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观明清美学总的逻辑行程，大致可分以下三个阶段:首先是由李贽、汤显祖和公安派提出一系列富于主体意识、个性意识的美学思想，构成了近代美学的浪漫主义先声，其次是由王夫之、叶燮、石涛以富于思辨色彩的理论体系对古典美学作出了历史总结，再次是美学理论在各个部门美学内向近代崇高的多向展开，包括李渔的戏剧美学，袁枚的诗文美学，郑燮的绘画美学，以及从李贽、叶昼、金圣叹到脂砚斋等人的小说美学，构成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多元并峙、相互递进的复杂局面。这三个阶段分别属于不同的逻辑层次，它们共同构成了明清美学史的正、反、合三段论。

我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到明清己经是封建社会的晚期，这是一个由落后的封建社会意识向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萌芽的历史转变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表现突出。从理学的衰微、心学的修补到反道学思想的崛起，从反复古、反教条的审美创作的繁荣到重自然重人性的艺术批判的兴盛，使社会思潮汇成一股强有力的浪漫供流，把明清美学思想迅速地向前推进。到了明末清初，这种体现封建理性意识的羡学潮流，仍然具有较大的势力。明代中晚期的前后七子、唐宋派明确提出复古主义的美学主张，到了清代，这种封建意识的保守性则更加顽固。走向封建社会末端的清王朝，不仅对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_而且在文化上也实行无情的专制统治。康熙二十五年（1686），就曾发布诏书，力倡程朱理学，反对其他所谓“异端跛说”。来自于封建王朝的威力，直接影响着文化意识形态。前前后后，不仅出现了理论上的“格调”、“肌理”说，还形成了散文上的“桐城”。“阳湖”派和诗歌上的“宋诗”、“同光”体，将明代初年沿袭下来的体现封建理性意识的美学思想推向极端。

这种美学思想在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享有显赫的地位，甚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还处于支配地位，但是由于它受制于腐朽的统治阶级，渗透着浓厚的封建理性意识,与人民群众的自由创造意识和艺术实践精神所体现出来的审美理想相距甚远，所以，真正具有较高美学价值的思想源泉乃是体现人民群众美学精神的艺水创造和社会生活。

一种新兴的体现明清美学人本意识的新思潮是以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为发端的，宋明理学到了王阳明时代己经不占上风，.取而代之的是势力较大的心学理论，压阳明就是这一流派的首要人物。虽然阳明学派本为宋明理学的一个支流，但它的哲学主张以’“吾心”、“良知”为本，并明确指出:“夫道，天也之公道也，夫学，天下之公学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道学的迷信观念，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初步形成了以“心”为本的人本主义美学思想，从而把明清美学引向不代个崭新的方向。   在阳明哲学影响之下形成的以李贽为首的反道学思想，把这种以人本意识为主流的美学思想推向高潮。反道学思想，全面突破封建传统的板结意识，全面否定儒学理学的思想实质，明确显示出新思潮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精神。

第一阶段

李贽“童心说”：

《童心说》是明代末期杰出思想家李贽的一篇散文，他在文中提出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的根据，这在当时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他认为，“童心”是体现自然人性的真心，而失却童心便是失却真心。针对程朱理学，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也”。李贽在肯定“童心”纯真可贵的同时，追究“童心”在当代失落的根源。他的笔端直指程朱理学的祖宗——孔孟儒学，并对其经籍论著展开无情的批判。他指出:“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词。又不然，则其迁阔门徒，惜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现，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之出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熟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言而发，不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迁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速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数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李贽在痛击儒学理学之假人假声的同时，力倡《水浒传》之类的真人真声，认为只有这样的发愤之作，才是以真人之声来自由地抒发人们的艺术情感和审美理想。

汤显祖“情至说”：

汤显祖之后的美学思想把李贽的反道学思想继续向前推进。汤氏的以“贵生”、“神农之教“、“情至“为三位一体的美学主张，更加明确地体现出对于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追求。所谓“贵生”即《贵生书院说》中所阐明的“形色即是天性”、“大人之学”在于“知天下之生”的宗旨和《徐闻留别贵生书院》诗中能疾呼的“天下熟为贵？乾坤只此生”的口号，把人生提高到天地中最贵的地位，认定“知天下之生”才是“大人之学”的真谛。从根本上反对扼杀人性，主张尊重人权，正视人的价值，体现了一种新兴的自由民主精神，所谓“神农之教”即主张发展“其利于养”的农民之业，并且以政道之“平”来保护社会经济的发展，以便扭转“精华豪家取，害气疲民受”的“有生而无食”的社会局面，这种美学主张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他美学思想中的平等观念。而”清至”说则集中反映在《<牡丹亭>题辞》中，实质上表现出一种基于“贵生”说的博爱思想，这种以“情”为核心的“博爱”思想，从根本上体现了明清浪漫思潮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到了清代更是经久不衰。

