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朋

如何阅读及使用马克思的文本与思想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它需要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以重回马克思文本的方式，进行具体的阅读。正如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声称“马克思的幽灵们”无处不在；对马克思的反复阅读或重读，发现马克思遗产的异质性，是理解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必由之路。推动这一阅读行动的重要力量和典范要数阿尔都塞和阿里巴巴在《重读<资本论>》中对马克思文本的细读，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知识界的语言学转向对各种文本语言学向度的突出；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进一步为文本阅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从德里达出发来面向马克思的过程可以被称之为对‘哲学’文本的‘文学的’或者‘修辞学’意义上的阅读。” 在阿尔都塞之后诸多对马克思文本的阅读实践中，美国思想史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对马克思文本——尤其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重新阅读尤为充满智性色彩和创造力。作为思想史家，拉卡普拉对马克思的重读旨在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拓展历史学边界，聚焦语言、语境以重新阅读文本，着重探讨语言描述与修辞在历史理解中的重要作用与对历史理解的影响，以突出历史文本中存在的不得忽视的历史事件与语言使用的双重维度及其互动。拉卡普拉对马克思历史文本的精彩重读，不仅捍卫了后现代语境中濒临危机的历史学学科的合法性，也为马克思文本的多重解读模式打开了新的通道。

 

一．重读马克思：对话式阅读与文本中的语言

拉卡普拉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阅读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即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产生冲击，如何阅读和解释那些“伟大的”传统文本——尤其是马克思的文本出现了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传统的客观主义，将马克思的理论当做科学原理坚定不移地遵循；一种是后现代语境中的解构主义，将马克思文本解构为主观的语言建构。后一种倾向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主流趋势，以安克施密特、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在文本中彻底放逐了历史。这两种阅读模式互不相容，将历史学科的存在推到了合法性的边缘。拉卡普拉为保卫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希望在二者调和的基础上能够走出一条更为合理的道路。他认为文学批评与历史学的对立并不存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互动和对话应当引起重视，特别是文学批评对历史的理解尤为重要。对拉卡普拉来说，采用何种阅读模式来理解历史或许才是解读文本的关键。正如托尼·本尼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理论的真正对象并不是文本的研究，而是对于解读模式的研究。”拉卡普拉在总结以往不同文本阅读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话式阅读（Dialogic Reading），这一阅读模式密切关注和重构历史文本中过去的“他者”的声音，强调历史学家与过去的对话；而对文本的阅读“无论在字面及隐喻的意义上都是语言问题的重要部分。”文本中的语言此时跃升为历史书写和阅读的结点。拉卡普拉借助语言中介，以对话阅读模式取消了历史学中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简单的二元对立倾向。

为提倡对话式阅读方法，拉卡普拉首先批评了以往历史研究中一直占据支配性地位的文献式阅读方法。文献的阅读方法通常将文本嵌入到过去的语境中，使其变成纯粹的文献材料以作为某时间和地点的事实证明或时代符号，这种极端的语境化阅读压制了文本的复杂内涵，使鲜活的文本变成一种静止的、停滞的或仅仅是语境的派生物乃至简单重复，它将历史从与过去和现在相连的批判性回应中隔离出来，阻隔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的对话，文本阅读成为一种武断的裁判、文献的证明和永无止境的主观挪用。拉卡普拉提醒文本的阅读“不仅需要语境化，也需要持续探究语境化的多变性及其永远处于变动之中的（never-to-be-fixated）这一局限。”克服这一局限需要借助一种更为有效的批判性阅读方法，避免对传统研究行为的复制，恢复传统所淹没和压制的东西，将文本从极端的语境化中解放出来。

