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疆丨我们缺少一个什么样的审美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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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疆,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引进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博士点负责人,艺术学理论重点学科带头人,兼任上海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所所长,甘肃省敦煌创意中心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华美学会理事,从事美学理论和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其代表性原创理论有:自调节审美、内审美、敦煌艺术再生、意境生成、别现代。其中别现代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讨论,美国佐治亚州西南州立大学成立了别现代研究中心。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获得省级社科一等奖3次,出版专著7部,发表论文130余篇。

本文发表于2008年第五期《学术月刊》,《新华文摘》2008年第19期封面题目并全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美学》2008年第8期全文转载,获得2011年甘肃省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摘要
审美形态并不拘泥于西方美学家自古就提出的所谓美感与生理性快感的区别,除此之外,还有感官型审美与内审美的区别。经验型内审美在中国古代儒道佛的审美实践中有着丰富的历史,即使是西方美学中的理念活动和宗教活动中也存在着另一类型的超验型内审美。因此,内审美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审美形态。当代社会的商业化倾向导致了审美的异化,审美成了逐利的工具,从而使西方的审美拯救论被粉碎。但在另一方面,内审美却能担当起重建精神家园的重任。因此,我们到底缺少一个什么样的审美,就是立足于审美形态的必要思考。
正文
关于美和审美,西方美学史上自从德谟克利特将美感(“高尚的快乐”)和生理性快感(“类的快感”)区别对待以来,美学家们都一如既往地陶醉在这一天才的区别中,认为只要是超越了动物快感的审美,就一定会给人类带来幸福,从而把更深一层的审美感官性和超感官性问题忽略了,同时也把美和审美的功能纯粹化和神圣化,而没有看到,或根本就不想看到,即使是超越了动物快感的美感和美,是否就脱离了人的生理感官?是否还有不依赖于外在生理感官的审美?美和审美作为价值和价值判断,是否还会在不同时空的不同的关系网中生成为不同的价值?美和审美是否会因为自身的依附性(康德称为“依存的美”)而产生贬值,甚至变异?这种满足于把审美感和生理快感划分的做法,在其合理性的背后却把美和审美孤立了起来,封闭了起来,凝固了起来,似乎只要被认为是美的和审美的,就都毫无疑问地具有正向的而且是超越时空的普遍的价值,甚至还具有了拯救人类的无边法力,于是,审美的神话就这样被制造了出来。自从马克斯·韦伯提出审美拯救,中经阿多诺等人的大力提倡以来,当代中西美学界不假思索地将之奉为圭臬,似乎在“上帝死了”之后,拯救人类的就只剩下审美了。但只要我们睁眼看看当前审美和艺术的日趋商业化、伪饰化和功利化现状,就不会再为这种审美拯救的乌托邦许诺所迷惑。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觉得还是首先应该从对审美形态的理解入手。
内审美的存在历史

 

