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疆
【内容提要】欧洲哲学家和美学家们对中国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表现出既有光明前景的期许，又有难以实现的评估的矛盾看法。一方面认为，中国的人文学科会因为别现代主义的产生而形成“世界哲学四边形”，甚或形成人类哲学史上少有的“哲学时刻”；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内在的原因，中国的人文学科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像当代中国先锋艺术那样领先世界。面对这种矛盾的看法，别现代主义理论认为，在艺术与人文学科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完全可以共生共长、并驾齐驱。但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人文学科是否具有先锋艺术那样的别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因此，觉醒的中国人文学科为何不把艾尔雅维茨提出的“中国美学有必要像中国艺术那样领先世界吗”改造成为“中国美学何时才能像中国艺术那样领先世界呢”？
在2017年7月底上海举行的“全球视野中的别现代艺术和人文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前国际美协主席、著名美学家阿列西·艾尔雅维茨发表了《琐事与真理：对王建疆有关“主义的缺位”命题的进一步讨论》①的学术演讲，列举日本、欧洲、美国、中国的大量艺术事件和艺术成就，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中国美学没有必要像中国艺术那样在世界舞台上处于领先地位。这是艾尔雅维茨与我讨论主义和别现代问题的第三篇文章。我也只是对他的第一篇文章进行了回应，其余两篇我尚未来及回应。同时，欧洲的另一位哲学教授恩斯特·曾科和学者罗可·本茨也都参与了我与艾尔雅维茨的讨论。尽管国外学者对别现代理论的讨论角度不同，但都指涉中国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有无必要做强或在世界上领先和如何才能做强或领先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不仅是为了辨别和辩护，而且也是为了从中产生更多的学术思想。
中国美学没有必要领先世界吗？
在《琐事与真理：对王建疆有关“主义的缺位”命题的进一步讨论》一文中，艾尔雅维茨从四个例子中得出结论：中国的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没有必要取得与中国艺术在当代国际上同样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是这样讲的：“这一切都证明尽管中国今日人文学科的现状如此，中国的美术和视觉艺术一般而言是极其发达的，甚至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世界上任何文化和国家都乐于在全球艺术世界中拥有这样的地位、影响和存在。但在王建疆教授看来，这显然并没有那么重要。他认为，似乎人文学科和美学（在世界上）也必须与西方理论在中国或者中国理论在中国一样发达和有影响力。我认为这是两个夸张：不是所有人类的创造性和活动的领域能够或者必须达到同样发达的程度。对于中国当代美学而言，没有必要跻身成为世界上最完善的美学之一（虽然这很好），正如对日本茶道来说，没有必要成为与西方喝咖啡‘礼仪’相等同的仪式。”[1]
艾尔雅维茨的这一说法明白无误地要我们放弃成为世界美学大国的梦想和努力。其理由很简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不能在任何方面都领先吧？
这个理由是否很有说服力呢？就目前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的现状而言，并不是说人文学科和艺术就一定分离，或者说在不同国家各领风骚。欧洲的法国就是兼具世界艺术中心和思想中心的地位。不用说巴黎的卢浮宫、奥赛、蓬皮杜三大艺术馆至今是人类艺术的古典、现代、后现代的三大宝库，仅就法国哲学家群体而言，从萨特到当今的朗西埃，数十位法国哲学大师仍然在引领着世界人文学科的风潮，哲学和艺术比翼齐飞。美国后来居上，依然是世界现代艺术中心，但它的人文学科也不弱，位列世界前茅。因此，艾尔雅维茨所言中国不必让美学也与西方比肩的说法缺乏根据。
