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华筠
题 释
一本10多万字的《舞蹈生态学》（以下简称《导论》）放在手头，反复翻阅几乎读烂了。一摞比《导论》厚十几倍的废稿依然保存着，它记录了曲折、逶迤的学科探索轨迹。此外，现代化的学术信息网络，使我们获悉这本书是世界人文科学交流中心1994年度入选100本书目的第36项—HY0043783•116（目前中国大陆唯一入选的艺术论专著），由著名学者L.F.屋大卫博士推荐。我至今没有机会认识这位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朋友，不知道他怎么会了解这门从未刻意宣传过的新学科并写出了以下的评述：“用语言学方法、数学计量方法于舞蹈研究，追求准确表达艺术形象的可行性。中国当代唯理性艺术论代表论著。宏观地揭示民族舞蹈艺术特性和舞蹈差异的社会人文原因。三种学科的交叉与合作……”
《舞蹈生态学》作为一门开创性的新兴学科，自1987年申请课题、论证通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重点科研项目以来，经过难以计数的采样调查、课题研讨，写了一稿又一稿……1991、1992年先后以《舞蹈生态学导论》和“长篇”式《论丛》的出版作为初创性科研成果，此后又举办了多次开放课题的方法论讲习班，不久前，攻读这一学科的研究生被授予硕士学位……转眼间，已经过了10个年头。时间虽已超过了“八年抗战”，在舞蹈科学研究的艰难跋涉中，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艰难的启程
10年前，出任舞蹈研究所所长后的路该怎样走？不少好心人帮我设计过。对于一个舞蹈演员出身已逾“知天命”之年的“新学子”来说，似乎应该实际些，可我却偏偏不肯安分——选择了具有开拓意义的基础理论课题攻关。因为这是舞蹈学科建设的薄弱环节，难度大，更富于挑战性。
很难详尽地叙述在选题、论证过程中，许多无私地教诲、启发、帮助、支持过我的师长、朋友、同事们。两位自始至终的课题组成员（合作著书）：语言学教授——王宁、空间物理学者——资民筠，无疑是这项科研成果的重要支柱，特邀学术顾问——大百科全书编辑部的全如瑊先生，参与了课题研讨和审稿，是我的“百科导师”……脑海中闪烁的点点“灵光”，经过众人助燃，终于照亮了前进的目标。
科学研究并不神秘，问题的提出与自身的舞蹈实践紧密相关。在30多年从事舞蹈表演的生涯中，古今中外的舞蹈，演出过不下百余个。经常困扰自己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准确地把握住那缤纷多彩、风格迥异的舞蹈意韵？这当然不仅仅是外部形态特征，更重要的是对其总体审美体制的理解与表现。我不满足于凭“感觉”跳舞，希望在理解的基础上加深感觉。也就是说不只是钻研该“怎样跳”？还要追究“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跳”？于是，每当学习一种舞蹈，总要尽可能地搜集、研究与其相关的民俗、地理、历史……资料，虽然常常被嘲笑：“‘折腾’半天，也未见得比旁人强多少。”但是，我确信：如此这般的‘折腾’之后，起码比自己原来的水平有所提高。或许，这就是朦胧的“舞蹈生态学”意识？
众所周知，世界上有多少被高山、大河相隔相阻的国家、民族，就有多少种不同风格、样式的舞蹈，却很少有人探索其中的奥秘。舞蹈的转瞬即逝和难以诉诸文字的表现、存在方式，更增加了对其分析、研究的难度。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较，舞蹈的表现和传播媒质不是外物，而是具有生命的、饱含感情的人（生物人、社会人）自身。舞蹈的创造者是人，人又是“物化”了的舞蹈创造品。这门无物可假，既古老而又充满青春活力的艺术，以其自身的特质决定了它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关系格外密切。它紧随着人类进化而传衍、发展，留下那千姿百态的斑斑绰影，正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与其生存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某种呈现方式。
逐渐自觉化的舞蹈生态意识，使我们获取了一把开启舞蹈奥秘之门的钥匙；长期舞蹈实践中日积月累的感受，致力于舞蹈研究的诸多困惑，经过深入求索舞蹈自身特质的思考，使我们确定了注重于舞蹈本体特制的基础理论课题，那就是：从“舞蹈与人类生存关系”这个大主题中，选取通过宏观分析揭示其内在本质的视角作为创立新学科的基点，力避对文学概念的依附和盲目套用。起步虽很艰难，科研路线却比较对头，这是很幸运的。
