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9卷第2期。作者赵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遵义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2016年9月24—25日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和中华美学学会、英国卡迪夫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社会科学家》杂志社、《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以“乌托邦的力量——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为主题的第五届国际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在杭州召开。来自夏威夷大学、西悉尼大学、卡迪夫大学、布朗大学、莫纳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北艺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等海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国际美学论坛。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王杰教授为本次论坛主席。会议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主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徐岱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教授，国际美学学会前会长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教授，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邵清教授以及国际美学学会会长、中华美学学会会长高建平教授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外学者围绕乌托邦的当代叙事、不同时空中的乌托邦表达形式、文学艺术中的审美乌托邦、科幻文学与乌托邦以及乌托邦与审美的革命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一、　乌托邦：从宏大叙事到微叙事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发表于1516年，至今刚好500周年。乌托邦代表了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和追求，它是现代化的产物，作为一种宏大叙事曾经伴随着现代化的过程。然而经过500年的现代化过程，人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后现代思想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反思，如今，关于乌托邦的话语已经由宏大叙事转向微叙事。正如前任国际美学学会会长阿列西·艾尔雅维奇在大会开幕致辞中指出的那样，“乌托邦不再是宏大叙事的一部分，而是已经转为微叙事的一部分。我们不再寻找或期待一个理想的、完美的正义之地。今天我们的长期目标更为折中：可供呼吸的新鲜空气、安全的饮用水、维持我们物种可持续生存的环境。乌托邦不可能是一个国家或地方，而只能是一个事件或一个过程”。因此，关于乌托邦的微叙事也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热点话题。本次会议邀请国际儒学学会会长成中英教授作了“乌托邦吊诡与其解决之道”的主题发言，他认为应区分现实与理想，乌托邦作为一个完美理想的化身本身不可实存，如果达到了就变得不完美，就不是乌托邦。他指出在西方乌托邦中主要有三种吊诡模式：柏拉图超验模式、黑格尔辩证法模式、马恩唯物主义模式，皆有难以解决的困境，而中国传统哲学易经、老子和孔子的智慧能解决此种困境。成中英教授通过分析乌托邦的内在矛盾，从而解构了乌托邦的宏大叙事，并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找到解决乌托邦内在矛盾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副主编夏锦乾教授的发言与成中英教授形成一种呼应，他认为乌托邦是指存在于幻想中的美好社会，是一种幻境，其有四种价值即情感价值、宗教价值、认识与批判价值、政治意识形态价值，它与中国上古巫文化相结合，可称之为“巫托邦”。此外，国际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高建平研究员在“乌托邦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兴起”发言中，也指出乌托邦曾是贬义词，马克思主义持乐观态度，相信进步论，相信经过努力，未来会比现在好。从此意义上讲，乌托邦有两种，即空想、编织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和对未来的构思，有实现途径的，后一种乌托邦就是一种好托邦。让未来照亮现实，让梦想成为现实行动的动力，这种乌托邦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云南大学向丽教授也探讨了乌托邦的悖论性，她认为乌托邦作为“不在场”的“在场”，是远出的理想，是迥异的他者，是触及现实的存在。当代乌托邦以反乌托邦的悖论性形态存在，审美乌托邦实践并非全是诗意，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诸种相互缠绕与争夺的场域。浙江大学王建刚教授也对宏大话语的乌托邦进行了反思，指出乌托邦向反乌托邦的转化给20世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是人类“理性之恶”的结果，是理性的滥用或失控。这些学者的发言都对作为宏大叙事的乌托邦进行了反思，并试图为解决乌托邦的困境寻找新的理论资源。