无论如何，艾尔雅维茨的中国的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没有必要领先世界的说法，还是让我感到有点突兀。因为在前两篇与我讨论的文章中，艾尔雅维茨还在肯定我的关于建立主义、促进学术大繁荣，以便跟中国经济同步发展的主张。他说：“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论大小，都发现自己在美学、哲学和人文学科上处于与中国相似的境地，但它们之中努力发出自己声音的毕竟是少数。我认为王教授的文章是表达这种声音、使之为国内外所知晓的有力尝试。我相信这种姿态——获得声音——对任何成功的自立，因而对树立自己在世界上（和社会中）的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在对全球美学、哲学和人文学科做出贡献的同时，应对西方传统保持开放的态度。我把自己在这篇文章中的阐释看成是朝这个方向所贡献的一小步。”[2]
不仅如此，他还将我提出的主义提到了世界哲学四边形的高度，认为建立主义的中国哲学，将突破西方的哲学三帝国论和中国无哲学论，从而形成世界哲学四边形，中国将占据这个哲学四边形的一边。艾尔雅维茨写道：“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主义、艺术和理论（涉及美学、哲学和人文学科）在许多方面都与西方目前或者近来的情形截然不同。如果说几十年前，西方的文化对抗和竞争主要出现在美国和欧洲（特别是法国）之间，那么现在这种两极的趋势已转变为一个四边（即美国、欧洲、中国与俄罗斯）的较量。我们仍然见证着美国和欧洲文化的蓬勃发展，但是现在有一个全新的竞争者参与其中，它就是中国。曾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这个新的竞争者似乎应该是前苏联国家，但遗憾的是他们未能承担重任。”[3]
但现在他为什么突然要我们放弃这种对于美学、哲学、人文学科的追求呢？对于像艾尔雅维茨这样的国际著名学者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形式逻辑的问题，恐怕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这些原因有来自欧洲的，也有来自中国的。
就欧洲方面的原因而言，是一种文化历史根源。这个文化历史根源就在于亚里士多德的“声言二分”论。正是这个声言二分论，将中国置于无哲学的境地。艾尔雅维茨写道：“所谓的‘第三世界’再次从角逐中逃离并继续保持‘沉默’，而中国正在努力获得一种‘声音’，这种声音诠释了当代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的观点。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宣称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因为人是唯一具有语言的动物，语言能表达诸如公正或不公正等，然而动物所拥有的只是声音，声音仅能表达苦乐。然后整个问题就成了去了解谁拥有语言，谁仅仅拥有声音？’”[4]
这种声言二分理论是西方哲学界判别哲学和学术思想的基本尺度，也是西方看待非西方学术的出发点，从这一出发点看问题，那么，中国学者和官员以及媒体经常使用并引以为自豪的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声音”，在西方学者那里却有可能是个贬义词，原因在于“发出声音”还只是人与动物共享的功能，而只有语言或说话（speech）才是人与动物的区别。
因此，艾尔雅维茨这个针对中国人文学科提出的哲学四边形论就还只是个期许，或者说是个设定，也堪称诱饵，而非现实。
从艾尔雅维茨这种叙事方式来看，虽然他的哲学四边形论已经甩脱了西方中心主义，但他并没有放弃西方的哲学标准。欧洲中心主义起自黑格尔的中国无历史论和中国无学术论，当代的理查德·舒斯特曼的西方哲学三帝国论和德里达的中国无哲学论，都是与黑格尔一脉相承的。到了艾尔雅维茨这里，欧洲中心主义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变化，他已经将西方哲学的三帝国论改造成了中国哲学参与其中的哲学四边形论。但这个四边形论是有前提条件的，这就是给你一个哲学四边形的期许，然后看你是否达到了西方哲学的声言二分标准，从声音进入语言。
艾尔雅维茨这种期许与限定同时的哲学四边形论，我们是否就一定要认同并遵守，实际上还是一个中国跟西方在学术上如何对等交流的问题。当然，艾尔雅维茨如何叙事如何表达并不是我要关注的重点，我重点关注的是：艺术与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否艺术的发达就可以替代人文学科的发达？或者相反，哲学人文学科的发达可以替代艺术的发达？