对话式阅读要求将历史当作文本来阅读。而文本是语言史上的事件，语言是勾连历史学家和批评家（读者）的中介，也是关联过去与现在和未来的中介。语言问题同时涉及历史文本的写作和阅读——一种写作模式意味着一种阅读模式，反之亦然。而在传统客观主义历史编撰学和文献式阅读方法中，写作和阅读都存在一种二元对立。拉卡普拉认为就历史书写而言，一方面过去的历史主体无法预料自身的行动在更为广阔的事件过程中的发展方向及其后果，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却以全能的视角全面地描述了事件的起因、发展及其历史意义；就文本阅读而言，文献式阅读模式在文本理解中的极端语境化策略往往建构起一种文本-语境的二元对立。历史写作中历史主体与历史学家的对立，文本阅读中文本与语境的对立，都使历史理解成为一种难以企及的乌托邦。因此解构这种对立，必须关注语言问题在历史理解中的动态构成。首先历史学家是通过语言书写历史的，历史写作并不是一个对过去的纯粹的文献性表达，也不是一种毫无节制的虚构、神化；它是一个历史学家通过语言与过去进行对话的过程，历史学家不仅投身于对历史事件在过去语境中意义的理解，也投身于历史事件对当下生存意义的理解，它不仅是对过去的重构，更是与过去的对话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内在于历史学家的书写行为。而在历史阅读和理解中，首先面对的也是语言问题。语言并不是一个透明的媒介，在文本的阅读中，文本必须通过对语言的不同运用加以理解，且必须以各种方式与语境达成一致，但历史学家的书写不能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客观的，应该认识到“语言在构成其对象时是作为一个述行的部分而存在的。”这样文本-语境的对立让位给语言问题，语言“从根本上消除了文本与语境之间的截然二分，突出了它们不时是模棱两可的互动关系。”语言作为与过去进行交流的场所，使文本与语境、历史学家与批评家之间呈现为一种立体的动态关系。历史学家通过语言的各种使用，扩大了文本性问题，它“损失”或“增加”了文本的各种“意义”，从而使意义出现种种可能性乃至无法独断地加以界定。但拉卡普拉没有走向一种激进的建构主义，认为历史文本中的语言使用产生的意义不确定性使历史科学丧失了客观性和合法性，而是承认历史有自己的声音，它只有在一种对话关系中才得以与语言及其意义的不确定性共生。

马克思的文本饱含各种异质性声音，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为拉卡普拉的对话式阅读提供了运作的范本。布朗肖特曾认为马克思文本中存在有三种声音，又谈到马克思“时而被理解为人道主义的，甚至是历史主义的，时而被解释为无神论的、反人道主义的，甚至是虚无主义的。”德里达提醒我们布朗肖特对马克思文本异质性的强调是为了让我们不要损害裂隙、分散或差异，不要抹除他者的异质性。马克思文本中的多重异质性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这些不同的、相互争执的声音，蕴含了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多样性、差异性。拉卡普拉对马克思文本的重读，正为突出其文本中存在的各种异质性声音及其对话，互动与影响，并指出这些异质性声音对话、互动的共同场所是文本中的语言。通过文本细读，拉卡普拉发现了马克思对语言的述行使用在历史书写与创造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对话式阅读中尤需注意的语言的述行使用问题。奥斯汀将语言的使用初略地分为述愿的(constative)和述行的(performative)。述愿的指语言描述与事实相符，它有真假问题；述行的语言一般则无所谓真假，其首要功用是用语言做事。在语言的述行使用中，说话就是在实施某些行为，“说些什么经常甚至通常对听者，说话者或其他人的情感、思想或行为产生某些影响，并且说话者原本就有计划、有意图，或有目的地创造这些影响。”原始语言具有“歧义”、“含糊”或“模糊”等特性，对语言这种特性的澄清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活动。马克思在历史的书写过程中主动地、有意识地、带有强烈目的性地采取了语言的述行使用，将文学和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语言使用在历史文本中的承担着重要功能，它使文献式书写的历史成为一种能够影响当下和未来的著作式书写，也使各种对话成为可能。因此对马克思文本的阅读，对其中所使用语言的阐释与理解，也就成了一种创造性活动，实际上马克思文本语言本身就是能够对未来产生影响的“话语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一种对历史的创造；这种对历史的创造是在与过去交流的过程中得以生发，是以语言为临界点和场所的一场对话互动，语言将自己裹挟进对历史、文本和复杂语境的理解之中，呈现出一种巴赫金所说的“狂欢”状态。

