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平
前不久，应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会之邀，去那里与学生作了一次以美育为主题的座谈。座谈会上学生们的提问，参加座谈会的其他美学研究者的发言，启发我思考了一些美育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这里提供几则思考的笔记。
一
人的教育与社会的改造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是由众多的单个的人组成的，好的社会是人建设起来，我们可以说，有了好的人，才有好的社会；另一方面，人是在社会中受着环境的影响，在教育中形成的，我们又可以说，有了好的社会，才有好的人。于是，好的社会是好人建的，好人是在好的社会中教育出来的，先有好的人还是先有好的社会，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多少世纪以来，一些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们为此困惑不已。
以倡导美育而闻名于世的两百多年前德国人席勒，面对这种教育者也要受教育的问题，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写道：
一个仁慈的神及时地把婴儿从他母亲的怀中夺走，用更好时代的乳汁来喂养他，让他在远方希腊的天空下长大成人。当他变成成人之后，他——一个陌生的人——又回到他的世纪，不过，不是为了以他的出现来取悦他的世纪，而是要像阿伽门农的儿子那样，令人战栗地把他的世纪清扫干净。他虽然取材于现在，但形式却取自更高贵的时代，甚至超越一切时代，取自他本性的绝对不可改变的一体性。这里，从他那超自然天性的净洁的太空，向下淌出了美的泉流；虽然下面的几代人和几个时代在混浊的漩涡里翻滚，但这美的泉流并没有被它们的腐败沾污。（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九封信，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一纸书简，写出了对当时的德国状况的焦虑，对审美教育的期待，对强者的渴望。
对于德国的社会进步和国家统一，席勒寄希望于像希腊英雄那样的改造世界的巨人。他当然也意识到，教育者也要受教育，但他认为，教育者可以另一个不同的空间中受教育。在希腊蔚蓝色的天空下，在一个更高贵的时代，一个更好的时间和空间，拯救世界的英雄可以被培养出来。这样，鸡与蛋相生的循环，庸人与懦夫相生的循环，就可以被打破。这里的希腊，当然只是古典的希腊，他心中的希腊。在当今的世界，我们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希腊呢？在为奥运圣火点火时，我们找不到真正的女祭司，而只能找演员来扮演。帕台农神庙依然屹立，但荷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个问题困扰着当时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改革者，于是出现了很多的论述。马克思有一段名言：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了，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7页）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希腊的天空，尽管希腊的天空今天仍然那么蓝；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引来了一个超人，这个超人如果真的存在的话，能给我们带来的是福还是祸，也未可知；我们不能将社会分成两部分，一个高而另一个低，如果那样的话，他的倡导者就自相矛盾，一方面要社会解放，一方面公开承认社会不平等了。马克思说，要在“革命的实践”活动中，环境和人得到共同的改造，从而实现社会的进步，这能够给我们许多启示。
这个“革命的实践”是什么？我们当然不能离开“革命”，但这种“革命”不排斥作“革新”的理解，“继续革命”和“不断革命”，都是不可取的。革命后要建设，其中既包括经济和社会建设，也包括人的建设，心灵的建设，美的建设。这两个方面的结合，照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二
美育常常被人们作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广义的，一种是狭义的。广义的美育指对人的性格的全面培养，造就健全的人，从而造就健全的社会。狭义的美育指对艺术和自然的审美教育，主要指对艺术欣赏能力的教育。
前面所讲到的席勒关于审美教育的思想，是广义的美育。在现代社会，美育这个词常常被人们用来指狭义的美育。艺术欣赏需要培养能力，人需要成长为一个能欣赏艺术的人，这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美学观。这种美学观是说，人的艺术能力并不是天生就具备的，是要通过学习获得的。这种学习，可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有关艺术知识的学习。在绘画中，关于线条、色彩和形体的知识，在音乐中，关于音乐调式、和声等方面的知识，在文学中，关于文体的知识，关于诗歌的韵律、小说的叙事方式、戏剧的结构等等，这些都是艺术理解的重要因素。我们过去有一些文学概论和艺术概论类的教材，给学生提供这方面的知识，帮助学生对文学艺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第二，艺术欣赏能力的提高，并不是孤立地学习上面所说这些知识，而是要在艺术欣赏过程中培养欣赏能力。