涉足边缘学科
当我们试图透过各种纷繁复杂的舞蹈现象揭示环境因素的作用，以期做出具有规律性的解释时，自然而然地遇到一些难解之谜。对于局部的、具体的舞蹈现象，似乎可以找出一种或多种合理的解释。可是，“跳出”一个个具体问题，想把众多的现象合在一起理出一定头绪，又感到有些茫然。常见的情况是，对一种现象的解释看上去言之成理，却未必与另外一些现象能有机得协调起来；把许多个别问题的解释简单的累积在一起，更未必能形成系统的规律性分析。这使我们意识到，想要科学地认识和解释舞蹈，必须有科学的方法论。否则，有如黑夜行路——崎路纷纭，举步维艰！
现代科学研究的发展拓展了我们的视野，自然科学的成果更引发了我们的思路，研究舞蹈与环境的关系，深入考察一下“生态学”的形成与方法论的建立，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人类在几千年的农林牧渔猎的生产实践中，很早就注意到气候和地理条件是如何影响收获的难易与大小，这其实就是朴素的生态观念。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前322年），到我国《齐民要术》（公元前533年）,都对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各种生态现象进行过论述，而比较系统地观察与分析这一问题则始于16—17世纪。如果说《生物起源》中表述的“自然选择”思想涉及了生物与自然环境的相互选择作用，那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可以说是生态问题。不过，“生态学”一词由德国海克尔明确提出后，伴随着方法论的逐渐成熟，才得以形成了一门独立学科。生物生态学把研究对象作为“核心物”，对与其发生关系的各种“环境因素”进行分解综合的系统研究方法，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们决定知难而进，适度引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向着交叉学科（边缘学科）进军！
但是，阅读了《基础生态学》原著，统观陆续发展起来的各种生态学的分支学科后，我们发现问题的复杂性大大超出预想的程度。事实上，我们只能对“生态”一词，限于本质意义上“借用”而不能简单化地把舞蹈生态学设置生态学的一个分支，把生物生态学的许多现成理论概念和术语，进行生硬的移植与套用。
粗略分析，就不难发现：作为“核心物”的舞蹈，是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对于这一“核心物”，起主导作用的生态因素显然是社会文化环境，自然环境一般来说只起外力作用，舞蹈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往往通过心理机制的作用来体现，这就大大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譬如：生物生态学通常关心的是在环境影响下的生物实体的生存、繁衍状况，舞蹈生态学的研究却要考虑到更多，更高层次的现象，而非仅限于“舞者”这一实体；若是与“生物地理学”相比较，舞蹈生态学也应着眼于舞蹈播布区与环境因素的考察、研究。但与观察生物实体所不同的是,对于舞蹈的播布繁衍,不仅要注意其共时性的生态因素,还要进行更为广义的历时性生态关系——舞蹈渊源谱系的探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从现在生态学的方法论受到诸般启迪，又结合舞蹈自身的特性经过反复研讨、论证，我们对《舞蹈生态学》提出了如下的科学定义：舞蹈生态学是一门研究自然和社会环境与舞蹈关系的科学。它把舞蹈——作为核心人物——置于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系统中进行宏观的、多为的综合考察，确定自然的或社会的诸多因素中哪些影响和制约了舞蹈，以及它们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的影响和制约着舞蹈的发生、发展及其表现形式,以期通过这样的探讨,对纷繁复杂的舞蹈现象进行解释,揭示舞蹈的自身规律。
有关舞蹈本体特质的思考
