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庆本（1965— ），山东莱州人，文学博士。现为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卓越人才”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兼职教授，西班牙康普顿斯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著有《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美学》、《跨文化阐释的多维模式》等十余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国外生态美学状况
一
国内学界对国外生态美学的关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美学在我国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主要标志是：（1）有学术价值和理论创见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2）老、中、青三代相结合的合理的学术梯队基本形成；（3）生态美学已经成为许多大学的必修课或选修课；（4）许多学术刊物开设了生态美学专栏；（5）全国性学术会议不断召开。2001年秋，由中华美学学会青年美学学会在西安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生态美学研究进入新的高潮。此后，又由青年美学会主持先后在贵阳、南宁召开了第二与第三次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3日是第四次全国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由青年美学会与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联合在武汉召开。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生态美学在我国的长足发展。
与此同时，国外生态美学也开始受到我国某些研究者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11期和12期连载了由之翻译的俄国学者H.B. 曼科夫斯卡娅的《国外生态美学》一文（俄文原文见俄《哲学科学》1992年第2期）。这篇文章对国外生态美学的三大问题：即本体论问题、批判问题和应用问题进行了总体描述，在我国属于首次提出“生态美学”概念和介绍国外生态美学研究的文章。从时间上看，它要早于我国学者李欣复于1994年提出的生态美学这个概念。2005年8月，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在青岛召开“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70余位中外学者参加会议。这是我国第一次有关生态美学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外生态美学研究者的加入，有力地促进了中外生态美学研究的交流和对话。2007年，王诺的《国外生态美学研究评述》一文，首次对国外生态美学的观念、发展及对象进行梳理和评述，提出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命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生态美学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生态美学的必要性、科学性和独立性方面仍然受到诸多质疑，生态美学要成为一门学科，其存在条件仍然很不成熟。从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美学基本上是在国内相对封闭的学术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缺乏与国外生态美学的积极交流和对话，以至于有许多研究者对国外是否存在生态美学尚有疑问。我们了解较多的是国外的环境美学，而对于国外生态美学则所知甚少，即使有一点介绍，也仍存在着很多盲点。对于国外生态美学的渊源、理论、方法，特别是国外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问题，都没有进行认真系统的总结、提升，几乎是空白。因此，我们有必要开展国外生态美学的综合研究，了解国外生态美学的发展状况，学习和借鉴其有价值的成果，以加速和完善我国生态美学的构建。
二
国外生态美学的渊源和发展
欧洲有人将捷克学者和艺术家米洛斯拉夫·克里瓦（MiroslavKlivar）称为“生态美学”的首倡者，但由于克里瓦本人采用捷克语写作，他的研究成果并不为更多的人所知。北美许多学者更愿意将生态美学的起源追溯到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949年出版的《沙郡年记》（A Sand CountyAlmanac）一书。在本书中，利奥波德提出了ConservationAesthetic的概念（我国有人翻译为“环保美学”），虽然这个词不同于后来的EcologicalAesthetics（生态美学），但却包含着生态美学的主要价值观念，以至于美国生态美学家高博斯特(Paul Gobster)在1996年明确指出：“有关美学的想法——已有人将它称为“生态美学”——大多源于奥尔多·利奥波德，这在他的《沙郡年记》中达到顶峰。”[1]
当然，国外生态美学的真正开展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1990年，美国学者理查德·E. 切努维斯和保罗·H. 高博斯特（Richard E. Chenoweth and Paul H. Gobster，1990) 的《景观审美体验的本质和生态》(Nature andEc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the Landscape),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对景观审美体验进行了实证研究。随后，高博斯特又连续发表了《生态系统管理实践中的森林美学、生物多样性、感知适应性》、《服务于森林景观管理的生态审美》、《〈森林与景观：生态、可持续性与美学〉导言》等多篇重要论文，他也因此成为目前国外颇有影响力的生态美学家。
进入21世纪以后，生态美学研究在亚欧美洲许多国家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促进了生态美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以下四个方面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形态结构。第一、保罗·H.高博斯特（2007）等人的《共享景观：美学与生态学有何关系》，促希·I·科瓦克斯（Zsuzsi I. Kovacs，2006）等人的《美学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态学的》等文本，研究生态学与美学的内在关联，梳理以生态审美为核心的生态美学的概念模式和话语系统，强调以生态审美体验的参与性为主要特征的生态美学与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传统审美静观学说的区别。这种对生态学与美学关系的讨论，标志着生态美学研究的成熟。第二，加拿大学者夏庞德（S.R.J. Sheppard,2001）的《超越风景资源管理：正在形成的生态美学理论和可视化管理》等文本，探讨生态美学在景观设计和管理中的作用，探讨美学在影响景观变化上的重要性以及美学与生态学的对立和互补是以何种方式影响着景观的问题，凸现了生态美学的实践品性。第三，德国艺术家赫尔曼•普瑞格恩（Herman Prigann，2004）策划出版的《生态美学：环境设计中的艺术理论及应用》一书作为主要考察对象，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研究生态与艺术（大地艺术）的关系，使生态美学与艺术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四，挪威学者诺塔·特勒（Notto Thelle，2005）的《宇宙茫茫，何为我所——挪威渔人与老庄神聊》和美国学者波林斯卡（WioletaPolinska，2006）的《生态与艺术：东亚传统与西方》等为文本，探讨国外研究者对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借鉴，促进了中外生态美学思想的对话与交融。