 内审美[[1]]作为一种与感官型审美(即离不开耳目视听等官能的普通审美,而非什么生理快感和动物性快感)相对的审美形态,滥觞于人类审美思想发端期。老子、孔子、柏拉图等人的思想中都有超越感官型审美而直达内在精神境界审美的表述。老子公开宣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就是对感官型审美的否定。但老子也并非完全否定感官型审美。如他在第八十章中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因此,老子的意思是要在道的高度上来看感官型的美和审美。在无道的情况下,感官型审美是有害的,而在一个“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接近道治理想的社会里,感官型审美已成为无为而治、安居乐业的一部分,因而得到了肯定。但老子的最高审美境界并非以上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感官型审美,而是来自于修道过程中的“致虚守静”、“涤除玄览(鉴)”等内心体验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的内审美境界。这种境界被庄子表述为“心斋”、“坐忘”,具有所谓“虚室生白,吉祥止止”[[2]]的内审美效应。就先秦儒家而言,也有着相同的情况。孔子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和“尽善尽美”,表现出对感官型审美的充分肯定。但最能代表孔子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的还是孔子盛赞他的弟子颜回时所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3]]这个“不改其乐”,是一种精神境界型的内审美,是一种内乐,备受儒家推崇。宋明理学中被《宋史》誉为“道学之首”的周敦颐开始教导二程子时就是以此作为功课来让学生研读、体会的。古希腊的柏拉图把美的和美本身加以区别,美的是现实中可以用感官把握的具体对象,而美则是这种具体对象之后的理念,这种理念具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特点,是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本体。柏拉图认为,真正的审美是人在神灵凭附并回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理念世界之时才产生的。这种灵魂化了的审美也是一种典型的内审美。从以上分析可见,内审美是一种源远流长且具有普遍性的审美形态。对内审美的揭示,显然有助于我们对审美现象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探讨,并从中总结出一些我们以前未曾发现的审美规律,对审美的性质、特点和功能进行新的考察,这将不仅有利于美学本身的建构和发展,而且也有望为美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路径。尽管内审美具有源远流长性和普遍性,但中西方之间仍有区别。区别主要在于超验和非超验上。从柏拉图开始,中经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美学思想,再到现代存在主义的“天地神人共舞”,其内审美主要是超验的,即不以人的现实的经验感觉为转移,而以抽象理念和信仰反省为核心。相反,中国古代的内审美则兼具超验和非超验即经验两类。西方古代审美中的内省不同于中国古代审美中的体验和感悟,从而形成了西方内审美与中国内审美的主要区别所在。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不同于西方古代的审美文化的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与西方古代审美文化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内乐为上,感官享乐为下。前引老子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之言,以及庄子的“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论,都是要人们注重内心的修养,从而摆脱现实中音色形声的诱惑,在致虚守静中达到内心的澄明和逸乐,从而观道览玄、体道悟道。孔子认为,颜回的高尚就在于其超越了眼前的物质困境而“不改其乐”,从而具有了贤者的人格。孟子认为,“心之官则思”,正是这种思,才保障了“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产生内在精神的高扬和“知天”、“乐天”的人生境界。这种以内乐为上、感官审美享受为下的审美论,与人的最高存在境界相联系,因而具有神圣、崇高但又无人格神性的特点,充分体验化而无超验的色彩。这种内乐的审美观后来发展成为南北朝时期宗炳的“澄怀观道” “澄怀味象”,宋代郭熙的“林泉之心”,元代郝经的“内游”等,形成了中华审美的优秀传统。与之相比,西方美学中并不讲这种与人的内修相联系的内乐。虽然西方美学也不否认现实中这种普通的感官型审美,但在基督教神学那里,却把这种现实中的外在感官的审美归根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一切出于神的创造和恩赐。

第二,中国的内乐传统与内在实践传统一致,是内在实践、内在体验的结果。老子讲致虚守静,以观其复,就是通过心理的自我调节,达到观道和览玄的境界。庄子的心斋和坐忘要人们“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因为“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4]]这里的“虚”,就是心灵的虚静。这种虚静之说,到了荀子那里就发展成了“虚一而静”理论,而且,这种虚静又与心灵的平和、愉悦相联,产生“心平愉”,则“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5]]的内审美效果。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虽非就审美而言,但正是追求“内圣”的内在功夫,才使得审美从道德感和功利感中升华出来,从现实的困境中超越出来,从而出现“孔颜乐处”和“吾与点也”的内在精神境界型审美。如果没有这种以内修为基础的内在实践,中国古人的内审美也就成了空中楼阁。西方美学尤其是神学美学,也讲对于上帝的内省之美,但由于其以信仰代替内在实践和内感功夫的特点,因而超验性压倒了经验性,理想性遮盖了现实性。

第三,由于内乐、内审美是自我内在实践的产物,因而中国人的生命存在和身心自由问题,从来都是一个不需要外力解决的问题,不像基督教等神学那样需要外来的神的救赎,而是仰赖于自身的感悟、内心的悦乐和身心的自我解放。这种自立自救的美学思想就产生于内在实践和内审美的精神过程中,而与他力救赎的神主美学思想有着天然的隔阂。

