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
在雾霾穿越的初冬来说我的小说《无法解毒》，正好应景了这个主题：独凭危槛思何长？《无法解毒》讲述得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发生在内地的一个香港商人的冤案，我用清愁的笔调，记录下了一个暗藏于时代浮层之下的发现，当然，虚构的意义依然大于史实的钩沉。其实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这个商人不幸在金融危机中无辜入狱，他的亲友付出所有进行上访、申诉，最终在十年后，为他洗刷了罪名。整个故事，是以个人的历史书写当下的历史、社会的历史，它穿越了岁月酿造的痛苦，印证了邻国的友谊，充满了“人间爱、兄弟情”。 那么，我是怎么想到去写这样一个悲情故事的呢？
故事的创作，是源于我当记者的敏感和责任。十八年前，很多省市的法院都会在某一年某一月举办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即——“大接访”，就是法院在某一个时间段，集中办理冤假错案，每到那一天，法院的大门口都会聚集成千上万的访民，黑压压的一片，场面震撼而凝重。现在这个活动已经没有了。有一年的五月，我好奇地走进这支“大接访”的队伍，突然被一份用繁体字书写的申诉状所吸引，可能在座的各位读者大多数人不熟悉那个群体，上访的几乎上都是农民工，别说写状子了，连案由都不会填，基本上都是靠嘴来说。所以，面对一份写的那么规整而用心的东西，我不得不停下来。之后，我针对“大接访”的看法发了一篇稿子，想引导大家“路见不平一声吼”，哪知没有多少人待见。但没想到，那个用繁体子写状子的家人却找到我，可能发现我身上充满正能量吧。希望我从家人的角度，写一写这个冤案的故事。原来，要申诉的人是一个香港商人，他来内地贷款投资办企业，不幸赶上了亚洲金融风暴，当地的银行因为兑付困难引起了储户的恐慌，于是列出了一个欠款大户的黑名单，公安便根据这个黑名单将贷款嫌疑大客户一并抓捕，以“有罪推定”的套路审讯逼供。这位港商不干了，纵身一跳要自杀，但没死成，摔残了。之后，公安害怕了，以莫须有的诈骗罪名给港商判了无期，并没收了他名下的私有财产，其实就是不敢让他出狱。我很同情这家人，在动笔之前曾考虑以非虚构的文体进行写作，然而反复思量之后，仍然选择了小说这样一种更“有温度”的表达方式。 关于人物的塑造，我勾勒了政客-贪官、教授-明星、囚徒-狱警、老干部-小职员等上百个人物，一部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至少要有数百个人物的支撑。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葛亮的《北鸢》中得到印证。在十年的创作中，头两年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收集资料，由于这家亲人最初都受到株连四处逃难，一些文字和图片要到天津、香港、香港驻京办、日本以及监狱等地方取得，因此时间多扔在了路上。有个写寻找传教士苏慧廉的作家——沈迦说，纪实文学要用脚来写，这句话让我感同身受。但我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要走写十年之久，后来越写越放不下，因为案子太冤了，冤到宣判无期的那天六月下雪，老天都不忍看下去。还有放不下的一件事，就是那个香港商人的遭遇太悲催了。在慢慢十年间，那个商人，也就是我小说中的男一号——鲁义，竟然拖着伤残之躯写下了30多万字的监狱文学，他的家人每次都将他偷偷写好的文稿拿给我看，那字迹写的很小很密，酷似摩尔斯密码。原来他在研究人的恐惧，比如说真正懂得海洋的人是不会爱上大海的，他知道大海要有多无情就有多无情，他知道海底的秘密，但他没有回来通知大家的机会。同理，监狱也是这样，他们知道，人被关押扛不住就疯了，但羁押还在超期。大家知道羁押是什么吗？羁押就是在终审判决前对嫌疑人的暂时关押，关押时间14日，需要延长的要逐级审批才最多30日。可是，鲁义被羁押了竟然三年还多。我读后，感觉如冰水浇背。我个人认为，要完全认识一个人，一定要认识他的恐惧，认识他战胜的恐惧。这个商人不仅有思想还非常缜密，他的智慧和坚强绝不输于在台湾绿岛关押的柏杨。 而营救他的亲朋好友主要是一个日本老人（小说中的富田先生）、一个俄国姑娘（鲁义的女友阿伊娜）和一个放弃警官工作的教授（男二号付威雷），当然还有他的家人。最可贵的是这些人不图任何回报，那真是人间爱、兄弟情、舍己救人。我被感动了，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做人，鲁义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但他却能聚集一种优秀的力量。这个故事中的文学性很高，我尽量用真实的历史掉亡被隐去的一派假语村言。但是，我还要养家不能不工作，所以是断断续续地写。这期间，我还为单位编写了两部书《记忆建业足球》《分享收藏》，合计有一百多万字。
