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丽

[内容摘要] 在当代，民族文学，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已渐至显现出一种基于边缘而向外看的姿态。中国当代民族文学尤其是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书写以 “民族寓言”双重性“形式”构建着文化的乌托邦，然而，此种建构仍然充满着浓郁的悲剧性意味，其开放性的意义恰在于如何构建当代形态的乌托邦，而不只是将它当作一种顶礼膜拜的神圣图腾。在边缘之外，当代民族文学的发展渐至表现出如下向度：民族原生态写作仍然是当代民族文学书写的一个重要范式，并且也是民族文学在与其他文学形态相比较中显现其特质及其价值意义的显性维度；与他者意识形态凝视相对视，打破“自我他者化”的迎合式叙事模式；在当代多重语境叠合中探寻民族文学发展的多元化路径，从而在跨文化、跨族别的多向互渗中构建一种历史性的、动态性的并且富于“根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边缘；民族寓言；当代；多重语境叠合

 

 

在当代，民族文学，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已渐至显现出一种基于边缘而向外看的姿态。此种正在生成的“边缘之外”的文学经验弥足珍贵，因为，只有当“边缘”逾越其自我设定抑或被他者“凝视”营建的边界时，“边缘”才有可能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也才能真正以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在当代文化反思中慢慢绽放其特殊的光泽。

为人们所熟知的，通过边缘理解中心的缺失，是人类学秉承的一个重要传统，也是浪漫主义美学的一种“怀旧”式的畅想。然而，若执著于“边缘”之内的预设与想象，“边缘”将幻化为一种苍白的符号渐行渐远。事实上，于民族文学叙事而言，无论是关于本民族历史记忆的一种仪式性书写，抑或对于他者的想象，都在很大程度上构建出一个遥远的精神飞地，其中蕴藉着乡愁与还乡的渴望以及对现代性的激进想象与疏离。这是一种特殊的想象与叙事经验，在多元文化共存、多重语境叠合的当代，此种经验正在重构，“边缘”之外的书写将展演出一种值得探究的审美新质及其价值。

 

一、民族寓言的双重镜像

在当代，一些经典的文学命题仍然需要我们面对。诸如，文学是什么？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特雷·伊格尔顿在其《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的开篇就重提此问题。在他看来，尽管人们常常将文学定义为虚构意义上的“想象性”写作，但事实上，“事实”与“虚构”的区分对于我们似乎并无多少帮助。文学研究的要旨不在于探讨语言的“变形”如何显现，而在于“变形”之后，它如何具有历史的特定性。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视域中，文学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而被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马克思是在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划分的空间隐喻中探讨了艺术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问题。他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于此，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艺术的上层建筑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并且，结合艺术的生产方式来看，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又可区分为两种：作为一般社会意识形态的艺术和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艺术。前者强调艺术与其它社会意识形态的叠合性；后者强调艺术作为一种剩余价值与一般价值不同，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缺失的征兆，是对现实生活与意识形态之间发生断裂的某种表征和审美修复。不仅如此，在马克思看来，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如何改造世界，相应地，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视域中，重要的事情不是去解释“什么是美”，而是“如何创造美”，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美学可谓一种极富于革命性的人类学。作为文学的特殊存在样态，民族文学同样具有与社会生活叠合与反观社会的双重属性，并且恰因其对边缘经验的重新表达而展演出一种新的审美意识形态。

在当代民族文学尤其是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断裂”以及对于此“断裂”的审美修复成为该民族在面对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写文化”范式，而复苏与回归的诉求也在该写作中聚集成一种特定的仪式氛围。在其书写中，此种“断裂”以及对于“断裂”的焦虑诸如通过叙述主体和意象的选择、叙述声音的突显、语言与叙事的修辞化策略等方面体现出来。例如，在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中，“我们鄂温克族”、“我们使鹿部队”等叙述主体指称、“老人/传统”的仪式性营建以及对于变迁及其带来的伤痛经验的咀嚼，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关于本民族文化流散的集体哀悼和担当。在此仪式中蕴藉的文化记忆，以及面对现代文明扑面而来所展现出的执拗的“转身”，无疑地表征出一种新的审美意识形态。此种写作不再是一种文本之内的写作，而是作为一种“寓言”成为反观现代性的重要镜像。

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他所提出的“民族寓言”主要有两个层面的指涉与意义：一方面表征第三世界民族受压抑、被剥夺的现实境遇，另一方面表征边缘文化保留了尚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异质性存在，它有可能成为我们在现代社会实践审美启蒙的最富于神性的“他者”和乌托邦。而中国当代民族文学尤其是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书写则以“民族寓言”双重性“形式”构建着文化的乌托邦，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种写作范式及其折射出的双重镜像。

