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永雄
由广西师范大学与中华美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东方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东方丛刊》，以弘扬东方文化光荣传统，思想创新，学术争鸣为宗旨。多年来，《东方丛刊》刊载了一系列高品位、富于思想原创性的学术论文，系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收录期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来源刊物，2007-2008年入选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学术集刊目录。《东方丛刊》2010-2017年因故淡出学界，2018年经过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推出新版。今年6月23至24日，由广西师范大学主办的“《东方丛刊》创刊25周年纪念暨东方研究国际高端论坛”在桂林市举行。此次高端论坛以“东方研究的当代化与国际化”为主旨，兼及在当前情势下“如何办好学术集刊”等重要论题。尤其是莅临本次国际高端论坛的《东方丛刊》特约编委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LEE Cheuk Yin）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孟昭毅教授、澳门大学田卫平先生，浙江大学王杰教授，特邀嘉宾复旦大学陆扬教授等皆具有创办、担任或协助国内外学术刊物主编办刊的丰富经验。大家围绕着会议主旨，尤其是《东方丛刊》作为国内著名的学术集刊如何发展、如何办刊作了精彩发言、对谈与交流。
《东方丛刊》特约编委、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教授现为雲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长期讲授和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学术造诣深湛。李焯然先生曾经主编中英文版《汉学纵横》(Excursions in Sinology, Hanxue Luncong, vol. 1. Hong Kong: Commercial Press)等刊物，具有宏阔的国际视野。他认为，东方学本身就是国际学问，东方学可以说是一门在17至18世纪兴起于西方的学问。当时欧洲传教士和商人把东方的知识带到欧洲，在欧洲引起很大的回响。当时的东方学包括欧洲立场的“近东”（Near East）和“远东”（Far East）。18至19世纪期间，随着欧洲的势力入侵，东方学常与欧洲的帝国主义挂钩，而东方往往被冠以落后和负面的色彩。1978年西方学者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的专著 Orientalism就是针对欧洲中心立场的一种反思。东方学的范围广泛，从学科领域看，有东方历史、东方文学、东方哲学、东方语言、东方艺术、东方宗教等；从研究领域来看，有汉学、敦煌学、藏学、埃及学、阿拉伯学、中东学、印度学、日本学、朝鲜学等。20世纪开始，随着东方国家的学者加入研究队伍，东方学的研究视角的方法，都产生很大的变化，使研究更为蓬勃和多样化。西方一些著名学府也开始从学术的角度，深入和有系统的研究东方学。域外有一些著名的机构或杂志，如英国牛津大学成立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伦敦大学成立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都是涉及“东方学”的典型例子；殖民地统治时代的香港大学在1954年创办学报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东方文化），学报以中英文双语发行，早期甚至收法文著作，以更广的视野，探讨东方学术课题。鉴于此，《东方丛刊》应当重视国外学者的投稿，刊发双语论文，获得国际认可。如莱顿出版社收购某学报，邀请中国著名教授等做编辑，双语出版，体现出新方向。
李焯然先生认为，东方学是一门历久弥新的学问，过去两三百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学科。《东方丛刊》（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Studies of the Orient）是研究东方学的专门学报，也是中国大陆研究东方学术的少有刊物，所以《东方丛刊》能够再版发行，是学术界一大喜讯，象征着带有国际视野的传统学问，得以延续和继承。针对《东方丛刊》的未来发展，必需有三方面纵横捭阖的“跨越”：