建立《舞蹈生态学》方法论的第一步是剖析“核心物”——确定什么是舞蹈，哪些属于舞蹈现象?真没想到与舞蹈相亲相伴几十年的，对于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却未深究其所以然。譬如：生活中人们很容易把田间的插秧劳作与插秧舞区别开来;把和友人告别与反映离情的舞蹈区别开来;把打架、械斗与剑器、棍棒舞区别开来……但是,要说出舞蹈究竟在哪些特点上区别于其近似事物,阐释舞与非舞的界定,却一时难以作出言简意赅,令人满意的回答。
从古代最著名的诸如“嗟叹、咏歌之不足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论述到近代的各种人文学科,都从不同的角度,各有侧重地对舞蹈的特质进行过研究。在不同学科中,“舞蹈”一词都具有旨在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内与其相邻食物——概念,相区别的定义（百科全书注重于综合性）。舞蹈生态学也须选择一个特定的视角,那就是把舞蹈看作一种在一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存在的人类有目的的行为。在此意义上,方能探讨是那些和怎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造就、发展、或改变了不同时代的各种舞蹈。
舞蹈从原初起,就非孤立的个人行为。它的最原始的激发爱欲和宣泄情绪的动机也带有影响他人、维系社会的目的。在漫长的舞蹈发生、发展过程中,大都与人类的生命活动——求生存的本能紧密相关，由此而形成了各种实用功能。诸如：祭神、驱鬼、求偶、克敌、庆功、健身和劳作之需求等等,无一不带有明晰的社会性。伴随其实用功能而产生的审美价值,也并非纯个人的而是由社会来认可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舞蹈的一部分原初功能逐渐退化、变异、消失,但是它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形态,并且转化为一种社会习俗,为相对聚居的人群所具有、保存、发展,成为散见于不同地域,在民间自然传衍的舞蹈。这种舞蹈根植于民众,有相对固定的播布区和约定的习俗性,因此长期保存着相对稳定的与特定的民族生活、心理、性格、礼俗相关的传统样式与风格。这种舞蹈的环境“烙印”比较容易考察。
但是舞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是专业舞人的出现,他们以社会造就的审美意识和个人技能,进行舞蹈的加工业创作,使舞蹈的审美价值大大提高,个人风格逐渐增强,由此产生与自然传衍的舞蹈相对应的创作型舞蹈，这可谓舞蹈的两大类别（层次）。自然舞蹈多以自娱为主,舞者与观者融为一体;创作舞蹈则以娱人为主，舞者与观者相分离——观者成为舞蹈的环境与背景。舞蹈生态学的研究首先要涉及自然传衍的舞蹈，同时明确认识到舞蹈具有多层次概念和可伸缩的界面。
不过,无论是任何类别（层次）的舞蹈都是以舞者的形体运动来实现的,于是，很自然地可以把它与不以人体形体运动作为媒介的艺术门类,如：诗歌、音乐、绘画、雕塑……明确地区别开来，而在“圈定”的范围内,把舞蹈放到具有社会性的一切形体运动中去比较,放到社会艺术的大范围内,与其他人艺术形式相比较, 从而确定这一“核心物”的定义。
我们先以舞蹈与人类生活动作进行比较，便可以看出：舞蹈的形体动作具有超常性——韵律感、节奏型,超出了生活动作的“常”态、“常”量。它以表现浓缩而升华了的感情为追求目标,注重审美价值并且具有民族文化特异性。接下来，再与动作超长度与其具有某种共通性的其他形体艺术门类相比较，如：杂技注重惊险技艺,以难、以险取胜,舞蹈注重情感的表达,以美、以情取胜;武术的健身、自卫、进击等实用功能与舞蹈的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武术表演,也是以显示武功而非宣泄感情为主要目的;至于一般的体育项目大都是国际化的,它注重体能的锻炼、竞赛,不在意民族文化特异性的显示。而花样滑冰、艺术体操等与舞蹈具有较多共性的项目,其本质意义依然是竞技。至于哑剧，无论是比较程式化的东方哑剧,还是更注重生活模拟的西方哑剧,从总体而言,它们都十分注重形体动作的表意性,舞蹈则更注重情绪的抒发和审美特质的表现。
以此类推,我们似乎还可以扩大比较的范围,但是,经过了上述的比较,显然已可做出对舞蹈比较清晰的阐释：舞蹈是以人的形体动作作为媒质的,以表现人类浓缩而升华了的感情为追求目标的社会艺术活动。舞蹈的动作来源于生活,又经过加工、提炼、选择与组织而具有超常性——节奏型、韵律感。每一种舞蹈,都具有经过长期积淀、传衍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语言(动作）体系,体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异性。舞蹈凭借其“语言体系”,达到表意抒情的目的，实现生命价值。