二、不同时空中的乌托邦表达形式

乌托邦代表一种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它是人类共同的愿景。但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度不一致，在不同的时空中，形成了不同的乌托邦表达形式。本次会议中，许多学者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浙江大学王杰教授作了“乌托邦的中国形式及其审美表达”的主题发言。他指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乌托邦与中国的关系是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就内涵而言，中国的乌托邦冲动必须跨越生产力落后、生产方式跳跃式发展这一巨大历史挑战；就形式而言，乌托邦冲动的中国形式即中国特有的“表达形式”，是当代美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乌托邦往往以“乡愁”为形式，以回旋性回归作为表达机制，“余韵”是其核心，亦是中国当代美学核心，它与现代悲剧相结合，凝结为当代中国的悲剧精神，对它的关注和进一步阐发，是当代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上海师范大学朱军博士讨论了公羊学新变与近代小说的国家想象，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原动力是关于“新中国”的建构和想象。上海是中国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城市，一些学者以上海为例，讨论了对现代化的乌托邦想象。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陈建华教授认为民国时期包笑天用女性作为乌托邦想象的载体，生成了独特的女托邦的景象，标志着西方乌托邦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联姻和互塑。纽约大学哈洛德·P.舒尔森教授认为，上海作为特殊之地，俘获了许多欧美人的想象，将上海表述为乌托邦或敌托邦取决于如何看待现代性问题。盐城工学院周晓燕教授认为，“上海老歌”具有乌托邦性质，其审美功能不是指向“希望”，而是指向“意愿”，在特殊时代有着特殊的审美意义，它日益发展为消费神话。咸阳师范学院傅美蓉副教授认为，妇女主题博物馆是客观实在性与文化表征性的统一，是以女性为中心的表征系统与空间实践，可视为女性主义异托邦。

国际美学学会前会长、美国马凯特大学卡特教授作了“乌托邦与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的主题发言，认为乌托邦应理解为某种文本或现实中的想象性空间或者现实，巴西里约热内卢城市边缘的贫民窟是当代乌托邦形式，是拉美哲学家艾利克·杜塞尔“解放哲学”的代表形式，贫民窟的解决方案应被视为一种乌托邦形式。杜克大学苏林教授作了生产方式与人类历史的主题发言，以东亚一些主要城市的发展为例，详细梳理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生产方式和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卢布尔雅那大学列伏·科瑞弗特教授认为20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南斯拉夫经历了剧烈变迁，从官方意识形态到边缘再到重生，经历了70年代马克思主义审美乌托邦、后现代主义兴盛、颠覆性艺术和重生期四个时期。中国社科院周启超教授指出俄罗斯文学中反乌托邦有三种美学取向：反对极权对人灵性和自由的压制、反对人类对自然的施暴、反对工具理性的泛滥。圣彼得堡州立大学亚历山大·彼得罗夫教授作了“作为社会乌托邦的全球化：迈向神话话语的现代社会学批判”的主题发言，认为大众意识形态的全球化神话奠基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塑造的联合、标准、统一幻象，成为全球化神话话语的表达式。社会乌托邦源于对全球化神话的愧疚，需要批判这种全球化神话话语，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应该被解释为社会“敌托邦”。

三、后乌托邦时代文学艺术中的乌托邦

乌托邦是人类想象力的一种体现，而文学艺术一直是表达乌托邦思想的重要形式，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表达乌托邦的形式也是不同的。本次会议中，一些学者特别对戏剧和电影中的乌托邦表达形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台北艺术大学的林国源教授从柏拉图《伊昂篇》和《斐德罗篇》中讨论了诗的迷狂和灵感与人类乌托邦精神的起源问题。他认为古希腊诗的表演主要通过缪斯、诗人、诵诗人到听众的磁性三环来达到神与人之间的一体感。雅典的价值即通过颂诗达到城邦意志的一体感，这是古希腊文化中荷马诵诗传统的根本所在，更是希腊教育的根基。西北大学陈中雨博士指出，普罗提诺将艺术美追溯到“太一”，是对柏拉图艺术观念的深化，为艺术美观念，为史诗、绘画和戏剧的本体论美学的探讨提供了载体。浙江大学的胡志毅教授从戏剧观念和美学转向角度探讨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思想启蒙与戏剧变革的关系，认为80年代的思想启蒙是继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之后的第二次启蒙。台湾中山大学的许仁豪博士以樱井大造跨东亚帐篷剧为切入点，讨论了“乌托邦的流动性”，分析了樱井大造帐篷剧中独特的时空、情感和想象。帐篷剧通过“他者化自我”的方法将剧场转变为道场，具有超度黑暗与痛苦、想象未来的乌托邦功能和价值。上海艺术研究所的杨子博士以下河迷仓及其所孵化的民间剧社为案例，探讨了消费主义与艺术创作个性之间的悖论，以及个体以身体进行个性化的空间表达和重塑的可能性。

