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平
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王杰先生主持了阿列西·艾尔雅维奇（Aleš Erjavec）教授这本书的翻译，临近出版之际，嘱我写几句。说起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教授，有很多话要说，但正在旅途中，无法写长，就先写以下的话，以后争取再写。
首先是要对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这本书与我正在编辑、即将出版的艾尔雅维奇教授的另一本书，会给中国的美学界带来了一些新的信息，激发一些新的思考。
中国美学界对艾尔雅维奇教授已经很熟悉了。2000年，我翻译了他的文章《眼睛所遇到的……》，在《文艺研究》上发表。这是他的文章第一次被译成中文，恰逢中国学界开始讨论“图像转向”，带着喜忧参半的心情迎接“图像时代”之际。这篇文章一下子就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后来，河南大学的张云鹏教授将全书翻译出来，更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他的文章不断被翻译，我在《外国美学》上组织过关于研究他的美学思想的专栏。国内不同地方的杂志，包括王杰先生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吉林的《社会科学战线》等不少的刊物，都发表过他的文章。
我与艾尔雅维奇教授相识，有二十多年时间了。1995年，我去芬兰的小城拉赫底参加第13届世界美学大会，在会上有一些接触。那次会议的焦点人物，是阿瑟·丹托、约瑟夫·马戈利斯、今道友信，我们都还是“小字辈”。
Uppsala University, Sweden
其后，他到我读书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系列讲座。我当时住在斯德哥尔摩，去听过一两次。再次见面，很高兴，但由于我当时主要注意点在分析美学上，写的论文又是一个中西比较的题目，何况从斯德哥尔摩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因此，他的系列讲座，没有全部去听。
我与艾尔雅维奇真正熟悉起来，是1998年他在卢布尔雅那主持第14届世界美学大会。那时，我已经回国，参加了中华美学学会的工作，受中华美学学会的委托，代表中国参会。当时，佐佐木健一教授见到我很高兴，将我一一介绍给当时国际美学学会的负责人，也与艾尔雅维奇熟悉起来。记得他当时在大会上纠正大家对他的名字Aleš的发音，说应读“阿列西”而不是“阿列斯”，英文难以打出“š”，也可写成Aless，我这才将他的名字读准。
1999年，我请他到中国访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作了他那篇《眼睛所遇到的……》的讲演，推动了中国当时理论界的“图像转向”。讲演后，我带着儿子陪他去了司马台长城。他当时的体力特别好，走了好多个烽火台。
2001年，我去斯洛文尼亚访问，他带我去了斯洛文尼亚的许多地方，去了布莱德湖、一战时海明威曾经打过仗的山谷、亚得里亚海边，一路走过奥地利、意大利、克罗地亚的边境，在一天内差不多绕了大半个斯洛文尼亚。
Th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Centre
of the Sloven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
自此以后，我成了那里的常客，去讲课，帮他在科佩尔大学指导过学生，还在他们那儿，与文学研究所合作召开过一双边会议。还有一次，我去克罗地亚的一个海边城市奥帕地亚开会，他特地开车来看我，带我去了一个叫帕拉的罗马时代古城。他也常常到中国，受到中国许多大学的邀请，参加各种与美学有关的会议。一些对当代中国美学有着重要意义的会议，他都没有缺席，例如，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在成都召开的“美学的多样性”国际美学研讨会暨国际美学协会执委会，2010年在北京召开的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这三次会议，对中国美学走向世界，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另外，他还应中央美术学院、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的邀请，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或作讲座。去年，他去浙江大学的暑期班主讲，还主持一个关于“乌托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术研讨会。
细数他与中国有关的学术简历，还有很多。例如，许多年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的论文，引用了他的著作和文章，围绕着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在不少学术会议上有过热烈的讨论。因此，可以这样说，他是过去近20年中国美学发展的相伴者。当代中国的美学，是在他的陪伴下成长的。
艾尔雅维奇教授的研究，主要包括这样一些部分：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他出身在前南斯拉夫，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但是，由于铁托的独立自主的立场，南斯拉夫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有一些区别。例如，他们不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讲“社会现实主义”；还有，由于地缘关系，他们与意大利、法国、奥地利一直有许多交往。丘吉尔说，的里亚斯特那里有一个铁幕，实际上，东西方的联系一直都有。艾尔雅维奇早年就曾去美国学习，在那里学习的，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
