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圣宇
摘要：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发生的“美学大讨论”中，王朝闻保持着谨慎的沉默。他的这种沉默包括政治层面和学理层面的双重原因。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得具体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实践，比抽象的去探讨玄之又玄的“美的本质”更为迫切。重审王朝闻的思路会发现其实他在当时更具有前瞻性。按照王朝闻的思路，美感问题才是审美的根本问题，没有必要把哲学问题与艺术学问题混淆起来。他的沉默，不是完全的无声，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默默思索。
关键词：王朝闻，沉默，美的本质
20世纪50至60年代发生的“美学大讨论”，其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的意义早已毋庸赘言，其中具体情况和背景分析也早为学者所阐述。但长期以来，其实有一位美学家似乎一种被遗落在学界注意范围之外。他在这次大讨论中的独特之处，不在于他发表了什么讨论内容，而恰恰在于他刻意的沉默——这位美学家就是王朝闻。
当“美学大讨论”的各家为了阐述“美的本质”而言辞激烈地相互争论，乃至彼此攻讦之时，王朝闻一直在谨慎旁观。由于他一直刻意保持低调，所以学界无论是在四家争论发生时，还是在日后回顾时，似乎都已经遗忘了这个重要的缺席者。其实王朝闻的沉默，并非简单的不做声响。从某种程度上看，王朝闻之所以不参加争论，恰恰是因为他思考得比参与争论的人更深。总的来说，王朝文一直设法回避参与关于“美的本质”的讨论，原因有两个。
直接原因是因为当时这样的讨论火药味太浓，参与讨论的各方在争论时往往容易游离于正常的学术探讨，动辄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等政治性帽子相扣。在那个时代的大环境中，他们的争论很难往心平气和的正常学术争论方向发展，彼此的言语都有可能称为上纲上线的把柄。在争论的诸家之中，王朝闻对朱光潜的理论更为欣赏，但他不便提及，而且也觉得没有必要去趟这混水，跟这些争论者无端惹起冲突。他感到现实的条条框框如此之多，并不是展开讨论的最佳时机。在那样容易跟政治态度扯上关系的氛围里，这类动辄牵涉唯物唯心的哲学争论可能会给参与者带来的现实麻烦。
朱光潜在20世纪30到40年代也曾与当时不少学者进行过学术论证，如鲁迅、梁实秋、梁宗岱、冯友兰等。与这些论证相比，朱光潜在50到60年代的论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逊色许多。而按照朱光潜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他经过20多年的学术积淀，本该在“美学大讨论”中表现得更出色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反差，与大讨论时话题展开的受限有直接关系。
而深层原因是，他认为这样的争论毫无必要。他在讨论开始之时就已经直观觉得探讨这个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因为现在参与讨论的各派别所依据的理论都非常的粗糙浅稚，并没有成熟到足以处理如此抽象复杂而难解的问题。四个派别好像瞎子摸象，各执一端，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触摸到了真理。并且在“美学大讨论”发生的全过程中，由于特殊的政治气氛，所以学界在谈“美的本质”问题时，一直被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所缠绕，即无论如何讨论，总之“美”必须被不争证明设定为一个客观存在物。不接受这个前提就会被当成政治上的“唯心主义”。结果无论参与者如何讨论，答案都在问题提出之前给限定了。本来“美的本质”就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再加上在那样的社会气氛中，就更难有实质性的突破。
此外，王朝闻认为，“美的本质”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表面上看起来非常重要，但其实对于他最希望迫切解决的“美感生成”问题并没有直接意义。而且还喧宾夺主，导致在一片众声喧哗之中，包括“美感生成”的境遇性等更为重要的现实问题反而被遗忘了。在他看来，研究美感的生成机制问题（社会和个人的文化底蕴、主体具体接受过程、审美大众化等），远比美的本质这样抽象难解，又对现实美育工作无用的问题更为关键。
王朝闻他的这一想法，在他编写美学教材的过程中愈加深化，回顾该教材的编写过程会更清晰地还原他的心路历程。整个50年代，他都在忙着传达党的文艺政策，以及依据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艺术创作工作。到了60年代，他接到了周扬委派的一项重要工作：编写给全国高等学校使用的文科教材《美学基础》。
当时中国国内陆续译出几本苏联美学教材，如陆梅林等译的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编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 1961年版），杨成寅译的苏联艺术科学院美术理论与美术史研究所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概论》（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2年版）。但这几本教材显然苏式色彩较重，虽然能作为重要的教学参考书，但直接作为中国的教材就还缺少在地化的步骤。王朝闻清楚他这份工作的分量，他担任主编的这本教材作为新中国早期美学教材里的第一本，只要出版使用就会被载入历史。所以在这本教材上他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调动各种当时的人员参与编写。
