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靓

[内容摘要]自1970年代以来，欧美忧郁主题的研究态势从审美与诗学批评转向政治与伦理批判，前者并未消失，后者也不无传统研究的回声。要理解这种转变的形成与内在逻辑机制，那就有必要回溯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领域的代表理论家，乃至其影响下的情感转向现象。在她们的忧郁观念之中，情感更多地被赋予了政治性和道德感，而不是关于审美的内在感，并更多地分配到了社会实践层面，促成了一种新型情感伦理学的形成。

[关键词] 忧郁；诗学；伦理学；克里斯蒂娃；巴特勒

忧郁既是一种越来越受重视的精神疾病，更是显现于古今中外文艺审美与社会伦理等多重领域的经典主题。西方文化中的忧郁观先后经历了数番沉浮：在古希腊它受到了医圣的诊断与哲圣的推崇，在漫长的中世纪它遭遇宗教道德的贬斥，文艺复兴促使它与创造再度联姻，启蒙理性主义回报它以贬黜之境，浪漫主义则将之复苏并推至巅峰。走进20世纪，对忧郁的审美与诗学研究仍然持续进行，比如在现代主义文艺及其研究领域萨特抑郁小说《恶心》的存在追问，或者一系列现代主义绘画如蒙克的情绪色彩。不过，受到19世纪末以来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如精神病理学与精神分析学），尤其是二战以来法国后结构女性主义研究的影响，忧郁研究开始从诗学向政治学、伦理学等方向偏移。自1990年代以来，借助英美学界“情感转向”的推动，忧郁研究逐渐建构成一种关乎情感的政治伦理批评。它复苏了对忧郁的医学和心理学研究，并延伸考察特定的人类群体如女性、同性恋跨性别者等，而非传统的文艺家或者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它通常是男性。我们意欲追问的是，这种转变是如何形成的，勾联其内在逻辑的关键因子何在？如果以“情感转向”现象作为中介或者参照点，我们将看到，促使以上转变的关键人物——克里斯蒂娃、伊利格瑞及其后继者巴特勒的忧郁研究。将具有基本的廓清作用与启示意义。为此我们先来回顾她们之前的西方忧郁理论简史，来理清其中包含的主要面向及其流变。

 

一、忧郁理论的简史

根据有效的书面记载，是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对忧郁下了第一个医学定义：“如果忧虑和伤心持续很久，如此状态就是忧郁的。”希腊语“melancholia”首次出现在他的四体液学说之中，由“kholia”（黑色的）和“melas”（胆汁）两词组合而成，意为黑胆汁。希波克拉底的文献《论人的本质》提到，健康是基于四种体液血、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之间的平衡，而疾病则在于某种体液的过度。黑胆汁主要源于褐色的脾脏，但是这种实体实际上很难观察到，公元2世纪的盖伦指出了一种强烈的酸来作替代，它产生出的有毒蒸汽会上升到大脑，不过他还是提到了会模糊理智、滋生忧虑的黑色胆汁。在医学讨论之外，疑似伪托亚里士多德的《问题三十》（Problème XXX）一书传达出将忧郁联系到天才的哲学视角。“为何所有哲学、政治诗歌或艺术领域内的杰出人物，都表现出忧郁，有些人还被源于黑胆汁的痛苦所填满？”在此黑胆汁被定义为对想象的隐喻，它是后者生理学上的酵母。此外在《论神性》（De la divination）一文中，亚里士多德界定忧郁者的特征为“跟随自己的想象”。想象在此建立在运动的意义，通过想象所有的个体感知的感觉会在记忆里印下影像。所以想象也和记忆分不开。柏拉图将记忆（女神）归为众谬斯（女神）之母，这一神性的实体先于人的存在，灵魂从中产生。亚里士多德对一个可进入的观念世界的优先性表示怀疑，但是他还是几乎得出了同样的概念，称记忆为全部创造的起源。忧郁者的丰富反应和状态，几乎等同于诗人通过记忆和想象而进入的多重状态。从此忧郁与想象、记忆明确地建立了紧密关联。可以说，想象的力量非常准确地印证了忧郁者所遭受的折磨，在他们那里想象溢出了个人的存在，使人陷入昏沉，各种谬误和幻觉袭来，逐渐发起疯来，或者进入极端的兴奋状态，有些则达到天才的迷狂状态。综合古代医学与哲学的这些探讨，古代的忧郁拥有两种传统：疾病或者天才，它被赋予了两种标记：病理学的症状或者天才的表现。那么忧郁者的形象如何？我们很容易想到或者看到那种坐着、脑袋耷拉在一只手心里、陷入沉思之中的形象。《问题三十》里提到了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战士阿贾克斯（Ajax）、柏勒洛丰（Bellerophon）和赫拉克勒斯。在索福克勒斯的剧作《特拉基斯妇女》那里，形容词“melancholos”用来形容勒拉的九头蛇流出的致死血液，被赫拉克勒斯用来淬炼他的神箭。赫勒克拉斯被亚里士多德称作忧郁的英雄，因为他一生受天后陷害，驱使其在暴怒下杀妻杀子，只有借助十二事功他才得以平息愧疚，走出绝望与疯癫的死境。

在基督教的漫长中世纪，忧郁被联系到一种不事上帝的懒惰和冷漠，忧郁者遭受到一种道德批判，忧郁者是不幸的吝啬鬼、贪婪成性、孤僻无能因而遭到普遍的鄙视，借助当时流行的四质形象、七宗罪图可以一窥这种批判态度。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忧郁的美学图景才灿烂起来，这主要归功于德国的艺术家丢勒，他借雕版画《忧郁I》的象征符号和图像学揭示出一种独树一帜的忧郁美学。自此忧郁开始脱离了疾病或体液说的参照，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主题。《忧郁I》中丢下手中几何工具望向迷茫远方的天使形象，连同画中的众多物什，激起了无数人文爱好者的阐释热情。例如艾柯在《美的历史》中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美的观念分化内部，丢勒的《忧郁》将几何术（arsgeometrica）与忧郁人（homo melancolicus）融合为一，形成几何具有灵魂而忧郁具备充分的思想内涵这双重属性。这种忧郁之美吸收了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灵魂不安状态，成为了巴洛克典型。此后，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时期，忧郁美学连同它的非理性特质、想象的组合因子等一起受到了主流观念的排斥。除了蒙田在《随笔集》中含有的自我书写中涉及到忧郁与沉思之外，戏剧家和诗人们大都不再看重忧郁母题，比如莫里哀、布瓦洛、孟德斯鸠等。

浪漫主义是忧郁诗学与美学的最后天堂。浪漫主义艺术家将处于社会边缘化的敏感个体升值，更追崇想象而不是理性的源泉，他们在神怪幻想题材中辨认出一种新颖的表现力，所以与古代忧郁的某些特征重建了联系。这一时期的忧郁美学与诗学大放异彩。首先，忧郁的范畴重新与天才、想象取得了联系。康德在《对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1764年）中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将忧郁与天才相关联的理论上来，指示出了一种忧郁者所体验的崇高感：“建立在原则上的真正美德，包含了某种东西，它似乎最适合忧郁的倾向。”此处的美德指的是一种道德意识，它将忧郁者拉出世俗之上，“所有的崇高感对他来说，都具备一种比美的短暂魅力更强大的魔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忧郁一词在浪漫主义那里并不如“世纪之恶”那么频繁地代表着绝望与厌世情绪。里赫特（Richter）在1827年中发明了weltschmerz或“世界之恶”一词；在英国则是继伊丽莎白病之后的忧伤“spleen”，由脾、怨气、怒气等意义引申为忧郁，表示与古代体液说相关联的懈怠；它在法国则演变成“mal du siècle”，在波德莱尔将之与英国的“spleen”合流之前，它首先由小说人物如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勒内、塞纳库尔笔下的奥伯曼所经验着。其次，由于审美观的转变，这时的想象更多地指向诗人的内在性，忧郁也不再是联系世俗与神圣之间的纽带，不再富有超越的纬度，而是注入到人与宇宙的关系，注入到内在的纬度。当然忧郁的灵性纬度从未消失。无论是创造了现代忧郁的夏多布里昂提到的“应受谴责的忧郁”，还是雨果指出的“忧郁和沉思的天才”，其中的忧郁意味着一种不可企及的理想，既包括无限与神圣化的空间，也就是伟大的自然，它还与时间部分相关联。这种时间感也是无限的，它剥夺了所有幻觉的存在。黑格尔就在他的美学课程（1818-1829）中表明他在时间之中看到了忧郁的实体化，由此忧郁指向一种时间上的彼世。

进入19世纪末，忧郁和疯癫的关系愈加紧密，既然它意味着一种不可碰触的理想，那么它自然凝结着一种欲望不得的愤怒，这进而转变成了一种厄运。荷尔德林在他停笔前记下这么一句话：“忧郁啃噬着我的诗歌”，他和诗人莱瑙（Lenau）一样发疯了，而奈瓦尔和克莱斯特（Kleist）自杀了。在此期间，最早一批精神病理学家们开始了对忧郁病症的探索，忧郁被诊断为一种疯癫，特征为部分的谵妄，有伤心或暴虐的倾向。弗洛伊德则将忧郁定为无法完成的的哀悼，忧郁者将本来投射到对象身上的一部分欲念进行退回和自我内化，形成“自恋型焦虑”。自此对忧郁的诊断开始融入精神分析学说的浓重色彩。忧郁一词逐渐淡化使用，几乎被抑郁（dépression）取代。它如同分裂的现代思想、现代人一样，被分解到两个疆域，一方面指主体由于一种无可名状的深层缺失和虚无所引起的苦恼和不适，另一种则联系到一种心理衰竭、愧疚、甚至自杀的精神疾病，也就是典型的现代病——抑郁症。