跨领域 Multi-Disciplinary
跨地域 Multi-Regional
跨语言 Multi-Lingual
这代表了传统东方学研究的特色和途径。李焯然先生提议说，若条件成熟，可考虑把《东方丛刊》办成中英双语的学报，朝国际化方向发展。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目前的地位，可以与国外著名出版社合作，设立跨境编辑部门，使《东方丛刊》成为国际知名的学报。我相信凭着《东方丛刊》的历史积累和大家的努力，《东方丛刊》一定有光辉的未来。
《东方丛刊》特约编委孟昭毅先生特别强调东方研究和《东方丛刊》办刊要坚持“东方特色，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孟昭毅先生系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东方研究，著作等身，成就斐然。季羡林先生倡导和主持的大型学术丛书《东方文化集成》是世界性的重要文化工程，迄今已届20年，出版了上百种东方研究图书，孟先生系该丛书编委并且承担了重要任务，自己也出版过《东方文学交流史》等一系列著作。他认为，历史上丝绸之路以东方为核心，展现了从东方向西方的轨迹，当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丝路以新时代的蕴涵。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CSSCI来源集刊）主编王杰教授作了关于办好学术集刊的专题发言，并对李焯然先生的东方研究国际化观点作了回应。王杰先生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学学会马克思主义美学专业委员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美学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首席专家等。在浙大雄厚实力的支持和他的不懈努力下，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风生水起，令人瞩目，所主编的学术集刊也办得有声有色。作为《东方丛刊》特约编委，王杰教授以高屋建瓴的眼光指出：当代美国著名左翼学者大卫·哈维以资本主义批判和空间研究蜚声世界。哈维认为，近代史以来，全球财富流动的主要轨迹是从东方向西方，而现在又呈现出从西方向东方流变的趋势。因而东方学或东方研究，既与地域挂钩又与政治性密切相关。
王杰教授曾经担任过《东方丛刊》主编，他在发言中表达了自己对桂林，对广西师范大学和《东方丛刊》的一种特殊情感乃至感恩之心。王杰说，欣闻近期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获得博士点一级学科授予权和进入广西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不禁回忆起左联作家、广西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林焕平先生当年“不得博士点，死不瞑目”的肺腑之言和殷切期待。《东方丛刊》曾经辉煌，是国内著名学术平台，近期以新版面世，应该延续这种辉煌。因为《东方丛刊》创刊25周年，之前和之后，机遇颇为不同。目前国内高校面临着“双一流学科”启动与建设任务，压力大，纷纷办集刊，约稿竞争激烈，甚至需要著名教授出面。在现有学术刊物的“C”刊和核心期刊评价机制框架下，国内有一批没有期刊号而被打入另册的学术集刊。《东方丛刊》作为集刊，若想要办好，一是应当采取国际化策略。例如，重视跟国际组织机构的联系与合作，不断地举办高端论坛，召开小型国际会议，会议通知可以明确要求论文发表权，而外国专家、学者一般会提供原创性论文并供发表。二是策划好的选题，获得经费支持。三是学校和学院领导的关心与支持。学校分管领导、社科处领导不仅要莅临开幕式，而且应该坚持认真听会。《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和国内一些有影响的刊物，如《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皆是可以刊发双语论文的学术杂志。