公安三袁“性灵说”：

公安三袁，又称“公安派”。袁宗道，字伯修，《白苏斋集》。袁宏道，字中郎，《袁中郎集》。袁中道，字小修，《珂雪斋集》。公安派文学思想由袁宗道首发，以袁宏道为代表。

 

第二阶段

王夫之、叶燮和石涛以较为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对古典美学作出历史性的总结，明清换代，外族人侵，社会动荡，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受到摧残，满族统治集团的高压政治和游牧民族落后的文化对中原文明的牵制，使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趋于萎缩、退化，从创新进取转入总结经验，一部分以正统自居的知识分子目睹儒家学说和宋明理学在晚明浪漫思潮冲击下所暴露出的痼疾，陷入对于历史的反思，这些人具有较深的学术造诣，全面地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思想资料，他们的理论思维开始出现了分析思维的萌芽，并对变革以往理论思维落后的状况具有较自觉的认识，他们的理论增添了思辨的色彩。由于这种种原因，总结古典美学的较为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才有可能在他们手中出现。

王夫之主“意”说：

首先，王夫之的主“意”说对写意性失学进行了总结。他提出“以意为主”的命题，提倡诗歌表现那种蕴含着深刻的理性内容的审美情感，并以这种“意”作为红线贯穿诗歌的现实内容、创作过程和社会功能等一系列问题，营构起一个表述方式虽然散漫芜杂但内在逻辑却十分严整系统的庞大的诗歌美学体系。

叶燮：

与王夫之的主“意”说相互补充，叶燮的“理事情—才胆识力”说则对写实性美学进行了总结。他把客体属性分为“理事情”并突出“理”即客观规律的基本意义，把主休条件分为“才胆识力”并强调“识”即认识功能的主导作用，从而突出了“理”与“识”相互对应的认识关系的重要性。而且叶燮在理论思维方面比王夫之更前进了一步，克服了王夫之的诗歌美学严整的逻辑结构与散漫的表述方式相互不一致的毛病，从而有可能提交出第一部系统的诗歌美学专著—《原诗》。

石涛“一画说”：

如果说王夫之和叶燮主要是从诗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古典美学的话，那么石涛的“一画说”则主要是从哲学切入美学的，因此他的《画语录》在体系的营构、范畴的提炼和逻辑的推演方面更多思辨性、哲理性，比王夫之的诗话和叶燮的《原诗》来更是一种艺术哲学。他以“一画”这一范畴为核心，在必然与自由、继承与创新、现实与理想等间题上展开了美学思想，提出“搜尽奇峰打草稿”、“不似之似”、“无法而法”、“我自用我法”等一系列独有见地的命题，但是他为自己的美学思想安排了一个”自一以分万，自万以治一”的逻辑构架，把一些本来可以有更大发展余地的美学思想严格限制在有限的和谐美圈子里，最终将其带入了消解各种矛盾的混沌一体的理想境界，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总结历史的理论形态只能在古典和谐美的有限空间里展开其逻辑行程的特点。

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美学理论在各个部门美学中向近代崇高的多向展开。与王夫之等人在深沉的反思中对古典美学加以总结的同时，趋向近代崇高的必然进程也在坚定地前行，这就是在戏剧、诗文、绘画、小说等艺术部门中美学思想的涌现。在传统的诗歌美学、绘画美学之外，戏剧美学和小说美学又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这是一个人才哭出、众星灿烂的时代。但是各个部门美学的发展并不是齐头并进的，在逻辑上呈现出阶段性和层次性。李渔的戏剧美学更多古典主义的因袭，袁枚的诗文美学更多浪漫主义的激进色彩，郑燮的绘画美学霉出了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迹象，明清小说美学则达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度，它们相继构成了新的逻辑圆圈。