三
理论基础、内容和方法
从理论基础和观念上看，国外生态美学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机械论世界观，提出系统整体性世界观；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自然——社会”协调统一。例如德国著名景观设计师奥都•威拉克（Udo Weilacher2004)在《当今景观设计中的生态美学》一文中指出：在21世纪，我们是否需要“生态美学”这样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关键在于：它应该采取什么形式来使它不同于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原始田园风光式的自然美学。他认为，生态美学必须基于这样的观念：人类作为一种有机生物，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作为有教养和有理性的物种，人类有自己的自律意识，从而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这种观念也成为许多生态美学家的共同观念。在这种认识之下，梅洛-庞迪的感知现象学、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贝特森的控制论也成为生态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外生态美学开始突破传统的自然美学、环境美学的局限，研究视野从自然和环境扩大到由自然-社会-人构成的整个生态系统，并摒弃了传统美学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审美静观学说，而强调生态审美体验的参与性。而探讨生态美学在景观设计和管理中的作用成为许多研究者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森林资源管理学院教授斯蒂芬 R.J. 夏庞德（Sheppard, S.R.J. 2001)的《超越风景资源管理：正在形成的生态美学理论和可视化管理》一文通过分析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林业管理系统的状况，提出了可视化管理理论。主张以该理论为核心，结合生态审美，探索协调工业生产、人民生活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林业管理法则。针对最近几年发生在美国理论界的一场关于美学与生态学的关系以及“生态美学”对景观设计和景观管理的影响的可能性的争论，高博斯特等人在《共享景观：美学与生态学的关系》（2007）中探讨了美学在影响景观变化上的重要性以及美学与生态学的对立和互补是以何种方式影响着景观的问题，由此，作者提出了生态美学的概念模式。也有研究者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研究生态与艺术（大地艺术、音乐等）的关系，由德国艺术家赫尔曼•普瑞格恩策划出版的《生态美学：环境设计中的艺术理论及应用》（EcologicalAesthetics: art in environment design: theory and application）一书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书中收录许多生态艺术和大地艺术作品，并从理论上予以阐发，对生态美学的建设和发展也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书中特别提到德国艺术家将一处废弃的煤矿改建为景观公园的例子，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本书也是不多见的以“生态美学”命名的著作。
此外，也有不少的国外研究者关注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如美国北方中心学院维奥勒塔·波林斯卡（WioletaPolinstka）的《生态学与艺术：东亚传统与西方交会》论证道教和某些佛教教义（华严宗，禅宗）的宇宙论及其各自的审美实践能够给基督教提供可资利用的生态资源，另外，作者还分析了当代西方环境艺术实例中敏锐的生态信息。作者认为，东亚审美实践充分展示了自然视界。在自然视界中，宇宙各部分都在行使各自独特的职能。根据这个模式，人类的作用不是统治自然，相反，作为宇宙共同体的成员，人类需要顺应宇宙万物。因为东亚审美实践与当代生态艺术一起为我们如何深入领悟环境伦理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洞见。
在研究方法上，国外不少生态美学研究者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探讨人们对生态的审美体验。像波兰生态美学研究者马尔塔·泽澳莱克(Marta Ziolek,2005)等人发表的以《景观美学与生态美学》为题的调查报告，以波兰国家公园为案例，利用张贴在互联网上的系列照片，收集了人们对于有关景观感受的1016份问卷（答案多达30 000个），并证实景观美学和生态美学是一致的。这种研究方法是我国生态美学研究所缺乏的，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
四
两种范式：生态美学与环境
美学的区别
国外生态美学无疑与环境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起初许多环境美学家（如卡尔松、伯兰特等人）均将生态美学看成是环境美学的组成部分。但随着生态美学的发展，不少研究者开始主张生态美学应该从环境美学中独立出来，以取得独立性的学科地位。简单地说，生态美学研究者认为环境美学仍然是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而生态美学则主张生态整体主义。像国际美学学会副会长、土耳其美学家约尔·艾兹恩就持类似的观点。她在2007年9月11日给本人的信中说：“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主要区别是，环境美学并不总是关心自然及其健康状态，环境可能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它把人类放在中心焦点的地位。生态美学当然也与人类健康的活动有关，但其主要的关注焦点是自然及其良好状态，所有的美学概念和作品（如艺术作品）都必须以某种方式与自然的良好状态相关联。”也就是说，环境美学仍然属于建立在主客二元论基础上的人类中心论。关于这一点，环境美学家伯兰特也不否认。他认为“环境”一词已经成为“二元论的最后一个幸存者”。[2]