舞蹈形态分析与“舞畴”概念的意义
作为视觉艺术的舞蹈,人们对于它的认知首先通过对其外部形态的直观感受来获取，这无疑是分析“核心物”的入口处。但是,一般的直观感受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特质性的科学分析。和其他一切比较复杂的事物一样,舞蹈形态也有着自身的结构层次,我们应当选取适当的层次来进行分析、研究。
舞蹈生态学中的形态分析,应注意环境选择作用的焦点所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选择舞蹈的过程(无论是观赏或是参与），多取决于综合印象。但是要科学认识和解释这种选择作用，却必须对于构成舞蹈形态的物质媒介——人的形体运动，进行科学定值、定型分析。构成舞蹈的物质媒介的特异性，不仅造成分析其表意、审美元素的复杂性，其“特异性”还表现在自美感受和娱人美感的差异——分离性。譬如：画家与观者同样用视觉来欣赏其绘画作品；演奏家、歌唱家同样用听觉来欣赏其音乐作品；舞蹈却是通过动感来自娱，通过视觉来观赏,这就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对于激发舞蹈选择作用的直观感受,如果以笼统印象来描述、分析,诸如优美、细腻、粗旷、豪迈等词汇,显然无法深入。但如果细微到分解单个肢体角度变化的“元结构”上,又会损失掉那些激发选择作用的重要因素。鉴于舞蹈生态学研究的侧重点在于探讨民族的文化差异性的人文原因,我们认为解决舞蹈形态分析问题,应以因子分解、特征提取为主攻目标。
根据实践经验，我们比较顺利地确定了舞蹈形态分析的3个层次：舞动、舞目、同形舞目类群，确认出舞蹈的自然切分基本单位—— 舞动,并且找出了进行定值、定型分析的因子项；节奏型、呼吸型、步伐、显要动作部位及其运动流程等。在此前提下,为舞蹈形态分析明确立论——提出以下几个原则：第一，辩证认识舞蹈形体运动中动感与视觉,人体机理与直观印象以及技术实现与艺术感受之间的差异性，寻求其相对统一的客观标准。第二,对于人体运动的观察与测试，要在具体实践中对于工作概念给予可操作性定义。第三，舞蹈特征提取的材料来源,可分为形象资料和符号性资料两大类。对于前者（指舞蹈表演及影视资料）,应注意繁简适度的因子分解;对于后者（指各类舞谱）应注意适度的综合提炼。
以上的方法论要点，由于自觉地注意到了舞蹈的特质性研究,从立论到实践,都经受住了科学检验。但是确立了舞蹈自然切分的基本单位——舞动之后,在具体观察、分析、操作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众多的人跳同一舞蹈动作,或者同一个人——即使是训练有素的舞蹈家——重复同一舞蹈动作,假如计量他们的动作幅度、力度、速度的绝对值,几乎每人、每次都不可能一样——体现出了众多不同值的舞动。但是,只要这些舞动的值不超出某种限域，人的动感与视觉并不感到它们的差异,跳起来,看上去都认为是同一动作。也就是说，在一定限域内互有差异的舞动,在特征上并无明显区别和对立,就表意、审美作用而言,这些舞动的细微差别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现象,很像语言中的语音现象。语言学家把从语音序列中切分出的最小单位称作“音素”；把按着语音的辨议功能归纳出来的语音类别称之为“音位”。在某种语言（方言）里，一些音质互有差异的音素,在听觉上并不被人察觉——在特征上几乎没有区别,因此这种语音差别就不具备认同与别异的价值。而音位数目却是有限的,以音位来分析语言辨义,不仅减少了无意义的繁琐,也在实际操作中,使语音辨认成为可能。
受音位学的启发,我们提出了“舞畴”概念。它是指在直观上可以感受到的具有同一审美表意起基质的一簇舞动,因此它不是用一个唯一的绝对值,而是以一个取值范畴来表示，也就是一动作的中心现象来标识。
“舞畴”概念的发展已确立,对舞蹈生态学研究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就方法论探讨而言,这是对舞蹈特质分析的一种哲学思考,使我们对于艺术分析中普遍存在的精确性与模糊度的辩证关系,具有了自觉意识。在引进自然科学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时,建立了适合艺术特质分析的可操作性概念。这种认识论——思维方式,在我们的课题进展中，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对于其后的研究产生了触类旁通的作用。