内审美虽然不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现成的构词,但它的确比较充分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古人审美的特性,具有民族审美文化的识别特征。与内审美相仿的中国古代美学用语还有“无言心说”、“天乐”、“游心”、“内美”、“内景”、“神与物游”、“胸中之竹”、“内乐”、“内游”等,西方也有与之相仿的“内心视觉”、“内在感官”、“内模仿”、“内化”、“内觉”、“内倾”、“内在自由”、“内感知”、“内意识”等,都是对审美的超出外在感官功能的特性的揭示。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沙夫兹博里提出“内在感官”说,认为审美来自于人的内在的看不见的感官,又称第六感官等,虽未经验证,但不乏天才的猜测。都说明审美的内外之分天然存在,只是在以前尚无科学的概括而已。

就内审美的范畴而言,已经涉及精神境界的审美、反观内视式审美、内景型审美、无对象审美、想象性审美等领域,覆盖了从人生境界到艺术境界,从想象到体悟,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涵摄心理学、哲学、文艺学的诸多领域,是美学所讲的审美形态,进而言之是审美特点、审美规律、审美本质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内审美具有审美的一般意义上的质的规定性,因而,它具有广泛的概括性和普适性。西方的本体论美学思想、神学美学思想中都有内审美的因子。如柏拉图的灵感说、美的本质说,普洛丁、托马斯·阿奎那的神性审美说,海德格尔的神性审美等。当然,西方内审美与中国的内审美之间由于民族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就强调审美的超越感官性和对象性而言,其性质是一致的,这也为中西美学的沟通和对话以及美学学科的通识奠定了思想的和学理的基础。

中西内审美都有超验与经验的类型。超验内审美有宗教审美、境界审美等,而经验内审美包括内景型、构思型、想象型等。其共同特点在于:一是超越对象,形成景外之景,境外之境,象外之象,无象之象。抑或内景呈现,也已不再是当下对象的出现,而是往日记忆表象重组和在特殊心理状态下的再造。二是超越了感官,非耳目视听所及。三是更具有精神性审美的特征,表现出对于物质欲望的超越。因此,孔颜乐处,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等等。正是这种超越性,构成了人类审美的最高层次。不管是柏拉图,还是老子、孔子、庄子、荀子,他们所强调的无非是要人们不要贪恋一个具有物质对象和感官享受的审美,而是要关注一个能够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审美。这个审美在柏拉图看来就是进入理念世界之美,在老庄、孔孟看来就是进入一个天地的境界,一个超越现有人生水平,进入更高的理想境界之美。这种理想境界之美关联着人的形象,这就是“君子”、“大丈夫”、“玄德之人”、“真人”、“至人”、“神人”、“圣人”、“士君子”的形象和人格,也是西方基督教的“圣徒”、“使徒”和最终得拯救者的形象和人格。

尽管人的自我实现,早已不是“内圣外王”的自大,也不是修齐治平的过载,更不是传播福音的荣光,但人的精神还是永远处在物质欲望与精神向往的对立的两极中。中国古代的往圣先贤的对于精神境界的追求,不仅成就了人格理想的完善,而且也成就了审美的健全发展,是当今社会人们心灵建构、内心和谐的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精神资助。审美,作为现实人生中既受对象制约,又受精神牵引的游移不定的活动,其存在性就是它的选择性,而美学和美学家的使命就在于为这种必然的选择提供必要的依据和充分的参照,以便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的建构更加健全。内审美作为立足于美学史的一个创造,无疑是我们这个精神存在状态与物质发展水平不和谐时代的一种有益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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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审美的当代启示

 

