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高建平
（高建平，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按：美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是20世纪初年才被引入到中国的。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美学通过吸收外来资源，挖掘和阐释中国古典资源，在争论中进行独创，从而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美学的发展，与中国百年来社会变迁，文学艺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20世纪中国美学史》将这一百年划分为四个时期，即从世纪之初到“五四”前后，从20年代到40年代，从50年代到“文革”结束，以及从改革开放到世纪之交，分别叙述这四个时期的社会特点以及相应的美学发展情况。在写作中既突出重点人物，同时也注重各时代众多人物的扫描，从而提供一个世纪的美学全景。最后，揭示美学这一学科在新世纪的走向和在新时代的发展前景。
历经七年，这套共四卷，150万字的《20世纪中国美学史》终于问世了，希望它对中国美学的建设，对当代中国美学在世界上的传播，都能起一些作用。
在中国，目前已经有了多种《中国美学史》著作。这些著作大都以中国古代美学为研究对象，论述的时间限于从先秦到清代。中国古代确实有着丰富的美学思想，这是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当然应该很好地总结。但是，“美学”(aesthetics)这个名称在欧洲18世纪中叶才出现，由鲍姆加登提出，并在18世纪末由康德建立完整的美学体系。到了19世纪，逐渐在欧洲各国得到通行。19世纪后期，流传到中国和日本，并在19世纪末，正式确定以“美学”这两个汉字来翻译这个学科的名称。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学”是一个外来的学问，在20世纪初年在中国建立起来。在为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朱自清写道：“美学大约还得算是年轻的学问……据我所知，我们现有的几部关于艺术或美学的书，大抵以日文书为底本；往往薄得可怜，用语行文又太将就原作，像是西洋人说中国话，总不能够让我们十二分听进去。” 这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人对这门学科的感受。他的意思是说，美学是外来的，引进到中国的时间还不长，朱光潜在将美学中国化方面做得很成功。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一书中也指出，自从鲍姆加登正式用“埃斯特惕卡”来称呼他的研究感性认识的一部专著，“美学作为一门新的独立的科学就呱呱下地了”。 为了解释美学从鲍姆加登开始，而他的《西方美学史》却从古希腊写起的矛盾，朱光潜在晚年所写的《美学拾穗集》中指出，在鲍姆加登以前，欧洲只有“美学思想”，而只有到了鲍姆加登，才出现了美学。
在一篇讨论“美学”起源的文章中，我曾试图说明，现代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是18世纪在欧洲陆续出现的。其中维柯、夏夫茨伯里、哈奇生、休谟、博克、巴图、鲍姆加登等众多的美学家都对此作出了贡献，他们分别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对美、美感和艺术进行解释，而最后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将这些概念综合成为一个整体。 在康德以后，19世纪的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出现了丰富多彩的美学学说，使这个学科得到了确立，同时，艺术中的浪漫主义运动，推动了美学学术的发展，形成了这个学科的研究与艺术实践之间的紧密联系。
与此相似，在中国也可以区分“美学思想”与“美学”。“美学思想”是从先秦哲学兴起以后就有的古代中国人对美和艺术的反思成果。我们在《左传》《论语》，在《老子》《庄子》，甚至在《尚书》《诗经》《周易》中，都发现了非常精彩的美学思想，这是中国美学的宝贵财富，滋养着现代美学的成长。然而，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在“美学”这个名称引入中国以后，才开始建立。“美学”与许多学科一样，有名称与没有名称，是大不一样的。有了名称，就可以循名求实，形成相关的观念，建立相关的研究机构，在一些研究性的大学里，设立专门课程和教职，从事相应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美学”这个名称，从19世纪之末至20世纪之初被引进到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美学也从此开始了建立和发展的历程。
20世纪的中国美学，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云激荡，从草创到论争，到重要观点的形成，再到20世纪后半叶的几起几落，有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跌荡起伏的故事，也有着深刻的哲学洞见。但对此，外国人看不上，我们自己也没有自信，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
