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百家》2011年5期
史 红
摘要: 北京舞蹈群落的发展与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存在着互动关系，经济因素与北京舞蹈群落相互促进、影响。在北京舞蹈群落的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因经济因素而产生的问题。在解决经济投入问题上，可采取一些相应的方法。
关键词: 舞蹈群落 经济
舞蹈群落是借用生态学概念对舞蹈进行研究的一个特殊名词，是指一定自然、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所有舞蹈院、团以及舞种的组合与聚集状态。北京舞蹈群落是在北京特有的舞蹈生态环境中的舞蹈院、团和舞种组合的群体聚集状态。它是结构稳定的、舞种多样的、发展成熟的、占有优势的顶极群落，具有集聚性、辐射状、种类全、数量多、关联性强等特点。
北京舞蹈群落优势要素有：丰富的舞蹈资源、齐全的舞种、优秀的人才资本、良好的舞蹈比赛机制、众多的基础设施。就舞蹈资源而言，北京舞蹈教育资源有北京舞蹈学院以及中央民族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的舞蹈系；舞蹈演出资源主要有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歌舞团、总政治部歌舞团 、海军政治部歌舞团、 中央民族歌舞团、东方歌舞团、北京歌剧舞剧院舞团、北京歌舞团、北京现代舞团、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等。就舞种而言，包含有古典舞种群、民族民间舞种群、芭蕾舞种群、现代舞种群、社会性舞蹈种群。就人才资本而言，北京的舞蹈编导、表演人才资源集聚，蕴藏着舞蹈人才的宝库。如有编导张继钢，演员杨丽萍等，还有一大批著名编导与“桃李杯”、“荷花奖”获奖演员等。就比赛机制而言，北京重要的舞蹈比赛与演出季有“桃李杯”、“荷花奖”、“群星奖”、“全国舞蹈比赛”、“CCTV舞蹈大赛”、“北京市舞蹈比赛”等；“北京国际舞蹈演出季”，“北京现代舞展演周”，“北京国际戏剧舞蹈演出季”、“中法文化之春舞蹈演出季”等。就基础设施而言，北京舞蹈表演基础设施齐备、先进，有国家大剧院、北展剧场、天桥剧场、首都剧场、中国剧场等，为北京舞蹈群落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
北京舞蹈群落形成因素主要有，特殊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政府的经济投入；丰富的地域性、历史性的文化等。这一良好的舞蹈生态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使得北京形成全国最大、最集中、最具特色的舞蹈群落。其中经济环境是北京舞蹈群落发展的保障，北京舞蹈群落与经济环境又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呈现一种复杂状态。
一、北京舞蹈群落与经济活动关系
虽然经济与艺术是基础与建筑上层的关系，但北京舞蹈群落与经济的关系并不简单。北京舞蹈群落与经济活动是一种对应关系，北京舞蹈群落是经济活动的一种艺术符号。舞蹈作为被经济决定着的上层建筑，总是与经济变革同命运。最能代表北京地域特色的一种民间舞蹈 “地秧歌”，其动作出处是插秧时为了防止身体滑倒，用自然扭腰来保持身体的平衡，是汉族农耕经济的艺术表现。而奢华、气势宏大的宫廷舞如明清的宴乐舞蹈，以比较严谨结构的结构形式，成为封建皇权经济的象征。当封建阶级经济走向没落，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民主、自由的经济制度，民间舞蹈和宫廷舞蹈由此就走向不同命运，民间舞蹈依然鲜活地流行于民间并延续了下来，而宫廷舞蹈则逐渐消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的变革推动北京舞蹈群落寻找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的发展，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否则舞蹈群落就会萎缩下去。其中的北京原始民间舞蹈在新的经济体制的变革发展过程中有的因为不适应而消亡，有的转换了生存的方式，成为剧场或旅游性的舞台演出。