人的自由存在一直是中西方思想家关注和探讨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不同于其他思想家的地方在于把自由和解放放在了经济生产决定的整个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基础上,从而赋予了人的真正的自由解放之路。但人的自由解放不仅仅是个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共产主义真正实现了,物质极大丰富了,按需分配了,也不能说人就完全地、彻底地、永远地自由了。因为人的自由不仅是身体的自由,还有更重要的精神自由。精神的自由要以身体的自由为基础,但身体的自由不能代替精神的自由。正因为人的精神自由不可或缺,而在当下却相对被忽视,因此,美学就理所当然地要填补这种空缺。尤其是审美范畴中的内审美,因其更能说明人的内在自由本性,因而更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自由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本质,但在具体的现实情景中,这种天性往往受到压抑,这种本质难以充分实现。只有在精神世界中才有可能得到尽情地展现。人的精神的快乐、心灵的悦乐这种典型的内审美,就是人的自由存在的最好表征。如果没有人的精神自由,没有内乐,没有内审美,即便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这种臆说真正变成现实了,人内心的存在状态也不一定就能达到最佳阈值。和谐社会如果没有人的心灵的和谐,最终仍然只是一句空话。而人的心灵的和谐是要以内乐和内审美来支撑的。尽管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永远处在内乐之中,但缺乏内乐的忧愁、焦虑、痛苦等,肯定不是人的最佳存在状态。由此说来,内审美是人的自由存在理想状态的诗意表征。儒家的风乎舞雩,孔颜乐处,庄子的天乐,“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禅宗的“绿杨芳草春风岸,高卧横眠得自由”等说法,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种内乐精神一直为中国人所信奉。但自从进入现代,中国古代的这种内审美被各种堂而皇之的思潮和理论干扰、遮蔽,甚至涤荡,以至于被当代的人们淡忘、遗弃了。人的内在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对象浸淫着主体,物质压抑着精神,欲望战胜了审美,感官享受代替了内在悦乐。人类处在无家可归的窘境。人类的家园困惑,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原因就在于内审美是一种自力的审美实践。这种自力的审美实践与中国古代的人格修养浑然一体,从而在个体身上达到真善美的高度统一。孟子所云“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人对自我得救和自我实现的最为充分的自信心表述。与此相比,西方的超验内审美更具有他力的特点,即等待上帝的救赎。正因为如此,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西方人的外在拯救之路已被封死。有的美学家甚至经济学家开始探索审美的解救之路了。追求精神自由的天性,始终是人类审美的调节机制。由于物质发达带来的感官享乐至上,对象和形式压倒精神和内容的现象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矫枉这种偏差,就不仅必要,而且迫切。但这种矫正无法通过感官型审美自身来完成。原因在于,审美具有二重性特点,美一方面能够陶冶性情、愉悦身心,另一方面,美并不是善的奴仆,审美也不是所谓好人的专利,俾斯麦、梯也尔、希特勒之流也都有很高的审美鉴赏力和创造力。美本身还具有诱发犯罪和战争的潜在危险。在今天,尤其令人惊心的是,感官型审美已经在商品经济时代蜕变为商品广告宣传的工具,与资本合谋来操控广大的消费者。它已经异化成商业的手段,沦为利益的工具。如果还要依靠这种被异化了的美和审美,去进行什么拯救人类的伟大壮举,就无异于把带着病毒的血液输进病人的身体,不仅不能救人,反而引起灾难。

那么,现代审美的救赎功能是否在商业化时代就不再存在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我所说的需要自救的审美和艺术,是指被商业欲望浸透、被物质功利利用了的感官型审美和感官享受型艺术,而不是指具有内审美特点的审美和艺术。在一个浮躁、虚伪的时代,只有内审美才能拯救审美和艺术,进而帮助人类完成人类的自救。因此,现代人的自救之策就隐藏在这花花世界、音声乱耳的背后,来自于对这种形式大于内容、感官享受代替内在悦乐的感官型审美的超越上,而不是继续陶醉于什么“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梦幻中,或者为资本和商品充当化妆师,麻痹大众,使他们的感官欲求更加旺盛,从而心甘情愿地踏进商业设计的圈套。

尽管中西方就内审美与超验审美是否关乎经验或体验方面有不同的传统和特点,但在主张超越感官审美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人类追求自我超越的精神始终没有断绝。这是为人的发展需要所决定的审美目的使然。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所讲人的需要层次,就蕴涵着人类的自我超越路径。自我实现的人实质上也是不断地超越了人的低层次需要,从而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内审美,不论是超验的还是经验的或体验的,都具有提升人的内在精神、建构人生境界的功能。对这种功能的需求,关联着人的根本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是人的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动力,因而具有超越民族和时代的特点。