大约十年前，一位波兰学者克里斯蒂娃•维尔考茨维斯卡（Krystyna Wilkoszewska）给我写信，并发来一份英文《中国美学选集》的目录，她计划要据此编一本波兰文本的书，要征求我的意见。克里斯蒂娃是老朋友了，多次参加世界美学大会，而2013年的第19届世界美学大会就是由她和她所领导的团队承办。波兰也是一个美学大国，出现过像罗曼•茵加登（Roman Ingarden）、斯蒂梵•穆洛夫斯基（Stefan Morawski）、瓦拉迪斯劳•塔塔凯维奇(Wladyslaw Tatarkiewicz)这样一些著名的美学家。波兰年轻一代美学家的研究也很有成就，在学术上很活跃。她在主持一个身体美学研究所，还曾送我一本《物的美学》的书，内容很有价值。不过，她所提供的这个中国美学目录，却很令人失望。这份目录所收录的还是从孔子美学到清代诗论、画论的路子，根本没有20世纪中国美学。我当即给她回信，说20世纪中国也是有美学的，这样的一份目录很不全面。也许可以说，她只选了中国的美学前的美学，而美学学科在中国建立以后，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其中有许多可选的内容。她没有回信，没有对我的信表示态度。后来听说成书了，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我想，她不是不想采纳，而是做不到，没有会汉语、懂当代中国美学的波兰学者参加她的团队，她能怎么办？整个西方美学界都缺乏对20世纪中国美学的基本了解，她也只好从俗从众。
对许多西方学者来说，中国就意味着古代的中国，中国美学就是中国古代美学。有一个流行的公式，西方等于现代，而中国等于古代。同样的公式，也适用于其他一些有着古代文明的国家，如印度、伊斯兰国家、日本。在这些国家里，研究者从事两种美学的研究，一是西方美学，一是自身的传统美学。这些国家中的现代形态的美学，却很难被认可。其实，在这些国家中，都出现了西方美学的地方化与古代美学的现代化，并且也各有其成就。然而，这一类的成果却不能受到关注。
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下，一些中国学者也在做积极的配合工作。他们不承认20世纪中国美学的创造性，不承认在中国现当代美学之中，虽然受到西方美学的影响，却已经有了中国人的创造，也不承认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在融合进当代生活之时，已经有了现代人所作的转化，并将之放进了当代的美学理论框架之中。面对这种现象，当代美学界有很多争论。一种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古代中国的现代中国美学是否存在，成为讨论的焦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进行研究，在一个国际对话的语境中，将20世纪中国美学的创新成果总结出来。这才是有效的学问之道。
当然，我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和写作，并不是从克里斯蒂娃的信开始的。1995年，我去芬兰的中部小城拉赫底参加了第13届世界美学大会。当时我提交的论文是《论“美学大讨论”对“美学热”的影响》。文章的目的，首先是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当代美学的盛况，说明当代的中国不仅有美学，而且有许多人对美学作了深入的研究。同时，这篇文章也是为了在众多的人都对50年代中国学术持贬斥的态度时，讨论“美学大讨论”，说明这种讨论中仍具有学术因素，以及它对此后的“美学热”在学科兴趣、学术风气和研究人才方面的积极意义。此文后来发表在波兰的一家名为《对话与普遍主义》（Dialogue and Universalism）杂志上。
那一段时间我所发表的文章，大都围绕着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但我的兴趣点却一直围绕着古代美学思想的现代意义这个命题上。2002年，我在北京主持了一个国际美学会议。邀请了包括当时的国际美学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以及多国美学学会负责人和一些重要美学家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我提出了一个观点，20世纪中国美学，经历了一个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过程。也就是说，现代形态的美学，是在20世纪之初引进的，中国学者在引进的过程中，逐渐吸收古代的资源，面向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以及艺术的实际，形成了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此后，我写了其他一些文章，例如，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复数的世界文学”的观点，认为歌德和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是单数的。歌德的世界文学是以希腊罗马的文学为典范，再扩大视野，将各国的文学包括进来。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世界文学观，以《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为典范，再扩大视野，关心各国的文学。这样一来，不是只有一个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各民族和文化之间相互看。而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的语境下提出“世界的文学”的。他们无意将“世界的文学”看成是需要努力来实现的理想，也无意抹去文学的民族性。 实际上，世界各个民族都可以有属于自身的文学，也有自己的现代学术。后来，我还写过一篇文章，《论形象思维的起源、发展和变容》，提出“形象思维”的讨论与中国的“美学大讨论”和“美学热”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美学大讨论”的话题是从“美的本质”转向“形象思维”，而“美学热”的话题是从“形象思维”转向“美学热”。其中还提出，围绕着“形象思维”的讨论，可以看出，中国学术界对艺术的本质的看法，经历了“艺术是认识”（无需“形象思维”），“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因此需要“形象思维”），“艺术不是认识”（“形象思维”说过时，只被当成一种比喻），再到“艺术还是一种认识”（因此，出现“形象思维”观的新形态，即“变容”，也即认为艺术是通过符号来把握现实）。近年来，讨论艺术的进步与终结，讨论艺术的边界，讨论理论的理论品格与接地性，讨论美学与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讨论美学与生态和环境关系等方面的文章，都是围绕着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所进行的思考。