这就好比学习一门外语，抽象地学习几条语法规则，对于理解这门语言没有什么帮助。相反，大量地接触一门外语，在读写听说的活动中，浸泡在这门语言中，即使对这门语言的语法知识不够丰富，没有很高的关于该语言的语法方面的理论知识，也能达到对该语言的理解。第三，理解艺术，需要从历史到社会，从哲学到宗教等多方面的知识，如果说艺术是一个小宇宙的话，那么，对大宇宙的理解，也就成了对小宇宙理解的前提条件。第四，对艺术的理解，是与对生活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对生活、对社会有着深入理解的人，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的人，才能在对艺术的理解方面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这么说来，能懂艺术不是一件易事，要经过长期的学习，与各方面的知识有关，也与人生的阅历有关。
在美学史上，曾有一种将艺术欣赏等同于趣味判断的观点。我们知道，英语中有一个谚语：谈到趣味无争论。这种观点很容易滑到一种关于艺术欣赏的相对主义上去，即认为每个人的趣味都是平等的。你喜欢莎士比亚，他喜欢福尔摩斯，你和他的趣味平等吗？你纵论神圣的荷马，他在说哈里•波特的故事，你们的趣味是在一个档次上吗？于是，争论就开始了。
趣味说会带来一种看法，认为艺术欣赏不过是对于客观对象的主观欣赏而已。一些人面对思想深刻的伟大作品味同嚼蜡，而喜欢一些惊险恐怖或者滑稽荒诞的故事，那么，让他们做喜欢做的事好了。假如他们这么做，对别人无害，对自己能提供快感，达到休息，调节情绪的目的，那也不错。这是一种想法。与此相反，人们从趣味说中，又总结出另一种看法：作品与作品不同，趣味与趣味也不同。一位小学生看儿童画报，可以津津有味。给他讲讲黑猫警长的故事，或者看米老鼠唐老鸭的动画片，他觉得趣味无穷。但当他长大以后，就不再满足那些儿童故事了。他要开始读更复杂一点的作品。我们能说，这位小学生不是在进步，而只是变化吗？显然不能，他的进步是明显的。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他的艺术欣赏能力也在提高。这不否认不同年龄，不同知识水平和欣赏水平人的，可以欣赏不同的东西，他们的审美要求也有权得到满足。但是，既然人的审美趣味与教育水平挂上了钩，再说它们之间无高下之分，就很难成立了。
文化教育水平高的人与文化教育水平低的人，在欣赏趣味方面的不同可以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时，人们实际上就已经不再坚持“谈到趣味无争辩”了。实际上，人们并不是不争辩，而是一直都在争辩。他们聚在一道，说新出的某部电影好或者不好。在他们之中，某些人似乎更能说服别人，使他们的趣味得到更广泛的接受。一些批评家们在写批评文章，说服别人也接受他们的观点，其中一些人成为著名的批评家，他们的批评为大众所看重，也让艺术家敬畏三分。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心照不宣，都有一个共识：艺术作品是有高下之分的。作家艺术家和其他的艺术从业者们生产着不同类型的文学艺术产品，艺术行业的管理者们对它们进行着分类管理，并在这种管理中显示出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就是对高下不同的艺术进行区别对待。从事文学艺术的历史写作的人中，也在进行着选择，将他们总是“有限的”篇幅，留给他们所认为的最重要和比较重要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所有这些，都表明人们在对趣味进行着争辩，并宣示这种争辩的结果。
作为这种争辩的继续，他们确认，人与人的艺术欣赏能力有高下之分。这种高下之分，在有些方面是明显的，有些方面则不明显。人的数学能力有高下之分，遇到一道难题，我做不出来，别人做出来了，我得承认，他的数学能力比我强。人的语言能力有高下之分，我懂一门外语，别人懂三门，我碰到这方面的问题，就向他请教。艺术欣赏能力也是如此。碰到我不懂的艺术品，不能不懂装懂，不能觉得我已经在别的领域有了成就了，或者有了社会地位了，就自然成为艺术方面的专家。我仍然需要通过学习，变得懂一点，懂得多一些，慢慢看出门道，看出味道。
以上是说狭义的美育，这种美育的目的，是培养懂艺术的人。广义的美育则不同，要培养心智健全，全面发展的人。人们的学习，常常被直接的目的所引导，从升学考试到职业培训，都具有直接的目的。这些直接目的，常常使人片面地发展，只发展有直接效用的技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常常在生活中学会一些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学会应付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所有这些，也都具有直接功利性。怎样在这些能力的片面发展之上，获得人的知识、能力、性格和修养的全面发展，使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怎样使艺术能力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随着教育被日益专业化，学术被日益学科化，人的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成为职业分工，这些问题也就变得越来越突出。