到20世纪二战之前，从克尔凯廓尔、海德格尔到萨特建构了现象学和存在论的情绪理论和存在学说，创建了现代的忧郁诗学和美学。海德格尔在30年代《关于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孤独》的课程中，关于无聊的论述长达150页，无聊被导演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传授过程：即显示无聊“如何把形而上学经验的两极——作为整体的世界和个体的生存——以悖论的方式相互连接在一起”。无聊昭显了一种停滞的时间流的矛盾经验。深层的无聊，即是怀旧，被彰显为研究哲学的一种基本调音。尤其是在德语中，无聊这一情绪明白无误地昭显出一种与时间的关系，一种使我们关注时间的方式，一种时间的哲学。哲学总是在此在的基本调音——无聊——之中占据一席之地，因为无聊指示出主体“整体上的困境”，以及它作为经验“作为整体的世界”的必要性和创造性的可能。海德格尔的情绪分析实际上来自1920年代流行的危机情绪，对此他给出了自己的哲学思考而非治疗的安慰。萨特的小说《恶心》被称为新世纪“抑郁小说”（roman dépressif）的先驱。该书写作时间长达八年（1930-1938），中间的几次易名包括“偶然性的事实呈述”（Le Factum sur la contingence）和“忧郁”。在论述烦、畏、羞感等概念之外，“恶心”是理解萨特情绪情感理论的一个基本突破口。面对人世生存的一种怪谲的绝望，一种摇摆在厌倦和疯癫之间的“存在的危机”，虚无主义的倾向摇摆在死欲的当下性和生存的急迫性之间，这正是洛丁根-萨特讲述的哲学与心理学剧，它的主题是平庸和无聊的“冒险”。不过，无论海德格尔还是萨特都看到了创造与忧郁的关系，“哲学，作为创造行为，也在忧郁的基本调音中自持。”这里忧郁与创造的关联复苏了古希腊的忧郁论。

 

       二、走向忧郁伦理学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忧郁研究的格局发生了改变，对忧郁的医学与心理学研究获得长足发展，而对忧郁诗学的研究则逐渐式微，西方忧郁研究呈现出从忧郁诗学走向忧郁伦理学的发展面向。它一方面还承袭着心理学和审美方面的传统考察，另一方面则建构成一种关乎情感的政治伦理批评。这一新局面是由法国后结构女性主义者的参与带来的。伊利格瑞在女性学的哲学和心理学考察时，首次明确将女性与精神分析学说的忧郁之间建立了勾联。克里斯蒂娃则在临床观察女性的忧郁表现同时，对忧郁诗学作出了足够的重视。她们的忧郁研究启发了英美学界，借助“情感转向”研究现象，形成了以巴特勒为主的忧郁政治学与伦理学研究态势。

（一）精神分析学派的启示

精神分析学派从亚伯拉罕、弗洛伊德到梅兰妮·克莱因对忧郁症与抑郁症的研究可谓20世纪的最大贡献之一。弗洛伊德受到亚伯拉罕的影响及自身的丧子经历，在《哀悼与忧郁》（1917）一文开始持续关注忧郁症。他分析促成病态性的忧郁有三个条件：所爱对象的缺失或丧失、爱恨交加、力比多向自我的回归。爱恨交加发生在主客认同／拒斥的过程中，此处产生吞食或吸收客体的倾向，因此是一种相互关系，是欲念投注的双重命运。总的说来，他指出：1）与哀悼相互比较，忧郁是无法完成的哀悼，是不可能的哀悼。它是指在丧失了所欲求的他者后，自我无法借助丧葬等外在礼仪来进行哀悼，而内化为一种派遣不开的抑郁心结。2）忧郁者会出现认同出路受阻的现象，将本来投射到对象身上的一部分力比多进行退回和自我内化形成“自恋型焦虑”。3）这种焦虑指在自我和超我之间产生冲突。此后在文本《焦虑与精神病，其中的现实缺失》（1924）中，他将“自恋型焦虑”的术语明确赋予忧郁类情感。它不同于转移型焦虑和神经症（癔症和强迫症）。这种对立既属于技术性的范畴即力比多转移的困难或不可能，也是理论性的秩序即力比多向自我的倒退。因此，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自恋型焦虑不仅仅是一种病理学，也是欲望冲突的见证，一种“心理存在的形式”。因此这是某种“欲望的疾病”，无意识的一种有意味的产物。

梅兰妮·克莱因（1882-1960）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师，其贡献在于基于弗洛伊德的梦阐释思路而发展出来的客体关系理论。客体关系理论是心理动力取向的人格发展理论，主张人类行为的动力源自“客体的寻求”，即人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而非弗洛伊德所强调的“快乐寻求”。婴儿早期的心理发展是一个在妄想体态（paranoid position）和抑郁体态（depressive position）之间相互转换的故事。抑郁体态在1岁半期间形成，母亲成了整体的内心客体，婴儿基于母亲与自己是分离的认知，促生了主体性。不过主体性无法脱离自己曾经的妄想和攻击态度，这激发了弥补和宽恕的努力。人类的伟大来自于抑郁体态，主体性就在于把自己与具有伦理意义的世界关联起来，主体性怀抱着客体丧失及其哀伤，因此是一种怀念的姿势。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成熟主体，等同于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才怀有良知和意识。克莱因认为，人类的难题在于是否成功建立一个内心客体世界，并能自由出入这个世界。

（二）伊利格瑞的女性气质与忧郁论

在1970年代崛起的露西·伊利格瑞着重于对女性心理学与哲学的探索，她借用弗洛伊德对忧郁的论述，批评在男权社会传统中女性性征不得不成为“一种真正忧郁的特征”。这种思想苗头其实从存在主义女权代表波伏娃的女性心理学和人类学中已经蕴藏着，她在《第二性》第二编中对女性一生性征与自我发展过程的描述充满着怀疑、阴暗乃至否定的色彩，对小女孩的身心发展过程中、爱恋的挣扎、母性的忧郁等等描述受到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海伦·多伊奇《女性心理学》的重要影响。不过总体看来，在她的存在女性心理学那里，女性这块“黑色的大陆”的性欲并没有被明确地比较和指示向诸多抑郁症的症状。而她的继承者们则明确得多。

在成名作《窥镜：论他者女人》（1974）中，伊利格瑞指出，“女性性征的理论化一直是在男性参数内进行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菲勒斯帝国主义”和同一性逻辑的思维被揭露无遗，在以男性性征为标准下女性性欲被分为两种模式：阴蒂性欲和阴道性欲，由此幼儿性欲中的小女孩性欲发展不同于小男孩，她将母亲作为第一个爱恋对象，她的自我和性别都是将母亲作为一个特殊身份的参照点。伊利格瑞指出，由此如果弗洛伊德论述的所有含义被贯彻到底的话，那么小女孩发现了自己和母亲的双重阉割之后，她的出路只有一条：患上抑郁症。对比弗洛伊德在《哀伤与忧郁》一文，小女孩会出现类似抑郁症的症状：深深地痛苦沮丧、丧失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丧失爱的能力、所有行为的约束增强、自尊心的减弱等。

不过，在小女孩的性征发展过程中，与其母亲和其性别相互疏离，即走向对父亲和男性认同的过程中，后果是“不可能”合法地借助哀伤来获得的。伊利格瑞意在反讽，在一个没有女性的表达方式的系统中，女性的哀伤也成为不可能。其原因在于小女孩并不知道自己丧失的是什么，她没有自觉的性冲动、力比多系统乃至原始欲望。而且，女孩的“自我”受挫和挫败也表现出抑郁症的典型症状。“例如，当病人‘在道德方面对自己不满’时，他感叹自己‘身体的软弱、丑陋、乏力、社会地位低下’。”再者，抑郁症中的厌食倾向，在伊利格瑞看来，也是一种明显的女性症状，可以视为女孩无力接受性命运的一种拼死抵制。另一个可比较的问题在于这两种情形中的道德律令运作方式。弗洛伊德指出，在抑郁症中超我愤怒的对象已通过同化作用成为自我的一部分，那么在小女性性征发展过程中，其超我的愤怒对象是被阉割的母亲或女性－客体，但是超我却代表父亲、天意或者命运之类的关键律令，对女人的性欲命运作出严格审判。结合弗洛伊德对小女孩前俄狄浦斯情结的看法，当时女孩还是小男孩，还没有产生性别意识区分，他珍视自己的性器官、男性化快感等，伊利格瑞指出这些有助于解释女性受虐癖、女性对自身的施虐和敌意本能等性态度。但是在以上种种分析之后，伊利格瑞也指出抑郁症并不是小女孩力比多退却的特有形式，因为忧郁症需要自我迷恋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支持力比多的投注从外在客体转向内在自我。所以她或许拥有另一个更经常性的结果：患上癔症，一种处理本能的办法，或者完全放弃自己的本能：走向死亡。