当然，艾尔雅维茨先生并不只是简单地论述人文学科与艺术的关系问题，而是尖锐地指出中国在从声音进入语言的过程中自身面临的问题。也就是中国自身的原因，即艾尔雅维茨所说的“内因”。艾尔雅维茨先生在总结了四个国际案例后说：所有这些都证明，至少在视觉艺术中，中国艺术不仅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处于同等地位，而且甚至沿着道路更进一步——它正在成为全球当代艺术中各种潮流的非官方领导者。正因为如此，它恰恰显示出中国学者在人文学科和美学领域过去和现在所追求的特征。艺术与人文学科这样的结合，虽然每天都发生在其他地方，但在中国的艺术批评和美学中却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这两个领域（人文学科和艺术）在认识论上相距甚远，它们很难从一个包含了艺术和理论的共同特性的立场考量，即使二者可能此刻在本质上仍是分离的，因为它们还是早期意识形态斗争的囚徒。
显然，按照艾尔雅维茨的说法，中国那些蜚声海外的艺术，其实在国内都是与民众相分离的，由于种种原因，国内民众反而对那些在国际上取得巨大成就的艺术家同胞知之甚少，甚至中国的美学家和艺术评论家们也对此知之甚少，这对于想摆脱声音之困而达到语言之境的中国美学界而言，无异于缘木求鱼。中国当代先锋艺术或实验艺术都会面对国内国外完全不同的待遇，甚至两个世界，一点也不虚。但是，我的问题在于，仅有这一点是否就能成为中国美学和人文学科放弃成为世界一流的梦想的理由呢？在艾尔雅维茨看来，仅有这一点就足以让中国美学放弃梦想了，而且理由也恰恰就在这里：“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当代的视觉艺术已经被无缝地整合到‘全球当代视觉艺术’中，此外，它作为一个例子，也许已经是全球范围内的领导者在发挥作用。但是，迄今为止，这还未发生在中国的人文学科中，王建疆教授有足够的理由去批判中国人文学科的现状。但是二者之间的联系只有在内因大于外因的时候才能够建立（和增强）：中国当代人文学科必须感受到有与中国当代艺术融合并且参考中国当代艺术的必要性。”[5]
这从正面说明，正是由于中国的艺术和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分离，即艺术不受本土意识形态的牵制而在海外有了市场，而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却未能幸免于难，所以，中国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要想走向世界成为一流，就还不如提早放弃的好。他在该文的最后干脆直截了当地写道：“这些都是琐碎的真相，但它们同时又是普遍的真理。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中国美学将发展到与西方美学相同的程度’的表述是否有意义——特别是——表达了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实际需要？我的回应是：没有。我们可以重复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话：如果你想知道一个词的意思，看看它是被如何使用的。更重要的是：看看它是如何被频繁和广泛地使用的。”[6]
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中国美学没有必要发展到与西方美学相同的程度，理由就是所谓的“中国美学”并没有被西方使用或者极少使用，或者至少没有像中国当代先锋艺术那样蜚声海外。
但是，艾尔雅维茨这种对于中国美学做大做强的必要性的否定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在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与艺术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这种必然联系就是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即一方因为另一方而受到正面的或反面的影响。负相关者如一旦艺术领先世界，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就必然落后于世界。这种说法没有根据。相反，倒是前述法国和美国的反例证明这一说法不能成立。而且更有甚者，所谓艺术发展了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未必就要同步发展的说法，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陷阱。因为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软实力首先来自思想、哲学，而非艺术。欠发达国家和民族，尤其是草原部落，往往都有令人惊羡的艺术成就，成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欣赏的对象，但却因为缺乏思想高地、学术高地，尤其是缺乏有思想的主义和有主义的思想，只能成为美好世界的点缀者，不可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其实，这场围绕我的观点展开的国际学术讨论起始于2012年我发表在《探索与争鸣》上的《中国美学：主义的喧嚣与缺位》一文，很快就在国内引起讨论，继而又在国外引起争鸣。