本书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即20世纪中国美学，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应该联系社会、政治和生活的实际来进行研究。根据这一理解，本书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将这一个世纪分成了四段，形成了这一套四卷本的著作。
第一卷的主题是“现代中国美学的开端”，研究从20世纪之初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美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如何被引入到中国，并在中国形成第一批研究成果的情况。在这一部分，对世纪之初中国文化学术界的状况、美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描述，并对众多的早期美学研究者进行概括性扫描。同时，设立专章，对三位在美学上具有代表性人物，即王国维、梁启超和蔡元培的美学成就进行重点研究，论述他们的美学观点以及他们对美学这个学科在中国建立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卷还研究世纪之初的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留日学生群体对外国美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工作，以及《新青年》和其他一些杂志对现代中国美学的推动。这是一个中国现代美学的草创时期，缺乏系统的美学专著，但这一时期的一些散见的文章和零碎的材料却特别珍贵，它们对此后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卷的主题是“现代中国美学的论争与建构”，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到1949年美学在中国的发展。这其中分三个主要线索：（1）中国对欧美主流美学的接受及其结合中国实际所进行的自主创新。包括朱光潜和宗白华等人对中国美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研究一些文学家和艺术研究者在研究中所体现的美学思想。（2）“艺术为人生”的审美观及其发展。重点研究一条从梁启超开始，以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人为代表的强调艺术为社会人生服务的美学观。（3）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及其发展，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早期翻译介绍，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群的创作，瞿秋白、周扬等人对俄苏美学的接受，蔡仪从日本学习，并加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以及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一些美学专著，在这部分，还专辟章节讨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美学上的影响。
第三卷研究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文革”后期中国美学所经历的种种复杂情况。其中包括这样几个方面：（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界出现几次文学批判运动的历史原因与发展状况，包括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集团”的批判，文艺界的“反右”斗争等；（2）“美学大讨论”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成因，以及主观派、客观派、主客统一派等各派论战的主要内容，梳理蔡仪与李泽厚两种不同客观论的异同之处，并讨论朱光潜主客观统一论的基本特点；（3）梳理“左倾”文艺思潮的基本状况，划清“左翼”与“左倾”的界限，批判极“左”思潮，特别是试图在过去已有的对“文革”进行政治批判的基础上，从美学的角度对当时的文艺理论进行批判。
第四卷研究从1978年“美学热”的兴起，到世纪末的美学的复兴。其中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1）改革开放的大潮与美学在思想意识形态变革中所起的作用；（2）20世纪50年代的各派美学在新时期的进一步深化和体系化；（3）美学的翻译运动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革新；（4）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兴起及其对“中国性”寻找和继承的意义；（5）美学研究向各个艺术门类发展，形成了各种部门美学；（6）文化研究热对美学的冲击，以及刺激和推动作用；（7）美学的复兴及其相伴的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理论的复兴。这是思想解放的二十年，也是学术大发展、大繁荣的二十年。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无论在美学理论，还是在西方美学和中国古代美学研究方面，都积累了丰硕的成果。
