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学与人类学：时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王倩龄、张齐

文化创意时代的时尚问题已经成为了当代美学与人类学研究无法回避且具有重要时代价值的问题。为了更好地研讨当代的时尚美学问题，不同国家的学者们于2017年9月22至24日汇聚浙江杭州，召开了名为“当代美学与人类学：时尚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本次论文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联合浙江传媒学院、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合作主办，《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马克思主义美学》编辑部、《上海艺术批评》杂志社和桐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协办。参加会议的70余位学者来自海内外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如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法国时尚学院、英国利物浦大学、德国卡塞尔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学院、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等。前国际美学协会主席、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阿列西·艾尔雅维茨教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王杰，浙江传媒学院杨立平书记先后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为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良好的基调。

会议的主题是时尚研究，因而弄清时尚的内涵就极其重要。但会议并不寻求给时尚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在全球化和后现代的语境中，定义时尚的概念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不过时尚的本质性特征仍是值得关注和讨论的。卢特纳（Petra Leutner）教授指出，自从时尚被理解以来，由于它变化的速度，时尚一直被视为短命的代表。一方面，时尚在不断地摧毁它自身，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时尚意味着死亡；另一方面，时尚作为衣服和织物，就是给身体提供一个无生命的部分，加上外来的、无机的材料使得时尚经常被诟病容易丧失其优越性，变得脆弱易朽。

阿列西·艾尔雅维茨教授围绕“时尚记忆与意识形态”的主题发表了讲话，他认为，“时尚”一词本身就具有现代意义，现代时尚和现代服装——出现在1850年前后。艾尔雅维茨教授这样表述时尚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现代主义到达了曾经艺术和艺术理论都被限制的领域。事实上，现代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不断地突破由先前作品已经设定的艺术的界限，即不断地尝试重新定义艺术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时尚也是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惠敏教授在康德提出的崇高和优美两大范畴之外，提出“差异感”，以此作为时尚这种审美风格的范畴，并认为创造差异就是时尚的本质。浙江大学李咏吟教授作了题为“先锋与时尚：全球化时代影像艺术的美学原则”的报告，认为以科学技术的崛起为代表的全球化的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由一种对立的竞争关系转向一种更为融洽的关系：技术决定艺术、 艺术借用技术。现代艺术中，艺术和科学的渗透是单方面的，不是艺术影响科学而是科学影响艺术。而且，科学越来越普遍地影响艺术，艺术总是要在科学那里寻找技术和认知方式的支撑。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影像艺术最鲜明的先锋与时尚本质。观念的创新与形式的创新共同构成了先锋与时尚最本质的生存力量，总结来说，时尚就是变革，就是创新的力量。

上海交通大学的单世联教授和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周韵教授都对“新”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单世联教授所着眼的“求新”是坎贝尔解释消费主义的关键词，所谓的“新”有三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新鲜”或“新创造的”（fresh or newly created）东西，与用旧的、磨损的、过时的等意义相对立。这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新；第二层意义是“改良”或“创新”（improved or innovaitive），“新”东西就是经过改良的、创新的或系列产品中最新的产品，它更多地涉及效率和技术能力而不是时间；“新”的第三层意义，与“新奇的”（novel）或“不熟悉”（unfamiliar）有关。周韵教授着眼的“逐新”是先锋派的特征之一，但先锋派的规则又是摧毁“新”，“新”的逻辑是自我消费。但“新”和它所要超越的传统又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因此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时尚创新路径：回归传统与背离传统。时尚的回归传统的创新之路指向了文化资本向美学资本的转换，这两个问题是同质的。

一直以来，美学的和政治经济的两种实践似乎是不相容的，但时尚把二者联系在了一起，这是双方都不曾预料到的，并且时尚以其独特的魅力书写了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个神话。柏林流行艺术学院教授贝叶尔（Brigitte Biehl）的研究一直在寻找通往管理和市场的创造性的美学路径。她提到，美学在当前的经济中更多地成为了一种产品。美学和商业的互相连接显示出一种“绝对性”，它创设了一种氛围以此增加个体的价值。法国时尚学院教授阿苏利（Olivier Assouly）围绕着“奢侈品”这一时尚中重要的现象作了“奢侈品、艺术和资本主义”的讲话。他指出，奢侈品这一概念超出了实用主义和市场价值。消费品只有交换价值而没有使用价值。真正的奢侈品的终点只是挥霍和赠礼。这意味着奢侈品只能够存在于市场和的边缘，因为其挑战着传统的经济法则和实用法则，时尚创造产业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文化资本向美学资本的转换。