一方面，在当代中国民族文学书写中，“文化创伤”及其蕴藉的创伤记忆始终是一个令人痛苦却又富于快感的主题。痛苦自不必明言，而快感则往往来自于咀嚼伤痛而后对过去经验的记忆与对于未来的想象。有意味的是，此种“文化创伤”并非纯粹地来自于对前现代的追念，而是在与现代性相对撞时产生的。借用本雅明对现代性的体验，这是一个灵晕消逝的“年代”，他将现代人特有的一种心理机制称之为“惊颤体验”，并认为能够对此种惊颤进行快速的消化并从中获得快感才是现代人特有的一种心理能力。然而，此种能力并非无论是事实上还是文化意义上处于前现代的人们所都具备的，相反地，“惊颤”不仅没有被迅速地消化，而是不断地聚集，乃至品味出一种痛苦的快感。诸如，哈尼族诗人哥布的诗句：“……世界是这样大/人是这样多/我像夏天的雨中/掺杂的一粒雪雹/一下子就消失了”表达了一种被抛入现代社会之后“无根”的飘忽感以及与世界之间的某种尖锐的隔膜与对峙。德昂族诗人艾傈木诺的《失语的村庄》、普米族诗人曹翔的《受伤的村庄》等诗歌则直接以“受伤”、“失语”等创伤性语言为题，表达了本族文字和传统在强势文化的紧逼下日渐萎缩的焦灼与痛苦，展现出弱势群体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所遭遇的诸种伤害及创伤记忆。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一群羊走过县城》将本民族群体比喻为软弱而纯洁的羊，而将县城（关于“他者”的隐喻）里的人喻为“比狼更可怕的动物”，则以暴力童话般的笔调渲染了弱势群体面对他者的极度恐惧。在文学作品尤其是在诗歌当中，语言已并非单纯的表意之物，而是经验乃至存在本身。因此，当我们过滤掉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语言形式之后，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这种根植于创伤记忆的浓重的悲剧意识。

另一方面，在相对沉重的创伤性书写之外，当代中国民族文学同时又构建出一个诗意的精神飞地。无论是乌热尔图的“老人/传统”，还是达翰尔族作家萨娜的“黑水民谣”以及《金色牧场》中选择以“妈妈”（作为民族文化“创造者”的隐喻）这一女性叙述者的身份叙说民族历史，其叙述主体的特殊身份带出了一个不同于他者目光“凝视”的，可触摸至民族文化根脉的诗性世界。这个世界充溢着粗犷的“野性思维”和丰厚且灵动的“地方性知识”。恰如刘大先在乌热尔图短篇小说集《萨满，我们的萨满》序言中评论道：“他（乌热尔图）的作品无意充当社会与时代的镜子，却具有像萨满那样的预言神通；他的艺术手法与魔幻现实主义颇有相通之处，却可能是最本土的日常美学表现；他的伦理与道德皈依看似一意孤行，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不可缺的动力之一。”乌热尔图以一个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再现出属于本族群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承载着对自然神性的敬畏与传统的智慧，在其颇富于神秘色彩的描述中，一种独特的声音地图渐至清晰起来。作为一种诗意的“他者”，这个世界提供了一种足以与全球化语境下文化日益同质化相抗衡的力量，并且成为我们重新反思当代社会危机的一种神性的精神乌托邦。

然而，此种建构仍然充满着浓郁的悲剧性意味，其开放性的意义恰在于如何构建当代形态的乌托邦，而不只是将它当作一种顶礼膜拜的神圣图腾。尽管詹姆逊言明，自己曾尽力不使用“乌托邦”这个词，但他仍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传统。当然，此种继承同样蕴藉着对乌托邦不遗余力的批判与展望。一方面，“寓言精神具有极度的断续性，充满了分裂和异质，带有与梦幻一样的多种解释，而不是对符号的单一的表述。”亦即，寓言结构本身包含了乌托邦与现实的断裂和“游离”以及对未来的多重“能指”；另一方面，寓言又指向了对于此种断裂的重新弥合，乌托邦恰恰是由对现实的某种“愤慨”支配而形成的，无论它是完整的抑或破碎的，都成为寓言结构中一个隐在的书写者。然而，问题仍在于，乌托邦在当代应当呈现出怎样真实的镜像？

 

二、当代民族文学的发展向度

“当代”，是一个非常难以界定的概念，它因其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而“当代性”是其最为隐秘而重要的内核。以中国为例，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多元文化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态共生的、多重语境叠合的社会形态，于此，当代审美和艺术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杂糅共生的场域性生产，如何把握与阐释在其中形成的叠合性的、流动性的审美新质，就成为当代美学研究的一个令人振奋的重要议题。