2015年起拙文The bustle and absence of Zhuyi 在欧盟《哲学通报》上投稿、入编、审校、发表的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引起了阿列西·艾尔雅维茨的高度重视。他撰写了针对我的文章《主义的喧嚣与缺位？——与王建疆教授商榷》，并发表在《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9期上。这场争论的要点在于主义上，即我主张的要建立学术上的主义上。因为在我看来，唯有建立自己的主义，才能不仅发声，而且可以在国际上与西方学者对话。长期以来中国哲学人文学科欠发达并在国际上失声的原因就在于缺少独立原创的话语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因此，必须创建独立的主义。但主义的创建绝非易事，一方面是我们自身的能力有限、环境有限，还有就是中国美学家们与当代艺术的疏离，脱离了美学和哲学生长的土壤；另一方面西方学者西方中心主义作祟，用西方传统的标准规训中国学者、同化中国学者，为我们创建主义增添了不少阻力。但是，正如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所说，欲了解一国之文明程度如何，不能不考察此国之哲学的发达程度。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怎么会因为一时的困难而放弃对于主义或者说是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的制高点的争夺呢？中国的美学、哲学和人文学科为什么就不必像中国艺术那样领先世界呢？
中国人文学科为何只是声音而不是语言？
如前所述，尽管艾尔雅维茨本人已跳出了西方中心主义，但他从声言二分论出发考察非西方人文学科的做法，还是容易造成很多误解。似乎只有符合西方标准的才是“语言”，否则就只能是“声音”。但什么才是语言呢？非西方学者的哲学人文学科论文和演讲是不是语言？非西方学者创建的主义是不是语言？这是西方学者欲用声言二分去判定非西方学者时必须交代清楚的，否则就会无任何道理可言。
事实上，别现代理论自2014年底在《探索与争鸣》杂志上首次发表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欧洲学者除了阿列西·艾尔雅维茨，还有恩斯特·曾科、罗克·本茨等纷纷撰文参与讨论。欧洲的《哲学通报》《艺术加媒体研究》先后发表6篇英文文章和1 篇塞尔维亚语文章讨论主义的问题。美国艺术史教授基顿·韦恩在《西北师大学报》《上海文化》《都市文化研究》上撰文数篇讨论别现代艺术问题。国内学者更是踊跃参加。目前已正式发表的别现代方面的文章已逾60篇，出版别现代理论专著3部，正待发表的有关别现代主义的中英文论文有30余篇。这些文章讨论的问题虽然很多，层次也不同，但大体看来，欧洲学者参与别现代讨论偏重于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问题，与他们哲学家的身份有关，带有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聚焦于别现代理论作为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美国学者偏重于艺术史和艺术的现代性问题，实际上是别现代理论的现实性和应用性问题。中国学者偏重于别现代作为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这三个问题放在当今的时空点上都在拷问中国的人文学科能否做强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美国的大学于2017年春正式成立了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CCBMS），欧洲的Art & Media Studies 学术杂志开辟了“Chinese Zhuyi and Western Isms”（中国的主义与西方的主义）专栏讨论别现代理论以来，别现代研究在全球持续升温，国内美学界也在专业网站上进行了连续数天的多人参加的讨论。2017 年10 月在美国亚特兰大-阿梅里克斯召开的“艺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别现代国际学术会议”之后，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评论家、艺术史家加盟别现代理论研究和对中国当代别现代艺术的评论。还有，分别于2016年和2017年在上海和阿梅里克斯举行的《别现代作品展》，秉持“让艺术发言”的原则，通过艺术形象展示了别现代主义的思想内容。这里，我不禁要问，如果按西方哲学界奉行的声言二分法，这场有诸多欧美学者包括艾尔雅维茨本人参与的国际学术讨论和作品展，是属于人与动物共享的声音还是学者的语言呢？