“舞体”概念的确立与舞蹈生态分析
在对“核心物”的研究取得有效进展的基础上,对于环境因素的分析,自然地进入了课题议程。事实上,与“核心物”一样，和舞蹈发生关系的各种环境因子及其总和,也存在多层次概念。对它们的研究,首先要进行科学分解,确定哪些是对舞蹈起作用的环境因子,它们是怎样的层面与舞蹈发生关系,结合部又在哪里。
生物生态学研究, 按其组织水平分类,可以以个体生态、种群生态、群落生态、生物系统生态等分别进行探讨,舞蹈生态学研究也可按层次分类。诸如：舞者生态、舞目生态、舞种生态、舞业生态等。由于我们首先注重的是舞蹈文化特异性的考察,因此,应把研究的基点确立在舞种这一层面上。我们所说的舞种是综合了舞蹈的形态、功能、源流与播布地域等多种因素确立的“多维舞种”概念。
舞种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是通过舞蹈的发出者——人来实现的。而体现文化差异性的“多维舞种的发出者——“人”，并非个别的舞者,也不是在特定的时空限域内,跳着某个舞目的具体人群,而是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生发、传衍、拥有某一种舞种的“舞者”的“集合概念”。
为了把舞蹈研究与环境关系时，必须确立的理论性概念与通常所说的个体化（个性化）舞者区别开,我们提出了“舞体”这一概念。这是只生活在共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一群拥有共同舞种的舞蹈主体。舞种是舞体在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制约下形成的,某一舞种所具有的各种特征,正是舞体经过传衍基点的结果。对于自然传衍的舞蹈而言,舞体是指在相对固定的历史时期内,居住在舞种播布区的舞蹈参与——拥有者; 对于创作舞蹈而言,舞体是参与创作型舞目的（含各个时期）全体编导、演员及其他辅助人员之总和。环境对舞种的影响制约,必然在舞体生存的环境之内,探讨环境与舞种的相互作用，也要从考察舞体的心理与生理变化入手。
“舞体”概念的提出与确立,与“舞畴”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它使我们找到了研究“核心物”与生态因素发生关系的具体层面,解决了可操作的理论概念。
在舞体的生存环境中观察舞蹈,有些近视行为生物学。但是，动物,诸如昆虫、鸟类的许多行为,是靠遗传而延续的,属于本能行为。而人类的舞蹈行为却更多的是靠后天的学习、创造来了传衍、发展。因此影响动物行为的主要是自然环境,而影响、制约舞体的则主要是社会文化环境。
一个舞种的传衍、发展,不论有多少主体和偶然因素,也无法超越环境为之提供的综合条件。它只有在与环境相适应的情况下,才得以保存、发展，反之则要改变自身以求对环境的适应,否则,便会逐渐消失。这与生物的“天择”很相像,不过舞蹈的这种社会选择现象,“人择”无数倍的大于“天择”。具有创造性的人类,不是消极地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而是按照生存的需要来改造自然环境,使自然环境打上人文环境的烙印。因此,自然环境对舞体的影响很少有纯粹而直接的。如地形对舞体的影响,很难直接观测,但它却会对其劳作方式、服装样式甚至交通工具等产生影响,而这些往往会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的步态——反应在舞体的具体步法上……
环境对于舞体的影响,大致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起作用：一种是对物舞体的躯体产生影响;一种是作用于舞体（含观者）的心理结构。由此影响了舞蹈的形态、功能与源流,体现出各种的文化特异性。由于舞蹈并非全然的本能行为,而是一种审美活动，环境对舞体的影响很难脱离心理机制的作用,人类愈加进化,躯体机制愈要受到心理因素的调节。
此外，我们不可忽视舞蹈的“伴同物”(诸如诗、乐、服饰、舞具等）以及舞蹈共存与相类的文化艺术形式（诸如杂技、艺术体操、哑剧等）对于舞蹈发展的作用。它们或与舞蹈存在于同一自然、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或与舞蹈具有相类似的传达媒体。有时,它们包含于“舞体”之中,有时它们又是影响舞体的环境因素,这再次说明事物的可伸缩见面。