拉卡普拉以全新的阅读模式解构了传统历史学研究中的各种二元对立。对话式阅读一方面重视历史学家所使用的语言问题，一方面又认识到历史有自己的“声音”，必须得到尊重；虽然文本的语言本身具有与各种语境相关联的模棱两可的互动关系，必须接受某种意义上的“创造性误读”，但文本同时也处于一种多元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它在某些时候抵制阐释者强加给它的解释，而这种抵制正是传统文献式阅读所忽视和压制的声音。“文本应该被视为以各种更为微妙和更为挑战的方式向我们讲话，应该以一种对话的方式将它们以及它们对未来的种种含义带进当代。”历史理解的过程是一种双向的事情，好的读者同时也是一位耐心、专注的听者。拉卡普拉对历史文本的理解弥漫着对话主义的精神。

二．语言狂欢：马克思文本中的双声对话

 （萨特和阿尔都塞）

如前所述，马克思文本中的各种异质性声音，需要以一种批判性的对话式阅读加以处理才能发现其中被掩藏乃至压制的与我们统一的、确定的解读相左的声音。正如德里达坦言必须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重新考虑马克思遗产的异质性。马克思文本的与众不同在于他对语言主动的、狂欢化的述行使用，语言不再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描述，而是与世界实现了同一，语言即世界，语言即行动；因而传统的文本-语境理论对此捉襟见肘。鉴于马克思文本的这种复杂性，对其解读也相应地需要一种对话的、创造性的阅读。马克思的语言本身就“隐含着一种假设，即政治斗争必须，在某种层面以象征和想象性建构的术语加以解读，因为这些是创造历史的有效因素。”这种创造性阅读必须发现马克思文本中存在着一种特别的声音，即语言使用或话语行为。马克思对语言狂欢化的述行使用，丰富了历史文本中的多重异质性声音，也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基本认知。

拉卡普拉通过巴赫金的对话与狂欢理论对马克思文本中语言所蕴含的多元复杂性和各种矛盾丛生进行了观照。狂欢化的重要特点是对话与多元，颠覆传统权威的规范和秩序，尊重差异。在狂欢节上，高贵和卑微、国王和小丑、美和丑、主体和客体被反复颠倒置换，相互对话交流，形成一种全民狂欢的局面。语言狂欢在语言和生活的二元对立中产生了一种含糊的互动，语言成为不同时期各种团体组织、阶级作为社会语言力量之间话语斗争的场所。拉卡普拉认为巴赫金对对话的强调将注意力引向了文本更为模棱两可和难以决定的维度，这些维度往往是共处于一种富有张力的关系之中；而马克思的文本，“从微妙共存的双重声音到几乎是相互残食的讥讽(cannibalistic irony)，都鲜活生动地运用了狂欢化手法。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颠覆（uncrowning），对黑格尔的热烈赞扬与批评，对古典经济学的反讽式解构，在意识形态批判中对模仿的运用，都是高度狂欢风格的最显著例证。”马克思对语言高度述行的、狂欢化的使用，使文本语言超越了单纯的记述和描写功能，拒绝了一种呆板的客观主义的认识论，激活了文本中各种要素之间的对话，使之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

认识到这一点，拉卡普拉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呈现了其中的双重声音——两种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各自突出了不同侧面的马克思文本的解读。第一种阅读方式认为马克思提供了一种解释其他文本或一般历史进程的理论、方法或一系列“思想观念”，也即为其他实践提供了一种主符码，它可以与其他各种符码，如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等符码相结合；就后一方面而言至少有两种基本选择。一是各种实证主义的，主要指以第二国际和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狭义经济决定论，以及后来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受这一倾向决定或影响的历史学家大多在一个局限的甚至狭隘的层面从马克思的文本中抽取一些主旨或设想，并将其运用或检验于经验之中；二是将为历史解释提供主符码的马克思看作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突出早期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自我异化和自我扬弃概念的继承，并将其作为理解马克思整个思想的关键。但拉卡普拉对这种理解方式下的两种选择都持否定态度，而是将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导向他认为的更为普遍的一种方式。“以第二种方式来看，马克思的写作是一系列非神圣化的文本，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有时是内部矛盾的，甚至是自我论辩的倾向。由于它们的异质性，没有任何简单的模式可以涵盖它们彼此的关系，它们与过去或者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需要一种更为复杂的再现和变化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必须注意到马克思文本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不断被选择性地使用和滥用，以及马克思文本写作本身在理解历史中的价值所在，即必须将马克思著作当作一种语言文本来阅读。比如其历史的书写尤其体现了明确的修辞性和风格化特征，“结合了文献知识——或者说‘科学’——和对语言述行的、对话的使用。它们用可能影响现在和未来的语言与过去交流。”由此出发，阿尔都塞提出的在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认识论的断裂”，只有从语言使用的层面，将马克思著作当作语言文本进行对话式阅读才能加以合理解决。

