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疆别现代主义引发的国际对话

郭亚雄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2014年春，上海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点负责人王建疆教授提出了“别现代”（Bie-modern）概念，并于同年底在中俄高层文化论坛上引起热烈反响，遂正式创设了“别现代主义”（Bie-modernism），兑现了他在2012年公开提倡创建主义的允诺，成了他所说的“别现代主义是兑现主义”的一个践行。

“别现代主义”既是“新语”亦是“新思”，是对我国当下学术界理论创新与建构诉求的回应。别现代理论涵括话语创新观、主义建构观、时间空间化哲学、发展四阶段理论、和谐共谋说、跨越式停顿哲学、后现代之后的集成创新观、主义的问题与问题的主义观、中西马我思想资源观、文化创新的切割理论、别现代审美形态论和别现代美学功能论等。简言之，别现代主义即是在祛除伪现代性（pseudo-modernity），回归真实现代性的基础上构建“别样”的现代性。所谓“别样”，即是在差别中凸显主体，在区别中实现超越，并最终达向“无别而别”的“本然之别”。但别样现代性的前提是首先要破除伪现代的迷障，不以别样掩盖虚妄，相反，是在具足现代性之后才可以讲别样现代性，以此避免由于次序颠倒而带来的自欺欺人。

如同任何有价值的理论创新一样，“别现代”及其相关理论犹如激活思想的“马刺”，在海内外学术界、艺术界中引发了热烈讨论，产生了广泛影响。关于“别现代”的名与实、中国学术如何创建以及表述“主义”的问题更成为学界的焦点论域。

王建疆在《中国美学：主义的喧嚣与缺位——百年中国美学批判》（《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2期）、《中国美学和文论上的“崇无”“尚有”与“待有》（《学术月刊》，2015年第10期）等一系列文章中指出，中国近百年来的美学（文论）研究始终在“中国有无美学（文论）体系”的问题上逡巡。然立足于世界学术共同体反思上述论争便可见出，与其探讨中国美学（文论）的“有无之辨”，不如追问中国美学（文论）较之于他者的缺项。设问方式的转换暴露出中国思想欠发达的时代特征，而此种症候最直观的显像即是原创性的“中国式主义”的缺场。主义缺位致使中国美学诸多次级范畴无由整合，无法造就与他者对话的“言语”，更无从打造具有鲜明辨识度的理论标记。西方理论在国内学界的喧嚣恰恰反映出学者主义意识的缺失以及中国在世界“思想市场”上的弱势地位。要改变思想欠发达现状，需要“别”思维，自觉与西方理论模式、思维切割，警惕以“同一”的名义对“差异”施行消解。在承认思想和主义多元的前提下，构建独树一帜的“中国式主义”是超克思想欠发达格局的不二法门。

王建疆的“主义宣言”在国内引发深入讨论，并直接将上世纪20年代胡适、蓝志先、李大钊的主义学案和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的唯物与唯心对垒的学案重新翻起。王洪岳、陶国山、夏中义、吴炫、刘锋杰等与王建疆展开论争，虽然不乏火药味，但其烈度和深度远不及中西学者间的论战。前国际美学协会主席阿列西·艾尔雅维茨（Aleš Erjavec）在《主义：从缺位到喧嚣？——与王建疆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9期）、《对王建疆“主义”话题的补充评论》（“Some Additional Remarks Concerning Issues Opened by Prof. Wang Jianjiang”, AM Journal of Art and Media Studies, No.13, 2017）、《案例与真相：对王建疆有关“主义的缺位”命题的进一步讨论》（Trivial Truths Related to Further Comments on the Absence of Zhuyi,“全球视野中的别现代艺术和人文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7月）等文章中将中国学者的“主义”诉求上升为一个全球性议题：面对强势理论的吞噬，理论弱势国家应该如何抗争？在全球化图景中，怎样构筑新型“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艾尔雅维茨承认，王建疆“主义”话语与“别现代”理论的提出将有望打破以英美、法、德为中心的“哲学帝国”旧秩序，将世界哲学重新洗牌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哲学四边形”。但当我们为这个哲学四边形的期许而欢呼时，往往却容易忽视艾尔雅维茨山林皋壤式庄子笔法下面这一看似称誉的评论实则隐含着的巨大反讽。艾尔雅维茨认为，西方语境中的“-ism”并非独立的趋势或思潮，而是与其他主义交相呼应，共同编织出“-isms”网络；而中国的“主义”（Zhuyi）建构却无法与既往或共时的诸多理论互涉，无法生成“主义”的互文场，而且很有可能变成一个似曾相识的“五年计划”的国家安排，即一个单一性工具。艾尔雅维茨借用亚里斯多德《政治学》中“声音”（voice）与“言语”（speech）的隐喻，将中国学者的“主义”建构比拟为发出“声音”。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也是包括朗西埃在内的西方哲学家们共同的理解，声音是人与动物都有的，但“言语”却是思想着的人才有的。这种来自西方传统的声言二分论，对西方的思想家来说再自然不过了，但对具有民族主义情愫的中国学者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击。但在艾尔雅维茨接下来的《对王建疆教授的别现代主义的补充性评论》（《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中，却表示王建疆的别现代理论刺痛了他神经深处的痛点，不知怎样的，他忽然感到他和西方学者立论的脚下缺少了什么，虽然一时说不清楚，但总感到别现代的问题总会牵着大家走。也就是说，当西方理论家遭遇别现代这样的中国理论后，突然有了一种警醒和警醒后的痛苦，那种西方话语正确、理论正宗、堪为人师的信念和由此而产生的傲慢与偏见开始瓦解，以至于一时找不到北了。质言之，真正来自中国实际的中国的“Zhuyi”始终是无法被整合进西方言语系谱，相反，会对高高在上的西方的“言语”构成挑战。当然，单纯地与西方的“isms”比高低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关键在于，正如王建疆和艾尔雅维茨共同指出的那样：与理论强势国家相比，中国是否存在主导思想市场的控制力、原创性的独立思想家以及众多相互关联的主义？