南京大学江宁康教授认为，从文化资本到审美资本的转换过程中，历史记忆、民族元素、审美习性、经典优化和时代精神是五个重要的建构机制要素。杭州师范大学李佩仑副教授则主张审美资本要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它应该致力于一种公民社会和自由市场化的新消费主义，致力于社会整体以充满审美想象力和审美需求的形态来推动新的物质和精神的消费。暨南大学赵静蓉教授从文化遗产到审美资本的角度，考察了博物馆的文化治理功能的形成机制。她认为，博物馆本身是两种矛盾力量的结合体：一方面，博物馆是国家实施文化治理的一种政治手段，体现了国家的政治意志和文化权力；另一方面，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博物馆又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象征了一种对平等表达主体权利的、对促进不同文化价值进行平等对话的明确诉求。尽管不同学者对博物馆在资本主义大潮下的发展既保持一种乐观态度，又在批判审美资本主义对艺术的威胁，但博物馆始终处于国家文化治理的重要地位，因此对博物馆的深入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博物馆的作用不仅仅在文化治理中体现，爱尔兰柯尔克大学戛拉扎(Armida de la Garza)教授的讲话提到了一个特殊的时装系列——它由高缇耶、纪梵希、川久保玲在一位墨西哥画家Frida Kahlo个人衣橱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且在时尚博物馆中展出。戛拉扎教授认为，这是一种艺术、时尚和博物馆的融合，它也影响了这位著名画家的社会舆论。以上只是时尚回归传统继而创新的一条道路，而另一道路则是时尚继续持续背离传统，至于这种背离究竟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和限度，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如今，理论从神坛上走下，时尚的艺术与时尚的生活迎来了感性解放。美学家们不仅仅高高在上地谈论理论问题，时尚产业的多重实践也成为了他们关注的重点。时尚不仅在服装方面表现活跃，而且在旅游、建筑、手工业、电影等文化社会生活中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中国美术学院吴海燕教授主张用时尚理念凸显城市特色，吴教授以北京法海寺为例，再现了文化遗产如何转化为时尚元素的过程。法海寺从一个不为人知、门可罗雀的冷清景点到如今需要限制游客数量，就足以说明时尚对人们的吸引力。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以景德镇传统陶瓷手工艺的复兴为切入点，通过大量田野调查，找到了这复兴背后的根源——新的社会取向和新的审美需求趋势所带来的新时尚。工业文明继续向前发展必然是生态文明，手工艺就是一种更具有人性，更具有艺术性和生态性及环保性的生产方式，可以成为生态文明的基础，手工艺的复兴和时尚具有其时代重要性。浙江传媒学院的钟丽茜教授则从电影中的现代建筑看文化心理，她认为建筑时尚的变迁可以反映出人的存在方式。建筑物从通透的拱廊街逐渐“退化”为多孔的，隔离的，直至最后完全隔绝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建筑，这种建筑时尚的发展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疏离的表征。

浙江大学的王杰教授以两部当代电影《刺客聂隐娘》和《战狼2》的社会反应为例，用审美人类学的方法在具体的理念上把哲学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解析当代中国时尚的情感结构。王杰教授认为“由红色乌托邦和乡愁乌托邦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情感结构，两种乌托邦之间的动态关系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呈现出审美意义和伦理价值的不确定性和滑动性，把握这一点既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文化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进一步分析中国时尚的特殊性。王杰教授富有创意的理论观点引起了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这一命题在上届以“乌托邦的力量——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为主题的第五届国际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中就已提出，而在此次会议中，王杰教授完善并拓展了这一命题的深度与广度。

    时尚的流行是既存的事实，对它的讨论在现代性社会之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也拥有了自身的美学和理论价值。如何面对这场时尚的盛宴？如何对时尚进行评判？与会学者对此秉持着乐观或警惕的双重态度，这两种不同的意见间所产生的张力使时尚美学理论自身永远保持活力，在不同思维的碰撞中闪现出具有真理意味的火花。

浙江传媒学院的杨向荣教授对时尚很乐观，他在反思时尚时指出，时尚在追求不断自我更新的动态创新中建构出另一重审美现代性意义：通过与日常生活保持一种动态的距离来实现个体的审美救赎。在这种审美救赎建构中，时尚作为个体的一种现代生活审美体验是对现代性矛盾的一种解决。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是与生俱来的：在前现代社会时期，个体的个性化是不可能的，而现代社会提供了这个新机会；但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又看不到社会协调的可能性。现代生活的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这是一种生活的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化的彼此相似；但大众又不满于这种相似和平庸并表现出区分化的意愿，这是一种使彼此分离的力量， 它滋生了极端的个人主义以及个体生活的不停息的变化节奏。与此相对的是，一方面时尚的从众性表征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向，另一方面时尚的区分性使个体与生活拉开距离，进而实现对平庸生活的成功颠覆。现代性矛盾的解决客观上需要一种平衡的力量，而时尚恰恰具有对社会进行平衡的功能，同时这也是对现代性矛盾的一种温和协调。来自爱尔兰柯尔克大学的柯里尔（Gil Curiel）教授在题为“艺术与时尚：亚历山大·麦昆系列的文学和影视来源”的发言中表明时尚具有整合性的力量——亚历山大·麦昆的服装系列之所以如此接近我们的时代，在于它的悲剧维度和源自于叙事、戏剧、文学、电影、音乐和舞蹈等诸多门类艺术的潜力。总而言之，时尚是一种整体性的艺术实践，这就是时尚的积极意义：在疏离和趋同的反复中完成个体的审美救赎。