原流行于北京民间的“秧歌”舞为适应新经济体制，舞蹈编导在原来基础上，引入了京剧、健身操、少数民族和外国舞蹈等开拓创新元素，赋予了秧歌更多时代气息，成为“北京新秧歌”。北京歌剧舞剧院的大型乐舞诗《紫气京华》，编导不仅将濒临失传的北京民间“萨满舞”等经过改编呈现在舞台上，还借鉴了安塞腰鼓等民间舞蹈样式，最终提炼出了“太平鼓舞”、“飞铙钹舞”等具有北京韵味的舞蹈。这些作品或是自身改革或是吸收民间舞蹈元素对作品进行新创造，使原生态舞蹈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体现时代创新精神和要求适合新经济体制的审美需求。北京舞蹈在新经济体制下，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已经构建了一条舞蹈艺术生产-舞蹈审美消费的产业链条，创作出既有艺术价值又有经济价值的大量优秀作品。
虽然北京舞蹈群落与经济活动是一种对应关系，但是北京舞蹈创作并非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尽管北京经济变革和经济水平的变化都对舞蹈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北京舞蹈群落的舞蹈创作与经济的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间接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所说：“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艺术“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这一不平衡性揭示了舞蹈艺术的双重性格，舞蹈的艺术特征和经济特征在任何时候都具有相互的独立性。从历时性上来说，北京舞蹈创作都有超越经济制约而相对独立发展的事例。如明清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现代，但却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民间舞蹈。虽然具体创作可以超越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北京舞蹈群落不能超越经济而发展，只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北京建立了全国最大的舞蹈学院；成立了许多的舞蹈团体；建成了众多的舞蹈表演场所，各个舞种都逐渐发展，北京舞蹈群落由此而逐渐壮大。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同一经济基础之下的北京舞蹈群落内部的发展亦有不平衡性。当代北京地区原始民间舞的发展状况不如其他舞种，甚至有北京地区没有民间舞的说法。在清代《 北京走会图》48幅中，描述的许多民间舞蹈的表演，现在保存下来只有“京西太平鼓”、“花鼓”、“大钹”等，许多舞蹈形式却因为传承问题和北京城市经济的渗入面临着失传的危险。而芭蕾舞飞跃前进，蓬勃发展；社会舞蹈日益普及，舞者众多，出现了舞蹈群落内部舞种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其原因与经济生活改变人们的舞蹈审美消费习惯有关，也与政府对舞蹈的经济投入的差异有关。所以，北京舞蹈群落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就表现为北京舞蹈群落发展基本与经济状况、水平具有对应性；北京舞蹈创作与经济状况、水平具有不平衡性的特点。
二、经济因素对北京舞蹈群落的促进作用
北京是中国的经济决策和宏观调控的中心，由于它拥有政策资源、政府资源，所以就形成权利经济、政治经济、高端经济，这一优势使得北京舞蹈群落获得了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经济因素对北京舞蹈群落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主要途径是通过经济投入支持、调节北京舞蹈群落的发展。艺术的发展需要经济投入，特别是舞蹈创作、表演更需要经济投入。舞蹈经济投入主要来源于政府资助、国际资金赞助、个别捐献、公司赞助、门票等，其中政府资助是北京舞蹈群落发展的最大经济推力。建国初期，北京经济长期发展缓慢，政府对于舞蹈的经济投入也只是杯水车薪。