艾尔雅维茨本人并未对自己提到的声言二分论做进一步解释，倒是罗可·本茨为他做了辩护：“谈到中国在国际人文学术界的地位，艾尔雅维茨参考了朗西埃对于声音和语言的区分，这一区分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中国在国际美学界发声，但是并未拥有自己原创的语言。虽然这个区分确实有助于描述王教授在原文中所表达出来的担忧，但是世界学术舞台上肯定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我必须指出，这个类比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一般认为朗西埃最初讨论的无语言指的是被压制者，即奴隶、庶民、无产阶级等，他们的立场很难与中国希望在国际人文科学领域具有更多领导性，更少追随性的雄心壮志相提并论。然而，艾尔雅维茨的思想超出了这种情况，抵达了一种智识平等（intellectual equality）的理论，如恩斯特·曾科所示，这也对艾尔雅维茨如何看待学术研究实践有所影响。”[7]
我相信艾尔雅维茨本人是在与我进行平等的对话，但到底什么是“智识平等”呢？罗可本人语焉不详。而且，所谓的智识平等并不能代替声言二分的界定，这种界定涉及类的区别，也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对于任何国家的学者来说恐怖都是难以接受的。当然，艾尔雅维茨先生也只是借用了西方的传统说法，未必就此认定中国学者只会发声不会发言，但这种说法很容易引起争议。中国青年学者郭亚雄就认为，西方的声言二分论实际上是对非西方异质思想的治安措施：“自亚里斯多德以来，‘声音’与‘言语’的界分便成为西方哲学共同体排斥异质思想的治安措施。‘声言二分’为中西思想比较搭建平台的同时，又为其区分的合法性生产理据。由‘声言二分’所衍生的价值判断却表明，此种对立建基于一种自我解构性的前设，在逻辑上难以自洽。从‘中国哲学’概念的提出到汉语学界对‘共同原则’的追寻，直至艾尔雅维茨构建新型‘文人共和国’的动议，‘声音’与‘言语’的等级区划始终被默认为不言自明的前提。”[8]
也正是这种声言二分的缺乏合理性，也无法回答对一个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平等对话如何分类，进而言之，当欧美的学者和艺术家都在跟着别现代理论而展开讨论，甚至在建立机构研究别现代时，那种欧洲中心主义者自说自话的声言二分论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2017年10月的美国别现代会议，见证了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走向世界，不再是简单地发出声音，而是实实在在地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当别现代的“别”高悬于美国大学行政楼上空时，当美国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以汉语“别”冠名时，这已经不是发出声音的问题，而是以汉语为代表的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在说话了。这种说话就是语言，就是学术，就是主义。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表达语言呢？
无独有偶，参与这场讨论的恩斯特·曾科、罗克·本茨在为艾尔雅维茨辩护的同时，也都发表了对于别现代主义的相对客观的评价。这些评价是很高的，但又是切合实际的。
恩斯特·曾科认为：“王建疆教授提出的‘别现代’及其时间空间化概念是一个很切合实际的理论，既不是西方理论的延伸，也不是西方理论的运用，而是基于对中国当代现实的考量。当今中国，诚如王建疆教授所说，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各种社会形态的杂糅——现代性、前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混合在一起。这跟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西方，以上社会形态以及文化流派都是按顺序发生的，也就是现代取代了前现代，后现代又超越了现代。别现代并不是现代，不是前现代，也不是后现代，而是三个时代的共时态。别现代理论是在抓住中国当下历史契机的基础上发展的，虽然仍然和西方理论发生关系，但别现代不是简单的对西方理论的译介。按照朗西埃的观点，别现代是桥梁也是媒介，这个桥梁和媒介是通道，但却保持着中西方之间的距离，保持着平等。正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物质媒介属性，使得中西方各方既有相互接近的可能性，但又保留着相互之间的平等的距离。正是这种接近与距离或者说是距离与接近，能够使中西方理论都得到验证。”[9]恩斯特运用法国哲学家朗西埃的平等理论给予别现代理论以应有的地位，说明中国人文学科与西方人文学科之间不是师生关系，而是平等关系，从而抛弃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声言二分论。