据学者李世涛考证，《美学概论》在60年代初开始编撰时，参加编写的有来自北大、人大的教师。而王朝闻担任主编后，调入了数位代表性人物（包括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哲学所的李泽厚、叶秀山；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刘纲纪；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周来祥；《红旗》杂志社的曹景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刘宁；中央美术学院的佟景韩；音乐所的吴毓清；《美术》月刊的王靖宪；中宣部文艺处的朱狄；兰州师范学院的洪毅然等）。而1962年王朝闻留下了李泽厚、叶秀山、刘纲纪、杨辛、甘霖、刘宁等一部分人在党校继续写作。[1]只是很遗憾，虽然在1964年这本书的40万字讨论稿就已经完成，但适逢“文革”爆发，就只好耽搁了。“文革”后，王朝闻在1979年专门找来刘纲纪、刘宁和曹景元三人帮助他修改，几经波折才得以在1980年完成，原名为《美学基础》的教材最终以《美学概论》为名，在1981年出版。
尽管这本书虽然不是王朝闻直接撰写，但历经这么多次的修改，大致反映了作为主编的王朝闻的美学观。结合这本书里的一些提法，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王朝闻避开“美学大讨论”的历史背景，以及窥估他此举的所包含的他自己的学术思考。
王朝闻对“美的本质”的定义，需要从他所处的特定时代氛围来理解。在他主编的《美学概论》论述“美的本质”时，首先提到：“由于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密切联系，美的本质问题成为美学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一般说来，唯心主义者总是把美规结为精神的产物（或是主观的愉快，或是绝对精神的外化等），而唯物主义者却肯定美的客观性，认为美是客观事物本身的属性。”[2]
王朝闻重新修改这本教材时，距离初次编写完成已经过去了差不多2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将之前的各种莫名其妙的学术忌讳气氛慢慢吹淡，但风气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即便到了80年代早期，关于“唯物”还是“唯心”的学术判断多少还是缠绕在美学问题上，好像早春时的寒潮一样尚未退却。王朝闻很清楚这本教材出版后必然影响力很大，这意味着如果引发争议，其引发的风波肯定也不会小。故而出于谨慎起见，他宁愿尽量往反映论方向靠拢，以避免被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此书依据反映论的哲学理念，按照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开宗明义地把“美”称为“客观事物本身的属性”。这似乎已经表达了编者的观点，按照一般的叙述逻辑，该书将按照传统的反映论的模式来探讨美的本质问题，但耐人寻味的是，当此书介绍完美学史上探索美的本质问题的基本途径之后，却开始主要以李泽厚早期观点为主。书里的很多提法，实际上都是李泽厚早期所提“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论述的改编版。书中，“美”被视为生产劳动的产物，表现了“人类变革世界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正是由于王朝闻这种试图杂糅反映论和实践论的取向，导致这本书对美的本质的看法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这突出表现在其对“美”所下的定义上。他先给“美”下了一个定义：“美是人们创造生活、改造世界的能动活动及其在现实中的实现或对象化”。然后解释说，“美是一个感性具体的存在，他一方面是一个和规律的存在，体现则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一方面又是人的能动创造的结果”。接着，他在同一段话里对美下了第二个定义：“美是包含或体现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能够引起人们特定情感反映的具体形象（包括社会形象、自然形象和艺术形象）。”[3]
按照第一个定义，“美”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化体现，偏重于客体对象方面。而按照第二个定义，“美”又被视为一种由主体意识呈现的“具体形象”，偏重于主体意识。作为这种矛盾的调和，王朝闻在此书中用李泽厚的理念，把“美”定性为“事物的一种客观的社会价值或社会属性，这也就是美的客观社会性”。用“客观社会性”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把主体意识与客体对象在理论上统一起来：“只有在物质领域内出现了具有社会性的客观现实，才有可能在观念领域内，出现思想感情对对象的能动反映，形成具有社会性的意识观念。”[4]
