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现代主义生命股权论再议

王建疆

生命股权论提出以来引起热烈讨论，赞同和支持者为多，认为，生命股权论揭示了人的生命权利与生俱来的神圣不可冒犯性，指明在人类社会阶段生命股权的具体表现，诸如个体对生存权、交配权、生育权的与生俱来的享有，对社会福利包括社会养老、社会医疗保障、社会生命保险的理所当然的享有，为进一步捍卫人的尊严和权利提供了理论依据。反对者认为，生命股权并不存在，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社会赋予，说你有你就有，说你没有你就没有。担忧者认为，生命股权论虽然很有道理，但股权可以交易，因而本来是证明人的生命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性的生命股权理论可能会被利用改造为经济学的谋利手段。有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加以说明。

生命股权是与人的生命共存亡的生来具有的权利，而且是人人平等的权利。由于生命贯穿在人类、人类社会、别人类（见下文）阶段，因而无法将人的生命股权进行社会的与自然的切割。只要生命是个整体，生命股权也就是包含了自然性与社会性的整体。与社会中人有等级、阶级的区分不同，生命股权人人平等，这在前现代社会都很明确。所谓“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就是无论社会中的尊卑贵贱，在“命”即生命股权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大命小命贵命贱命之分。虽然在执法的过程中，大量的贪赃枉法现象存在，但不可否认生命股权平等在法理上的普遍有效性。这种有效性构成了包公办案的公正性、廉明性并被全社会所接受、所崇拜。就不久的将来而言，随着IA对DNA的复制和修复生命得以延长，这时生命股权的平等尤显重要。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假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借助AI多活500年，那我咋就不能呢？这就是生命股权的价值和意义。
生命股权是自然生命在社会阶段和别人类阶段的贯通和延续。所谓别人类，是按别现代理论创造出来的新术语，指建立在AI 即人工智能基础上的人类或称之为原本人类对于自己的复制所产生的新人类，导致原本人类与复制人类之间的识别困难，造成原本人类对于复制人类驾驭的失效，甚至复制人类对原本人类的统治。这里的别人类仍然企图按照人的与生俱来的人性存活，但原本人类所要防范的恰恰是复制人类可能会获得人性。因此，一旦被原本人类输入的指令过期失效，原本人类与别人类之间围绕生命股权的战争将无法避免。上映于1982年的美国科幻大片《银翼杀手》讲的就是这种发生在2019年的人类与别人类之间的战争。实质上还是一个人的生命股权能否贯通和延续的问题。如果别人类还听原本人类的话，按设定的程序工作、探险、生活，那么，原本人类就是别人类的主人，而别人类只是原本人类的奴隶，是原本人类的工具。但如影片所示，当别人类违背誓言或指令而私自繁衍后代以争取生命股权的时候，也就是企图获得属于自己的生命股权并以自己的生命股权替代原本人类赋予的社会权利时，一场你死我活的作为类别的人与复制人之间的战争就打响了。《银翼杀手2049》是其系列衍生品，其立意和中心思想无出母本之右。因此，生命股权是活命股权，是保命股权，是绝对平等股权，是不可用来交换的股权。一个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承认并保护这种人的作为类的与生俱来的生命股权；机器人或别人类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也在于是否尊重和维护原本人类的生命股权。
生命股权要在社会发展中兑现。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剩余物质的出现，私有制逐步代替了原始社会公有制。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人类对社会财富的争夺，表现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从适者生存到强者生存的转变，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财富、政权、宗教信仰三者之间既矛盾对立又和谐共谋，构成对整个社会的统治以及对生命股权持有者的控制，造成事实上的生命股权的不平等和无法兑现。但是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和生命股权的无法兑现并不能反过来证明人的生命股权的不存在或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相反，人类历史上进步的、革命的力量都在理论上试图证明人的生命股权的合法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欧洲启蒙时期的“天赋人权”说是众所周知的人的生命权利的合法性和平等性的理论，影响到人类现代文明的本色和基调以及现代化进程。其实，比欧洲的启蒙运动更早的是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反之，损不足而补有余”。这里的天之道就是“天道”，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起义的口号中都有“替天行道”的意思，彰显了革命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向在于不断地突破种种社会历史局限而不断地争取人的生命股权的兑现。因此，对于一个学者来说，首要的问题在于，是人类自身承认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在于生命股权的天赋性和生来平等性，还是承认一个剥夺人的生命股权的不合理社会对于生命股权的蔑视和剥夺的合法性，这虽然是学者个人自由的价值选择，但其价值属性分野却是一目了然的。前者属于符合人性和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价值观，后者属于违反人性和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价值倾向。