萨特用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嫁接突出的是早期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乃至具体个体的主体地位。阿尔都塞将青年马克思划为前科学的意识形态阶段，其顶点是1844年的《手稿》，1845年后的马克思是成熟时期的科学阶段，中间有一个“认识论的断裂”；而马克思成熟著作中的黑格尔因素，则被他视为早期思想的残余。萨特和阿尔都塞各执一端的武断解读显然没有考虑到马克思写作过程中对语言的述行使用问题以及文本的内部矛盾和张力。拉卡普拉认为问题在于如何找到早期马克思与后期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就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而言，可以说包含了既接受又否定的内部对话，它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发生微妙的变化。即是说马克思一直处于与黑格尔的思想斗争之中，时常怀着一种对黑格尔既赞扬又批判的矛盾态度，他将黑格尔的“问题式”内化进了早期文本中，此后又在其整个思想中以不同的变体复现或“重写”，因而在某一文本中黑格尔思想的消弭与断裂并不意味着在其他文本或同一文本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再回到黑格尔。比如在被阿尔都塞视为科学阶段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彻底抛弃了黑格尔及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或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他地方如“世界历史”这一概念中又回到了黑格尔。这表明任何对马克思思想中黑格尔因素的简单肯定或否定都不能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马克思的写作与修辞、风格化紧密相连，他与所研究的对象总是处于一种复杂的互动和对话之中，其写作首先是一种语言实践，因此马克思对待黑格尔思想的微妙态度，需要在语言使用及其与文本中其他各要素的对话关系中去加以考察，而不应作一种简单武断的判决。

拉卡普拉反复重申马克思文本的复杂性，不仅要在历史发展的语境中、在文本自身内部的冲突和矛盾中，也要在马克思文本的实践和对语言的使用中加以理解，它们共同形成了一种相互交叉、重叠乃至狂欢的阅读方式；马克思对语言述行的、狂欢化的使用使文本本身变得更为复杂和模棱两可：一切定论都遭到质疑和批判，未来在一种批判式的召唤中呼之欲出。他发挥了语言作为“话语行为”的力量，使文本成为一种富有活力的创造活动。语言作为话语行为是对历史现实的一种增补或延伸，其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实践。因此，语言问题关涉着如何理解马克思文本中的历史真实问题，它使历史实际上成了一种语言的情境化使用的历史。

马克思历史文本中对语言的述行使用使文本语言超越了文献式或指涉式，乃至功利的、日常的、工具的使用，为历史学家与过去的对话创造了条件和空间。在历史文本的阅读中要注重语言及其修辞在历史理解中的作用，尤其需要突出“修辞如何且应该与其他各学科话语中的其他维度产生互动。”语言作为连接历史学家和读者，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结点，解构了内与外、文本与语境、文献与文本、历史与文学之间的隔膜与对峙，打破了真实与虚幻、科学与意识形态、理性与感性的截然界限，突出了它们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对话交流、相互包含及论辩，使文本成为一个与过去、当下乃至未来的历史语境产生互动的活的有机体，从而呈现出一种狂欢状态。在这种各要素的互动狂欢中，语言成为理解历史的重要媒介和内容，成为历史事件的一部分，乃至引导历史发展的一种要素。语言与历史的互动交流成为历史文本中互渗共生的双重声音。

 

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个历史和文学的文本

        马克思对语言述行的、狂欢化使用，使其历史文本充满了激情和才华，因此马克思历史文本绝不能仅仅被当作对过去事件的如实记录，绝不能只作为僵死的文献式材料。拉卡普拉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的重读，以更为精密分析实践揭开了马克思历史文本中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雾月十八日》是一部经典的历史、哲学、政治科学著作，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分析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恩格斯赞扬“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恩格斯对《雾月十八日》的评价，是对马克思文本的一种实证主义的阅读，他从马克思那里发现了涵盖并解释特定历史事件的“科学”规律，同时也印证了标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在该文本中的运用。