有学者认为王朝闻这里给“美”所下的是“一个令人十分费解的定义”[5]
如果直观上读教材《美学概论》本身，王朝闻下的这个定义的确有些费解，但结合王朝闻其个人论著的具体叙述，是约莫能看得出他在特定语境性所用的叙述技巧的，这是王朝闻策略性叙述的产物：由于是教科书，所以他力图让这本书在最大限度上保持客观、持平的态度，于是其中涉及到的观点也必须符合当时时代氛围的认同标准。他出于谨慎而又不愿意泯灭自己的想法，于是给“美”下了这么一个“双轨制”的定义。
通观这本教科书，王朝闻对相关问题的措辞都非常讲究。他在“绪论”里首先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然后又强调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未完成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给美学研究提供了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改变了美学研究的面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原则性的美学观点，然后他们没有来得及使之系统化。因此，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仍是一个有待努力完成的任务。应该说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美学，至今还处于探索阶段。”[6]
在具体探讨“美的本质”问题时，再次用这样的模式重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给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唯一科学的理论基础。现在我国学术界一般都承认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来解决美的本质问题，但是如何具体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美学问题，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这里只是提出我们的一些初步看法。”[7]
王朝闻不愧是长期在文艺部门撰稿的经验丰富者，他在此处的措辞十分老成稳重，既在原则上保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又在具体问题探讨上保持开放性的态度。可谓既防止被同时代一些偏激甚至别有用心的人士找把柄，又不至于被后人视为封闭的美学体系。
80年代初期的美学家还相当“左”，彼时蒋孔阳在1980年发表的回顾建国以来关于美学问题讨论的文章中，还死死咬住朱光潜的“历史原罪”，称“解放前，虽然由于鲁迅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却仍然相当泛滥，朱光潜就是当时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代表人物。”蒋孔阳在把鲁迅的美学思想拔高为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不忘给朱光潜做出相当负面的定性。末了，蒋孔阳还引用朱光潜自己检讨里的原话，称由于朱光潜的思想在读者当中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因此“对人民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8]王朝闻对这类无谓的争论一直颇为敏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虽就他的叙述态度而言，他更加青睐朱光潜那种把“美”置于“关系”之上来探讨的模式，但出于对朱光潜背后所带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标签的忌讳，所以当时他在字面上尽量避免引用朱光潜的著作或观点。
王朝闻在《美学概论》的“绪论”里把自己的态度说的很清楚。他一方面不挑战一直以来学界强调必须从哲学领域出发去研究美学的惯例，先表态说：“美学与哲学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美学的基本问题一一美的本质、审美意识与审美对象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在美学中的具体表现。美学是哲学性质的科学；是作为人们世界观组成部分的审美观、艺术观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学说。”但在表完态之后，他立刻补充一句：“但是，哲学的一般原理不能替代美学的具体研究。”[9] 而他的著作也是他这种态度的文本反映，因为在他的“美学论著”当中，涉及到哲学内容的部分实在是凤毛麟角，因此对应的是，他大部分内容是在撇开哲学谈具体的艺术研究。
作为主编的王朝闻，的确在教材《美学概论》里保留和扩展了李泽厚的诸多理论观点，但另一方面他在自己个人著作里的表述跟这却又显露出一定的差异。他在自己的个人著作里，流露出对于李泽厚这种仍然偏重“客观性”的理论观点的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论述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漂浮在形而上学的抽象领域，空泛而不接地气。
