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然
（转载自马美研究）
“当代中国艺术批评中的美学问题”国际研讨会于2017年7月31日至8月1日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圆正·启真酒店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旨在推动当代中国艺术批评中的美学问题的理论研究，对于美学界和艺术理论界尚未作出充分的研究的问题作出理论论证。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教授（斯洛文尼亚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王杰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主编）、柯蒂斯·卡特教授（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彭锋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国际美学协会执行委员）、傅其林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徐枫教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等40余名国内外知名学者参与会议。
一、当代艺术批评中的美学探究
在当代文化的格局中，美学与艺术批评的关系还在发生重要的变化。美学的介入是对当代艺术批评进行研究和阐释的重要基础。对于当代中国艺术批评而言，一方面观念的混乱和理论与艺术实践的脱节是非常严重的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有了许多创新性发展，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最为活跃、最为先锋性，也最有创造性的“现象”。这种“现象”亟需美学理论的分析、评价和美学的阐释。
国际美学学会前会长、斯洛文尼亚国家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教授首先回顾了西方最近三百年批评的发展历程，指出艺术批评伴随艺术市场的呈现而发展。阿列西指出，让·保罗·萨特称图像不能改变人们的政治观点，这事实上是不完全正确的，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就是一例。在他看来，今天的艺术批评呈现了两大问题：一是艺术经典价值判断已不再适用；二是哲学致使艺术批评工作边缘化，质疑了批评的基础。柯蒂斯·卡特教授进一步指出，门罗·比厄兹利、阿瑟·丹托、诺埃尔·卡罗尔强调了三种不同的批评重点：描述、解释、估价。正如美学在批评中所表现的那样，美学理论为艺术认知意义的概念基础作出了贡献。Ernest Zenko教授认为，哲学可以用作分析电影的手段，当然这在当前西方文化或西方哲学中并不多见。如果批评是一种充斥着哲学的东西，那么任何哲学都可以胜任。何燕珊博士提出，“审美幻象”的出现乃是由于人类的意识无法全面、准确地认识现实世界所导致的，克服“幻象”的出路有两个：其一是透过“审美幻象”，分析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现实关系以纠正人们的既有认识偏差；其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完善人类的认知结构，从源头上杜绝“幻象”的出现。其中，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前者，而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则侧重于后者。原则上的一致性和内容上的互补性使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存在着许多可以广泛交流的空间。
二、当代中国艺术批评的美学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改革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使得中国的文学艺术也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风格。当今学界在中国艺术批评中的美学问题研究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一些问题的研究依然存在不足和“失语”的现象。因此，加强对当代中国艺术批评的美学学理性思考异常重要。
与会学者分析了当代中国艺术批评的美学原则。孙晓霞副研究员作《艺术的阶层跨越——建国初期艺术领域的“中/西”“古/今”问题》的发言。她指出，通过对“西”、“古”美学价值观的否定和批判，完成了新中国艺术的阶层跨越，最终确立“人民文艺”的主体性地位。虽然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但仍有“人民文化主体”实践中所闪现的美学价值与思想启示。
与会学者分析了当代中国艺术及其批评的实践成果，提出了以“乡愁乌托邦”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美学命题。王杰教授作“中国悲剧人文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关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一项研究”的发言。他从《人民的名义》热播现象的分析入手，认为《人民的名义》揭示了中国当代社会中许多贪腐官员陷入悲剧的根源所在，成功地对这种现象作出了艺术概括和表达。王杰教授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是一种有双内核的动态双螺旋结构，其中的审美意义是由具体的语境所制约并决定的。两个关键内核分别是“红色乌托邦”和“乡愁乌托邦”，它们同时产生，互相影响，形成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情感结构，也决定着艺术作品的审美意义。悲剧人文主义在红色乌托邦和乡愁乌托邦的各种艺术表达中得以重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说红色乌托邦是社会主义目标和社会主义理念的显性表达的话，那么乡愁乌托邦则是社会主义目标和社会主义理念的隐性表达。周晓燕教授在《声像蒙太奇：多重语境中的形式及其意义———以电影<城南旧事>、<老炮儿>和<路边野餐>的美学分析为例》中详尽解释，《城南旧事》、《老炮儿》、《路边野餐》这三部电影都在声像蒙太奇机制的美的形式中发生作用，它们营构的“乡愁乌托邦”的形式各异，三者之间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探求人们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重语境交叠的社会现实中的位置，其美学意义在于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反抗命运的不同方式，有效地改变了现实中人们的情感结构，是悲剧人文主义的一种形式。胡漫博士作《中国当代油画艺术中的美学问题及其批评》。她详尽阐释了“怀旧乌托邦”的情感结构：既有后向关照，又有前瞻注视的概念，其张力在于将传统与未来联系在一起，用来展示当下的现实。它的表达含蓄却指向明显， 艺术是唯一实现其表达的手段。
除了“中国审美现代性”命题之外，本次会议还形成了其它一些成果。例如王婧副教授认为，中国的声音实践包含着声音制作和声音表演规律已经超越了文化意义本身。换言之，中国的声音实践承载着感受式聆听，这是一种共存模式。再如彭峰教授指出吹捧或怒怼是当代中国商业化艺术批评的两面性。
三、当代中国艺术批评的美学价值
基于以上充分地理论深思，与会学者就当代中国艺术批评进行了美学评价，努力在此基础上作出具有一般意义的学理分析。
王杰教授深刻地分析了《人民的名义》中的悲剧人文主义精神。在他看来，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美的定位是一部中国风格的悲剧作品。在《人民的名义》中，从满腹经纶、随口辩证法的高育良书记，到智勇双全，敢爱敢恨的公安厅长祁同伟，从“小官巨贪”满嘴为人民担当正义的赵德汉副司长，到经商高手、窈窕淑女高小琴总经理等等，虽然他们的个性和人生经历各不相同，但都是农民的孩子、寒门子弟，都是“穷怕了”的普通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和市场经济的急速发展，他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不断打拼，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也开始走向了毁灭的深渊，而且是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是一种值得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的“现象”，在中国社会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现象有其必然性，其艺术表现就是一种具有美学和伦理价值的悲剧，理论上我们称之为“中国式悲剧”，这也许是悲剧类型学意义的一种欣的美学范型。
于琦教授作《贾樟柯<三峡好人>研究》的演讲。在他看来，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探讨了《三峡好人》的文化乡愁和再政治化主题，理论方法上借鉴了齐泽克对两种真实划分，即事实真相（事物之所是）和真相性真相（事物应当之所是）。以此观照《三峡好人》，其艺术冲击力即在于有效地实现了对真相性真相的表现。Rok Bencin副教授作《钢丝行走：法国哲学，电影批评与贾樟柯<三峡好人>》。他在贾樟柯《三峡好人》研究中得出一条重要结论：需要做的不是重建世界的信仰，而是怎样生活在自己建构的世界中。事实上，现实生活本身就是审美的，在某些时候，现实生活已经足够科幻。
许仁豪教授的演讲以“摩登”与“激进”为美学分析切入点，论述张献戏剧的“海派戏剧”特质。海纳百川的上海，既东既西，既新既旧，唯有上海这座具有十足复杂性的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城市才有可能涵纳张献持续不断的“摩登”与“激进”。
在讨论中与会者就现代性理解的多元性、东西方艺术批评的差异性、当代艺术批评和美学结合的必要性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本次会议议题是当代领域最受关注的热点话题，既立足中国实际，又具国际视野，可谓中学西学，并行不悖，兼融精博；各板块均设有主题发言和讨论环节，研讨充分，互动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