（三）克里斯蒂娃的母性忧郁诗学

作为符号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克里斯蒂娃的忧郁诗学是十分显著的。《黑色的太阳：抑郁与忧郁》（1989）一书发展了她早期的“符号态”、“拒斥机制”、“母性空间”等概念及其文学批评运用，集中展示了她的忧郁诗学和伦理学。面对爱的对象丧失抑郁滋生了一种不可能完成的哀悼。抑郁者否认了与世界的普遍联系也即语言，他陷入失语症，或者不断重复话语，由此也否定了语词／生命的意义。在追溯忧郁的理论简史时，克里斯蒂娃将忧郁范畴与修辞相关联。在回顾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家与忧郁之关系的全面论述时，她指出亚里士多德的突破，即将忧郁从病理学中分离出来，视为人之天性；而且忧郁源于热力（heat）和中道（mesotes），前者是有生万物的调节原则，后者则是对立能量的平衡互动。这种忧郁观非常特别，“它意味着一种适度平衡的多样性，这一观念是词语泡沫的修辞引申，后者引发欣快感，是黑胆汁的对立物。”

其次克里斯蒂娃指出，忧郁者是一种激进的无神论者，又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与情感（affect）捆绑着，痛苦和眼泪对他来说，是一个既难以进入又完整的美丽国度。在宗教观念的领域里，忧郁被视为一种极端状态或者例外情况，由此揭示存在的真实本性，但这个观念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流变史。我们可以比较丢勒的《忧郁I》和小霍尔拜因的版画《墓穴里的基督》。前者可谓一种宇宙观的回响，将忧郁与象征着精神与思维的土星密不可分。后者却代表着宗教怀疑论中面对上帝死了之后的不安与沮丧。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坦承，死亡基督的真实惨象没有带给他复活的真理，而是心神不宁，对其创作《白痴》产生了真实影响。这种宗教偶像的倒台，容易联系到各种社会危机下人的状态。

在对忧郁主题进行心理分析学说化的阐释中，作为符号学家的克里斯蒂娃更注重探索客体丧失与表意联结这两者之间的发生机制。她佐证到，“这些表意联结，特别是语言，无法在忧郁／抑郁复合状态内保障自体刺激过程的发生，从而引发特定的发生。语言无法像一个‘奖赏系统’那样运作，相反，它让‘焦虑－惩罚’对子高度激活，从而在减缓思维以及减低抑郁特征性的精神行动方面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主体一方面对客体丧失不耐受，一方面又能指失效，故只有从各种退缩状态（如无所事事、自杀等）获得一种补偿性方法。再者，在论述情绪是否是一种语言的问题上，克里斯蒂娃给出了自己的创见。她论述到，与情绪反应密切相关的各种表征，特别是悲伤，是一些起伏波动的能量集注。这些能量无法保持稳定、进而聚合为语言或其他符号，它们受控于置换和凝缩等原初过程，又同时依赖于自我的能动性。在文学创作的情况中，文艺家改造情绪为节奏符号和形式等之后，符号与象征就成为某些情绪现实的可交流性标记，情绪变得可感，但是从此情绪却也面临着被宰制、搁置乃至彻底征服的后果。那么，通过创作艺术家的忧郁可被转换乃至平息吗？我们看到许多例子恰恰相反，比如台湾的林奕含、摇滚乐队主唱Cornelle和Chester，书写或者歌唱忧郁本身倒促成了忧郁症状的发作，它也许会带来更强烈一轮的悲伤、沮丧乃至自戕倾向的爆发。

继而，对应于作为内外事件古老印迹的情绪，人是如何进入符号领域的？克里斯蒂娃引申了汉娜－西格尔（Hanna Segal）的假说，后者发展勒克莱因的婴儿抑郁体态说，指出儿童借助自身那种将难以承受的悲伤符号化的企图，来面对外在性的丧失或转移作出反应。其中战胜悲伤的行为之可能性，在于儿童不再与所丧失的客体相认同，而是转而与第三方－父亲、形式、图式等进行拒斥性或者躁狂性体态的阳具式认同。这里的父亲混合了俄狄浦斯式父亲和“想像性父亲”或曰“个体前历史中的父亲”（弗洛伊德语），他将交际抽象符号与前历史中的情绪意义相互联结，使潜在性抑郁患者的死亡语言触及生活的意义。不过，在文学创作中，克里斯蒂娃更愿意把这种象征性谱系的建立和彰显归于一种对已丧失母亲的怀旧式献拜。无论是客体性抑郁（隐含攻击性）和自恋性抑郁（逻辑上早于力比多客体关系），它们都作为情绪特质，来与符号相抗争，起着威胁和调节的作用。她指出，美学创作和宗教文本（倾向于想像性和虚构性的部分）展现了一种生命策略，其“包含的文体内秩序、人物互动以及象征手法等构成了一种极度真实的符号学表征，揭示出主体为了防止象征崩溃而作出的抗争。”但是这种文学表征做的工作不是科学的细致分析（像精神分析师那样），而是近似宣泄的疗治手段。

研究者们都看到，在忧郁的发生机制及症状之中，不容忽视的是作为自杀或杀人内核的弗洛伊德式死亡冲动。在忧郁和自恋型精神错乱之中的恐惧，超过了阉割恐惧，不被无意识所察觉。弗洛伊德认为死亡在无意识之中没有表征形式，但是他后期同时转向人格理论，热衷于想像性创作（文艺与宗教文本），指出它们表达出一种死亡焦虑。克里斯蒂娃在此发展，认为可以借助梦境来得到关于死亡冲动的指示、印迹而非符号。更重要的是，“死亡的不可表征本质与另一种不可表征之物相关联，亦即彼岸世界里死亡灵魂的最初家园和安息之所，它在神秘主义者看来，由女性身体构成。”此处将弑父冲动置换成了弑母冲动，女性分析师普遍认为，丧母乃是人类走向自治和自我独立的第一步，弑母是主体对丧母客观现实的意识形态化。这一点其实不算突兀，它正好回应了精神分析学说中关于母亲作为文化原初客体的观念，也是理论家本人的概念母性空间和拒斥机制等的衍生。不过，弑母冲动在男女之间存在性别差异：对于男性来说，借助它才可以顺利进入象征父亲秩序，而阉割恐惧部分解释了对缺乏阴茎的女性死亡的支持，对小女孩乃至女人而言却是另外一番风景。就小女孩转变成女人的过程中的身份认同来看，母性身体不会联系到一种负向情感，而是作为一种否定被内化，外斥的仇恨被一种内爆式情绪所替代，将女性逐入忧郁深渊。所以女人的性别身份认同本身就是一种丧失和独特的剥夺。在这些理论假说和推导之后，女性与忧郁的关系理论展现在作者关于几位女性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报告中，进而运用于杜拉斯的文本心理机制分析。

此外，克里斯蒂娃还分析过同性情欲的精神病症状，指出其以抑郁状态回应了与母性身体的分离，而与父权律法和女性自我的建立基础彻底决裂。这导致同性恋理论代表巴特勒坚决地判定：将女同性恋情欲建构为在本质上是无法理解的、非理性的场域，克里斯蒂娃应该被划归到父权－异性恋特权阵营的一方。是在评价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巴特勒才发展了她的忧郁性别观和性别行为述行理论的，这就是其成名作《性别麻烦》（1990）的主要内容。在此书中，巴特勒一开始就对克里斯蒂娃的母性身体建构进行批判性检视，指出后者研究中是否隐含一些决定性别与性欲是否在文化上可被理解的规范。接着，巴特勒指出福柯试图对克里斯蒂娃提出批判，但其一些著作中对性差异表现出来的冷漠也是成问题的。不过他对性别范畴的批判洞见，还是有助于了解为了确立单义性别而设计的当代医学虚构的管控实践。最后她承认，克里斯蒂娃的研究成果还是有助于理解这一点：身体的疆界和表面是被政治地建构的。她看到，克里斯蒂娃的身体政治学是一种强调母性概念的伦理学说，后者对拉康父系律法的颠覆理论是容易受挫的，其前提建立在对内驱力、语言和律法之间的关系持有一些有待辨正的观点上。在这错综复杂的分析基础上，巴特勒才提出了著名的性别述行理论和戏仿实践。

如果说，克里斯蒂娃的“符号态”概念背后潜藏着异性恋规范和父权逻辑的相生性，这是结构主义的思路，是对父权逻辑的助孽，那么为何如此呢？巴特勒的论证分为以下几步。首先，“符号态”的确挑战了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的父权叙事假设，后者认定文化要有意义必须压抑原初与母体的联系。作为语言的原初纬度，由原初的母性身体（子宫）所承载展现，其在文化框架内则由富有多元意义的诗歌语言来表达。巴特勒认为这种颠覆策略仍然有可疑之处：因为克里斯蒂娃一方面虽然揭露了拉康关于语言普遍化父系律法的局限，另一方面却也承认符号态总是屈居于象征态秩序之下，尽管它促进了后者被颠覆、置换乃至瓦解的可能性。所以其颠覆的源头限制在“一个外在于文化本身的位置，她这样做等于排除了颠覆作为一个有效的或可实现的文化实践的可能性。”其二，克里斯蒂娃存在着对母性身体的自然主义描述，它物化了母亲身份，并将之承载一套先于文化本身的意义。这导致其理论“自乱阵脚”，使人怀疑符号态本身就是一个特定历史话语的产物，是文化的结果，而非文化的原初成因。其三，克里斯蒂娃颠覆策略的失败，部分原因来自她几乎是未加批判地挪用了内驱力理论。也即异质性内驱力以父系律法为参照。而且，作为其内驱力多元性体现的异质性概念颇多可疑。从克里斯蒂娃的《诗歌语言革命》到《语言中的欲望》中，符号态作为展现在语言中的内驱力多元性，包含着对从天然的母子融合到乱伦禁忌下造成的母子分离这一全过程；而且，母性身体、诗语言、乃至女性（作家）的同性情欲都被归入到精神错乱的临界点。这种精神错乱和抑郁后果是并行的，忧郁主题就出现在克里斯蒂娃对母亲与女童分离的抑郁结果这一论述上。我们知道，结构主义的乱伦禁忌和同性情欲论述正是巴特勒的最主要批评对象，从此她批判到：“克里斯蒂娃关于同性情欲本质为精神错乱的观点，关键要从她接受了结构主义的假定来理解，这个假定认为异性恋情欲是与象征秩序的建立同存共延的。”所以将忧郁理论与母性概念相关联，构成巴特勒剖析和批评克里斯蒂娃的有力工具。此后，为了使颠覆策略成为一个可持续的政治实践，巴特勒试图重新设想内驱力、语言和父权制特权之间关系的途径。为此我们得重新述评巴特勒的性别忧郁研究和哀悼伦理学说。