当论及舞蹈与生态的关系时,笼统地说某种环境因素影响了舞体，同样是难以深入研究的。为了对于影响物体的环境因素具体化到可以观测的层面——给于定值、定型、定序（定位）的分析，我们也应像对“核心物”一样,对一般理论意义上的环境因素进行因子分解——对于工作概念,给予可操作性的定义。
我们的基本方法是：把对于舞蹈具有显见性生态作用——处于同一层次的环境因素,如经济、宗教、习俗、服饰等列为“舞蹈生态项”——把它们视为一个个的文化系统。第一步,先借助其自身领域的研究成果,找出其内部结构——具有协调关系的诸要素。如宗教对于宗教要素的分解为信仰崇拜、传播地域、教义信条、教规教仪、组织形式（结构）等，我们可将其参照为“宗教生态项”的内部结构因子。对于各种舞蹈生态项,我们可以选取分解出的结构因子,分别考察其对舞体——不同层面的影响。以服饰为例，它既是舞蹈的伴同物，又是舞蹈的生态项。我们先对其进行功能性分解，如日常性、劳作行、征旅性、节日性、祭祀性、婚丧行等服饰性：再进行形态性分解，如样式的肢体离合度、裸露部位和裸露度、宽松度等；质地的柔软度、厚重度等；色泽纹路的基本色调、参组色彩、画纹类型等；饰部的特性：简繁度、撞响度、覆盖部位、软硬度等。
显然，经过这样的分解，研究各种生态因子项对于不通舞种（舞体）的影响时，思路就变得清晰，操作起来也易于观测。但观察各种舞蹈生态项对于舞蹈的作用，必须根据实际需要，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切忌简单化。不过，有了科学的分析方法，便好像过河有了船——掌握了到达彼岸的工具。
当然，舞蹈生态因子的分解与确定还须在测查中进一步证实，有时工作的开始只是假说性的。通过测查还应弄清各种生态因子与舞体的“结合部”及发生作用的性质与形式。在探讨上述问题时，我们也借助了生态学的术语概念：“生态链”“生态环”“生态络”等来解释舞蹈与环境因素关系的诸多现象。当然，必须对其进行重新解释和定义。
鉴于这种测查的复杂性——多维的、系统性的，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因素，我们的工作只能从局部开始，以“横断面”与“纵向最终”相结合的方法逐步推进。不过，有了上述层层“剥皮”、交错“切割”和综合分析的基本方法，有关舞蹈生态的研究，就同样不是“纸上谈兵”了。
合理借助自然科学量化分析的方法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舞蹈生态学引进了自然科学（生态学、物理学等）、和社会科学（语言学、人类学等）的方法论并与之相交融。这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无任何模式可循，研究路线的选择和方法论的探讨贯穿于学科建立之始终——是学科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所以要借助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是因为我们所确立的研究目标，不能靠传统的经验总结（并不排斥经验感受），更不能靠臆测（并不排斥假说），而应通过实地考察，进行相对精确的测查、计量，再经综合分析，探讨出科学规律，才能达到。因此，这种交叉学科的探索，既顺应了舞蹈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当代艺术与科学发展的总趋势。现代科研实践已经证明，再研究具体现象——不论是自然或社会现象时，孤立地进行分析（分解）再讲分析成果简单相加，企图从中引出整体性的结论的做法，很难达到探讨出对象的实质特性和明晰规律的目的。舞蹈是一门创造美感的艺术，美感是高度综合的，对它的分解、测查、计量，更要力避简单化。对于舞蹈形体运动分析，可以也应该进行物理或数学分析，但却不能就此认为把艺术还原为数理化的精确描述就是“科学化”。至于研究舞蹈与环境的关系，则必须注意在分析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中来考察各种运动——活性结构。此外，对于美感的研究应与研究其他心理现象一样，力避主观与客观相割裂的绝对化倾向。总之，愈是自觉意识到保护艺术自身的特质，愈能有效地借助自然科学方法，否则只会使双方黯然失色。
为了更合理地借助自然科学方法，再课题步步深入的基础上，我们不断总结，逐步确立了一下的方法论要点：
一、在不排斥逻辑构想与合理假说的情况下，把研究的基点放在可操作、观测的经验事实上，结论只能在证实性考察之后做出，假说的证实与否定都是有意义的。
二、考察核心物与环境的关系时，必须分析出可观测的因子。分解出的因子应相互独立，其总和又应概括总体效应，实验从局部开始，向纵深开展。