湘潭大学的罗如春教授则认为时尚的固有缺陷来自于现代性的固有缺陷。现代性中不存在真正的绝对永恒，存在的只是一种“永恒的幻象”、“永恒的剩余”状态。现代人对于“永恒”的渴望与追求，只是在幻觉的永恒状态中进行着自欺欺人的自我麻醉式的安慰。与现代性精神一脉相承的时尚，尽管也有着“瞬间即永恒”的意味，但时尚“求新求变”的本质使得它的时间倾向更偏于短暂的过渡意味。罗教授对时尚的发展做了不太乐观的预测：尽管过去的时尚有一天可能还会流行，但却不具有任何尼采意义上的“永恒回归”的意味，剩下的只是怀旧的余绪和断裂的体验。时尚为人们所热衷，原因在于现代性世界历史感的缺失和深层体验的匮乏，人们拒绝一切深度、真理、价值，沉湎于事物的表面和表象，迷恋于由碎片拼贴而成的虚无的热闹，热衷于“生活在表层”的审美幻想之中。时尚加剧了现代人将对象作为客体加以征服和把握的思维和体验方式，由此，灵魂的深度，精神的强韧与灵性的生活等内在性的人性维度在时尚的大潮中遗失了。

有的学者在强调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时，特别提到人类在科学技术和知识的重重禁锢中越来越深刻地发生异化，科学技术与现代艺术正在强化人内心的恐惧与自然的神秘复杂性。人类看到的越多，恐惧也就越多，这也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担忧。生命存在的古典意义被削弱，生命存在的时代恐惧被加强，科学技术最终将人类变成强大的怪兽的未来似乎并不遥远。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在欢呼新科学、新技术、新艺术时，也必须思考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所带给现代人的痛苦与焦虑。科学技术的发展颠覆了传统的宇宙观、时间观、空间观与生存观，这为先锋与时尚提供了最强大的想象动力。然而，科学和艺术的先锋与时尚提供给人类的审美经验并不总是美好的，这值得人们加以更深入的思考。

对时尚的这种反思和警惕并不是多余的，因此如何建立时尚新伦理的问题就被推出了。时尚新伦理其实也是旧伦理，它意味着回归生命本质。江南大学赵建军教授在《时尚价值：生命形式与社会本质》一文里沿袭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道路，从分析生命形式与价值形式的角度梳理和探讨西方美学对生命本质、生命形式的潜在意图，揭示其凸显的时尚价值意义。同时，他也从社会本质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对社会时尚的理论影响，发掘时尚美学的理论构成和价值形式。从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以人的生命的普遍本质为基础的时尚价值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种时尚价值理论的延伸，都反映了这批学者更注重生命本质的存在形式的意图。这种意图具有时尚美学化的倾向，如本雅明对“革命”这一术语的文学化、美学化使其具有先锋时尚的价值，顺着这一传统，当代的政治革命和思想运动也催生了一种注重革命性的社会时尚价值 。至此，作者在以生命本质回归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引领下完成了对时尚伦理的重建。

与赵建军教授的看法相类似，其他一些学者也十分重视人类的生存存在价值。他们认为，大众必须追求先锋与时尚，大众更应该在追求先锋与时尚中探索人类生命存在最根本的价值准则。当人类生命进入真正的自由境域时，“先锋与时尚”才可能真正变成自由的力量，否则，“先锋与时尚”必然在反叛与探索中寻找新的出路。

俄国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彼得罗夫（Alexander V.Petrov）教授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对比研究也十分重要。具体来说，他认为全球化所塑造的大众文化的新类型在事实上以西方消费社会为主导，它迫使大众接受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和符号系统而不顾及社会经济基础和收入水平。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体现，这样的全球化也并不是理想中那种均衡的体系。在《俄国社会新趋势：文化全球化、消费社会和时尚工业》的主题报告中，彼得罗夫教授分析了俄国当前的情况，如网络购物比例的提升，手机娱乐休闲方式的流行等，它们都是文化全球化在俄国社会的突出表现，此外还有一点在俄国社会中极为特殊，即俄国消费者十分重视消费过程中的“绿色性”和“环保性”。换句话说，它们的流行是与商业的社会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环境保护的意识也是时尚在前进的道路上必须具备的。

本次“当代美学与人类学：时尚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从选题上看无疑是具有国际视野和时代意义的，各位与会嘉宾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推动了当代时尚研究的发展，这种良好的会议秩序和热烈的学术氛围离不开各位学者和主办单位的共同努力。最后，本次会议在对未来时尚美学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展望中画上了完满的句号，中国美学理论也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又迈进了崭新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