在这种经济落后条件下，舞蹈人才稀缺，舞蹈创作、表演、教育投入的基本费用很少，舞种星星点点，发展迟缓。直至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北京舞蹈群落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经济体制的改革激发了北京经济发展的活力，财政收入一直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至2009年北京地区财政收入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为北京舞蹈群落发展奠定了雄厚的财力。有关资料显示，“九五”期间北京政府对艺术院、团的投资大幅度增加，逐年提高资金投入，培养舞蹈专业编导和演员，推进舞蹈产业举办的主体多元化，建设舞蹈生产的市场化。舞蹈作品的数量，演出场次也都逐年上升，北京舞蹈群落发展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可以说，政府经济投入的多寡决定了院、团与编导所受经济支援的力度，决定了北京舞蹈群落的规模。
经济投入对北京舞蹈群落的发展形成一种调节机制。首先，补偿舞蹈群落重点院、团的发展。享有“皇粮”待遇的重点院、团是由于它往往代表了国家艺术水平，有公共服务性质，其投入与产出往往不成比例，收入远不能达到所付出的劳动价值，所以政府予以大力补偿。其次，以经济投入的力度大小进行倾斜性支持。政府的经济投入是有区别、有倾斜的，根据舞蹈品种、艺术水准、布局结构、民族特色等多种因素，对重点院、团采取重点扶持政策，财政拨款多，实行全养。对于一般院、团财政拨款较少，即半养。没有国家财政拨款的则自负赢亏。政府还通过建立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少数具有示范性和代表性的院、团，如中央芭蕾舞团、北京舞蹈学院。在政府的经济投入下，芭蕾舞、民族舞占有经济的优势度，成为优势舞种。再次，引导北京舞蹈群落转向产业化。对于某些舞蹈院、团，政府以财政补助和税收优惠政策加以调控，使之直接面向市场、面向社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走舞蹈产业化发展之路。
经济改革引起的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了北京舞蹈群落里的创新意识。市场经济使得舞蹈创作遵循竞争规律，在相互竞争进行优胜劣汰，促使舞蹈创作题材和内容更加丰富，创作数量更多。从长期来看，“更多”或许同时意味着“更好”。虽然市场竞争给北京舞蹈群落带来更大差异性和更多风险性，但是也促进创新的发展。如北京现代舞团在学习西方现代舞与尊重、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开拓为己任，在市场经济中更加强调创新，所以，不断推出新作，展现新风采，创新成为舞团的特色。
经济发展伴随的科技进步促进了北京舞蹈群落的舞台艺术的审美效果的提升。舞蹈是一种表演性的艺术，它的创作和表演的外在形式，如服装、道具、乐器、灯光、舞台布景是影响舞蹈表演的重要因素，直接关系到舞蹈的舞台审美效果。经济增长带来科技进步，科技水平关乎舞蹈舞台表演的艺术效果。科学技术进步使那些先进的、复杂的舞台效果成为可能，而舞台效果的提升也增加了舞蹈作品舞台感染力，吸引观众，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收益。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演出和仪式表演中就充分应用最新科技成果和技术，采用机械、电子、自动控制、声、光、电、影像、多媒体、三维动态仿真等技术，创造出美轮美奂的艺术效果，舞蹈表演宏大的气势给观众带来极大的震撼，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舞蹈的独特魅力。