 

三、“情感转向”及其先峰巴特勒的忧郁伦理学

巴特勒是英美学界1990年代中期兴起的“情感转向”现象（affective turn）情感转向理论的先锋及骨干力量。研究忧郁伦理学的转向，也得结合这一继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以来的研究新趋势。正是在情感转向现象的大浪淘沙之下，忧郁研究变成了文化研究和政治伦理批判的热点。地理学界和史学界较早出现情感转向（emotional turn）观念，提出研究情感学（emotionology）的必要。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领域内的情感研究与“情感转向”概念酝酿已久，但是由女性社会学家加以总结推出的。首先由帕特丽夏·克劳馥（Patricia Ticineto Clough）等合编的《情感转向：理论化社会》（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zing the social，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2007）提出这一研究形态，书中收编了12篇论文，涉及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尤其是妇女研究领域对情感问题的思考。2010年由玛丽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等合编的《情感理论读本》（The affect theory reader）对情感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系统的解读。情感转向理论的代表人物有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哈特、克劳馥、加拿大社会学家西蒙·威廉、布莱恩·马苏米等。哈特在《情感有什么用》一文中指出，对于1990中期开始兴起的情感转向，在美国有两路先辈的相关研究值得重视，其一关注身体，属于最新的女性主义理论，如朱迪思·巴特勒的《身体所涉及的：论性的话语有限性》（1993）一书和伊丽莎白·格瑞兹《不稳定的身体：朝向一种身体女性主义》（1994）；其二关注情感或情绪，最明显的就是酷儿理论,如伊娃·塞菊寇（Eve Kosofsky Sedgwick）等主编的《羞耻及其姐妹：西尔文·汤姆金斯读本》（1995）。其实，西蒙·威廉早在《情感与社会理论：论理性／非理性的身体反思》（2001）一书分析情感研究热情产生的促进因素时就有类似言论，这些促进因素包括:女权主义对理性的质疑、宏大叙事批判的影响,对身体的研究兴趣,消费文化导致的情感商业化,情感健康(关于情感管理的文化治疗),关于情感、民主和生活的政治争论等等。克劳馥的论文《情感转向：政治经济、生物媒体和身体》则试图将盛行在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中的情感研究加以总结，并进行社会学化。她将情感转向的起源定位在1990年代初期至中期，认为这一时期批判理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对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表示失望，认为后者冷漠对待主体死亡这一时代现象，对情感问题也无所作为。她引用加州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丽·特拉达《理论中的情感：“主体死亡”之后的情感》，强调理论界兴趣转向情感，是延续了文化、主体、身份以及身体这些后现代话语中的老话题，不过是进一步开拓了后结构主义以来所关切的主体与自身断裂、主体意识遭遇荒诞的各式情感。但是，相比克劳馥的悲观，特拉达综述德里达、德曼和德勒兹热衷描述的“主体的死亡”背后的“情感的死亡”，真实意图在于翻转这一现象，致力于阐释主体死亡与情感存在的一种正面关系，来拓展情感研究这一处于萌芽之中的跨学科理论。

总之他们都指出了“情感转向”现象背后的女性主义理论基础，即主要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新型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如果由此来推，那么在众位思想先锋之中巴特勒独树一帜，同时具备了以上哈特提到的两路理论来源，她也恰好符合克劳馥等所追溯的情感转向研究的探索者，即追随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者而进行的反思乃至起义。作为情感转向的理论先锋巴特勒，她的全部研究都和情感问题存在着莫大关联，这包括忧郁问题、哀悼伦理、爱与政治等等。以下我将论述和归纳她的忧郁研究，指出其对伊利格瑞和克里斯蒂娃的继承和发展，对于理解新型情感概念的作用，进而点明它对忧郁伦理学作为一种情感伦理学建构的价值与意义。巴特勒是从法国的黑格尔接受研究和法国女性主义研究的学术起点出发，立足于同性恋理论和酷儿理论阵营，开始直面忧郁问题的。中国学者已经充分主意到了她的性别述行理论、询唤机制、身体理论乃至21世纪的文化（政治）批判转向，不过对其关于权力的内在性与精神生活的研究却有所忽略，而这正是滋生其忧郁理论的土壤，更是衔接其学术转向的理论基础。令人感兴趣的是，她的忧郁研究是在与一系列哲学家的对话和相互影响中进化而成的。这包括其一，克里斯蒂娃的母性忧郁与身体政治、伊利格瑞的女性忧郁研究等。其二，伊娃·赛菊寇的同性恋与忧郁研究、霍米·巴巴论忧郁的反抗价值、德里达的哀悼理论等。

除了以上对伊利格瑞和克里斯蒂娃忧郁观念的批评，巴特勒最终回到了弗洛伊德那里。她调用和重新配置了后者的忧郁概念和认同概念，用来阐释自身的性别述行理论之中“内在”与“外在”之间的相互转换过程。弗洛伊德已经指出，忧郁是哀悼的不可能和对对象的部分进行自我内化的结果。巴特勒参照了弗洛伊德忧郁概念中的这一自我内化机制，将其征用来描述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的人际关系、异性恋传统社会的思维范式等，她指出同性恋禁忌和乱伦禁忌对人类心灵产生了异化，并形成摈弃同性恋身份与文化的社会观念与机制。此后巴特勒在更加注重通俗性和实践性的层面上，再次解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中含有的乱伦禁忌和性别规范，并强调其文化后果在于酿成了精神忧郁。“如果心理分析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把亲缘关系的异性恋规范作为理论基础，认为这些规范和文化的可理解性是共延的，那么，它就会变成在文化层面上制造精神忧郁的工具。”如此一来，巴特勒把之前对结构主义的批判集中到了弗洛伊德学说之上，对之作出了更严厉的指控，指出精神分析学本身由于对异性恋规范的依赖和论证，变成了制造文化忧郁的手段。

此后巴特勒的深入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剖析忧郁主体的认同机制；二、分析忧郁主体的自反性模式，这一点构成了权力在个体身上内化的实在轨迹。首先，异性恋作为忧郁主体的认同机制如何发生？在《忧郁的性别／拒绝认同》一文中，巴特勒将忧郁的自我认同机制明确联系到自我对某种性别特征的选择和采纳过程。她将弗洛伊德的几种文本相互混合和比较延伸，包括《哀伤与忧郁》、《自我与本我》和《关于性征理论的三篇文章》以及《论自恋》，力图在忧郁研究与性别研究之间建立具体联系。她令人惊奇地指出，在某种特殊文化中，普通大众难以对同性恋的依恋然后遗失这一点感到悲痛和哀悼，也陷入忧郁状态之中。其旧作《重要的是身体》提到的一些意见被认为可以促成面向普通大众的这种转换，即“从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经济学的忧郁症的深思熟虑；到作为管制权力的实施的一部分而产生忧郁的回路。”由此忧郁症被描述为是通过异性恋的强制生产而被生产出来的，因此是一种异性恋（者）的忧郁。这一点可以从性别自身的运作中读取。所以在巴特勒这里，性别和性的认同的严格形式，不管是对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而言，都滋生了忧郁的形成。

其次，巴特勒指出，面对权力，内在化发生在主体的自反性模式之中，这一模式是权力在限定社会化的形成同时生成的。因为内在化过程制造了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之间的差异，也提供了精神与社会之间的差别。巴特勒比较了几位思想家对权力与良心等的分析。她认为尼采和弗洛伊德都各自解释了“主体的形成依赖于规范的生产性”这一规定，都提出了“良心”的构成观念。良心是人对自身行为是非、善恶和应负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它融合了一定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是社会道德内化的结果。在弗洛伊德这里，主体自反性的转向发生在忧郁的现象中，因此忧郁、良心和社会管制的过程共同起作用。不过要注意的是，在忧郁现象中，禁律对欲望采取的是拒斥手段而非压抑。弗洛伊德把自我申斥和被强化的良心这两者看成是忧郁症的重要信号，因此构成了未完成的哀悼的条件。如果再引入巴特勒提到的权力维度，则可以发展成以下阐释：由于忧郁症在社会习俗看来是未被承认和没有完成的，忧郁症就变成了主体的权力意识的界限。在此，主体无法、也不可能为它的遗失进行反思，因此这种遗失也还标志着主体自反性的界限。它由于是对外在于主体的事物的遗失，也因此超出了上一段尼采式的自发性路线。

