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平:中华美学学会2017年武汉年会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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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的会议,很快就结束了。两天来,我认真听会,有不少收获。

第一,关于美学基本理论兴趣的恢复。自从上世纪80年代“美学热”以后,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持续讨论了一段时间,从“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到“新实践美学”。这次会上,刘纲纪先生重提《手稿》,讲“劳动”和“实践”的观点,也有不少的发言,思考“感应”、“感兴”、“感性”的问题。在昨天早晨的会议前夕,刘纲纪先生特地对我说,读了杜威的《艺术即经验》,他认为,其中有些观点,与马克思有相通之处。我们今天怎样做美学,这是一个大问题。我的想法是,美学的各个分支都要研究,美学要向前推进,展开对新概念、新课题的研究。但是,基本问题还是不能放,还要深化。然而,我们要注意作出这样的区分。美学的基本问题不要等同于哲学的基本问题,它们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美学要研究感性、活动、创造,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和实践。同时,我们也不要简单地划出这样一个等式,将美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美之为美的原因,与人之为人的原因,不是等同的。因此,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要继续谈,但要谈出新意。我们国家的经济活动、生产生活活动,都正在从粗放型走向精细型,同样,我们的理论研究也是如此。从一个套路说开去,以不变应万变,这种万能的理论会造成理论的终结。

第二,古今与中西问题,继续成为焦点,也是这个会议的主题所在。这个会议的主题,是传承与创新中华美学。讲传统怎样才能有当代立场,讲西方怎样才能有中国本位,这已经是一个老而又老的问题了。但是,这里还是有许多话要说。传统是本来就有的,还是激活的?传统是照搬到今天,还是从现代的立场去找回?对待西方美学持什么态度?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要探讨,也已经探讨了许多年。今天,能否将这种探讨向前进一步?“我是谁?”的问题,包括着从哪里来的问题,也包含着到哪里去的问题。我的过去决定着我的现在,我的未来也决定着我的现在。超越二元对立,既指超越中西的二元对立,也指超越古今的二元对立。引入一个动态的“我”,活态的“我”,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第三,美学与艺术学的关系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面对艺术学的升科,艺术研究的发展,有人提出了一个口号:要艺术学,不要美学! 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是将部门利益看成普遍真理的典型表现。但是,美学要做好,做得不让艺术家讨厌,要解决艺术中的问题,这却是我们的任务。这次会议有许多艺术研究的内容,从书法、绘画,到音乐、设计,甚至陶艺。我们需要用实际的例证,显示美学进入到艺术学之中,就给艺术学增添了理论的色彩 ,就使艺术学得到了升华。卡特先生出了一本书,书名就是“美学进入艺术”。他也在实践这一点,带着美学的知识和训练,进入到艺术之中。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美学家能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第四,民族美学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特色。有不少民族艺术的优秀论文,但是,在民族艺术的基础上,如何建设民族美学,这是一个重要课题。本次会议的论文中,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有一些积极的成果。然而,一些基本问题仍然有待解决。是有一个统一的民族美学?还是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美学?在这一语境中,如何理论美学这个词,是指一些具体的美学观点,还是美学的体系?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解决。我的理解是,不同的民族都有一个自己的美学观点或思想,但成系统的民族美学的建立,还有待时日。

第五,这次会议,延续了扬州会议的传统,举办了一个外国美学家圆桌。我们请来了四位外国美学家:第一位是沃尔夫·韦尔施。这位美学的《重构美学》等书,中国学者已经熟悉了,他还有《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一书问世。最近,我编辑一本《超越美学的美学》,很快就会面世。他的讲演题目是,“审美的世界经验”。由于时间的关系,他只讲了他文章的第一段,着力阐明一个道理,我们对艺术品的欣赏经验,作为一种经验的积累,可以改变当下的视觉。由此引申,艺术可以改变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看法,改变人生。第二位是柯蒂斯·卡特,他讲了三位美学家的艺术批评观点,即门罗·比厄斯利将批评看成是描述,阿瑟·丹托将批评看成是阐释,诺尔·卡罗尔将批评看成是评价。这种区分,对理解三位美学家,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看到他们分别所处的不同的时代,以及他们的批评观与他们的美学观的联系。艺术批评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仍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他的区分是有启发意义的。第三位是斯蒂凡·马耶夏克。他揭示了图像认知的复杂性。图画的相似性与图画的表征性,是一对矛盾。他引用了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话,“绘画……盲人的艺术”。这符合中国的人的“画者画也”的观点。第四是闵周植先生。他谈到了中国的“八景”和“九曲”对韩国的影响。这从一个微观的角度,讲了美学的传统,也讲了中国美学在韩国的接受。四位外国学者的发言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讲演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时间真短,一切都匆匆忙忙。这也许是我们这种会议模式的一个弊端,话说不完,讨论很难充分展开。当代的会议节奏都是如此。在一个会上,在短时间里,要密集地安排许多活动。但当代有当代的办法,新媒体给我们提供便利,我们的讨论可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展开。

去年扬州会议闭幕时,我讲了中国美学界的几代人的话题,提出了“五代半”这个词。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上,见到了刘纲纪先生。想起几年前,有一次来武汉,代表中华美学学会到武汉大学给刘先生祝寿。我说到,现代美学中,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是第一代,朱光潜、宗白华和蔡仪是第二代,刘纲纪先生与李泽厚、蒋孔阳、周来祥等许多在“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出现的学者,属于第三代。中国的美学学术,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做下去。这次会议,有许多年轻人参加。身在长江边,想到关于长江的话。“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是我们的愿景。年轻人知识结构新,基础好,赶上一个和平安定,做学问的时期,理应做得更好。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句话,学问是做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还是要“不忘初心”,不要在学术中迷失方向,被外在的东西所迷惑。否则,再好的条件,学术也不能得到发展。

回顾美学的历史,最早的美学,主要还是在欧洲。到了20世纪,随着美国在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美国的美学在世界上也逐渐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我们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在这个讨论中华美学传承与创新的会上,我们有理由,也有底气提出中华美学的伟大复兴。经济好不等于文化自然就好,艺术强不等于美学自然就强。这需要我们美学研究者始终不懈的,一代接一代人的努力。

谢谢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为办好这次会议做出的辛苦努力。明年的会议在山东举行,由中国美学的重镇之一的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承办。我相信,这会是又一次美好的盛会。但我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做出更好的成绩,在下一次的会上向各位汇报。祝各位一路平安,我们济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