三、研究环境与舞蹈的某种具体关系时，要分清相互作用的结合部、层次与侧面，不能含混地进行类比，既要注意其共时性关系考察，还要注意生灭、兴衰、分合、传承、演化等历史性变化，要研究不同环境因子的作用方式、影响程度，如同步性、后延性，累积性效应等。
四、在总结概括观测到的舞蹈现象——经验事实时，应力避泛泛描述，而要根据对象的特点，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定量、定型、定序的描述和解释。有些客观现象不易于直接测度或定型、定序，可考虑用某种模式将搜集的资料化为某种数值，类似心理学上所说的量度化，凡此种种皆依研究对象性质而定。
五、舞蹈自身及其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必须注意精确性与模糊度相伴，因果律与或然率交叉的认识论——思维方式。若是把舞蹈中的模糊现象作绝对的精确性处理，即使理论上可行，也会失去其蕴含的活力。但若不能从模糊中分析出中心现象，又会陷入一片混沌。
六、考察相互关系时，应预见到我们所遇种种情况，往往不是单线联系，而是交错复杂的网络；考察历时性变化时，也非仅仅是线性变化关系，更不一定能遇到平衡态或单解值……
七、对已知模式或未知模式的寻找应注意其有条性，因地而异，非一成不变。幻想用一个完美无缺的模式来解释千变万化的舞蹈现象时不切实际的，但它又是可据可查、有律可循的。
可以想见，我们总结出的方法论原则，绝非牛顿定律F=MA这样普适的、精确的、单因子、单值的、不随时间变化的确定性关系，而将是有条件的、允许模糊度的、多因子的、多值的、随时间变化的统计规律关系。驾驭分解与综合，注重整体的洞察力与感受力，本是艺术研究特点和长处，不应因引进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丢失。
开放课题经受实践检验
作为一门开创性学科，《导论》所要完成的任务：明确提出科目的研究范围、性质和任务；确定学科的方法论原则；建立本学科的术语系和提供可操作的方法；指出这门学科自身所具有的基本规律；此外还应提出进一步体系化的设想和方法——提出可供选择的具体论题。这些，在《导论》定稿论证中，得到了各方面专家学者的首肯，使其得以顺利出版。
从初建课题时起，我们就清醒地意识到，舞蹈生态学作为一门宏观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既要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又须吸收社会科学的信息，还应汇集舞蹈各门学科的成果......因此，这门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是开放性的研究课题。经过3年多创建基础理论的实践，我们更加体会到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复杂的舞蹈生态系统，它所涵盖的生态环境和舞蹈现象纵横交错、纷繁多变，而科目的基本方法又十分强调从经验事实出发及可操作性——力避主观臆想和空泛之论。为了一一论证《导论》所提出的基本原理，进一步充实这一理论体系，实践从局部网络入手从纵深推进的工作设想，我们必须适时开放课题——争取更多的人参与课题研究。为此，在《导论》出版后，我们进行了多次普及方法论的讲习班。每期约三周左右，除系统讲授基础理论之外，还要用相当的时间进行各种形式的研讨。结业时参加讲习班的成员，都必须选取自己所熟悉的材料——所关心的舞蹈现象，以舞蹈生态学的方法论写出论文纲要。其中成绩优秀者，带着问题经过进一步的采样调查后，再进入高级研修班，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自己提出的论题——写出论文。在此基础上，选编出版的《舞蹈生态学论丛》，具有“长编”性的课题成果。
使我们深受鼓舞的是，报名者除来自京、津两市外，囊括了河北、甘肃、青海、新疆、湖南、湖北、河南、福建、安徽、浙江、云南、广西、贵州……具有不同舞蹈生态环境的广大地区，每期研习班都洋溢着高昂的学习热情和认真的探索精神。更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对于这门新学科提出的方法论和系统化的术语概念，听讲者不仅乐于接受，而且大都能联系自身的实践经验，自觉的予以运用。优选出的论题涉及了诸多方面。