王建疆则在回应文章《哲学、美学、人文学科四边形与别现代主义》（《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9期）中指出，主义的喧嚣虽不是思想转型的终极形态，但若依然保持沉默，那就只能沦为西方理论的拥趸。更何况，“别现代”理论以“别”为特质，并非西方理论的延伸或运用，本即无法纳入西方学说的脉络，更不应在“声言二分”的观念下加以放逐。以别现代时间空间化理论为例，当下中国正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生产关系、不同意识形态，亦即，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和谐共谋期，诸多矛盾冲突规定了中国空间意识的基本格局与发展线索。别现代发展的四阶段：和谐共谋期、对立冲突期、对立冲突与和谐共谋并存期、自我更新超越期与西方的线性演进方式或历史中断论迥然不同。正是基于对中国当下现实的审慎判断，别现代时间空间化理论与列斐伏尔、福柯的“空间六阶段”、“微观空间”等理论相比具有时代的延续性而非中断性，是中国独创的空间理论。在别现代语境中，中国的主义建构所追求的应当是从混杂中超越，亦即，以“我”为主，将“中西马我”等多重理论资源整合为系统性的，“我”的话语。“中西马”并不是三种思想的简单组合，而是三者的相互交融，而此种思想融通则必须依赖于哲学研究者自身的主体意识与创新精神。归根结底，别现代主义是在多元混杂的现实中的自我原创主义、自我调节主义、自我更新主义与自我超越主义。

斯洛文尼亚皮里麦斯卡大学（University of Primorska）的恩斯特·曾科（Ernest Ženko）教授在《平等带来的启示——评王建疆的别现代主义及中国美学的发展》（《西北师大学报》，2017年第5期）等文章中指出，王建疆与艾尔雅维茨之间的“主义”论战所体现的不仅是“Zhuyi”与“isms”的语义差异，更涉及“平等哲学”（philosophy of equality）与“知识解放”等当下人文科学中的重大议题。传统上，理论强势国家通过理论的发明、传递与解释，扮演着理论课堂的“导师”角色；理论弱势国家则期望藉由亦步亦趋地接受、习得与运用各种外来的理论，逐步由“学生”成为“导师”。然而，理论传播、解释与接受的实质是文化霸权的渗透过程，只要理论弱势国家还在依循此种理论输送（或“进口”）模式，则其在“思想市场”上的劣势地位将更加明显，思想交流不平等的状况将愈演愈烈。若要迎来真正的“平等哲学”与“知识解放”，研究者必须抛弃传统的师生角色，转型为“对话者”，并且在沟通之初便设立对等的交流平台。王建疆的别现代主义保持着与西方理论的关联与对话，但绝不是西方理论的翻版或背书。别现代理论是桥梁与媒介，它在确保中国与他者相互接近，交流的同时，又使二者保持着对等的距离，为理论的自我主导开辟了广阔空间。恩斯特·曾科的论述实际上肯定了王建疆别现代主义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三大概念或涵盖性理论的并驾齐驱。事实上，美国艺术史家基顿·韦恩的《别现代时期相似艺术的不同意义》（《西北师大学报》2017年第5期）一文，已将别现代主义作为解剖美国政治波普艺术，与美国右派评论家辩论的理论依据，形成了萨义德式的中国“理论的世界旅行”（李隽《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理论世界旅行问题探讨——从王建疆的别现代理论所引起的国际反响谈起》）。