我们看到，在席勒那里，美育被广义地理解，被看成是社会改造的工具，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全面发展被看成是社会发展和人的解放的条件。美育被狭义理解，成为与种种专业教育并列的一种教育，仅仅培养与艺术有关的技能，这是一种在现代社会才具有的现象。在古代社会，艺术的教育始终都是为培养人，使人全面发展，使社会获得凝聚力联系在一起的。孔子说“君子不器”，《乐记》讲“礼别异，乐和同”，说的是这个道理。古代中国将“六艺”列入教育科目之中，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不仅包括礼和乐，也包括像射箭、驾车这样的身体锻炼，还包括书写和算术的训练。在古代希腊，戏剧成为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出现了辉煌的悲剧和喜剧。这些都说明，所谓美育的狭义和广义，其中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长期以来，美学家们都将对两者进行清楚的辨析看成是自己的使命。他们要区分真善美，在知识的学习，道德的培养与美和艺术的欣赏之间作出理论上的区分。然而，在实际上，美育理论正是在真善美的连接处展开的，美育研究者要看到的，是这三者在教育实践中的联系和相互促进关系，而不是它们在理论辨析中的区别。
三
自从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代宗教”以后，这个口号在中国已经相当流行了。在蔡元培先生那里，美育代宗教的口号，是反对迷信，反对宗教的偏执性，同时肯定宗教所具有的审美功能，或者说通过情感教育来影响人的功能，并将这种功能抽取出来，用普遍性的审美来取代片面性的，在教派区分的支配下使人们各执一端的宗教。这些思想，我们在今天读来仍觉新鲜，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然，蔡元培所提出的只是一个审美的乌托邦而已，这是从席勒开始的种种审美乌托邦继续。我们一方面可以说，在世界的一些地方，生活中的宗教色彩逐渐淡化，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继承了宗教的一些色彩：例如，人们仍然庆祝宗教节日，保留了宗教传统所带来的生活习俗和伦理观念的痕迹，但是，宗教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成为审美意味的东西了。宗教画像和雕塑从原来具有神性的图像，变成了艺术欣赏的对象。宗教音乐走出了教堂，人们仍喜受其中的一些宗教意味，但这种喜爱常常已经超出了其中具体的宗教含义。宗教经典文本被许多人从文学的角度来阅读，并由此而获得超越某一宗教派别，超越民族、国家和文化的普遍性。
从另一方面看，艺术和美育是否具有取代宗教巨大力量，学者们仍会各抒已见，见仁见智，继续讨论下去。黑格尔排出的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顺序是艺术、宗教和哲学，宗教代表着一个比艺术更高精神发展阶段。这样一来，如果说美育、艺术、审美能够代替宗教的话，那么，似乎就会出现了一种与黑格尔不同的新的顺序观。这种新的顺序观还可以用来驳斥当今流行的艺术终结论，从而提出这样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甚至哲学，也可以被艺术所取代。当哲学由于思辨而变得软弱，缺乏生命力时，宗教乘虚而入，以其生动的形式和思想、情感与活动结合的特点，赢得人们的支持。当宗教由于其偏狭和排它性，在相互纷争中消耗了其力量时，艺术重新使人们团结起来。这种乌托邦式的对艺术的见解，也可以说下去，也会对人们有启发。
历史总要比哲学复杂得多，如果我们接触到实际的情况，就会发现，黑格尔的三段论，美育代宗教的构想，都远不如真实发生着生活过程复杂。
在近代中国，更加现实的存在，更流行的趋势是“科学代宗教”。科学来到世间，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它改变了人的生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改变了人对世界的态度。这里所说的科学，应该区别与古代作为纯粹推理形式的数学和一般实用性的技术。它主要是指过去几个世纪，特别是从十七到十八世纪才在欧洲形成的对自然的实验性研究。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将世界划分为我们可见到的，变动着的现象和存在于现象背后的，不变的本质，前者是感觉的对象，后者是理性的对象，数学从属于这种揭示对象本质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古代世界的这种本质与现象，理性与感性的二分，到了中世纪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时，理性中的数学因素被伦理因素所压倒，形成了伦理与现实的二分，即来自于上帝的道德要求与人的世俗欲求的二分。文艺复兴以后的哲学，从恢复古代世界所尊崇的理性开始，从而再次形成理性与感性的二分。欧洲近代的实验科学，打破了这种古代与中世纪所形成的本质与现象的二分。科学带来了一个观念，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再局限于通过对变动着的对象的否定而达到不变的本质，而是可以通过实验的方法，寻找变动着的对象的变动的规律。
由于有了科学，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许多现象的认识被彻底改变了。这也迫使宗教不能与之争锋。科学形成了对世界的种种新的认识，这些认识取代了过去宗教所赋予世界的种种特性。科学认识了自然，就揭开了宗教所赋予自然的神秘面纱；科学形成了巨大的改变世界的力量，而这些力量过去是归结于神或上帝的。于是，相信科学，反对宗教迷信，成为一个时代的口号。对于从事美学和艺术的人来说，科学与宗教之争，是一个他们正在经历的大的历史过程。他们所能做的事，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定位。科学与宗教之争留下了许多的空间，需要去填补。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并不是万能的。这种在实验意义的上科学，并不能解决一些与人的社会和心灵有关的问题。艺术在这方面大有作为。艺术并不是要使宗教复活。宗教自身就在寻找着复活的时机，并力图在科学所遇到困境时，在科学带来问题时，发挥自己的作用。艺术所能做的是，提供另一种可能。在科学事实上并不能代宗教，从而使社会和人的心灵再一次出现两极化时，起一些建设性的作用。