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加促进了北京舞蹈群落的审美消费市场的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舞蹈生产的目的和结果是舞蹈审美的消费。马克思说，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这即是说经济收入影响舞蹈审美消费，具体表现为：其一，影响北京大众舞蹈审美消费水平。从舞蹈审美消费的角度来看，经济社会落后—发展—发达的过程就是一个舞蹈审美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就是舞蹈生产与舞蹈消费对应的过程。经济越落后，收入越低，舞蹈审美消费水平越低；经济越发达，收入越高，舞蹈审美消费水平也就越高。经济状况决定着舞蹈的消费状况，而整体的舞蹈审美消费水平的提高是北京经济繁荣的直接体现。当前北京人均GDP均已超过6000美元，恩格尔系数均已低至31．5％。从GDP和恩格尔系数都可看出，北京大众需求结构变化表现为物质产品效用的下降和文化产品效用的提高，消费行为表现为对基本生活需求的下降和精神需求的上升。这就是说，北京大众已经达到了舞蹈消费的基本水平线。其二，影响北京大众舞蹈审美消费类型。北京大众舞蹈审美消费已逐渐出现消费者自主选择、消费结构与层次主体化和多样化格局，舞蹈的审美消费发生了转型，从福利型转化为消费型，这表明舞蹈审美消费正在逐渐地走向成熟。其三，影响北京大众舞蹈审美消费倾向。由于城市性质、经济收入的原因，北京城区的大众舞蹈审美消费倾向高于郊区的舞蹈审美消费倾向。北京虽然人均消费水平已经达到文化消费的水平，但水平线较低，而高投入舞蹈为了取得经济回馈，某些商人在舞蹈宣传过程中进行虚假宣传，推高市场票价，脱离了人们的实际消费水平，忽略了低消费人群，对舞蹈审美消费则产生负影响，抑制高层次的舞蹈的审美消费。现在北京舞蹈演出平均票价是210元，高位则达1000-2000元，高于北京大众的消费水平。从现有的统计资料分析，一般最高票价在1000元以上的演出项目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从国外引进的高水平的芭蕾舞、歌舞等，如法国芭蕾舞“罗密欧与朱丽叶”、俄罗斯芭蕾舞“天鹅湖”等；第二类就是国内高水平大制作的演出，如东方歌舞团推出的“火一样的羞涩”等国内精品艺术最高票价也达到1000元以上。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少数精神富豪未必就是物质上的富有者，少数物质富豪未必欣赏舞蹈。北京大众因为高票价的限制就会转向低票价的舞蹈审美消费，如蹦迪等娱乐消遣性舞蹈的审美消费，这一低端大众舞蹈审美消费，造成了许多优秀舞蹈作品只是被一次消费，形成舞蹈资源的浪费。
三、北京舞蹈群落对经济发展的回馈
辩证法认为，上层建筑相对于经济基础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有着巨大的反作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舞蹈不单单是一种艺术活动，也是一种艺术生产-消费的经济活动。经济在促进北京舞蹈群落发展的同时，北京舞蹈群落的发展也在推动着北京经济的增长，造就着巨大的舞蹈演艺市场，刺激着舞蹈审美消费经济。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和交流中心，有全国最大、最集中的文化市场，演出的数量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据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的统计，2005年全年共演出6600余场，歌舞类其中包括民族歌舞540余场，芭蕾舞70余场，外国舞蹈20余场，现代舞26场等共计700余场，占全年总场次的10.6%。观众人数达50余万人次,占全年观众人数的12.5%。北京歌舞类2008年演出925场，2009年共演出16397场，观众达1167万人次。2010年北京市各类营业性演出场次则达19095场，舞蹈类观众192万人次，演出票房总收入达10.9亿元，充分显示出舞蹈参与经济活动，并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北京舞蹈群落也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首先是为舞蹈服务的相关产业提供了发展契机。如北京的舞蹈服装租赁、舞台设计等公司就有上百家，十分发达。这些产业在获得经济收益，实现自身的经济价值的同时又不断提高艺术水平，为舞蹈活动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又反过来成为提高舞蹈艺术水平的重要条件。其次是为舞蹈培训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北京舞蹈培训产业十分繁荣，有关培训机构从芭蕾到街舞、从少儿舞蹈到老年社交舞蹈则有几百家，经济利益可观。再次是带动了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北京舞蹈群落形成一个舞蹈艺术聚集，本身就成为一种吸引旅游者的亮点，它起到了提升与重塑北京地区艺术资源的作用。虽然北京旅游演出市场潜力巨大，但是舞蹈演出精品比较少，参与驻场旅游文化演出的舞蹈团体还不多，专门为旅游市场定制的舞蹈演出只有《龙舞京城》、《功夫传奇》等少数节目。以优秀的舞蹈扩大北京影响，提升地区形象，是未来应该考虑的问题。