而另一些青年学者则对审美乌托邦进行了反思。山东大学曹成竹副教授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众文艺中的乌托邦想象，具有打破旧有神话信仰的基础和描绘新中国天堂的图景的双重性，大跃进和大饥荒刺破了这种天堂图景幻象。中国政法大学卢燕娟博士探讨了延安文艺“幸福”叙事之困境。中国传媒大学张一玮副教授认为《驿路梨花》是具有乌托邦色彩的道德世界，呈现出西南边疆地区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献身精神，是古代乌托邦叙事的遗存。纽约大学谢俊博士解析了新时期的“缺陷性”形象及与之相关的乌托邦美学问题，认为其折射出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和“滑动”。

20世纪，电影作为乌托邦之梦的生产工厂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电影无疑也是今天表达乌托邦的主要形式。本次会议上一些学者对此展开了讨论。美国的布朗大学菲利普·罗森教授作了“爱森斯坦后期电影理论：乌托邦景观与美学共同体”的主题发言，讨论了爱森斯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和美学理论，并指出爱森斯坦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与某种想象的乌托邦相联系的。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米勒教授通过解读布鲁诺·塔特在一战期间及战后富于远见的艺术活动，分析了塔特建筑艺术与社会愿景间的内在关联。上海大学孙澄博士认为，“一般等价形式”概念，在《运动—影像》中起到基础性作用，是电影相关理论的基石。上海政法学院张永禄副教授解读了好莱坞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认为它折射出乌托邦的多重可能镜像，是一座乌托邦审美幻象之城。

四、科幻小说与乌托邦

科幻小说是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它用幻想的形式表达人类对未来世界的预见和想象，最具有乌托邦特征。近年，随着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获得雨果奖，科幻小说也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话题。本次会议，有些学者专门讨论了科幻小说和乌托邦的关系。莫纳什大学米尔纳教授作了“雷蒙德·威廉斯论乌托邦与科幻小说”的主题发言，阐释了雷蒙德·威廉斯对乌托邦与科幻小说的思考，认为威廉斯社会学转变为积极乌托邦，实现了从圣西门社会主义乌托邦到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的逆转。上海大学曾军教授认为，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展现了多维乌托邦，呈现出后现代独异性政治与重视中庸思想辩证法之间巨大的思想张力。华东师范大学王峰教授认为，科幻小说展现的未来世界具有特殊的乌托邦能量，通过想象性超越、叙事风格和叙事技巧、拉康式幻想的客体展示出来，建构了独特的异托邦。南昌工程学院王晓兰教授认为，当代英美科幻文学呈现出明显的敌托邦倾向，结合了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两种文类的特点，有三大主题，即对极权政治的担忧、对环境灾难的恐惧、对战争毁灭的焦虑。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王东教授认为，日常生活美学将气象审美建构为艺术审美的对立面，赋予了其特殊的价值，有自由乌托邦意味。辽宁社科院李帅博士认为，《伪满洲国》文本中恶托邦、乌托邦交替出现，彰显出了乌托邦的双重性。遵义师范学院赵臻教授对西方科幻文学进行重新探索，认为西方科幻小说来源于古希腊，是一种想象性哲学对话（思辨），是假定虚构叙事，通过戏剧化方式展示着思想的不同侧面，在假定与隐微之间达到对真理的把握，是把握真理的双重反思方式，明晰此方能有效地解决众多西方科幻理论家对科幻文学的本质界定上的偏颇，有效解释科幻文学中被掩盖的“异常”现象。