四
在当代中国，美育所能起的作用，实际上要比“代宗教”重要得多。它应该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融入到全民教育，特别是青少年教育的体系之中。中国的教育长期被一些升学考试指挥着，从中考到高考，年轻学生要过一道又一道的关。这些关过不了，就无法升学，无法享受国家的教育资源，以后的就业前景也暗淡。当一个学生终于熬到大学毕业时，考试并没有完，一切才刚刚开始，他还要考各种各样的证书。当然，升学考试是目前阶段维护教育公平惟一的手段，无法替代；各种证书考试是竞争上岗的有效手段，想出更公平的办法也难。但是，由此带来的教育片面化，的确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于是，我们培养出了在考试中长大的一代又一代人，我们培养出了一个善于考试的民族。
前几天在住宅楼的电梯上，听一年轻母亲与女儿的一段对话。女儿大概在上幼儿园或是小学一年级，朗诵刚学到诗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母亲问：“‘白日依山尽’与‘黄河入海流’之间是什么标点符号？”女儿回答：“是逗号。”母亲高兴地说：“对了。”我听了想笑，那么一点大的孩子，一定要知道两句诗之间的标点符号吗？重要的是，引导孩子想这两句诗所提供的意象的美，而不是中间用什么标点符号。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学校里只能那么考。其实，我们的各种知识的学习都是如此，注意力都放在可考查性上面。对学生的要求，是朗声给出一个背诵得来的标准答案，而不是培养出思考力和想像力。
寒假期间去巴黎看了一些博物馆。最使我感慨的是，在博物馆里看到一群群的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博物馆参观。孩子们坐在一些世界名画前，馆里的专家给孩子们讲课。课讲得生动活泼，孩子们不时举手提出问题，专家耐心地解答。那些场景真使人感动，这样的教育潜移默化，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那里也有不少中国游客，他们只是在罗浮宫里找“三件宝”，即《米洛岛的维纳斯》、《蒙娜•丽莎》和《胜利女神像》，找到后就拍照片，使到此一游的心理得到满足。在无数的重要艺术杰作前，他们匆匆走过，视而不见。其实，这些游客能进博物馆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是那些博物馆的巨大名气所感召下的结果了，他们平常是从来不进博物馆的。
在“考分代美育”的教育环境下，我们能说什么？做什么呢？我想说这样几个意思：
第一，美育对人的素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无法对现行的教育体制说什么，这种教育体制的改革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并且这种改革也一直不断地进行着。但是，我还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在中学生中进行美育，并不一定是浪费时间，只要处理得好，美育与文化知识的教育是可以相互促进的。不要给学生出这样的题，问他们在“白日依山尽”和“黄河入海流”之间是什么标点符号，而是引导他们欣赏这两名诗的意象美，词句的美，使他们对一些优秀的诗歌产生爱好，这是我们能做得到的。用音乐和美术丰富他们的生活，从而使他们在视觉的形体和色彩，听觉的乐音和韵律的接受能力，知识与情感的协调发展方面，都得到发展，这也是我们能做到的。
第二，对于大学生来说，要强调大学的理想。大学不是技能培训班，而是培养人的地方。大学生要全面发展，学文的学生要懂一点理科的知识，学理的学生要懂一点文科的知识，所有的学生，不管是学理学文，还是学医农工商，都要学一点艺术，形成对艺术的爱好，这就能使片面的中学教育有所弥补。
第三，近年来在中国，有一个话题很流行，这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是一件好事，人人都爱美，我们居室、环境和生活方式都体现出美的趣味，这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本来很好的一种对生活美的追求，在一些学者那里却被弄得恶俗不堪，将美感等同于快感，追求高档生活享受，高额消费，声色犬马的追求。溯其本源，还是教育，特别是美育的缺乏。
从席勒提出美育乌托邦到今天，已经二百多年过去了。在这二百多年中，出现了无数主张教育救国，教育救世的主张。谈到社会改造，过去有根本解决与逐步解决之争。社会的改造是一种建设，它与经济建设一样，需要长时间坚持不懈的努力，不可能一下子来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翻一个底朝天，就会将许多丑的东西翻上来，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打扫干净。我们要建设一个美丽的乡村和城市，如果不知道什么是乡村与城市的美，就只能造出一些恶俗的形象工程来。我们要建设一个美好的自然和社会，如果不知道什么是自然和社会的美，只能是破坏自然，毒化社会。让人们受到美的教育，提高全社会的审美修养，这是建设美的自然、美的社会、美的国家、美的世界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