每年的大小假期都是我的创作季，而深夜更是我创作的黄金时段。写过小说的人都有体会，创作的过程其实非常享受，莫言不是说嘛：在写作中作家可以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当然，你也要懂一些写作的技巧，比如要会使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法。陈忠实创作时爱吸烟，我创作时爱听音乐，一曲《红旗颂》至少陪伴了我三个年头的夜晚，这首曲子在建国65周年，是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从天安门下来时和群众联欢的背景音乐，曲调激昂深情，非常适合创作高大上的艺术形象。我笔下的鲁义也是一个高大的人物，起码，他有高大的价值。你看：他本是一个有身份的社会活动家、一个成功的商人，但突然从人中翘楚变成了阶下囚，面对巨大的人生跌宕，他该怎么看待社会、看待自己？他该怎样与时代相处，是抗衡还是包容？这里面有明确而挣扎的人性思考，对我们非常有意义。当然最后，鲁义没有屈服命运，他在看清这个世界后，依然爱着这个世界。其实高大人物也都是从不高大开始的，一曲《红旗颂》给了我许多的思路和教育。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从没有见过《红旗颂》的乐谱，但我仅凭乐感就能用钢琴把《红旗颂》整个曲子弹下来。松社书店的楼下就有琴行，我经常走到门口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弹奏一曲。
在我创作接近尾声时，上海导演邓光辉先生来找我谈剧本改编的问题，邓先生的父亲曾是解放前上海《申报》的主笔，他本人也颇有学养，有个经典的洋酒广告语：“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就是邓先生的创意。当他看到我的书名最初是《阿芙蓉》时说，这么沉重的故事，书名《阿芙蓉》稍显文艺了，那封面设计也就不用再提。一个证明救赎是救赎的故事，其实无法解毒。我听后沉思了片刻，决定用《无法解毒》替代《阿芙蓉》，接着就开始进行部分章节的结构调整，并排成竖版用繁体字印刷。这么多年，我写啊写，一直都怕别人不知道阿芙蓉说的是什么，写的是什么，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无法解毒，才是我的核心命题。不过，我是写不出多少羁押、株连、有罪推定......这些“毒”来着，因为我没有监狱的经历，我只能撕开一些小裂口，让读者看到“毒”的妖魔，体会到“法”的戒律。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小说《古拉格群岛》中说，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长期忍受愚弄而不思变。一个谎言和专制充斥的世界，是违背基本人性的。
2014年7月我的小说《无法解毒》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的第25届书展节上进行签名发售，忙碌中，我抬起头，正巧不远处维多利亚港湾的游船徐徐驶来，凭栏远眺，海天一色，如梦似幻。我“咔嚓”一声拍下了此图。 我们郑州也有一个国际会展中心，也是前面有水后面有楼，这水是如意湖；这楼是280米高的“大玉米”。如今城市的开发布局都似曾相识，不同的是各自的理念和追求。我在将两个城市的会展中心比对中，又想到了鲁义。鲁义曾经在香港最高端的写字楼——就是在这座会展中心的16楼上办公，当年他纵身一跳，一定是带着他的深沉的爱和爆裂的恨，当然，当他重新站在这里的时候，心灵早已得到了救赎。是啊，没有救赎哪有祭奠，还有什么能永垂不朽？十年冤案才得以昭雪，不是因为坏人喧嚣的太多，而是因为好人沉默的太久。前不久，应该是11月27日吧，国务院颁布了一个完善保护产权的意见，这让我们终于听到了权力顶层对老百姓私有财产的保护，终于看到国家法制走上了一个稳健发展的轨道。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宋代大政治家、大诗人寇准在《书河上亭壁》的那首诗： 岸阔樯稀波渺茫，独凭危槛思何长，潇潇远树疏林处，一半秋山带夕阳。
2016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