北京舞蹈群落以品牌经济形成特色经济，为北京经济做着贡献。舞蹈品牌是舞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舞蹈发展的先导形态、精英形态、优势形态。一个舞蹈院、团形成品牌，就会成为先锋，占据领导地位。北京舞蹈群落中比较著名的舞蹈教育品牌有“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等；舞蹈演出团体品牌有“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歌舞团”、“ 总政治部歌舞团” 、“海军政治部歌舞团”、 “中央民族歌舞团”、“东方歌舞团”、“北京歌剧舞剧院”等。无疑，北京舞蹈群落的这些院、团在全国已经形成较大的知名度、美誉度，已为全国舞蹈品牌。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在全国首屈一指。这些舞蹈品牌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如“中央芭蕾舞团”的高雅的芭蕾风格，“中央民族歌舞团”的绚丽的民族风格，“ 总政治部歌舞团”的阳刚的部队风格，“东方歌舞团”的东南亚风格等。舞蹈品牌是舞蹈院、团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是舞蹈院、团由弱变强，由强变久的重要砝码。舞蹈品牌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经验表明，20％的强势品牌往往占据着一个行业80％的市场份额。舞蹈品牌具有强大的扩展力，舞蹈品牌不但可以成就舞蹈院、团的自身，而且还可以左右舞蹈群落里的其他院、团。舞蹈品牌具有强大的延伸能力，它不仅可以使已有的舞蹈作品名扬天下，而且可以使新舞蹈作品迅速成长；舞蹈品牌具有很强的适应力。之所以舞蹈品牌能够源远流长，是因为舞蹈品牌往往能够经得起时间的磨练，能够与时俱进。从北京舞蹈群落最具价值品牌“中央芭蕾舞团”和“北京舞蹈学院”的情况来看，它们具有40年以上的历史。这些舞蹈品牌形成品牌经济，如“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自1964年首演至今，已演出了4000场之多。《大红灯笼高高挂》则高挂十年，已经演出了近400场。“东方歌舞团”的《蔚蓝色的浪漫》等已经盈利8000万。舞蹈品牌具有很强的激发力，往往能打动舞蹈消费者的心。舞蹈品牌具有很高的溢价力，舞蹈品牌不但自身有价，而且可以获得更多的溢价。哪个舞蹈院、团能在“艺术性”、“技术性”等价值要素中达到较高水平，哪个舞蹈院、团就能获得较高的“溢价性”。舞蹈品牌具有很强的渗透力，舞蹈品牌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容易跨越区域发展。舞蹈品牌具有很强的品牌联想力，可以满足舞蹈审美消费者心理需要。北京舞蹈群落应以舞蹈品牌为核心整合各种内部资源，从而带动舞蹈群落的整体发展，获得更大的品牌经济效益。
北京舞蹈群落对经济发展的回馈除了直接拉动经济以外，它还通过软实力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首先，北京舞蹈群落所具有文化特色使其创作出的舞蹈作品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代表北京文化的符号。而经济活动所包含的文化因子越多，其产品的文化含量以及由此带来的附加值也就越高，在市场中实现的经济价值也就越大。其次，经济的发展依赖一定的文化给予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思想指导。北京舞蹈作品里的人文精神、审美意识、审美境界所释放出的无形感染力，就是推动北京经济发展的“软实力”。它为北京经济快速发展的提供坚实精神支持，同时它能够促进社会主体之间相互沟通，达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良好互动，保证经济活动有序开展。