著名资深编辑田卫平先生曾任《河北学刊》杂志社社长兼主编（2001—2005），上海《学术月刊》（CSSCI来源期刊）杂志总编辑（2005—2013），现为澳门大学《南国学术》总编辑。田先生思想敏锐，经验丰富，在担任这些刊物的掌舵人期间实绩突出。他熟悉国内学术刊物的情境，对如何办好学术刊物见解独到。田先生认为《东方丛刊》的中英文名字像综合性刊物，需要做好学术定位，而东方研究的当代化与国际化是一个重要的考量。他特别指出，应当重视和解决主编的“懒政”现象。刊物，尤其是主编，要做好引领者而不是把关者。长期以来，学术期刊主编的“懒政”现象一直没有引起主办单位和管理部门的重视，当然也就谈不上很好的解决。本来，考察学术期刊主编的称职与否，应该有两项硬指标：一是导向，二是质量。但是，在多数主办单位和管理部门的领导者看来，只要导向不出问题，质量高低属于见仁见智的事情。即使是考核前者，也因为理解上的偏差，只注重政治导向，而忽略学术导向、审美导向。因此，导致学术期刊的主编大多游离于编辑工作之外，只审不编，主编岗位成了“副业”，写论著、带研究生才是“主业”、才是重心所在，进而导致所主编的期刊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造成学术期刊主编“懒政”现象的客观原因是，由于高等院校的教授、各级社科院（所）的研究员是学术期刊主编的主力军，而他们的考核、晋升，则完全是按照教授、研究员的标准来制定的；因此，发表了几篇论文、出版了几部著作成为主编们的硬任务，至于策划、组织、编发了多少篇有影响力的文章则成为可有可无的工作“点缀”。如果这种考评体制不改变，学术期刊主编的“懒政”现象恐还将持续下去。田卫平先生强调主编是一个刊物的灵魂，因此主编应当善于与其他媒体互动，丰富学术信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岗爱岗，兢兢业业。
复旦大学著名学者陆扬教授的学术兴趣跨越东西方，既以德里达、空间理论等当代西方美学前沿研究蜚声学界，又从英国诗歌之父乔叟、中古西方美学转向东方研究领域的圣经美学阐释。这次高端论坛他提交的文章《<摩西一神教>和创伤批评》跟“东方”有关，涉及到《出埃及记》的另类阐释。陆扬先生在华中师范大学期间曾经辅助《外国文学研究》主编王忠祥教授编辑专业刊物，目前在复旦大学协助朱立元教授担任学术集刊《美学与艺术评论》执行主编。陆扬非常感谢《东方丛刊》邀请他重返母校广西师范大学，由此得到很好的学习和交流机会。陆扬说：趁此机会，我顺着如何办好学术集刊的主题，也来谈一谈刊物编辑的问题。虽然我完全是个门外汉，连班门弄斧都够不上格。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文艺学美学中心也在办一个集刊，《美学与艺术评论》，先师蒋孔阳创刊并任主编。蒋先生去世后，一直是朱立元教授主掌刊物。这个集刊历时悠久，一年一辑，虽然因为经费、稿源等等原因，有一阵断断续续，但是也已经出到了16辑。从去年开始，刊物改为定期出版，每年2辑，面向国内和国际大家征稿，许以充裕稿酬，希望可以刊发高质量原发稿件，进入C刊行列。这个构架和宗旨其实跟《东方丛刊》十分相似。方才田卫平主编的两点经验甚好，一是力邀知名教授的文章，二是适当控制篇幅，争取能有一个比较好看的转载率。我回去当向朱老师汇报，希望我们两个刊物携手共进，多多交流，为学术进步作出贡献。
当年《东方丛刊》面世（1992年创刊），国内刊物较少，匮缺东方研究的学术平台，且尚没有现在比较僵硬的只认“C”刊和核心期刊等评价机制，因此，即便学术集刊是以书代刊的性质，但只要坚持刊发高水平的论文以保证刊物的学术品位，也会受到学界的重视。譬如，那时安徽省职称评定将《东方丛刊》作为国家级刊物看待，因此自然来稿特别多。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方丛刊》举办的“东方诗学大奖”评选具有全国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童庆炳教授、王一川教授师生之间还引发一段共同获奖的佳话。进入新世纪后，国内高校科研成果日益强调核心刊物的评价机制，导致学术集刊的优秀作者群明显流失，即使是名家也可能“惜售”，把分量重的论文投给评价机制所认可的双核心学术期刊，而只将比较次要的研究成果“惠赐”学术集刊，导致这类刊物的生存与发展渐渐陷入困境，因此学术集刊如何寻求优质稿源成为办刊者深感焦虑的重大问题。南京大学设置CSSCI来源学术集刊目录，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众多高校社科处并不予认可，学术集刊往往被打入另册。这次“《东方丛刊》创刊25周年纪念暨东方研究国际高端论坛”，几位主编与会，大家就“东方研究国际化与办好学术集刊”的问题集中发表看法，交流观点，提出了不少富于建设性的意见和方法。学术集刊与中国高校学科建设密切相关，是推进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尽管仅凭一些会议或论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这次国际高端论坛至少让我们开启思路，探索新情势下东方研究和学术集刊的发展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