王朝闻对反映论和实践论的内在缺陷都洞若观火，故而他对两者其实都有微辞，内心都不能完全认同。在他自己的论著中，他更倾向于建立一个多层结构：首先在大的原则方向上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反映论观点，以免被划入“唯心主义”的阵营；其次在具体阐释“美的本质”问题时融入实践美学的观点，将艺术创作和鉴赏活动等都纳入主体能动实践的范畴，保证自己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方向；最后，当他开始具体探讨美感生成问题时，就设法回避究竟是“存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创造新的存在”这类纠结不清的争论，他的侧重点是“审美意识”（美感），而且希望进一步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下强化对美感生成问题的语境性探讨，力图在主客互动的层面研究具体艺术问题。他在《审美谈》中强调：“艺术欣赏与艺术创作的关系，当作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关系来考察，它体现了审美需要与审美对象的关系。……这些问题只有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着眼，才有可能不停止在固有的理论水平，也才有可能避免那些或许实在无谓的争论。”[10]
王朝闻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反映论有看法，但顾及到这一理论被通认为是由列宁提出，所以他谨慎避免对反映论的直接反驳。虽然他对李泽厚的“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的观点颇有微词，对日后李泽厚所提实践美学也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对李泽厚的才华颇为欣赏。此外，由于实践美学自认是依托马克思实践观点而建立的，引用的都是马克思原著的话语，于是在话语上就天然具有某种合法性，所以王朝闻在自己的理论中也吸收借鉴了李泽厚的观点。但他出于学术的谨慎，又避免在文字中流露对李泽厚理论的倾向性，而是改为顺着李泽厚的视角，直接引用马克思的原话。
对于李泽厚自己最得意的实践论观点，王朝闻也存有疑问。王朝闻觉得实践观只能提供审美最基本的框架，而无法提供真正能运用到实际生活的批评和阐述理论。王朝闻最倾向于从“审美意识”的角度切入美学研究，而且他认为一定要细化到审美接受的过程来研究，与其研究玄之又玄的“美”，不如研究可感可知的“美感”。在美感都没研究清楚的情况下去研究“美”，完全是舍近求远的无谓之举。
但在那个时代氛围中谈“美感”，容易被转化为意识形态立场问题。朱光潜将“美”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性的，就是说，美作为一种性质，是意识形态的性质，不是客观存在的性质……美不是第一性的，而是第二性的。”） 结果蔡仪随后就称：“马克思认为艺术是意识形态，却没有说过美也是意识形态……然而朱光潜先生在这里却以艺术是意识形态为根据，来反对美是客观的。”然后蔡仪认为朱光潜此论乃是把之前的主观唯心主义再来个老调重弹。于是关于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话题，转眼即又被置换为变为唯物与唯心之争。[11]惹不起总躲得起。王朝闻对这种无谓的争论感到厌烦，但又不好直接表态，于是他只能设法在自己的叙述中，遣词用句都进行过一番谨慎的思量。比如，他在谈“审美趣味”时，努力分析其社会学属性，继而又谈其与物质基础的紧密联系：“审美趣味虽然以主观爱好的形式出现，但归根结底却是人们在审美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审美的倾向性，这种审美的倾向性正是一定的社会的审美理想的具体体现。……审美理想作为美的理想，与世界观有密切的联系，直接间接的受世界观的制约，反映着人们的实践要求、愿望和需要，而最终被决定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因此，人们就可以根据它所表现的审美倾向的历史具体内容，加以客观的判断。”[12]于是明明是属于主观范畴的审美趣味，通过对其物质基础的分析，转而具备了充分的客观性，从而避开了其在哲学范畴上与“唯心主义”的联系
又比如，他在教材《美学概论》里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谈美感，第二章是专章讨论，先是在第一节阐述其本质和发展历程，然后在第二节细分了审美感受的数种心理模式。但有意思的是，他是设法使用“审美意识”一词来代称“美感”，而非直接使用“美感”一词，这一章第一句话便是：“审美意识是客观存在的诸审美对象在人们头脑中能动的反应，一般称之为‘美感’。”[13]
王朝闻设法用“审美意识”一词来探讨美学问题，是因为这个概念不会直接与反映论冲突，而“美感”一词则容易被攻击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审美意识”这个概念可以以“意识是存在的反映”作为自己合法性的学理依据，一旦被质疑乃至指责，就能引经据典驳斥，至少在“唯物”还是“唯心”的泛政治立场上不会有问题。直到8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学术界思想意识的愈加开放，这种泛政治立场在学术圈逐步消失，王朝闻才开始更多的使用“美感”一词。
所谓美，不是作为某种抽象的理念，而是作为某种感性生动的样态呈现出来被感知。从这一层意义上看，“美感的生成”才是审美研究的关键。所以美感究竟在怎样的环境下具体生成才是王朝闻最关心的问题。在他1982年出版的专著《审美谈》中，他撇开“美的本质”之类的抽象问题，侧重从欣赏者的角度切入研究，探讨“审美接受”问题。而审美接受的这部分问题恰恰是被50至60年代美学大讨论遗忘的部分。