异性恋主体内在的忧郁症，来自于一种双重否定，即一种不可逆的遗失。巴特勒分析到，异性恋的存在这一本体论的完成可以追溯到一种双重否定，即“我还从来没有爱过”相同性别的某人，暗示了“我”是以这种“从未存在过”的爱及其遗失为基础的。这种遗失用接替和分裂、被边缘化等手段来对主体进行威胁，造成主体像躁郁症患者般的攻击他人倾向。他们的侵犯和征服欲，在社会性层面上可以用来描述公众对许多“社会性死者”死亡的冷酷反应。这些社会性死者包括死于艾滋的同性恋人士、妓女和吸毒者等。面对这些边缘死者，作为一般大众的异性恋主体拥有一种道德胜利感，并通过一种社会差别的实践来加以实现。从这一论述中，可以发现巴特勒的忧郁性别研究已经在转向更具有社会意义上的哀悼伦理诉求。

走向哀悼伦理诉求，是巴特勒在21世纪以来转向文化研究和政治批判的显著标志。在21世纪以来的近作《脆弱不安的生命》、《说明自身》和《战争的框架》中，巴特勒从回应社会暴力（911事件后美国政治的内转）出发来批判国家权力，反思生命困境，借助责任问题来观照伦理，她的思路是力图使权力摆脱否认、区分和排斥的忧郁型逻辑，继而导向平等、承认与包容的政治基础。尽管忧郁的权力塑造出了战争的心灵，她仍然相信权力正是批判反抗的对象以及改造意义的能动所在。因此承认现实、摆脱忧郁乃是从个体内在性导向社会伦理的第一步。正视主体的“脆弱”与“无知”，实质上是某种他者优先的伦理起点，被巴特勒称为“非暴力伦理”。这一伦理责任同之前异性恋主体的道德自虐有着鲜明不同，其区别在于：责任采取的是直面与应对，而忧郁式的自虐则是否认与压制。她指出，从忧郁的小宇宙走出并走向公共的哀悼是必要的。真正的伦理责任并不是自虐般地遵守各类规则，而是将情感转化为各类表达形式，比如公共哀悼，在体认生命脆弱的基础上尊重所有生命的脆弱特质。

最后，我们追问一下哀悼伦理和跨性别理论的关联何在？在《跨性别与反抗的态度》一文， 巴特勒首先指出，自己将社会性别及其苦痛遭遇放进忧郁的模子里，不是要试图使个体心理化，而是表明忧郁是如此这般地被编排进入一个文化与政治的水平，由此用来区分哪些生命与爱是可以被承认的，哪些是可以供公共哀悼的主体，哪些不是。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跨性别进入了这个对哀伤可能性进行着不平等分配的模子里的？还是通过弗洛伊德关于忧郁内在机制中的遗失被确定为一种排斥机制而言。巴特勒设想所有的社会排除方式都可以视作对主体忧郁状态与处境的激化。这些社会排除方式，包括社会性别的主导制度之中的排除机制，它取消了主导规则的承认机制，或者说受制于某种系统性的不承认。关于忧郁的“反抗”观念，巴特勒声称受到了后殖民理论代表霍米·巴巴的影响。后者指出忧郁症不是一种消极形式，而是一种反抗形式，它通过重复和转喻机制来发生。这个政治类比的方法指出了忧郁症者的“批评能动性”，翻转了针对他者的控告以反对他自身。这种能动性同时也构成一种社会和精神手段，也即国家把其全体公民中的忧郁症培养成一种掩饰和置换其自身理想及权威的方法，这说明良心出现的时刻，国家权威也消失了，其精神被理想化。巴特勒吸收了这一反抗形式的积极功能，用来论述跨性别领域所需要的哀悼伦理。

忧郁被关联到一种身份政治，并转向一种文化批评、情感政治与伦理研究的潮流之中，这把以往一般聚焦于忧郁主体的讨论扩展开来并动态化了，纳入到忧郁主体及其外在的某个他者或某个观念的互动关系之中。“……忧郁不是作为一种个体的病理学，而是由文化剥夺与社会系统贬值来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这改变了我们对忧郁的传统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情感转向中“情感”的概念。我们知道Emotion多指情绪、情感，属于传统心理学，偏向主观内部的概念。而Affect有触动、影响之义，因此除了常用的感情、情感等，还译作情动、情状、甚至触兴等，它更偏重主体内在与外在的关系，进而引导我们思考社会文化机制对个体造成的内化。如果追溯由德勒兹在《斯宾诺莎与表达问题》（1968）、《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2》（1980）等著述之中对斯宾诺莎情感概念的阐发，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最极端而最富有创见的阐释，这正是理解情感转向概念的关键。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affectus，主要包含两种含义：其一，身体或观念被其他身体或观念所触动（affected）造成的状态变化；其二，身体或观念触动（affect）其他身体或观念的能力。德勒兹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个概念，表现在：其一，在评价文学和艺术创作中作出了一个重要区分，以Affect进行的创作和以Emotion进行的创作，并赞美前者而批判后者；其二，在《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中强调通过“触觉”来反对视觉中心主义的趋势。作为感觉维度的触觉也体现了这种新式情感的外向型特征。而巴特勒将忧郁概念放在其身体理论与酷儿理论建构体系的根基，对于理解情感转向中的情感概念及其内容作出了卓越的展示，不愧为情感转向的先锋和中坚力量。

总之，从20世纪70年代直到21世纪初以来，欧美忧郁研究的新态势呈现为从审美与诗学批评向政治与伦理批判的重心转变，尽管前者并不消失，后者也不无传统研究的回声。从伊利格瑞、克里斯蒂娃到巴特勒，忧郁的诗学和美学传统逐渐被规避，而发展了对忧郁的医学和伦理批判等方面的传统：从宗教领域之中的被否定命运，走向女性人类学领域内与女性、性别的勾联。在后一领域内，情感更多的被赋予了道德感，而不是关于审美的内在感，并更多地分配到了知行意之中的行－实践层面。这就是一种忧郁的伦理学得以成立的地方。

 

四、走向忧郁伦理学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忧郁研究的格局发生了改变，对忧郁的医学与心理学研究获得长足发展，而对忧郁诗学的研究则逐渐式微，西方忧郁研究呈现出从忧郁诗学走向忧郁伦理学的发展面向。它一方面还承袭着心理学和审美方面的传统考察，另一方面则建构成一种关乎情感的政治伦理批评。这一新局面是由法国后结构女性主义者的参与带来的。伊利格瑞在女性学的哲学和心理学考察时，首次明确将女性与精神分析学说的忧郁之间建立了勾联。克里斯蒂娃则在临床观察女性的忧郁表现同时，对忧郁诗学作出了足够的重视。她们的忧郁研究启发了英美学界，借助“情感转向”研究现象，形成了以巴特勒为主的忧郁政治学与伦理学研究态势。

（一）精神分析学派的启示

精神分析学派从亚伯拉罕、弗洛伊德到梅兰妮·克莱因对忧郁症与抑郁症的研究可谓20世纪的最大贡献之一。弗洛伊德受到亚伯拉罕的影响及自身的丧子经历，在《哀悼与忧郁》（1917）一文开始持续关注忧郁症。他分析促成病态性的忧郁有三个条件：所爱对象的缺失或丧失、爱恨交加、力比多向自我的回归。爱恨交加发生在主客认同／拒斥的过程中，此处产生吞食或吸收客体的倾向，因此是一种相互关系，是欲念投注的双重命运。总的说来，他指出：1）与哀悼相互比较，忧郁是无法完成的哀悼，是不可能的哀悼。它是指在丧失了所欲求的他者后，自我无法借助丧葬等外在礼仪来进行哀悼，而内化为一种派遣不开的抑郁心结。2）忧郁者会出现认同出路受阻的现象，将本来投射到对象身上的一部分力比多进行退回和自我内化形成“自恋型焦虑”。3）这种焦虑指在自我和超我之间产生冲突。此后在文本《焦虑与精神病，其中的现实缺失》（1924）中，他将“自恋型焦虑”的术语明确赋予忧郁类情感。它不同于转移型焦虑和神经症（癔症和强迫症）。这种对立既属于技术性的范畴即力比多转移的困难或不可能，也是理论性的秩序即力比多向自我的倒退。因此，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自恋型焦虑不仅仅是一种病理学，也是欲望冲突的见证，一种“心理存在的形式”。因此这是某种“欲望的疾病”，无意识的一种有意味的产物。

梅兰妮·克莱因（1882-1960）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师，其贡献在于基于弗洛伊德的梦阐释思路而发展出来的客体关系理论。客体关系理论是心理动力取向的人格发展理论，主张人类行为的动力源自“客体的寻求”，即人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而非弗洛伊德所强调的“快乐寻求”。婴儿早期的心理发展是一个在妄想体态（paranoid position）和抑郁体态（depressive position）之间相互转换的故事。抑郁体态在1岁半期间形成，母亲成了整体的内心客体，婴儿基于母亲与自己是分离的认知，促生了主体性。不过主体性无法脱离自己曾经的妄想和攻击态度，这激发了弥补和宽恕的努力。人类的伟大来自于抑郁体态，主体性就在于把自己与具有伦理意义的世界关联起来，主体性怀抱着客体丧失及其哀伤，因此是一种怀念的姿势。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成熟主体，等同于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才怀有良知和意识。克莱因认为，人类的难题在于是否成功建立一个内心客体世界，并能自由出入这个世界。