四、北京舞蹈群落因经济活动引起的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结构、文化价值的重大变化，展开了一场遍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全方位的转型。就整体而言，舞蹈与市场经济有着明显的对立与冲突。一方面，市场经济为北京舞蹈群落的繁荣与多元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所伴随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消费至上等污染了北京舞蹈群落的社会人文环境。马克思曾经说，市场经济“撕去封建社会的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抹去了一切职业的灵光”；“把一切都沉浸到金钱的水火当中去”，①舞蹈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却陷入了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市场经济虽然激发了舞蹈的生存活力，但是也加入了金钱的色彩，给舞蹈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即过分注重舞蹈作品商品性而忽视其艺术性，舞蹈的艺术性和商品性矛盾激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出现分离和倒挂的现象。其主要问题表现为庸俗、低俗、媚俗“三俗”现象严重。如现在一些夜总会和歌舞厅里的舞蹈表演，其中大部分演员服装暴露，表演风格卖弄，这严重降低了舞蹈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也使得许多观众对舞蹈产生误解，舞蹈中高尚纯洁的精神品格正在丧失。尤其是大众舞蹈文化市场，呈现繁荣而不健康的局面。笔者认为，把舞蹈拒绝于市场之外，或完全听凭市场的自发调节都将无法保证它的健康发展。当今舞蹈活动处于政府–市场–民间、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的复杂的互动网络中，对于这一人文经济环境不能简单化处理，而是要充分看到其复杂性给舞蹈发展的正面、负面影响。如何既发挥舞蹈的社会效益，又使得舞蹈在市场竞争中得到健康发展成为舞蹈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环境需要有一种辨证的态度，舞蹈的发展需要经济的支持，但是舞蹈创作不能完全被金钱所左右。舞蹈创作要兼顾理想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等几种不同的评价尺度，使之形成良性的互补关系。舞蹈市场化并不意味所有的舞蹈演出都要强调其市场属性和商业特性，舞蹈的演出是多元化的，有商业性舞蹈演出，也有非营利性舞蹈演出等，非营利性舞蹈演出就要强调其精神文化属性与引导功能。
就北京舞蹈群落而言，因经济活动引起的具体问题表现为：
第一，产业低水平供求关系与非对称结构性矛盾。北京有“桃李杯”、“荷花奖”、“CCTV舞蹈大赛”等比赛，期间会创作不少优秀的专业舞蹈作品，但是许多作品比赛以后就难见其踪影了，没有进入舞蹈市场，而这些作品恰恰是北京大众希望欣赏到的，这就形成了舞蹈作品的供求关系的错位。北京舞蹈群落里的舞团多为国家级舞团，有自己固定的舞蹈接受人群，不完全面向大众与市场，从事商演的舞团寥寥无几，与北京巨大的舞蹈审美消费市场要求之间出现脱节。满足北京大众的舞蹈审美需求的方法就是大量进行舞蹈创作，提供优秀的舞蹈作品；整合获奖的舞蹈作品，使其全部进入舞蹈市场。
第二，院、团数量与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的矛盾。北京舞蹈群落院、团数量多，但是院、团各自独立，相互之间但未形成紧密协作组织，产业集约化程度低。有关部门应在群落内部建构一个立体的、多重交织的发展链环，进行院、团资源的有机整合、协调，加强舞蹈创作与演出的协作，形成一个较为集中的“舞蹈艺术合作共同体”，共同进步。