其次,感官型审美和悦耳悦目的外在感受具有十分明显的局限。一是审美的浅俗化导致人的审美感官的退化。尽管有人把审美孤立起来,似乎审美就一定很高雅,但实际上审美离不开感官享受,而感官的享受,又极易与人的情色欲望相联系。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都是在充分感官享受的基础上,将艺术与现实,审美与非审美之间的界限打破,从而导致情感的生活化。生活化就是平庸化、欲望化,感官化和感性化,是崇高的被削平,是创造力的委顿。二是正如美学家业已认识到的,图像增殖限制了人的想象,甚至导致儿童的想象力下降,感官迟钝。不仅审美需要充分的想象,任何创造性的发明也都需要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图像的增殖和感官型审美的泛滥,不仅妨碍着审美能力和审美层次的提高,而且危及人类的创造力。三是充当商品的外衣。老子当年批评的那种致盲的五色、乱耳之五音、败坏口味的五味等,却正是商业攫取利润的重要入口。在一个诱惑消费、鼓励消费的时代,美、艺术、审美都成了感官享受的代名词。而这种享受本身在充分欲望化和感官化的同时,还对这个人欲横流的生活进行了审美的包装,从而使得人欲横流具有了更加合理的根据和更加高雅的外表。

再次,人类当下的审美和艺术急需自救。马克斯·韦伯、阿多诺等人的审美拯救说,不仅天真,而且具有很大的主观盲目性。目前甚嚣尘上的过程艺术、行为艺术、欲望化写作、消解崇高的戏仿、恶搞等,正是人类精神痛苦和无家可归之后的颓废和绝望,自身亟须被拯救,又如何去拯救人类,拯救社会呢?在人类审美堕落和艺术需要自救的时代,内审美,包括超验内审美和经验内审美,都是与此保持距离,且在对立中与之保持必要张力的一极,是审美和艺术起死回生的唯一希望所在。当今审美感官化带来审美工具化、商品化、欲望化,人类需要内审美和超验审美的矫正。在内审美、超验审美与感官型审美的对立的两极中保持张力,也许才是审美和艺术的自救和救赎之途。

最后,内审美理论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被提出,不仅仅是美学史研究和美学理论研究趋于成熟的一种表现,更主要的是现实中的审美现状和审美需求使然。我们这个时代在物质和技术高速进步的同时,思想和精神正在出现问题,这种审美浮华的背后是物欲的膨胀和精神的委顿。在我们大力宣传建设社会和谐的同时,人的精神和心灵的不和谐却越来越明显。在人们寻求精神自由的茫然和困惑之时,参照就成了第一需要。但曾几何时,审美和艺术这些曾经将人类导向光明的灯塔自身也在商品化大潮中被严重腐蚀,被异化,人类的精神面临无药可救的境地。而只有内审美,无论是超验的内审美还是经验的内审美,却都以“历史的法则”或“历史的魔力”在这种被锈蚀了的机体上剥离出来,重放异彩,振起了中西古今健全的审美形态的双翼,于是,审美和艺术开始得到自救,人类审美的最高功能——精神自由有了实现的可能。这不是神话,也不是传说,不是诗,但胜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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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自《修养·境界·审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一书提出内审美理论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朱立元教授在该书“序”中认为,内审美是“立足于美学史的一个创造”。王元骧教授则在他为《中国美学年鉴》所撰《我看20世纪中国美学》一文中指出:“近年来有学者把中国传统美学概括为‘修养美学’,提出‘内审美’,我觉得是有见地的。这样,就不像西方内省性美学那样从理念、上帝、彼岸世界去探寻美的本质,而把美的根源落实到人格修养和人生境界之中,使得超验的内容与经验达到有机的统一。”[2] 《庄子·人间世》[3] 《论语·雍也》

[4] 《庄子·人间世》

[5] 《荀子·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