我们追溯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会发现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也经历了诸多变化，有些变化可谓翻天覆地，虽然我们有时可能会视而不见。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看来，人类认识看待世界的方式即世界观便可以称为范式（paradigm）。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认识世界的范式，虽然这些范式可能大同小异。而不同的时代，人类认识世界的范式则截然不同：在古希腊时期，人们通过精密的几何学来认识世界；进入中世纪，人们开始乞灵于上帝；而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则完全相信科学和理性的力量。认识世界的范式标志着我们所处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共享者普遍的认识世界的前提。或者就像圣保罗所说的那样：“我们是在逻各斯中。”[3]只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逻各斯罢了。
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生态美学研究者贾森·希姆斯（JasonSimus,2004）在《生态学新范式的美学意蕴》中对以卡尔松为代表的环境美学提出批评，他指出环境美学有这样一个认知前提，即和谐﹑有序和规律才是积极的美学因素，也就是说通过这些因素我们既可以科学地认识自然界，也可以从审美角度出发，去欣赏自然界。可以说这样的旧范式只承认静态的﹑平衡的自然。而生态学新范式则强调自然系统中的动态变化，侵扰和非平衡，并且认为这些也可以成为积极的美学因素。这种新范式认为自然界的动荡和进程才是自然界的常态，只有通过欣赏自然界中的进程，而非静止的事物，我们才能体会自然的真谛。
当然，这两种范式并非横空出世。早在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时期，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便分别提出了“万物皆变”和“万物不变”说。前者的著名说法便是，“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而芝诺的“飞矢不动”等三个悖论则为巴门尼德提供了精辟的证明，这些悖论困扰了世人两千余年，直到罗素宣称，他已经一劳永逸的解决了这些悖论[4]。前者可以引伸出我们的新范式，而后者则是旧范式的有力说明。我们的科学证明，这两者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新范式并非要取代旧范式（事实上，新范式也不可能取代旧范式）。平衡﹑和谐和秩序等因素依然是积极的审美因素，同时失衡﹑无序和混乱和也可以成为成为我们的审美目标。事实上，如果我们对自然界的历史进行考察的话，我们便会发现，自然界确是变动不居的，是一个动态进程。因此我们需要更注意力转向新范式的混乱﹑无序和失衡，同时也要适当的关注平衡﹑和谐与秩序。
当然，新范式可能与已成定论的科学知识产生冲突，也就是说，这可能会对我们认识世界的旧有范式产生影响，对此，我们同样要持科学的态度——宽容，随时准备接受新的观点的挑战。善则从之，不善则改之。作者在文中对此也做出了相应论述，即新范式开拓了我们认识世界的眼界。同时我们审美的维度才能得到更好的开发，真正做到欣赏自然，理解自然。
五
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国外存在着以生态审美为主范畴确立起来的生态美学，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这就回答了国外是否存在生态美学的疑问。国外生态美学是从自然美学、环境美学中发展而来的，具有从自然到环境再到生态的逻辑相承性，也使它与自然美学、环境美学区别开来。从总体上看，生态美学以生态整体主义观念为基础，突破建立在主客二元论基础上的审美距离说和静观说，使它不同于传统的自然美学；生态美学彻底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模式，不仅注重环境的和谐、有序和规律等对人类感知有利的美学因素，也注重生态系统中的不和谐、变化、非平衡的审美因素，从而使它初步与环境美学切割开来。国外生态美学的研究内容涉及景观设计和管理、大地艺术、生物系统等问题，初步回答了生态学与美学的关系问题，为生态美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比较研究角度来看，中外生态美学在理论基础和观念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研究主体和研究方法上既有交叉又有区别。国外生态美学有不少生态学者的介入，在方法上采用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这可以成为我国生态美学发展的借鉴。当然，国外生态美学新范式所强调的生态整体主义如何与“以人为本”的思想相协调，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研究国外生态美学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态美学作为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2）生态危机是当前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研究和借鉴国外生态美学的重要成果，有利于促进中外文化学术交流和对话，可以提高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度，扩大我们的理论视野。（3）弄清国外生态美学的发展过程，认清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区别与联系，可以解决生态美学的独立性问题，这有利于生态美学研究的健康发展。（4）我国生态美学研究大多采用哲学分析的方法，而国外生态美学则大多采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因此中外生态美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借鉴国外生态美学的方法，可以丰富我国生态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凸现生态美学的跨学科性质。
注 释
[1] Paul H. Gobster(1996),Forest Aesthetics, Biodiversity and the Perceived Appropriateness of EcosystemManagement Practiv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PacificNorthwest Research Station, pp.77-97.
[2] Arnold Berleant, The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3] 引自《圣经·新约》。
[4] 参考罗素《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认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刊》（2008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