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华
中国身体美学已经形成了清晰的理论特征：其一，植根于唯物论语境中的彻底性；其二，以实践观为基础的全面性和阐释力；其三，依靠传统重身思想的深厚性。
自身体美学传入中国以后，相应的理论建构发展迅速，展现出超越西方话语的态势。借助研究身体美学的机缘，中国学者开始追问更为根本的审美主体性问题，推动从精神主体观向身体主体观的转向，呼唤美学踏上回到身体—生活世界的归家之旅。在这个过程中，本土学术资源的重身传统、实践理论、唯物论话语都被整合到创造性的进程中去，身体美学的中国学派因此廓然成形。
当代中国身体美学立足于唯物论
身体美学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提出。在1992年出版的《实用主义美学》（Pragmatist Aesthetics）一书中，他曾试探性地给身体美学作出如下界定：“对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觉—审美和创造性自我塑形的场所（locus，也可译为‘中心’）——经验和作用的批判性和改善性的研究”。此处，最重要的表述是身体的“自我塑形”（self-fashioning），因为它承认了身体的主动品格。对于西方美学来说，这是个重要的理论进展。从柏拉图开始，“自我塑形”的主体都被视为灵魂（soul）或心灵（mind），而身体则被当作完全惰性的存在。随着现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这种精神主体观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根据神经心理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的研究，思想、意志、情绪越来越被当作身体的活动和属性，有关独立精神实体的假说逐渐被舍弃。从根本上说，身体美学概念的提出就是这种大趋势的产物。不过，在涉及身体的地位问题时，舒斯特曼出言谨慎：“因为行动只能通过身体完成，我们的意志力（the power of volition）……依赖身体的效能（somatic efficacy）。”此处，“通过身体”无疑是意味深长的表述：它虽然强调了身体的作用，但也暗示存在着某种高于身体的事物，因而没有超越二元论模式，甚至还停留在传统精神美学的场域。由于这种不彻底性，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成为中国学者反思和超越的对象。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实践哲学、传统的重身理念的影响，中国当代身体美学试图基于一元论语境，构建出一种更为彻底、连贯、自洽的美学体系，其建构规划已经“大大超出了舒斯特曼的学术意图”。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当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更为彻底的命题：人不是“通过身体”来自我塑造，而是“作为身体”实现各种规划；自我塑造并非孤立的活动，而是属于身体实践的一种类型；正因为身体总是在实践中建构属己的世界，审美才有可能发生。沿着这个思路前行，他们开始给出“一个富有诱惑力的答案”，即“如果身体在承担着各种生存活动，那么，它或许就是我们所说的主体”。于是，一个新的地平线出现了，美学开始踏上回归身体—生活世界的进程。
对于习惯了传统西方语境的学者来说，这种结论可能显得突兀，但它实际上植根于一种业已中国化的理论背景中。具体地说，唯物论、实践美学、传统文化中的重身思想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话语资源，推动着中国身体美学的出场和个性化。
在当代中国文化场域，唯物论仍是主流话语体系，而这为身体美学的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由于契合自然科学（尤其是神经心理学）的成果，它的动态建构实际上具有明晰的当代性。根据唯物论的原初命题，世界是物质的共同体，精神不过是物质的功能，因此，人是而且只能是感性的身体。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就曾指出：“‘心灵’（mind）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被‘物质’所拖累……意识自始至终是社会的产物。”进而言之，“人是主体”这个命题可以具体化为“身体是主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肉身主体”（physical subject）概念。相对于极力推崇精神主体性的传统哲学来说，“肉身主体”概念的提出是根本性的革命，意味着主体论终于回到了唯物论的场域。当代中国身体美学的建构者敏锐地意识到了“肉身主体”概念的意义，提出了相应的美学命题：审美的主体不是神秘莫测的灵魂，相反，它就是“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是感性的、能动的、生产性的身体。强调身体的主体性作为中国身体美学的重要特征，牵连出比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更为彻底的研究纲领。
实践哲学破译中国身体美学发生机制
唯物论语境中的主体不是静观世界的镜子，而是实践活动的承担者，即身体—主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指出：“说人是肉体的（corporal）、有生命的（living）、现实的（real）、感性的（sensuous）、充满自然活力的对象性存在，等于说，他拥有现实的感性的客体作为自己存在或生命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在现实的感性的客体中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落实到日常生活层面，实践就是身体—主体建构世界的过程，“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对象（objective world）世界，通过作用于无机自然（inorganic nature），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物种存在（species being），即一种把自己物种当作自己本质性存在的存在，或者说，把自己看作物种存在”。人不是“通过身体”来进行实践，相反，实践只能发生于“肉身主体”和物质客体之间，而这种双向活动最终使人“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马克思从“劳动的身体”（the laboring body）出发，将“身体主体性（bodily subjectivity）重置为工业历史一个进化的维度”，演绎了人文研究回归身体—生活世界的可能性。在马克思那里，身体—主体、实践、美三个概念形成了内在的逻辑关联。这是中国当代身体美学建构者极为重视的理论线索。他们眼中的实践概念总是牵连出身体主体性，身体主体性概念又反过来支撑着实践概念。从这些原初命题出发，他们很快展现出超越的动姿，建构出更为自洽的身体美学话语：如果说身体美学涉及身体的自我塑造，那么，后者只能是总体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当“肉身主体”重组环境时，他/她也在塑造自我。这就是身体之美诞生的因缘。进而言之，通过研究身体建构世界的机制，我们可以破译审美的发生学机制。相比于舒斯特曼提出的学科建议，这种建构无疑具有更大的理论格局。
传统重身思想支撑中国身体美学
除了唯物论和实践哲学外，汉语文化中的重身传统也为中国身体美学的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从先秦时期起，人们就把“身”当作“我”的代名词（《尔雅·训诂》），认为它是“天地之委形”（《列子·天瑞》），强调“亲己之切，无重于身”（萧统《陶渊明集序》）。譬如，孔子就曾强调“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也；伤其本，则枝从之而亡”（《孔子家语·大婚解第四》）。再如，庄子眼中的身体是自我关怀的中心，是生命活动的起点，“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庄子·礼王》）。在庄子那里，身体既是进行劳作的身体，又是自我成全的主体，更是审美活动开始的地方。关于身体的重要性，泰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王艮说得最为明晰，“是故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王心宅语录》）。这不是说天地万物是身体的变形，而是强调身体是人观照宇宙的中心、自我修养的出发点、日常生活中的归属。在中国学术传统中，类似的话语连绵不绝，形成了连贯的身体哲学体系。与此相应，汉语中的美字是象形图案，本意指人戴着羊角等饰物载歌载舞。这种意义上的美是身体的动姿，是可见可触的行为。就其原初维度而言，中国传统美学也可以被命名为身体美学。对于中国当代身体美学的建构者来说，这是可以直接摄入的思想资源。
受惠于以上三种思想资源，中国身体美学已经形成了清晰的理论特征：其一，植根于唯物论语境中的彻底性；其二，以实践观为基础的全面性和阐释力；其三，依靠传统重身思想的深厚性。通过勘探唯物论、实践哲学、传统重身思想中的可能性空间，它演绎了美学从身体出发的可能路径，获得了西方身体美学所不具有的宏大视野和彻底性。从逻辑构架上看，身体美学的中国学派不但已经出现，而且演绎了充分的理论自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体论美学视野中的西方身体艺术研究”（17BZW06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