一体，在现实中不易成为审美对象。但人性本身和文化本身又需要美，于是西方在按自身逻辑的演进中，产生出了专门为审美而生的艺术作品。从古希腊型的大一统的τεχνη(泛艺术，这时低层的理发技术和高级的几何者之术都是艺术)到中世纪型的大一统的ars(泛艺术，这时低端的动手工艺和高端的天文之学都是艺术)，经文艺复兴的转变，终于产生了与手工技术、科学技术、哲学论术相区别的，以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剧、文学为基础的“美的艺术”(法文是beaux art，德文是Schöne Kunst，英文是fine art，这一普遍性的美学语汇后来简化为首字母大写的Art，最后简化为全为小写的art)。西方美学的艺术，是按照区分型美学产生出来的，艺术不是现实(因此不能用现实去对照是否为真，也不能用现实去判断为善与否)，而是虚构(是按美的法则创造出来的一个想象世界)，对艺术的创造者来讲，目的是追求美，对艺术的欣赏者来讲，目的是欣赏美。正因为与真无关、与善无关，从而是与培养对美的感受的(相对于真的内容和善的内容而言的)美的形式的欣赏。艺术品的放置方式，美术馆、博物馆、阅览室，本身就与日常世界拉开距离，是按照美学上的心理距离方式设置的，让人们远离日常生活和日常观念，进入到审美感知中去。因此，对于西方人来讲，美学就是艺术哲学，因为只有艺术才是纯粹性的美。西方文化的寻美从区分的理论和原则出发，艰难行进，终于形成与现实、自然、哲学、科学、宗教等有本质区别的美的艺术，而完成了美学的学科建构。中国文化的寻美，一开始就是关联的，因此，中国以诗文书画为主体的艺术体系，不是讲与现实世界区别开来，而是与现实世界合为一体。“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地理之形”(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天上的日月与艺术的璧玉完全同美，地上的山川与艺术的丝绸之美确实同韵。“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取诗为境”(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诗评》)，自然与诗歌本质为一，相互借鉴，“会心山水真如画，巧手丹青画似真”(杨慎《总纂升庵合集》卷二百零六)，绘画与山水美质互通，无有高下。“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红楼梦》第五回)，世事、学问、文学内在相通，本质同一。中国古人的诗文都嵌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之中，因此，中国艺术从不强调虚构，而强调写实。钟嵘《诗品》强调好诗在于“即事即目”“亦惟所见”的“直寻”。元好问强调“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批评“图画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国艺术之美在于与哲学理论关联的“目击道存”(《庄子•田子方》，在于与伦理关联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乐记》)，在于自然关联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诗品序》)，在于社会关联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虽然宋元明以后说书、戏曲、小说兴起，虚构问题提了出来，但中国文论还是以写真实为基础，将之作为比兴手法的延伸来看的，正因为中国关联型美学的观念，刘勰把诗赋与论、说、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等看成是一回事，认为有共同的做文方法；金圣叹把《西厢记》《水浒传》与《论语》《周易》《庄子》《公羊传》《战国策》《史记》等看成是一回事，认为都有共同的“文法”……
以上讲的世界美学的整体演进框架和美学理论的主要争论点，是最基本的，由此深入进去，当然还有众多问题，但只要抓住这个纲，就可纲举目张。总而言之，有了世界美学的整体演进大势框架和美学理论的基本争论框架，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照2018年的中国美学现象，对其在复杂的中西互动中究竟有一个怎样的位置，就基本上心中有数了。
[1] 2018年11月9至11日首都师范大学举办“当代美育、艺术教育的观念与实践”国际学术会议。王一川《美育树信仰》刊于《美育学刊》2018年第3期，杜卫《论美育的内在德育功能》刊于《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6期，等。
[2] 徐龙飞：《循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8年；刘旭光：《欧洲近代艺术精神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18年；张颖：《克朗次的“笛卡尔美学论”及其命运》，《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吴琼《图像中的互文》，2018年11月3日在OCAT研究中心的讲座，等。
[3] 刘成纪：《40年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十个问题》，《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陈望衡：《文明前的文明：中华史前审美意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祁志祥：《中国美学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皮朝纲：《从美学文献的新发掘开辟美学新学科的建构之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
[4] 曾繁仁《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背景下中国传统生生美学的提出与内涵》，《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6期；潘知常：《生命美学：从新时代到新时期》，《学术研究》2018年第4期；封孝伦：《生命美学的边界》，《美与时代》2018年第9期(下)；华东师范大学12月14至15号召开“身体美学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2018年12月16日联合举办“生活美学思想源流学术研讨会暨《情感与行动》译书发布会”。
[5] 美国学人安乐哲考察了中西思想家葛兰言、李约瑟、亨德森、史华兹、葛瑞汉、卡西尔、列维-斯特劳斯、费耶阿本德、张东荪等关于中国思维的论述，总结为中国思维是关联型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笔者将之引伸到美学。安乐哲和赫大维认为与中国的关联型思维对应的是西方的因果性思维(causal thinking)，笔者根据西方美学的具体情况，定为区分型美学。参见安乐哲：《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赫大维、安乐哲：《期望中国：中西哲学文化比较》，学林出版社，2005年。
[6]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41-42页。logos的“功能在于把某种东西展示出来让人看……把话题所及的存在者从其隐蔽状态拿出来，让人把它当作无蔽的东西来看……(以让人看的方式)把某种东西放到某种东西之前，从而使这种东西作为它所不是的东西呈现出来。”
[7] 参见[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编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213页。
[8] D. Cooper，ed，A Companion to Aesthetics，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2，p.329
[9] 参见徐龙飞：《循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8年。
[10] 对于中国学人来讲，理解西方区分型美学有两种：古希腊产生的以美的本质为核心的形上区分型美学和近代产生的以美感本质为核心的学科区分型美学，这对于理解中国当代美学的特点甚为重要。
作者：张法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月刊2019年第1期(总第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