（二）伊利格瑞的女性气质与忧郁论

在1970年代崛起的露西·伊利格瑞着重于对女性心理学与哲学的探索，她借用弗洛伊德对忧郁的论述，批评在男权社会传统中女性性征不得不成为“一种真正忧郁的特征”。这种思想苗头其实从存在主义女权代表波伏娃的女性心理学和人类学中已经蕴藏着，她在《第二性》第二编中对女性一生性征与自我发展过程的描述充满着怀疑、阴暗乃至否定的色彩，对小女孩的身心发展过程中、爱恋的挣扎、母性的忧郁等等描述受到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海伦·多伊奇《女性心理学》的重要影响。不过总体看来，在她的存在女性心理学那里，女性这块“黑色的大陆”的性欲并没有被明确地比较和指示向诸多抑郁症的症状。而她的继承者们则明确得多。

在成名作《窥镜：论他者女人》（1974）中，伊利格瑞指出，“女性性征的理论化一直是在男性参数内进行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菲勒斯帝国主义”和同一性逻辑的思维被揭露无遗，在以男性性征为标准下女性性欲被分为两种模式：阴蒂性欲和阴道性欲，由此幼儿性欲中的小女孩性欲发展不同于小男孩，她将母亲作为第一个爱恋对象，她的自我和性别都是将母亲作为一个特殊身份的参照点。伊利格瑞指出，由此如果弗洛伊德论述的所有含义被贯彻到底的话，那么小女孩发现了自己和母亲的双重阉割之后，她的出路只有一条：患上抑郁症。对比弗洛伊德在《哀伤与忧郁》一文，小女孩会出现类似抑郁症的症状：深深地痛苦沮丧、丧失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丧失爱的能力、所有行为的约束增强、自尊心的减弱等。

不过，在小女孩的性征发展过程中，与其母亲和其性别相互疏离，即走向对父亲和男性认同的过程中，后果是“不可能”合法地借助哀伤来获得的。伊利格瑞意在反讽，在一个没有女性的表达方式的系统中，女性的哀伤也成为不可能。其原因在于小女孩并不知道自己丧失的是什么，她没有自觉的性冲动、力比多系统乃至原始欲望。而且，女孩的“自我”受挫和挫败也表现出抑郁症的典型症状。“例如，当病人‘在道德方面对自己不满’时，他感叹自己‘身体的软弱、丑陋、乏力、社会地位低下’。”再者，抑郁症中的厌食倾向，在伊利格瑞看来，也是一种明显的女性症状，可以视为女孩无力接受性命运的一种拼死抵制。另一个可比较的问题在于这两种情形中的道德律令运作方式。弗洛伊德指出，在抑郁症中超我愤怒的对象已通过同化作用成为自我的一部分，那么在小女性性征发展过程中，其超我的愤怒对象是被阉割的母亲或女性－客体，但是超我却代表父亲、天意或者命运之类的关键律令，对女人的性欲命运作出严格审判。结合弗洛伊德对小女孩前俄狄浦斯情结的看法，当时女孩还是小男孩，还没有产生性别意识区分，他珍视自己的性器官、男性化快感等，伊利格瑞指出这些有助于解释女性受虐癖、女性对自身的施虐和敌意本能等性态度。但是在以上种种分析之后，伊利格瑞也指出抑郁症并不是小女孩力比多退却的特有形式，因为忧郁症需要自我迷恋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支持力比多的投注从外在客体转向内在自我。所以她或许拥有另一个更经常性的结果：患上癔症，一种处理本能的办法，或者完全放弃自己的本能：走向死亡。

（三）克里斯蒂娃的母性忧郁诗学

作为符号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克里斯蒂娃的忧郁诗学是十分显著的。《黑色的太阳：抑郁与忧郁》（1989）一书发展了她早期的“符号态”、“拒斥机制”、“母性空间”等概念及其文学批评运用，集中展示了她的忧郁诗学和伦理学。面对爱的对象丧失抑郁滋生了一种不可能完成的哀悼。抑郁者否认了与世界的普遍联系也即语言，他陷入失语症，或者不断重复话语，由此也否定了语词／生命的意义。在追溯忧郁的理论简史时，克里斯蒂娃将忧郁范畴与修辞相关联。在回顾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家与忧郁之关系的全面论述时，她指出亚里士多德的突破，即将忧郁从病理学中分离出来，视为人之天性；而且忧郁源于热力（heat）和中道（mesotes），前者是有生万物的调节原则，后者则是对立能量的平衡互动。这种忧郁观非常特别，“它意味着一种适度平衡的多样性，这一观念是词语泡沫的修辞引申，后者引发欣快感，是黑胆汁的对立物。”

其次克里斯蒂娃指出，忧郁者是一种激进的无神论者，又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与情感（affect）捆绑着，痛苦和眼泪对他来说，是一个既难以进入又完整的美丽国度。在宗教观念的领域里，忧郁被视为一种极端状态或者例外情况，由此揭示存在的真实本性，但这个观念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流变史。我们可以比较丢勒的《忧郁I》和小霍尔拜因的版画《墓穴里的基督》。前者可谓一种宇宙观的回响，将忧郁与象征着精神与思维的土星密不可分。后者却代表着宗教怀疑论中面对上帝死了之后的不安与沮丧。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坦承，死亡基督的真实惨象没有带给他复活的真理，而是心神不宁，对其创作《白痴》产生了真实影响。这种宗教偶像的倒台，容易联系到各种社会危机下人的状态。

在对忧郁主题进行心理分析学说化的阐释中，作为符号学家的克里斯蒂娃更注重探索客体丧失与表意联结这两者之间的发生机制。她佐证到，“这些表意联结，特别是语言，无法在忧郁／抑郁复合状态内保障自体刺激过程的发生，从而引发特定的发生。语言无法像一个‘奖赏系统’那样运作，相反，它让‘焦虑－惩罚’对子高度激活，从而在减缓思维以及减低抑郁特征性的精神行动方面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主体一方面对客体丧失不耐受，一方面又能指失效，故只有从各种退缩状态（如无所事事、自杀等）获得一种补偿性方法。再者，在论述情绪是否是一种语言的问题上，克里斯蒂娃给出了自己的创见。她论述到，与情绪反应密切相关的各种表征，特别是悲伤，是一些起伏波动的能量集注。这些能量无法保持稳定、进而聚合为语言或其他符号，它们受控于置换和凝缩等原初过程，又同时依赖于自我的能动性。在文学创作的情况中，文艺家改造情绪为节奏符号和形式等之后，符号与象征就成为某些情绪现实的可交流性标记，情绪变得可感，但是从此情绪却也面临着被宰制、搁置乃至彻底征服的后果。那么，通过创作艺术家的忧郁可被转换乃至平息吗？我们看到许多例子恰恰相反，比如台湾的林奕含、摇滚乐队主唱Cornelle和Chester，书写或者歌唱忧郁本身倒促成了忧郁症状的发作，它也许会带来更强烈一轮的悲伤、沮丧乃至自戕倾向的爆发。

继而，对应于作为内外事件古老印迹的情绪，人是如何进入符号领域的？克里斯蒂娃引申了汉娜－西格尔（Hanna Segal）的假说，后者发展勒克莱因的婴儿抑郁体态说，指出儿童借助自身那种将难以承受的悲伤符号化的企图，来面对外在性的丧失或转移作出反应。其中战胜悲伤的行为之可能性，在于儿童不再与所丧失的客体相认同，而是转而与第三方－父亲、形式、图式等进行拒斥性或者躁狂性体态的阳具式认同。这里的父亲混合了俄狄浦斯式父亲和“想像性父亲”或曰“个体前历史中的父亲”（弗洛伊德语），他将交际抽象符号与前历史中的情绪意义相互联结，使潜在性抑郁患者的死亡语言触及生活的意义。不过，在文学创作中，克里斯蒂娃更愿意把这种象征性谱系的建立和彰显归于一种对已丧失母亲的怀旧式献拜。无论是客体性抑郁（隐含攻击性）和自恋性抑郁（逻辑上早于力比多客体关系），它们都作为情绪特质，来与符号相抗争，起着威胁和调节的作用。她指出，美学创作和宗教文本（倾向于想像性和虚构性的部分）展现了一种生命策略，其“包含的文体内秩序、人物互动以及象征手法等构成了一种极度真实的符号学表征，揭示出主体为了防止象征崩溃而作出的抗争。”但是这种文学表征做的工作不是科学的细致分析（像精神分析师那样），而是近似宣泄的疗治手段。

研究者们都看到，在忧郁的发生机制及症状之中，不容忽视的是作为自杀或杀人内核的弗洛伊德式死亡冲动。在忧郁和自恋型精神错乱之中的恐惧，超过了阉割恐惧，不被无意识所察觉。弗洛伊德认为死亡在无意识之中没有表征形式，但是他后期同时转向人格理论，热衷于想像性创作（文艺与宗教文本），指出它们表达出一种死亡焦虑。克里斯蒂娃在此发展，认为可以借助梦境来得到关于死亡冲动的指示、印迹而非符号。更重要的是，“死亡的不可表征本质与另一种不可表征之物相关联，亦即彼岸世界里死亡灵魂的最初家园和安息之所，它在神秘主义者看来，由女性身体构成。”此处将弑父冲动置换成了弑母冲动，女性分析师普遍认为，丧母乃是人类走向自治和自我独立的第一步，弑母是主体对丧母客观现实的意识形态化。这一点其实不算突兀，它正好回应了精神分析学说中关于母亲作为文化原初客体的观念，也是理论家本人的概念母性空间和拒斥机制等的衍生。不过，弑母冲动在男女之间存在性别差异：对于男性来说，借助它才可以顺利进入象征父亲秩序，而阉割恐惧部分解释了对缺乏阴茎的女性死亡的支持，对小女孩乃至女人而言却是另外一番风景。就小女孩转变成女人的过程中的身份认同来看，母性身体不会联系到一种负向情感，而是作为一种否定被内化，外斥的仇恨被一种内爆式情绪所替代，将女性逐入忧郁深渊。所以女人的性别身份认同本身就是一种丧失和独特的剥夺。在这些理论假说和推导之后，女性与忧郁的关系理论展现在作者关于几位女性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报告中，进而运用于杜拉斯的文本心理机制分析。