其次是关于艺术理论。他多年来一直持续关注先锋艺术的理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寻找同类项，即寻找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东欧等国的先锋艺术兴起的情况。这些国家从模仿西欧的先锋艺术开始，到各自形成自己的特色，经历了一个极其有趣的过程。彼得·比格尔将先锋艺术看成是“反自律”的成果，这在西欧是适用的，但在苏联、东欧，以及像中国、越南、古巴这样一些国家，情况就不同。这些国家的艺术原本就“反自律”，强调艺术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先锋艺术不是这种艺术的继续，而是反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先锋艺术不是“反自律”，而是“反反自律”。当然，“反反自律”不等于“自律”，这里不是数学，不好用负负得正的道理。这是在原有的“反自律”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反自律”。
再其次是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论探讨。我曾经与他谈过当下的文化研究。他说，文化研究当然有意义，但许多从事文化研究的人，缺乏哲学的修养。从事文化研究的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社会活动家，有的是社会评论家，但他认为，还是要回到哲学和美学上来，站在理论的立场，用理论的方法，思考文化的问题，而不是用文化活动冲击理论研究。
在这本书中，谈到了关于国际性的问题。他对“后现代性”的口号，当然是赞同的。但是，问题在于怎么理解“后现代”。“后现代”本来就具有对特殊性、地方性和多样性的重视。当维特根斯坦认为意义由语言游戏决定时，“后现代”则认为，存在多个语言游戏，各有各的规则。这个道理本来很古老。中国人说，位置决定立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上“后现代性”这样的大词，是由于有一种主张普天之下只有一个是非的“现代性”的存在，并形成了巨大的影响。由此，需要超越“现代性”。“后现代性”来了，人与人之间，国家、民族、文化之间，是否还能沟通？这成了一个问题。也许可以提出一种对“可沟通的不同”的思考，并将之命名为“当代性”。这是他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赞同，并试图为之付出努力。
这本书还谈到关于美学的接受与自主发展的问题。美学这个学科来自西方，后来传向全世界。国际美学协会自我设定了两项功能：一是来自美学研究发达国家的美学家们交流研究成果；二是向美学研究还不发达的国家传播美学，使美学在那里生根开花。不少西方人对中国美学有一些误解，认为通过加入了国际美学协会，这个学科才在中国建立起来。我努力纠正他们的这个误解，说中国早就有美学。20世纪的中国美学，就是通过王国维、朱光潜他们一批人接受了西方美学，并在中国发展这个学科而形成的。在多次国际美学协会的发言中，我都在讲这样的话题，包括介绍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和80年代的“美学热”。我还做了一个大课题，编《20世纪中国美学史》。但是，他们对现代中国美学认知甚少。我很高兴地看到，艾尔雅维奇教授看到了这方面的问题：非西方国家的美学研究者经历了一个对西方美学的接受，自主创新，又反哺当代世界美学的过程。时代在改变，不发达可以变成发达，被传播可以变成主动传播。意识到这一点，看上去平常，其实很不容易。
艾尔雅维奇教授是我的朋友，我称他阿列西，我在国际美学协会的朋友们也这么称呼他。我们经常交流，观点有相同，也有不同。当我们在一道时，常常争吵。
他对中国美学和艺术是关注的，也很愿意与中国学者交朋友。但是，他具有一种看待异文化时的“以我为主”的态度，缺乏同情的理解。他看中国先锋艺术，关注的是欧洲的先锋艺术怎样在东方的延伸发展，而不是寻找这种艺术植根中国文化自身方面的特点。他还会从西方艺术中带进对东方艺术的评价标准，而不是试图为这种艺术建立自身的评价标准。因此，他的“当代性”存在着矛盾。我们的讨论也常常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有时，要费很多口舌才能让他懂得异文化的视角。
对美学的传播，他有时也缺乏历史的态度。有一次，他在与我的学生们交谈以后，突然找到我，要认真地与我“谈谈”。他对我让我的博士生研究一些重要的分析美学家，如纳尔逊·古德曼、门罗·比尔斯利、阿瑟·丹托、乔治·迪基表示不满，告诉我，这些人在西方早就过时了。我对他说，过时这个说法不对。中国学界从来没有对这一派的美学家认真介绍过，对他们的知识很缺乏，需要有人从汉语语境来研究。当然，这么说他很难理解，对我的解释也不以为然。我说，中国美学界要补分析美学之课；他说，过去的过去了，无须补课。这方面的是非，一下子是很难说清的。从他的角度讲，他致力于走出分析美学，我也同意。国际美学界正在做的事，就是如此。但是，中国有中国的情况，如果我们能够从分析美学汲取营养，发展中国美学，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他来自一个中欧的小国，很容易产生世界一体的意识，而我们作为一个有着自己深厚传统的东方大国，更愿采取的立场是，多方学习，兼收并蓄，进而发展自身。这恰恰是他难以理解的。
从艾尔雅维奇教授第一次来中国到今天，18年过去了。这些年中，我与他常常见面，这么多年了，也算是一生的朋友了，看到他一年比一年衰老，不再爱动，心里就沉重起来。想起18年前一道爬长城，论体力，是他第一，我第二，我儿子第三。现在，要正好倒过来，我儿子第一，我第二，他第三。尽管如此，在思想的创造力上，他仍然年轻，仍像年轻人一样，追逐着学术的前沿。
再次祝贺他的著作在中国出版。祝他健康，继续保持思想的活力，继续伴着中国美学的成长。
（阿列西·艾尔雅维奇：《阿列西美学论文集》，东方出版中心即出）
本文原载于《外国美学》第26辑（2017），第190-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