尽管乌托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远出”的理想境界，但它首先是一种始终与现实相缠绕的事实。在当代，人们的“情感结构”已发生重要的变化，文化的适应与抵抗早已成为并行不悖的叙事经纬。正如“民族志批评的任务在于发现个人和群体对他们共享的社会秩序进行适应和抵制的途径及其多样性。这是一种在一个空前均质化的世界里发现多样性的策略”。于此，文化乌托邦也将被赋予多样化的存在形态及其价值意义。民族文学的“边缘活力”也将在新的文化反应场中被重新激活。相应地，在多元文化格局中，民族文学“边缘之外”的多样化写作姿态将如何展现，就成为当代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个当代问题。

在当代，多元文化的杂糅共生为民族文学的魅力展演提供了诸多开放性的空间。后现代思潮对于总体性、同一性、等级体系等的批判与解构，对于非中心性、多样性、流动性等的充分肯定，使得过去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的审美趣味渐至走入人们的视域中，甚至有可能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即审美资本），成为当代美学和文学发展的富于活力的“经济基础”。在此种特殊的“场域”中，当代民族文学将渐至显现出以下发展向度:

首先，民族原生态写作仍然是当代民族文学书写的一个重要范式，并且也是民族文学在与其他文学形态相比较中显现其特质及其价值意义的显性维度。在此，“原生态”指向的是民族文学艺术的“民族性”、“原真性”或“本真性”及其所蕴藉的地方性审美经验，而非自我设定或他者想象的“原始性”或“神秘性”，这是需要厘清的。其中，“民族性”是某一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记忆、民族文化语言和民族思维方式与审美意识等共同聚集而成的，民族性的显现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表征，而且，它应只是一种自身如其所是的显现。诸如乌热尔图文化书写中鄂温克族变迁、伤痛与在返魅中进行审美修复的世界；哈尼族作家存文学在《兽之谷》、《鹰之谷》、《火之谷》等系列小说中始终缠绕着的玛格拉峡谷情结；苗族作家伍略的《虎年失踪》等系列小说，把虚幻的故事与氤氲着苗族特定地域文化氛围的历史相糅合……再如佤族作家董秀英，即使是用汉语写作，仍然能够通过神话叙事技巧的运用，使其写作具有浓郁的民族特性。例如，她的长篇小说《摄魂之地》中表现出来的佤族粗犷与狂野的通神之灵性，早已溢出了汉语写作的传统视域。恰如张直心所点评的，“董秀英文本因其无蔽而透露出的语言的粗莽、野性，强有力地刺激着语言洁癖者日趋雅化、纯化、钝化了的感觉。”在此，质朴而充满野性的语言与“寓言”性写作早已超越单纯语言学和修辞学的意义，而是将一种灌注着历史神性的母族文化及其存在“带”了出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族原生态写作正是文学中的民族志写作。正如詹姆斯·克利福德所指出的，“民族志写作——被看作铭写（inscription）或文本化——的真正活力在于扮演一种救赎式的（redemptive）西方寓言。”于此，在民族原生态写作中所蕴藉的民族性存在，不仅仅是一种诗性叙事的对象，而且成为当代文化反思的一种神性的他者，同时为当代文学生态的平衡构建提供了质实而灵动的支点。

其次，与他者意识形态凝视相对视，打破“自我他者化”的迎合式叙事模式。无可否认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不平等”仍然被日益凸显出来。所谓未开化民族和在文化上处于边缘地带的弱势群体往往成为强势文化群体观看、猎奇的对象。于此，异质性存在作为想象性、虚构性的“他者”被纳入权力等级秩序的制度性框架之中，成为文化压迫关系的隐秘表征。正如托尼·弗洛里斯所提问的，“弱势群体为何以及如何接受，甚至再生产出强势者的意识形态，因而从内部强化了压迫？尤其是，审美愉悦与审美创造力如何被融入这样的体制之中？”这是一个非常隐秘却极为尖锐的问题，尤其是当这种蕴藉着权力不对等的意识形态凝视被巧妙地织入审美和艺术之中。如前所述，民族文学中的异质性存在是反思现代性甚至是现代性救赎的他者之力量，但他者应只是自身如其所是地显现，而非一种与当代相撕裂的遥远的臆想中的幻象。“自我的他者化”在此主要表现为，为迎合他者的意识形态想象而将神秘化、异域化作为一种美学修辞学的策略，夸饰性地向他者群体展演被渲染的“剩余”民族性，从而将自身幻化为一种与当代无关的苍白的符号。无疑地，这是一种封闭式的叙事，它无益于民族文学的当代发展。事实上，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认为的，“民族”究其根本而言，是一种有其“物质基础”的“想象的共同体”，而对于“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在他看来，最初而且最主要地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亦即，“从一开始，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而且人们可以被‘请进’想象的共同体之中”。“民族因此同时将自身表现为既是开放的，也是封闭的。”同样地，民族文学在营建想象的共同体时，该如何“请”读者进入和进行再生产，就成为一个潜隐性的却应当敞开的问题。