此外，克里斯蒂娃还分析过同性情欲的精神病症状，指出其以抑郁状态回应了与母性身体的分离，而与父权律法和女性自我的建立基础彻底决裂。这导致同性恋理论代表巴特勒坚决地判定：将女同性恋情欲建构为在本质上是无法理解的、非理性的场域，克里斯蒂娃应该被划归到父权－异性恋特权阵营的一方。是在评价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巴特勒才发展了她的忧郁性别观和性别行为述行理论的，这就是其成名作《性别麻烦》（1990）的主要内容。在此书中，巴特勒一开始就对克里斯蒂娃的母性身体建构进行批判性检视，指出后者研究中是否隐含一些决定性别与性欲是否在文化上可被理解的规范。接着，巴特勒指出福柯试图对克里斯蒂娃提出批判，但其一些著作中对性差异表现出来的冷漠也是成问题的。不过他对性别范畴的批判洞见，还是有助于了解为了确立单义性别而设计的当代医学虚构的管控实践。最后她承认，克里斯蒂娃的研究成果还是有助于理解这一点：身体的疆界和表面是被政治地建构的。她看到，克里斯蒂娃的身体政治学是一种强调母性概念的伦理学说，后者对拉康父系律法的颠覆理论是容易受挫的，其前提建立在对内驱力、语言和律法之间的关系持有一些有待辨正的观点上。在这错综复杂的分析基础上，巴特勒才提出了著名的性别述行理论和戏仿实践。

如果说，克里斯蒂娃的“符号态”概念背后潜藏着异性恋规范和父权逻辑的相生性，这是结构主义的思路，是对父权逻辑的助孽，那么为何如此呢？巴特勒的论证分为以下几步。首先，“符号态”的确挑战了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的父权叙事假设，后者认定文化要有意义必须压抑原初与母体的联系。作为语言的原初纬度，由原初的母性身体（子宫）所承载展现，其在文化框架内则由富有多元意义的诗歌语言来表达。巴特勒认为这种颠覆策略仍然有可疑之处：因为克里斯蒂娃一方面虽然揭露了拉康关于语言普遍化父系律法的局限，另一方面却也承认符号态总是屈居于象征态秩序之下，尽管它促进了后者被颠覆、置换乃至瓦解的可能性。所以其颠覆的源头限制在“一个外在于文化本身的位置，她这样做等于排除了颠覆作为一个有效的或可实现的文化实践的可能性。”其二，克里斯蒂娃存在着对母性身体的自然主义描述，它物化了母亲身份，并将之承载一套先于文化本身的意义。这导致其理论“自乱阵脚”，使人怀疑符号态本身就是一个特定历史话语的产物，是文化的结果，而非文化的原初成因。其三，克里斯蒂娃颠覆策略的失败，部分原因来自她几乎是未加批判地挪用了内驱力理论。也即异质性内驱力以父系律法为参照。而且，作为其内驱力多元性体现的异质性概念颇多可疑。从克里斯蒂娃的《诗歌语言革命》到《语言中的欲望》中，符号态作为展现在语言中的内驱力多元性，包含着对从天然的母子融合到乱伦禁忌下造成的母子分离这一全过程；而且，母性身体、诗语言、乃至女性（作家）的同性情欲都被归入到精神错乱的临界点。这种精神错乱和抑郁后果是并行的，忧郁主题就出现在克里斯蒂娃对母亲与女童分离的抑郁结果这一论述上。我们知道，结构主义的乱伦禁忌和同性情欲论述正是巴特勒的最主要批评对象，从此她批判到：“克里斯蒂娃关于同性情欲本质为精神错乱的观点，关键要从她接受了结构主义的假定来理解，这个假定认为异性恋情欲是与象征秩序的建立同存共延的。”所以将忧郁理论与母性概念相关联，构成巴特勒剖析和批评克里斯蒂娃的有力工具。此后，为了使颠覆策略成为一个可持续的政治实践，巴特勒试图重新设想内驱力、语言和父权制特权之间关系的途径。为此我们得重新述评巴特勒的性别忧郁研究和哀悼伦理学说。

 

五、“情感转向”及其先峰巴特勒的忧郁伦理学

巴特勒是英美学界1990年代中期兴起的“情感转向”现象（affective turn）情感转向理论的先锋及骨干力量。研究忧郁伦理学的转向，也得结合这一继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以来的研究新趋势。正是在情感转向现象的大浪淘沙之下，忧郁研究变成了文化研究和政治伦理批判的热点。地理学界和史学界较早出现情感转向（emotional turn）观念，提出研究情感学（emotionology）的必要。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领域内的情感研究与“情感转向”概念酝酿已久，但是由女性社会学家加以总结推出的。首先由帕特丽夏·克劳馥（Patricia Ticineto Clough）等合编的《情感转向：理论化社会》（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zing the social，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2007）提出这一研究形态，书中收编了12篇论文，涉及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尤其是妇女研究领域对情感问题的思考。2010年由玛丽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等合编的《情感理论读本》（The affect theory reader）对情感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系统的解读。情感转向理论的代表人物有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哈特、克劳馥、加拿大社会学家西蒙·威廉、布莱恩·马苏米等。哈特在《情感有什么用》一文中指出，对于1990中期开始兴起的情感转向，在美国有两路先辈的相关研究值得重视，其一关注身体，属于最新的女性主义理论，如朱迪思·巴特勒的《身体所涉及的：论性的话语有限性》（1993）一书和伊丽莎白·格瑞兹《不稳定的身体：朝向一种身体女性主义》（1994）；其二关注情感或情绪，最明显的就是酷儿理论,如伊娃·塞菊寇（Eve Kosofsky Sedgwick）等主编的《羞耻及其姐妹：西尔文·汤姆金斯读本》（1995）。其实，西蒙·威廉早在《情感与社会理论：论理性／非理性的身体反思》（2001）一书分析情感研究热情产生的促进因素时就有类似言论，这些促进因素包括:女权主义对理性的质疑、宏大叙事批判的影响,对身体的研究兴趣,消费文化导致的情感商业化,情感健康(关于情感管理的文化治疗),关于情感、民主和生活的政治争论等等。克劳馥的论文《情感转向：政治经济、生物媒体和身体》则试图将盛行在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中的情感研究加以总结，并进行社会学化。她将情感转向的起源定位在1990年代初期至中期，认为这一时期批判理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对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表示失望，认为后者冷漠对待主体死亡这一时代现象，对情感问题也无所作为。她引用加州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丽·特拉达《理论中的情感：“主体死亡”之后的情感》，强调理论界兴趣转向情感，是延续了文化、主体、身份以及身体这些后现代话语中的老话题，不过是进一步开拓了后结构主义以来所关切的主体与自身断裂、主体意识遭遇荒诞的各式情感。但是，相比克劳馥的悲观，特拉达综述德里达、德曼和德勒兹热衷描述的“主体的死亡”背后的“情感的死亡”，真实意图在于翻转这一现象，致力于阐释主体死亡与情感存在的一种正面关系，来拓展情感研究这一处于萌芽之中的跨学科理论。

总之他们都指出了“情感转向”现象背后的女性主义理论基础，即主要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新型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如果由此来推，那么在众位思想先锋之中巴特勒独树一帜，同时具备了以上哈特提到的两路理论来源，她也恰好符合克劳馥等所追溯的情感转向研究的探索者，即追随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者而进行的反思乃至起义。作为情感转向的理论先锋巴特勒，她的全部研究都和情感问题存在着莫大关联，这包括忧郁问题、哀悼伦理、爱与政治等等。以下我将论述和归纳她的忧郁研究，指出其对伊利格瑞和克里斯蒂娃的继承和发展，对于理解新型情感概念的作用，进而点明它对忧郁伦理学作为一种情感伦理学建构的价值与意义。巴特勒是从法国的黑格尔接受研究和法国女性主义研究的学术起点出发，立足于同性恋理论和酷儿理论阵营，开始直面忧郁问题的。中国学者已经充分主意到了她的性别述行理论、询唤机制、身体理论乃至21世纪的文化（政治）批判转向，不过对其关于权力的内在性与精神生活的研究却有所忽略，而这正是滋生其忧郁理论的土壤，更是衔接其学术转向的理论基础。令人感兴趣的是，她的忧郁研究是在与一系列哲学家的对话和相互影响中进化而成的。这包括其一，克里斯蒂娃的母性忧郁与身体政治、伊利格瑞的女性忧郁研究等。其二，伊娃·赛菊寇的同性恋与忧郁研究、霍米·巴巴论忧郁的反抗价值、德里达的哀悼理论等。