如对不同层面的舞蹈（多维舞种、民族舞支系、舞目类群、具体舞目）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较全面的历史或现时的考察；侧重考察某一生态项或某一生态因子（诸如宗教、习俗、舞具、服饰等）对舞蹈的具体影响与表现；考证不同舞种的源流谱系及流变状况；运用舞蹈生态学原理阐释舞蹈发展中一些过去难以解释的现象；运用舞蹈生态学原理反思自身的编导教学经验，总结规律，提出问题；对重要舞种典型舞畴审美特征的分析；舞体的特殊因子对舞种发展的作用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学习本科方法论之后的再思考等。论文的内容丰富，论述有据，虽然只是局部性的考察与分析，由于方法对头，大都显示出论题的创新性和进一步深化的潜力。这一切，不啻是对这门初创学科的验证与补充，对我们起到了教学相长的作用。
值得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凡是实践经验比较丰富，采样调查比较扎实，虽然看上去“理论基础”较差，甚至很少动笔写论文（如舞蹈编导、群艺馆干部、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的编辑等），领会原理一般都比较快，研究路线弯路较少，选题的价值也比较高（虽然写作论文时，需要花费较多的力气予以辅导）。反之，即使行文较熟悉，却往往出现概念的混淆，似是而非的理解，无的放矢的泛论——不自觉的游离了本学科的方法论原则。这或许可从某种意义上更加突出了这门基础理论学科的实践性，它始终遵循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以此检验科研成果的优劣、真伪。
通过初步开放课题，我们在经受实践检验的同时，对于这门学科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它对于科学地阐释纷繁复杂的舞蹈现象，开拓艺术科研的新领域，指导舞蹈实践与促进舞业发展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能动的反映理论上的认识论、方法论是建立学科成功的保证。它也是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引进艺术科研与之相交融的一次成功实践。
在创立学科近10年的历程中，选修本科目的研究生，在本人的指导下，比较深入地领会及运用舞蹈生态学的方法论完成了不只一篇论文。其中杜小青的《黄淮花鼓秧歌与安徽花鼓灯的同源新辨》论文，对于一向比较薄弱的汉族舞蹈研究领域，做出了有价值的突破。
尾 语
回眸已经走过的历程，对于学科建设的信心逐步增强。与此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学科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还很多。愈是深入认识到学科的涵盖幅和潜力，愈感到今后路途之遥远与艰巨，远非少数人所能完成。但是，这一历程的最大的收获是科学思维的自我锤炼，它的意义不仅限于艺术研究成果，而涉及到对人生真谛的感悟。如果把人类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问题研究透，随时清醒地意识到自身所处的“社会生态位”，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作用，不仅会在实践中少走许多弯路，而且将使人生境界得到新的升华，这时我对《舞蹈生态学》的探索，情有独钟的根本原因，但愿能与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作者简介：
资华筠，1936—2014，原籍湖南，汉族，中共党员。舞者、学者。 国家一级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舞蹈艺术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学位评议委员会副主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舞协顾问。曾任第五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中国舞协副主席等。2012年荣获中国舞蹈”荷花奖”中国舞蹈艺术终生成就奖。2014年《舞蹈生态学》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的著作类特等奖。
原文发表于1997年《南方文坛》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