第三，人才资源使用机制与市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北京舞蹈学院50多年培养了大批优秀舞蹈人才，现有学生就达2000余人，大量学生留京工作。尽管北京舞蹈产业化市场很大，培训市场需求量多，但是专业的舞蹈人才往往不愿屈尊从事舞蹈培训，而更愿意进入国家院、团进行表演。大量舞蹈人才与屈指可数的国家院、团之间供求失衡，造成舞蹈人才的严重浪费。根据2006年美国的一份舞蹈研究报告显示，单单在纽约市就有270个现代舞团。就是在欧洲的小城市，如布鲁塞尔也有上百个舞团。北京可以多发展一些舞蹈团体聚拢专业表演人才，同时也鼓励、支持一些舞蹈人才从事基础培训，服务于基层、服务于大众，更好地发挥人才优势。
第四，交融荟萃与地域特色的矛盾。北京集全国舞蹈优势资源于一身，也利用地域优势经常举办舞蹈演出和比赛，吸引全国、世界各地舞团来京演出，然而就在各种舞蹈的交互发展中，北京舞蹈渐渐丧失了自己的地方特色与地域符号。北京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化的舞蹈技术对北京本地民间舞蹈创作的“辐射”和“浸透”， 使得多元的北京民间舞蹈走向创作样式一体化，表演方式一体化、舞蹈语言一体化。在近几年的各种舞蹈比赛中，北京民间舞蹈的异化现象就屡见不鲜。北京舞蹈虽然承担起反映大时代任务，而反映北京地区生活的典型舞蹈则微乎其微，“北京舞蹈艺术形象”模糊不清。北京政府要加强对北京地区的原生态民间舞的特别保护，同时要有意识地进行“北京舞蹈艺术形象”的创作，构建与树立符合北京特点的舞蹈艺术形象。
第五、国内与国际竞争力的差异矛盾。北京舞蹈群落在国内是顶级群落，没有其他群落可与之竞争，但是其国际竞争力弱。据统计北京演出市场长期被国外所占据，仅以芭蕾舞演出为例，自1995年以来始终在北京演出市场上占有最大的份额，外国芭团的演出一直多于中国芭团的演出，舞蹈演出市场上的国内外团体份额差异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北京舞蹈群落与国外舞蹈群落相比规模小、舞蹈品牌名气小、舞蹈代表作品少、整体对外交流少等原因造成的。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舞蹈群落需要有国际化视野、国际化意识，逐步让北京舞蹈群落走向世界舞台。
五、北京舞蹈群落解决经济投入问题的建议
从时间上看，北京舞蹈群落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脚步而前行，每个时期都有其各自的一些问题，但最突出的仍是经济投入的问题。就新中国解放以后而言，20世纪50-60年代，北京主要在进行经济建设，计划经济下资金匮乏，对舞蹈的经济投入的力度不大，舞蹈群落没有多少发展。文革时期，舞蹈主要受到政治的影响，以政治主题而创作的的芭蕾舞受到政策扶持与经济投入较多而发展迅速，而其他舞种则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对北京舞蹈群落的经济投入渐多，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依然很少。解决此问题需要做到以下几方面：其一，在经济政策支持上要细化、具体化。在操作的层面，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具体的安排。在性质上，分为鼓励的、允许的项目。在程度上，分为重点发展、扶持发展、鼓励发展的舞蹈项目。在时间上，分为优先发展、有条件发展舞蹈项目。在资金上，分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的项目。
其二，调整政府投资布局，疏通舞蹈文化产业投融资渠道，加强资本市场在舞蹈文化产业投融资中的作用，提高舞蹈文化产业投融资客体的科技含量。资金短缺、融资困难是制约北京舞蹈群落潜力发挥的重要因素。要多渠道吸引民营资金、外资以及社会资金，鼓励私募投资以及企业投资舞蹈文化产业。2009年市财政对北京市文化局经费投入共计66677.45万元。包括组织公益性文化活动、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进行文化创作与保护、文化市场管理等方面的项目支出，但真正用于舞蹈的经费并不多。2002年“愿景企业集团” 青睐舞蹈文化产业，大力资助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校企联合办团使得北京舞蹈学院在向舞蹈文化产业转化上迈出了一步。