近年来，学术界转向现当代中国美学，出现了不少著作。例如，聂振斌等五人共同写作的《思辨的想象：20世纪中国美学主题史》，分成五个专题，对百年中国美学按照专题进行研究。张法的《美学的中国话语：中国美学研究中的三大主题》，以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比较美学这三大话语为纲，对近年来美学研究的发展，进行了理论探讨。这些著作对本书的写作，有重要的启发。除了这几部著作以外，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研究某一时期或美学发展的某一阶段的著作，以及研究某些重要美学家个人的专著，如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蔡仪、李泽厚、蒋孔阳等人的专人和专题研究著作。这些阶段史和对个人进行研究的专著对本书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本书与以上所提到的著作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全面而系统地描述和研究百年中国美学史，把时间的区隔与主题的分野结合起来。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有属于这个时期的中心话题。但同时，不同时期的美学研究课题，又有着一定的连续性。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努力处理好这种时代的独特性与历史继承性之间的关系，将不同话题的交替与承续在一部长时段的历史描绘中作恰当的处理，使之既显示时代的特色，也呈现历史的整体性。例如，20世纪初年的王国维美学，与30年代以后的朱光潜和宗白华的美学之间，有着承续的关系。20年代以后的左翼美学，与50年代以后的新中国美学，也有着承续的关系。一些讨论，例如“形象思维”的讨论，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从30年代至50年代，再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直在持续，却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特色，被赋予不同的内涵。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物，例如朱光潜和蔡仪，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四卷本的历史著作中的第二、第三和第四卷中，都分别作为重要人物出现，李泽厚这位重要的美学家也出现在第三卷和第四卷中。他们的观点有前后一致性，也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因此，本课题的研究，以其巨大的容量，既将一些学者和学术观点放在具体的历史时期中考察，也看到这些学者和一些重要的美学概念在跨越不同历史时期时所具有的连续性。
（二）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是以史带论。过去的美学史写作，有一种普遍流行的倾向，即“纯思想线索”。朱光潜先生在写作《西方美学史》时就已经指出过这一点，并表示应该克服这种“纯思想线索”，认为“纯思想线索”是“唯心史观”的一种表现。 本书在设计时，就有这样的计划，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克服“纯思想线索”，对一些重要美学观点、概念，以及人物进行历史的还原，将美学话题的提出，美学争论的出现，以及美学观念被接受并得以流行的原因，追溯到时代和社会的状况，追溯到人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之中。20世纪的中国历史波澜壮阔，各个时期都有着其鲜明的特点。现代中国的各种美学的观点，都是从这种大历史上生长出来的。如果不联系历史，美学史就会变成抽象的观念而不可理解。因此，联系历史来写作美学史，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写作中，特别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只列举人物和观点，就美学谈美学，把生动活泼的美学史简化为几个人物提出了几种观点，以及围绕着这些观点的抽象争论。为了克服这种倾向，做到努力讲清楚各种观点和争论的来龙去脉，探索的一些重要美学家的学术背景和他们的综合学术立场。另一种倾向是，用几个泊来的观点，对生动活泼、复杂多样的历史进行强行切割。例如，有人将20世纪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现代”时期，一个阶段是“后现代”时期，此后又有“后后现代”的时期，等等。这种用概念剪裁历史的做法，只能造成对百年美学史的曲解，无助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研究。这种研究能够让一些并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看到后觉得有趣，从中折射出他们自身观点的影子，从而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但对客观而真实的理解当代中国美学的历史发展，却是非常有害的。
（三）本书还努力做到结合各个时期的文学和艺术发展的实际来研究美学。美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社会和艺术中的美，在其中，艺术美是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像艺术学的研究不能离开美学一样，美学研究也不能离开艺术。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与艺术学研究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许多美学研究者，同时也是文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者。另一方面，许多从事具体艺术门类研究的学者，实际上也发展出了各自的门类美学，例如在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门类之中，都生长出了属于这些艺术门类的美学思想。一部美学史，应该将之包括进去。在这些门类中，美学起着引领作用。克服“纯思想线索”，也包括要结合艺术发展的实际来研究美学。体现美学从艺术中来，到艺术中去，与艺术密切结合的特点。