建立怎样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兑现人的生命股权呢？其次，保护私有财产，鼓励资本家的生成，消灭无产阶级。原因在于，只有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财产和财富，再加上社会福利中的股份，才有可能保障自己和家人衣食无忧，并在富足之后建设精神文明。之所以不去消灭资产阶级而是消灭无产阶级，一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这就是消灭贫穷。贫穷是无产阶级的代名词，而富有是私有财产的标志。二是因为，让一个穷人变为富人，即将梦想变为现实，何乐而不为？相反，要一个富人变穷人，而且是通过暴力剥夺他的财产，他愿意吗？社会由此而能安定吗？恐怕相反。国际共运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三是因为，只有当人们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后，才有可能进行财产间的交换，才有可能进行平等买卖和自由的对话。因此，兑现生命股权的有效方式应该是消灭无产阶级，成为有产阶级，并逐步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向中产阶级再向资本家的过度。这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且还是现实中已经验证过的可行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有了自己的住房和私产，还有谁愿意去做无产阶级呢？但是，我们这一代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不会做无产阶级。因此，通过建立和保护国民私有财产并形成强大的资产阶级，是兑现生命股权的有效途径之一。私产再加上社会共享福利的绝对大占比，就是生命股权兑现的基本物质保障。最后，生命股权的兑现在有了社会共享福利和私有财产的双保险后，下一步就是社会权利和财富占有量的占比调节，也就是有的网友所说的参股问题。前者主要通过民主选举、言论自由实现，后者通过国家税制和税收进行调节，从而在承认私有财产合法性和差异性的前提下逐步缩小国民在社会权利和财富占有方面的差异，使国民变成具有平等政治权利和较小财富差别的公民。
再次，在社会福利共享和私有财产合法化的前提下，个人发家致富与不劳而获可以同时存在，而且同样合理合法。原因即在于，发家致富、个人奋斗是生命股权的延伸，而不劳而获，享受社会福利是对生命股权的持有和保守，二者围绕生命股权的进取与保守都是合理合法的。再者，随着IA的发展，无产阶级将成为无用阶级，资产阶级也会如此，劳动将成为特权享受，因此，不劳而获无法避免。
首先，承认人的与生俱来的生命股权，并使其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占到绝对大占比。这个绝对大占比如何体现，就是要具体落实到每个国民与生俱来的生存权、交配权、生育权，以及人人共享的基本生活保障、免费医疗、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免费教育等可被一言蔽之的社会福利上，以实现对生命股权的尊重和保护。有了这个绝对大占比，才有生命股权的基本兑现，使得一国之民在他的国家还存在的情况下无忧无虑地生活，有尊严地生活，自由地生活，不会出现因为疾病、失业等原因而“把我埋在春风里”。这种由社会保护和由社会兑现的个体的生命股权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欧洲的许多国家不是早已实现了吗？甚至像古巴这样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早已实现并一直在坚持着。在今日之中国若要从法律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兑现个体的生命股权已经没有什么法理上的和经济上的困难。
与否定人的生命股权的天然性或自然性或合法性的说法相比，论证生命股权何以在人类社会阶段呈现出普遍的不平等和如何才能平等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原因在于，生命股权的兑现要在而且只能在社会中兑现。而社会私有制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存在，以等级制的合法性和威权统治的合法性阻止人们生命股权的兑现。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优胜者与被淘汰者之间在权利享有、利益分配之间的实际不平等。但是，这种不平等是社会制度的不平等造成的，而非人的生来具有的不平等。这一点就连秦朝的陈胜吴广都晓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何况当今的学者乎？因此，兑现生命股权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
任何理论都有它的针对性和问题域，不可以无限放大，否则就会大而不当，无的放矢，失去理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我之所以提出生命股权这一命题，原因在于当下人的生命股份与兑现之间尚有距离，侵害生命、剥夺生命的事经常发生，而西方天赋人权理论不能更有效地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尤其是不能与当今中国的福利制度和物质保障制度建设相衔接，更无法与新兴人类即别人类问题沟通，因此，从保护人的最基本的生命股权这一目的出发，结合现实需求，找到解决问题的的切口，就是当下人文工作者的使命。切口虽小，但活体解剖离不开这个切口。别现代主义的生命股权说就是一个发现中国问题并解决中国问题的切口。沿着这个切口，在当下的政治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宗教信仰问题，道德伦理问题，审美问题之中，都可能会生成研究者的知识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