罗可·本茨则更进一步认为：“巴迪乌运用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概念，来解释哲学是如何做到即使探讨一切事物，但却仍具有特定的文化和民族特征的。他声称，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创造力的巨大爆发，是以时间里的时刻和它们出现的特定地点为特征的。我认为‘哲学时刻’的概念，非常接近于王建疆所讨论的主义。巴迪乌引证了两个历史上的哲学时刻和一个当代欧洲的哲学时刻：在帕门尼德和亚里斯多德之间持续了几百年的希腊时刻（the Greek moment）; 康德与黑格尔之间更短的德国时刻（the German moment ）；最后，20 世纪下半叶从萨特到德勒兹的法国时刻（the French moment）（巴迪乌最终将他自己算作这个时刻的最后一个数字）。”[10]
尽管罗可·本茨也为艾尔雅维茨的声言二分论辩护，但当他将别现代主义与人类哲学片刻相联系的时候，西方的声言二分传统瞬间化为乌有。如果别现代主义真的像罗可·本茨所说的成为人类的哲学时刻的话，那么，中国岂不成了世界哲学帝国，成了哲学四边形之一边，甚至还会有比这些更高的地位。但是，经历了艾尔雅维茨哲学四边形期许然后又遭遇了西方声言二分的尴尬的我们，是否又要盲目乐观起来呢？我看未必。
但是，既然有了来自欧美学者的对于别现代主义的高度赞扬和建立机构的专门研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让中国哲学和人文学科包括美学放弃领先世界的愿望呢？
现实永远是无敌的，任何逻辑推理，无论如何完整严密，都无法代替现实，现实就是最大的真理，永远胜过雄辩的导师。当别现代主义携带着它的作品和著作已经走向世界，与世界哲学、美学、艺术平等对话的时候，一个“ 哲学时刻”的来临还会远吗？
西方哲学家的自相矛盾说明了什么？
艾尔雅维茨撰写的与我讨论的三篇文章，从对中国哲学、美学、人文学科的世界“四边形”占边期许，到对这个期许的声言二分的限定，再到最后他的绝望并劝告我们放弃人文学科上的中国梦，展示了他研究中国人文学科发展的心路历程和矛盾的情感反应。有时，他的这种矛盾心理表现为痛苦。在他与我商榷的第二篇文章中，他表达了这样的感受：“我可以一直这样继续下去——一个事实（factum）——也许甚至是一种命运（fatum）——表明王教授已经触及了我思想意识中的一个神经痛点（a neuralgic spot in my mind）。不知怎的，他已经注意到我们脚下的地面缺失了一部分。正是通过这个“兔子洞”——奇特的、不同世界的入口（还记得《爱丽丝梦游仙境》吗？），我们可以开始有意识地思考源自于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中生发出来的新问题。换言之，我敢肯定他正在从事的研究与我们所有人都密切相关，即使我们还不知道怎样相关，也许甚至不知道为什么相关。”[11]
我是怎么触及艾尔雅维茨自己所说的他的“神经痛点”的？如果他不这样讲，我也未必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我给他一种别现代的真相，让他感到震惊，使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对中国的研究缺少了基础，但同时也发现了别现代这样一个解剖中国问题的切口。
别现代是一个有关社会形态的创新性理论，用来解释当下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具有区分真假现代性，进而建立别样现代性的理论主张，是社会形态描述与社会形态改造的有机结合。
由于别现代理论植根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因而紧扣中国现实，立足于解决中国问题，从而产生了一套涉及社会、文化、经济、艺术、审美的理论，包括别现代性理论、别现代主义理论、时间空间化理论、发展四阶段理论、审美形态理论、和谐共谋理论、自我更新理论、跨越式停顿理论、传承与创新中的切割理论、中西马我主张、后现代之后回望理论等，这些理论自成一体，成为一种中国话语，已经超越了“走出去”的声音，与西方的思想界和艺术界形成了真正的对话。这种对话本应该被西方学者视为中国哲学和人文学科构成世界哲学四边形和带来人类哲学时刻的壮举，但却囿于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用过时了的声言二分理论评判正在发生的中国人文学科现实，就难免产生困惑和痛苦。但另一方面，艾尔雅维茨对于别现代理论的研究在期许与怀疑中彷徨，正好符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过程中的未定状态。中国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的真正崛起并非一两个西方学者的赞许、期许就能坐实，相反，还需要一个长期甚至是艰难的过程。