除了以上对伊利格瑞和克里斯蒂娃忧郁观念的批评，巴特勒最终回到了弗洛伊德那里。她调用和重新配置了后者的忧郁概念和认同概念，用来阐释自身的性别述行理论之中“内在”与“外在”之间的相互转换过程。弗洛伊德已经指出，忧郁是哀悼的不可能和对对象的部分进行自我内化的结果。巴特勒参照了弗洛伊德忧郁概念中的这一自我内化机制，将其征用来描述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的人际关系、异性恋传统社会的思维范式等，她指出同性恋禁忌和乱伦禁忌对人类心灵产生了异化，并形成摈弃同性恋身份与文化的社会观念与机制。此后巴特勒在更加注重通俗性和实践性的层面上，再次解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中含有的乱伦禁忌和性别规范，并强调其文化后果在于酿成了精神忧郁。“如果心理分析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把亲缘关系的异性恋规范作为理论基础，认为这些规范和文化的可理解性是共延的，那么，它就会变成在文化层面上制造精神忧郁的工具。”如此一来，巴特勒把之前对结构主义的批判集中到了弗洛伊德学说之上，对之作出了更严厉的指控，指出精神分析学本身由于对异性恋规范的依赖和论证，变成了制造文化忧郁的手段。

此后巴特勒的深入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剖析忧郁主体的认同机制；二、分析忧郁主体的自反性模式，这一点构成了权力在个体身上内化的实在轨迹。首先，异性恋作为忧郁主体的认同机制如何发生？在《忧郁的性别／拒绝认同》一文中，巴特勒将忧郁的自我认同机制明确联系到自我对某种性别特征的选择和采纳过程。她将弗洛伊德的几种文本相互混合和比较延伸，包括《哀伤与忧郁》、《自我与本我》和《关于性征理论的三篇文章》以及《论自恋》，力图在忧郁研究与性别研究之间建立具体联系。她令人惊奇地指出，在某种特殊文化中，普通大众难以对同性恋的依恋然后遗失这一点感到悲痛和哀悼，也陷入忧郁状态之中。其旧作《重要的是身体》提到的一些意见被认为可以促成面向普通大众的这种转换，即“从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经济学的忧郁症的深思熟虑；到作为管制权力的实施的一部分而产生忧郁的回路。”由此忧郁症被描述为是通过异性恋的强制生产而被生产出来的，因此是一种异性恋（者）的忧郁。这一点可以从性别自身的运作中读取。所以在巴特勒这里，性别和性的认同的严格形式，不管是对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而言，都滋生了忧郁的形成。

其次，巴特勒指出，面对权力，内在化发生在主体的自反性模式之中，这一模式是权力在限定社会化的形成同时生成的。因为内在化过程制造了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之间的差异，也提供了精神与社会之间的差别。巴特勒比较了几位思想家对权力与良心等的分析。她认为尼采和弗洛伊德都各自解释了“主体的形成依赖于规范的生产性”这一规定，都提出了“良心”的构成观念。良心是人对自身行为是非、善恶和应负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它融合了一定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是社会道德内化的结果。在弗洛伊德这里，主体自反性的转向发生在忧郁的现象中，因此忧郁、良心和社会管制的过程共同起作用。不过要注意的是，在忧郁现象中，禁律对欲望采取的是拒斥手段而非压抑。弗洛伊德把自我申斥和被强化的良心这两者看成是忧郁症的重要信号，因此构成了未完成的哀悼的条件。如果再引入巴特勒提到的权力维度，则可以发展成以下阐释：由于忧郁症在社会习俗看来是未被承认和没有完成的，忧郁症就变成了主体的权力意识的界限。在此，主体无法、也不可能为它的遗失进行反思，因此这种遗失也还标志着主体自反性的界限。它由于是对外在于主体的事物的遗失，也因此超出了上一段尼采式的自发性路线。

异性恋主体内在的忧郁症，来自于一种双重否定，即一种不可逆的遗失。巴特勒分析到，异性恋的存在这一本体论的完成可以追溯到一种双重否定，即“我还从来没有爱过”相同性别的某人，暗示了“我”是以这种“从未存在过”的爱及其遗失为基础的。这种遗失用接替和分裂、被边缘化等手段来对主体进行威胁，造成主体像躁郁症患者般的攻击他人倾向。他们的侵犯和征服欲，在社会性层面上可以用来描述公众对许多“社会性死者”死亡的冷酷反应。这些社会性死者包括死于艾滋的同性恋人士、妓女和吸毒者等。面对这些边缘死者，作为一般大众的异性恋主体拥有一种道德胜利感，并通过一种社会差别的实践来加以实现。从这一论述中，可以发现巴特勒的忧郁性别研究已经在转向更具有社会意义上的哀悼伦理诉求。

走向哀悼伦理诉求，是巴特勒在21世纪以来转向文化研究和政治批判的显著标志。在21世纪以来的近作《脆弱不安的生命》、《说明自身》和《战争的框架》中，巴特勒从回应社会暴力（911事件后美国政治的内转）出发来批判国家权力，反思生命困境，借助责任问题来观照伦理，她的思路是力图使权力摆脱否认、区分和排斥的忧郁型逻辑，继而导向平等、承认与包容的政治基础。尽管忧郁的权力塑造出了战争的心灵，她仍然相信权力正是批判反抗的对象以及改造意义的能动所在。因此承认现实、摆脱忧郁乃是从个体内在性导向社会伦理的第一步。正视主体的“脆弱”与“无知”，实质上是某种他者优先的伦理起点，被巴特勒称为“非暴力伦理”。这一伦理责任同之前异性恋主体的道德自虐有着鲜明不同，其区别在于：责任采取的是直面与应对，而忧郁式的自虐则是否认与压制。她指出，从忧郁的小宇宙走出并走向公共的哀悼是必要的。真正的伦理责任并不是自虐般地遵守各类规则，而是将情感转化为各类表达形式，比如公共哀悼，在体认生命脆弱的基础上尊重所有生命的脆弱特质。

最后，我们追问一下哀悼伦理和跨性别理论的关联何在？在《跨性别与反抗的态度》一文， 巴特勒首先指出，自己将社会性别及其苦痛遭遇放进忧郁的模子里，不是要试图使个体心理化，而是表明忧郁是如此这般地被编排进入一个文化与政治的水平，由此用来区分哪些生命与爱是可以被承认的，哪些是可以供公共哀悼的主体，哪些不是。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跨性别进入了这个对哀伤可能性进行着不平等分配的模子里的？还是通过弗洛伊德关于忧郁内在机制中的遗失被确定为一种排斥机制而言。巴特勒设想所有的社会排除方式都可以视作对主体忧郁状态与处境的激化。这些社会排除方式，包括社会性别的主导制度之中的排除机制，它取消了主导规则的承认机制，或者说受制于某种系统性的不承认。关于忧郁的“反抗”观念，巴特勒声称受到了后殖民理论代表霍米·巴巴的影响。后者指出忧郁症不是一种消极形式，而是一种反抗形式，它通过重复和转喻机制来发生。这个政治类比的方法指出了忧郁症者的“批评能动性”，翻转了针对他者的控告以反对他自身。这种能动性同时也构成一种社会和精神手段，也即国家把其全体公民中的忧郁症培养成一种掩饰和置换其自身理想及权威的方法，这说明良心出现的时刻，国家权威也消失了，其精神被理想化。巴特勒吸收了这一反抗形式的积极功能，用来论述跨性别领域所需要的哀悼伦理。

忧郁被关联到一种身份政治，并转向一种文化批评、情感政治与伦理研究的潮流之中，这把以往一般聚焦于忧郁主体的讨论扩展开来并动态化了，纳入到忧郁主体及其外在的某个他者或某个观念的互动关系之中。“……忧郁不是作为一种个体的病理学，而是由文化剥夺与社会系统贬值来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这改变了我们对忧郁的传统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情感转向中“情感”的概念。我们知道Emotion多指情绪、情感，属于传统心理学，偏向主观内部的概念。而Affect有触动、影响之义，因此除了常用的感情、情感等，还译作情动、情状、甚至触兴等，它更偏重主体内在与外在的关系，进而引导我们思考社会文化机制对个体造成的内化。如果追溯由德勒兹在《斯宾诺莎与表达问题》（1968）、《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2》（1980）等著述之中对斯宾诺莎情感概念的阐发，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最极端而最富有创见的阐释，这正是理解情感转向概念的关键。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affectus，主要包含两种含义：其一，身体或观念被其他身体或观念所触动（affected）造成的状态变化；其二，身体或观念触动（affect）其他身体或观念的能力。德勒兹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个概念，表现在：其一，在评价文学和艺术创作中作出了一个重要区分，以Affect进行的创作和以Emotion进行的创作，并赞美前者而批判后者；其二，在《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中强调通过“触觉”来反对视觉中心主义的趋势。作为感觉维度的触觉也体现了这种新式情感的外向型特征。而巴特勒将忧郁概念放在其身体理论与酷儿理论建构体系的根基，对于理解情感转向中的情感概念及其内容作出了卓越的展示，不愧为情感转向的先锋和中坚力量。

总之，从20世纪70年代直到21世纪初以来，欧美忧郁研究的新态势呈现为从审美与诗学批评向政治与伦理批判的重心转变，尽管前者并不消失，后者也不无传统研究的回声。从伊利格瑞、克里斯蒂娃到巴特勒，忧郁的诗学和美学传统逐渐被规避，而发展了对忧郁的医学和伦理批判等方面的传统：从宗教领域之中的被否定命运，走向女性人类学领域内与女性、性别的勾联。在后一领域内，情感更多的被赋予了道德感，而不是关于审美的内在感，并更多地分配到了知行意之中的行－实践层面。这就是一种忧郁的伦理学得以成立的地方。

 

 

作者赵靓：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哲学博士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