李渔：

李渔的戏剧美学在诸部门美学的多向分化中更多代表着古典主义方面，他把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为戏剧的最高境界，重情节不重性格，重类型化不重个性化，在语言形式上更倾向于古典趣味，而最突出的表现则莫过于他所谓“点缀升平”、“裨益风教”的戏剧功用观。从美学史的逻辑走向看，

这是古典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回光返照，同时也是古典主义接近尾声的预告。

袁牧：

袁牧的诗文美学作为清代前期“格调”说、“肌理”说、“神韵”说的一种否定，从浪漫主义方面对复古主义回潮作了有力的抨击。袁枚表现为抒情，重天才、想象、灵感，延续了晚明浪漫思潮的思想线索，但他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却更趋偏颇，特别是他提出审美非功利性的观点，对以后王国维有关思想的形成不无启示。

郑燮：

郑燮的绘画美学充满了浪漫主义气质，但又包含有某些批判现实主义的因素。他第一次将“丑”提升为较高的美学范畴，宣称“丑而雄，丑而秀”，提倡个性自由，在与现实的尖锐对立中追求理想，在绘画手法上突出主观性、情感性，体现了他的浪漫主义倾向，而另一方面，他在气一元

论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力图提高绘画为民解忧的现实感和人民性，并改革绘画形式，增强传统中国画的认识内容和理解因素，则又表现出趋向现实主义的某些迹象。

明清小说：

明清小说美学更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性质，它在作家论、艺术真实沦、艺术典型论相美学理想等一系列问题上更偏于客观，感性，社会，更注重理智和认识的作用，而且从一开始就具有批判黑暗，现实的激进性质，而李贽得风气之先，从启蒙主义和民主主义出发为这一时期的小说观念规定了基本的倾向，从而使明请小说美学有可能上升为较高的逻辑环节。当然，从李贽到脂砚斋，明清小说美学自身也是一个包含着许多小环节的逻辑过程，如果说李贽首开其端的话，那么毛宗岗则更多留有古典主义的痕迹，金圣叹则向前跨了一大步，到脂砚斋评《红楼梦》则接近比较纯粹的近代现实主义了。

金圣叹：金圣叹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他的评点很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和人生观灼然可见。他斥责“犯上作乱”，释“水浒”之名为“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反对“以忠义予之”；然而他又同情民生疾苦，痛恨鱼肉良民的官吏和行同盗贼的官军。他认为，“居其邦，不窃议其大夫之得失，恶伤治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然而又承认天下无道则庶人敢议。他宣扬“忠恕”、“孝悌”之类儒家道德规范；然而又揭露礼教对人性的摧残，赞美崔莺莺、张生的叛逆行为，讥讽冬烘秀才目《西厢》为淫书，而推《西厢》为“天地妙文”。他接受佛教的虚无思想，视人生若梦幻，所谓“天地梦境”，“众生梦魂”；然而他又直面现实，并孜孜于述作，以为“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可以看出，金圣叹的思想中是充满着矛盾的。

《红楼梦》：

《红楼梦》，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 。早期仅有前八十回抄本流传，原名《石头记》。程伟元搜集到后四十回残稿，邀请高鹗协同整理出版百二十回全本 ，定名《红楼梦》。亦有版本作《金玉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作品，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小说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府的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中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故事为主线，描写了金陵十二钗的人性美和悲剧美，歌颂追求光明的叛逆人物，通过叛逆者的悲剧命运预见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揭示出封建末世危机。《红楼梦》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实社会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统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社会道德观念等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且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这些理想和主张正是当时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

《红楼梦》以“大旨谈情，实录其事”自勉，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按迹循踪，摆脱旧套，新鲜别致，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尤其“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特殊笔法更是激起了后世读者强烈的好奇心和窥探欲，各种猜测附会之说愈出愈奇。

总结：明清美学经历了倡导近代主体性美学、总结古典美学和向近代崇高进一步逼近这一正、反、合的逻辑过程，尽管为近代美学的最终确立提供理论准备是其总的历史使命，但在每一个具体环节上，历史又都对美学家们提出了元待解决的不同课题。晚明浪漫思潮借助资本主义萌芽所带来的经济动力，从古典美学的母体中脱胎而出，一开始就带有怀疑一切、批判一切的激进色彩，各种矛盾在古典美学中所保持的和谐统一在他们手中开始被打破，而趋向分化对立，追求动荡不安、奔腾激越的崇高感成为他们的共同倾向，近代崇高的美学理想在这里已经初露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