再次，在当代多重语境叠合中探寻民族文学发展的多元化路径，并重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面对现代性和他文化的冲击时，民族文学同时也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和审美资本，获致其新的创作资源和展演平台。在当代中国，后现代的姿态早已变得不再新奇和尖锐，其文化观念及跨界的种种行为已融入诸种具体的文化事项之中。以后现代精神灌注其中的当代，是一个尊重多元文化并生及其杂糅性审美效应的时代，它叠合着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种文化生产模式。置身于这样的新语境中，民族文学的多样化写作方式和审美表达的多样取向也将获得更多的发掘与显现。而此种显现其首要条件，仍在于对边缘之外的经验的重新经验。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能力执守于封闭的传统之中，并且，“在全球化后殖民语境下，弱势的文化不是靠弱势的心态和方式强大的，边缘的话语不是靠醉情于边缘而得以增殖的……”因此，当代民族文学需要构建的是一种对话性的、交流性的、多向度杂糅共生的审美认同及其表达方式。因此，无论是对于母语写作的坚守，还是汉语写作中民族意识的凸显；无论是关于地方性知识的深描性民族志写作及其在己性的经验，还是对外来文化的冲击的审视与纾解；无论是对于传统的返魅还是对于现代文明的“反利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中断与裂痕。

 

三、边缘之外的多元建构

在当代，“流动性”、“滑动性”、“叠合性”，早已成为人们生活及其经验的一种常态，由此语境激活并衍生出诸多新的文学叙事以及对于过去令人恐惧的“空间闯入者”（作为外来者、城市以及现代性的某种隐喻）的重新和解。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程，一方面，对于他者“浸染”所造成的诸种伤害的书写以及对于流散文化的凭吊性写作，是少数族裔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同时也表现了对本民族文化的钦敬与担当；另一方面，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与事实。审美现代性虽然内在地属于现代性，但它同时以文学和艺术的方式对于启蒙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和制约形成一系列的反思与批判。但批判意味着区分与划界，而非一味地拒绝与否定。并且，正是在对现代性的反利用与多向度交流和缠绕中，一种富于当代性的民族文学独特的审美品格才有可能真正形成。诸如萨娜、布朗族青年作家郭应国、达翰尔族青年作家晶达、毛南族青年作家梁露文等，在其作品中都叠合着对于民族文化的寻根与民族反思意识的共在，使得其作品具有更强的现代张力。例如萨娜的《流失的家园》中娅娅尽管在故乡中找到了爱与温存，但最后她还是毅然走出了故乡，表征着一种反思之后的敞开的姿态。于此，民族文学在文化交流中产生了怎样新的形式和审美经验，我们应当如何在文化交流中理解与重新表达民族文学的“民族性”、“本真性”与“流动性”，就成为当代民族文学及其批评应当开掘的重要向度。然而，至少就目前而言，这样的工作仍然没有充分地展开。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流共生的世界，在此背景中，民族文学的认同也应当建构一种新型的更为宏阔的认同格局。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4月22日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在其中，他表达了关于当代世界是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描述与美好构想。于此，“命运共同体”承载着人类历史的沧桑，同时也蕴藉着世界民族情感与命运的共通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可见，尽管民族文学作为不同民族情感结构的容纳与形塑，具有不同的风格特征，但它首先是属于全人类的并且最终面向全人类的，因此，在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征程中，民族文化认同的镜像将变得更为明朗而光芒四射。不仅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的新理念，其建构是一个相当漫长而艰辛的历程，它关系到全球治理的良性发展。而审美和艺术作为一种微妙的治理术已渐至获得文化界的认可和积极探讨，藉此，民族文学作为一种凭藉文字和语言邀读者进入想象共同体建构的特殊文学形式，其想象性在当代已获致新的语言材料和更为宏大的旨愿。无疑地，民族文学及其审美认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人类共同命运的回眸中，历史早已重新打开。于民族文学而言，边缘之内，纵然是一种执著的凭吊，也无法寻回“丢了的故乡”，边缘之外，纵然是一种对于伤痛的舔舐，也能在痛楚之后重构一种新型的审美认同。此种认同不再是一种在僵硬的我者与他者之间二元划分中单向度建构的，而是在跨文化、跨族别的多向互渗中构建一种历史性的、动态性的并且富于“根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向丽，广西桂林人，哲学博士，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审美人类学。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批准号：15ZDB023）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审美人类学的学理基础与发展趋势研究”（批准号：12CZW019）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