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艾尔雅维茨前后矛盾的观点却说明了以下问题：
- 主义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中国可能会因为主义的建立而形成世界哲学四边形并迎来人类哲学时刻。中外学者对于主义的怀疑和争议，不是说主义已经过时，相反，而是证明主义的讨论极有价值，主义的建构正当其时。凡是思想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只有通过建立主义才能完成从声音到语言的转化，才能形成自我超越，登上世界哲学舞台。
- 别现代主义虽然已经走向世界，已经取得了被全球研究的地位，但是中国的哲学和人文学科包括美学距离真正的哲学四边形还很遥远。原因在于，除了别现代主义，尚未见到更多的主义和学说走向世界，而且为艾尔雅维茨所担心的在主义创建过程中的国家主义的五年计划模式，还有工具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限制，以及中国美学学者与当代艺术的隔阂等。
- 艾尔雅维茨说法的意义在于既提供哲学四边形期许，让我们有信心，但又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认清自己的道路，摸清自家的家底，通达学术的国际性，不要盲目乐观，路还很长，我们刚刚在路上。
- 艾尔雅维茨的说法可能是西方哲学界和思想界对中国文化复兴的复杂心态的表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妨被视为一种刺激和一种激励。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艾尔雅维茨提供了一个西方人用他者的眼光看中国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的视角，提供了中国人文学科发展的参照。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真诚的，这种真诚首先值得尊重，因为思想的建立从来都是在怀疑、挑剔、批判中进行的，而非在赞美中发展的。其次，他的见解是深刻的，连带着美学史和艺术史的经验和教训，指出理论建设脱离当代艺术实践的危险性，是“忠言逆耳”之举。
美国哲学家罗蒂说过，古典哲学家存在的理由在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而现代的哲学家却是要改造问题。按照这个说法，我们为何不把艾尔雅维茨提出的“中国美学有必要像中国艺术那样领先世界吗”改造成为“中国美学何时才能像中国艺术那样领先世界呢”？
不知阿列西·艾尔雅维茨先生是否同意我对他的这一命题所进行的改造。
注释：
① 参见阿列西·艾尔雅维茨：《琐事与真理——对王建疆“主义的缺位”命题的进一步讨论》，《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根据艾尔雅维茨的原文字面意思，Trivial Truths (Related to Further Comments on the Absence of Zhuyi)，又可译为《琐碎的真理》；若按上下文意思，又可译为《案例与真相》。
参考文献：
[1][2][5][6] 阿列西·艾尔雅维茨. 琐事与真理——对王建疆“主义的缺位”命题的进一步讨论. 探索与争鸣，2018（5）.
[3] [4] 阿列西·艾尔雅维茨. 主义的喧嚣与缺位？——与王建疆教授商榷. 探索与争鸣，2016（9）.
[7][10] 罗可·本茨. 论哲学的“时刻”、解放美学及贾樟柯电影中的“别现代”. 全球视野中的别现代艺术和人文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2017.
[8] 郭亚雄“. 声音”与“言语”界分的祛魅——别现代语境下中国哲学话语创新问题再思考. 探索与争鸣，
2017(7).
[9] 欧内斯特·曾科. 平等带来的启示——评王建疆的别现代主义及中国美学的发展. 西北师大学报，2017(5).
[11] 阿列西·艾尔雅维茨. 对王建疆教授“主义”话题的补充性评论. 湖南社会科学，2017(5).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