（四）结合外国美学的发展，对外国美学的介绍和引进的情况来研究这一个世纪的美学。中国美学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时时受到国外美学的影响，同时，中国美学不是国外美学的简单的复制，而是在选择、接受和发展过程中，与中国人的审美和艺术实践，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具体说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外来思想的接受有着不同的特点。例如，在20世纪初年，主要是美学这个学科的介绍、引进。20至40年代，当时的各种西方美学思潮进入中国，结合中国的情况，进行消化吸收，尝试进行中西美学的结合。同时，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社会动乱和战争的环境，文学艺术革命的要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带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美学除了受苏联的美学影响之外，对西欧和北美的美学接受较少，与同时代的欧美分析美学的发展距离较远。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大量的西方现代美学著作被译介到国内。到了90年末和世纪之交，中国美学实现了与西方的同步对话。中国美学与外国美学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中国美学本身发展程度的一个表现。在20世纪的前期和中期，中国美学界所译介的，主要是康德、席勒和黑格尔等德国古典美学，对欧洲当代美学的介绍，尽管朱光潜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对20世纪前期的欧美的美学的翻译，是随着80年代的翻译大潮开始后才出现的。20世纪末对西方美学的新一轮的翻译，则引进了同时代的西方美学。这种翻译工作，更具有对话的性质。因此，从西方美学经典的学习，到结合中国情况对西方美学的有选择的接受，到强调中国主体性，在中国美学的自身发展过程中保持与同时代西方美学的对话关系，中国人在对西方美学的接受中经历了三大步。这是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侧面。
（五）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建立，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这就是它进入到了大学的课堂之中。因此，研究美学的历史，还要在观念的史之外，研究美学这门学科在大学的开设情况，它与大学美育的关系，以及美学教材的编写和使用情况。本书考察了在不同时期流行的美学教材，并对它们作出了一些评析。大学的分科，美学在学科体系中获得一席位置，以及相关研究岗位的设立，相关研究课题的形成，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位置决定思维。这些物质性的设置，与相关学科的精神生产，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六）相对于现有的一些研究专著，本课题在研究中还努力做到,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上的各家各派的观点持论公允，对其意义和价值进行客观评价。目前对这段历史，特别是对50年代至60年代美学大讨论，以及80年代初的美学热，有不少研究文章和著作问世。但许多的当下研究，常常由于自身的种种原因，站在某一家，某一派的立场，对其他各家进行批判。即继续持门派之见，穿越到历史中去，充当其中的一派。这一类的文章，从性质上讲，还是当年的论争的继续。本书的作者们所采取的做法是，不回避各个时期的学术论争，对各派的观点都持同情地理解的态度，但与此同时，站在今天美学学术发展的新高度，客观地对这些论争进行分析解剖，在充分肯定其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的基础上，指出其不足之处。走出当年的争论，在新世纪有一个新的起点。对20世纪的美学，固然要进行一些清理，肯定其历史的价值，吸收其有益的因素，但同时，要说明美学话题的转换与时代发展的关系，以面向审美和艺术的实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态度处理这些历史上的争论。当然，一部写到当下的历史，有它的难处。历史需要沉淀，一些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要经过时间过滤才能看清楚。但是，也正是当代的历史，才更有意义。这是一个需要勇气应对挑战的工作，也是一个要以史的考察推动当代研究的工作。
中国美学在当代，迎来了一个复兴和繁荣的机遇。经过一些年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对文化生活的需求。繁荣文学艺术，建设美丽中国，都有待于美学的发展。在美学实践轰轰烈烈地展开之时，也就相应地产生了对美学理论的旺盛的需求。当然，这种社会的需求只是为美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美学的建设有待于美学研究者的努力。发展美学研究，以史为鉴，温故而知新，将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成果推向世界，这是我们的使命。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