其三，政府加大经济投入的力度，增加对北京舞蹈群落的资金扶持。北京文化局已制订了《北京市舞台艺术创作生产专项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从2009年起，连续5年，每年安排2000万元，面向全社会支持舞台艺术创作生产，用于扶持能够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进入国际演出市场并取得良好效益的、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品牌的剧（节）目，但是真正对舞蹈的资金扶持仍不多。相比较而言，法国舞蹈在经费上主要由文化部、所在地区和城市资助，2003年，国家对19个舞蹈中心的财政预算达到了1256万欧元。2002年法国政府对舞蹈团体的资金扶持有30%为巴黎大区的。主要的资金扶持有一年期项目补贴、两年期团体补贴、三年期签约团体补贴。法国还对舞蹈案头工作给予资金上的支持，接待艺术团体的补贴和对剧院的补贴等。总体来说，法国对舞蹈的扶持力度很大，涉及的方面多而细，投入的资金也较多，这使得法国舞蹈迅速发展。在英国是通过收入税（即国库拨款）和国家彩票等资金渠道来对舞蹈艺进行术资助的。2007至2008年度，英国文化媒体与体育部对艺术提供的4.10亿英镑资金。其中大约有4600万英镑定向投给了舞蹈艺术，而舞蹈产业获取艺术资助的资金比例是11 ％。
其四，借助于艺术基金会、委员会或民间基金，对北京舞蹈群落以多方面的经济投入。政府对舞蹈团体的补贴不是扶持北京舞蹈群落发展的唯一途径，艺术基金会或委员会也是一条途径。北京1996年成立一家非营利民办公募基金组织“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 ，致力于汇集各类社会资源，推动北京文化创新，展示国家文化中心的魅力。基金会成立以来已经逐步建立起较为成熟的运营机制，并参照国际通行的基金会管理模式，结合北京的具体情况，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系统，其重点资助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包括对“北京国际舞蹈演出季”的支持，但是其中的“艺术专项基金”中还未设有“舞蹈专项基金”。香港富商刘銮雄慈善基金为“首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提供了高额的奖金，特设的芭蕾艺术基金大奖更是高达18000美金。2002年劳力士有 “创艺推荐资助计划”，资助中国舞蹈演员赴外学习。如英国的艺术委员就对舞蹈产业的发展与壮大起到了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它的舞蹈资助旨在将舞蹈教育、舞蹈参与舞蹈产品生产展示等舞蹈制作活动，与舞蹈档案建设、舞蹈观众培育和舞蹈社会效应等舞蹈接受环节紧密的结合起来，以拓展舞蹈产业。其主要措施包括：成立舞蹈业余爱好者机构以发展社区舞蹈，支持编导主导型舞团以探索舞蹈创作的多元化，保护非主流舞蹈艺术机构以促进不同类型的舞蹈实践和实践者。国家舞蹈机构的成立为舞蹈产业发展提供了区域性支点，而舞蹈剧院的拓展则进一步提升了舞蹈的社会能见度。
其五，充分发挥既有的北京舞蹈群落的集聚优势与舞蹈财富，放大经济效益。北京舞蹈群落使得相互关联的多个舞蹈院、团共处一个文化区域,形成舞蹈艺术的组合、互补与合作, 它有超强的集聚力，包括有舞蹈人才集聚、舞蹈资源集聚、舞蹈院、团集聚、舞蹈种类集聚。这种磁吸与集聚功能使之产生了孵化效应、整体辐射力和规模经济效。如何发挥北京舞蹈群落的总体优势和特色优势？有关部门应进行资源整合，找准定位和方向，发展重点，创立品牌、创立经典、创立精品，进行高端原创，创作代表北京的舞蹈艺术形象。还要注意优化产业北京舞蹈群落的生态环境，特别是改良经济环境，维护群落生态。北京舞蹈群落在以后的发展中既要考虑有数量增加而产生的“增长效应”，也要考虑因要素水平提高而带来经济增长的“水平效应”； 既要注意北京舞蹈群落原生态的保护，保护北京本地民间舞蹈，又要加大北京舞蹈推广外溢的力度和深度，对全国的舞蹈发展产生辐射效应，带动中国舞蹈的整体艺术水平的提升。
北京舞蹈群落是中国舞蹈的“领头羊群”，整体地把握北京舞蹈群落与经济因素的各种复杂关系，认识相关问题，提出相应措施，目的是为北京舞蹈群落营造良好的经济生态环境，更加有效地推动北京舞蹈群落的茁壮成长。其中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谨以拙见抛砖引玉。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2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