五、审美的革命与乌托邦

通过改造主体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品格，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艺术和审美对异化的主体具有救赎功能，可以起到改造主体的作用。本次会议有众多学者就当代社会中的艺术和审美在改变现实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当代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托尼·本尼特教授作了“自由的权威：美学的悖论”主题发言，指出了美学在社会变革中的强大作用，强调了美学与人类学的内在关联，认为其在阶层、社区自治、政治事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艺术与政治虽有距离，通过品位塑造可实现二者融合，人类学实践提供此种可能。前任国际美学学会会长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教授一直倡导审美的革命的主张，他在“先锋派、乌托邦与工作服”的主题发言中分析了20世纪初意大利和俄国的工作服具有截然不同的形态，意式连裤装与俄式生产装，表征了两种不同的艺术生产制度，它们涉及了对身体美学、未来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不同理解和规划。克拉根福大学温特教授在“远离单维度”的发言中指出应从马尔库塞作品中的解放、乌托邦与单向度的关系、单向度与新自由主义、解放与理解、新自由主义的激进批判、艺术与革命等五个方面对马尔库塞进行解读，认为马尔库塞终其一生都未放弃对革命、乌托邦和人类解放的信念。普里莫斯卡大学欧内斯特·泽恩科教授认为，西方乌托邦有两种传统即“真实”的传统与“虚假”的传统，厘清了这两种传统将有效地回答乌托邦转化为敌托邦等重要问题。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张子夜教授认为，乌托邦理想由现实意义和审美意义两部分构成，二者主要以大规模社会变革实践为界线，互相影响并存在内在关联。英国卡迪夫大学齐泽克研究中心海克·费德纳教授、法比奥·维吉教授在“资本主义力量和乌托邦否定的异常魅力”发言中，通过对现代社会“源动力”——劳动价值形式的批判，探索了存在于资本主义界限和乌托邦的否定之间的魔鬼般的动力，通过对可想象的劳动价值的超越，有效地越过哲学家汉娜·阿伦特预测的“陷阱”。

新时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中国学者对此也抱有持续的热情。本次会议上，一些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功能进行了讨论。如东北大学宋伟教授认为马克思、韦伯、西美尔对资本现代性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审美救赎成为解决时代困境的答案。江南大学赵建军教授认为美学乌托邦作为一种美学幻象，拥有反思、批判现实和构建乌托邦美学本体论的内在品质。中国社会科学院丁国旗研究员认为，人的自由和解放、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希望皆在美和艺术，审美教育尤为必要。云南财经大学肖琼教授思考了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的关系，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乌托邦是对未来的信仰和参照；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构想是将之作为一个前行和奋进的目标，无具体细节上的描绘；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华南师范大学段吉方教授认为，当代美学政治转向强调审美乌托邦与艺术的政治介入，是审美现代性批判的美学乌托邦的理论取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徐碧辉研究员认为，现代科技高度发达，人类从以工具本体为主导的层面进入了一个更高的、以心理和精神为主导的层面，应建立精神（心理）本体以适应这一要求。“情本体”的建构将实现从工具本体到情本体的跨越，是人类实现自身存在的精神家园。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梁燕城教授作了“从品味到意境：中国品牌梦——哲学与美学的反省”的主题发言，认为品牌可以作为特殊的文化资本融入社会生活关系的建构与重构之中，品味与意境具佳的品牌可作为一种价值符号有效表征中国文化的高远境界。

总之，本届国际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以乌托邦为主题，呈现出当代美学的世界视域，无论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救治西方乌托邦困境，还是研究乌托邦在中国产生的特殊感觉结构和表达结构，皆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深层交流和互渗。现代性是当代世界不可避免的命运，无论其以进行式在中国展开，还是以过去式在西方深化，审美救赎都是人类现代命运的“缪斯”；无论是对审美古典思辨之追寻，还是对当代美学转向之研判，审美乌托邦皆努力将世界从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和日益恐怖的“敌托邦”中救赎出来，让世界从“乌托邦”、“敌托邦”变成“好托邦”，这是当代美学政治转向的必然诉求，更是本届国际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丹青难写之精神”。

来源：马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