他在《审美谈》强调说，“只有当欣赏者拥有一定的生活经验，艺术所反映的某些生活对他才有可能成为他的感受和认识的对象。……只有从两个实际——艺术现象与生活实践出发，而不只是从美的本质等理论性定义出发，我们的理论研究才更有可能避免空洞抽象。”[14] 在美的本质等理问题暂时未能具备解答它的条件之前，应该加以搁置，学者应该探讨更能处理实际美学问题的议题，这些议题就是他接下来在《审美谈》里分章节探讨的“敏感与灵感”，“共鸣与同情”，“倾向性与艺术性”，“再现与表现”，“含蓄与明彻”，“确定与不确定”等等问题。
王朝闻早在50年代就开始从“作者-观者”的交互影响层面研究审美活动，他的许多论述近似于德国接受美学学派且早于他们提出。只是可惜他由于过于谨慎，为了避开他认为不必要的泛政治性纠纷而全然不援引西方美学资源，连跟他思想最为契合的接受美学也不牵涉，所以他80年代之后的理论系统慢慢成为一个“孤岛”，逐步与同时代的美学大潮隔离开来。最后致使他的成果也慢慢淡出美学界的视野，以至于他取得的成就也没有太多学者进一步接受、发展和升华，让他的“作者-观者”交互影响理论没有成为更具备理论体系的架构，成为能够在国内外都具备影响力的代表性理论。
结论
如前所述，王朝闻之所以在“美学大讨论”中保持沉默，原因包括政治层面的，也包括学理层面的。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得具体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实践，比抽象的去探讨玄之又玄的“美的本质”更为迫切。他的想法在50-60年代并不为学术主流所理解，但在艺术学理论成为独立学科，而不再只是美学附属学科之后，重审王朝闻的思路会发现其实他在当时更具有前瞻性。王朝闻的沉默，其实在另一层面上看，乃是一种对艺术学学科独立性问题的关注。按照王朝闻的思路，美感问题才是审美的根本问题，没有必要把哲学问题与艺术学问题混淆起来。他的沉默，不是完全的无声，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默默思索。
注释：
[1]王李世涛.在中西文论与文化之间[M].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127-128
[2]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1
[3]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9
[4]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0
[5]阎凤祥.诗意栖居：重读建筑学兼论广义艺术（上册）[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120
[6]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
[7]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4
[8]蒋孔阳：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A].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 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编辑室合编，美学（第二期）[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61
[9]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
[10]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0
[11]蒋孔阳：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A].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 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编辑室合编，美学（第二期）[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65-266
[12]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87
[13]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6
[14]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4
【作者简介】简圣宇，男，广西南宁人，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师，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美学、艺术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江苏扬州，225009
【课题项目】本文为2012年教育部课题“现代性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美学史”(项目号:12AZD069)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