斯洛文尼亚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哲学研究所（ZRCSAZU）助理研究员洛克·本茨（Rok Benčin）以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哲学时刻”（moments of philosophy）的观念评论王建疆的“主义”建构（Remarks on Philosophical “Moments”, on the Aesthetics of Emancipation,“全球视野中的别现代艺术和人文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7月）。所谓“哲学时刻”即指，在历史中的特定时刻与地点，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创造力的巨大爆发。西方哲学史上曾出现过帕门尼德和亚里斯多德之间持续了几百年的希腊时刻；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德国时刻以及20 世纪下半叶从萨特到德勒兹的法国时刻。哲学时刻的生成并非偶然，它必须依赖其他学科的进展以及异时、异地的哲学家分享一个共同的“哲学方案”。研究者的工作虽然彼此独立，但都在回应与解决同一个时代问题。王建疆别现代主义的建构，深刻地传达出中国、乃至世界思想欠发达国家对原创思想的渴求以及对思想市场交易不平等的抗争。由于奠基于当下中国的实际情状与世界哲学的核心问题，别现代理论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能超越民族的界限，上升为一个普遍性的“哲学方案”；别现代理论具备足够的凝聚力，能够统摄哲学、文学、艺术以及政治的诸种理论，并与之共同构成互文场域。别现代理论的提出非常接近巴迪欧所说的那种“哲学时刻”，这一“时刻”将击碎世界哲学昔日的格局以及诸多“惯例”，将思想从理论强国与专家的手中解放出来，使之泛化为普遍能力，并以此迎来“学术的解放”。

正如有些中国和西方学者一致认为的那样，王建疆别现代理论的提出以及由此引发的“主义论战”是当下中国与世界哲学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不止于美国的正规大学建立了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CCBMS）这种创举，更在于，哲学思想而非政治化的“主义”不再是西方哲学的专利，中国哲学（美学）亦不再是“西方哲学（美学）在中国”喧嚣的舞台，而是与西方哲学相对的独立存在，是世界性的“文人共和国”中一个原创性“声部”。别现代主义及其相关理论在“中国特色”表象的背后，蕴藉着“国际性”（internationalism）的禀赋与视野。

别现代理论的提出同时又是一桩政治事件。通过“别”思维的切割，中国学者凭借主义建构意识与原创性的思想话语，自觉地从西方哲学（美学）的谱系中挣脱出来，并以此将中国思想从“声音”转化为别具特色的“言语”。此种尝试的成功将改变传统的、西方式的“文人共和国”的固有配置（disposition）。在此意义而言，别现代及其相关理论的兴起不仅是避免““西方哲学（美学）在中国””的尴尬，也是对西方哲学（美学）共和国的侵袭，对世界思想市场的重组，对扭转中国思想欠发达的现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主义论战”本身亦是别现代语境下的学术展演。中西方学者之于“主义”（Zhuyi）与“-isms”概念、实践内涵的研讨凸显了“别”，而非“吞噬”或“同化”，是平等对话的基础。只有立足于中国当下的实际状况，强调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区别性特征，才能提出“以我为主”的原创性主义，才能以相似的表象传达不同的实质。论战双方抛出了各自的“主义”，而主义的多元、竞争、平等与共生恰是别现代多元混杂、和谐共存的时代标记。此次“主义论战”事件催生出一种“论战的主义”，亦即，中国人文学者与西方人文学者对话双方在平等的思想平台上展开论争，在相互批判（而非单向传递）的争鸣中给予思想以创新的启迪。

主义的喧嚣虽不是思想生产的终极形态，但却是理论自信的必要起点。对于思想欠发达国家而言，此种论争的意义更为深远。西方哲学家和著名学者就中国学者提出的概念展开高水平、专业性的论战尚不多见，并且这场论争仍在持续。2017年9月上旬贝尔格莱德的艺术+媒体研究（Art & Media Studies）杂志专辟栏目“中国的主义（ZHU YI）与西方的主义（ISMS）”，一次刊发了王建疆与艾尔雅维茨论战的五篇英语文章，而“艺术和美学：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别现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将于2017年10月在美国佐治亚州立西南大学（Georgia Southwestern State University）的“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CCBMS）召开。显然，在“主义论战”中，中西方学者在彼此批判的同时也触动了各自的痛点。这是一件好事。真正的大国容得下多元文化，容得下别人对自己落后面的批评，应该鼓励思想创新、学术创新以及个体化、原创性的主义建构。在论争中，“isms”对“主义”的压制将走向消解，“主义论争”将演变为理论互涉的话语场，并成为构建新型文人共和国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