拉卡普拉通过文本细读，敏锐地发现了问题所在，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真理作为现实和各种完全透明的社会关系的充分表现，历史是进步的、朝向真理的总体运动等等基本原则，是马克思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科学钥匙，但实际上，这些原则“在同一文本中的运作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如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保皇派始终都代表着自己的真实利益，而农民在拿破仑一世时代代表了自己的真实利益，到了波拿巴时代则代表了虚幻的阶级利益。为什么特定阶级在意识形态上要掩饰自己的真实利益，而其他阶级则最多是因为与过去现实相一致的虚幻利益激发了政治行动呢？在阶级划分上，1848年革命被恩格斯描述为“纯粹的资产阶级”与“奋力向上的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然而我们却无法从《资本论》的市场模式中推出一个二分社会与此吻合，尽管在六月起义中法国社会暂时出现了两极分化，但并没有改变无产者对资本家在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工人阶级数量较少，在革命失败后又出现了各种变动使社会结构更加复杂，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农民阶级仍然是大多数，无产阶级底下多出个流氓无产阶级，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一批波拿巴的信徒，他们与社会各团体都有着复杂的关系。马克思并没有认真考虑流氓无产阶级在社会历史中的严肃性，而是主观地将流氓无产阶级以及路易·拿破仑本人统统都划为“寄生机体”。在拉卡普拉看来马克思无非是要确证历史最终是进步的这一信念，而将这一过程中的历史挫折解释为短暂的倒退。实际上包括大量的官僚机构、流氓无产阶级、波拿巴本人及其狂热的追随者在内的庞大的寄生机体，足以耗尽或吞噬其寄生的主体，因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寄生机体”概念所能处理的问题，它们“不是一个过去的倒退，相反，而是一股未来的浪潮。”这些都表明马克思对历史的论述充满了一种强烈的主观意志；正如伊格尔斯所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研究在法国、以及他和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所研究[在德国]的事件进程，已经表明两次预言都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取得他所预期的结果。

某种意义上，马克思著作的科学性在这里遭到了颠覆，其对历史进程的误读与恩格斯对他“深知法国历史”的这一评论发生强烈反差。但拉卡普拉认为马克思对历史的这种误读并不能简单地解读为错误意识：“它以一种复杂的形式关系到马克思文本中模棱两可的修辞维度”，以及“马克思试图影响事件进程的对语言的一种积极的述行使用”。马克思文本中，历史的发展与叙述者的意图发生了冲突，历史并非朝着马克思所期望的方向进行，他以一种复杂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的愤恨和不满；正是这种愤恨和不满让马克思对历史事件意义的建构关涉着夸张的意志行为。面对难以掩饰的历史事实，马克思选择了用语言进行战斗，他试图通过写作来实现对政治的干预。

至此，拉卡普拉对马克思文本的阅读转向了一种“双重声音”的阅读，即将注意力引向马克思文本中的语言矛盾修辞及其包含着的强有力的对话，关注马克思文本中所蕴含的内在张力和论争模式。拉卡普拉认为修辞是所有语言使用的一个重要维度，在这部洋溢着热情的历史著作中，马克思的语言充满了激烈的论辩和谩骂，他对历史“非再现”的，对历史“倒退”高度述行性抨击的最大特点是对“模仿”（parody）的修辞使用。在《雾月十八日》中，历史被解释为文本，它本身就是一种模仿。路易·波拿巴是对拿破仑一世的拙劣模仿，不过是一种替补和延异，“模仿最基本的形式就是嘲讽的重复，也可以是一种常见的幼稚的争论，它使最纯朴无邪的事物也可能遭到嘲笑从而变得荒谬。”通过模仿，马克思使波拿巴从“英雄”颠倒为一个“平庸可笑”的人，从一个“源文本”退行为“次生文本”。模仿从来都是不断重复在历史的替补链上，因此模仿不仅是一种修辞，更是一种对抗手段，模仿在语言的往复中承担着意识形态批判功能，它通过对语言的述行的、实际上狂欢化的使用避免误读的危险和自我神秘化。如1789年革命，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是有着真正内容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它却借用了过去的形式来传达革命的内容。就此而言，1848年革命也不过是一个革命的幽灵。但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多次暗示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具有的革新意义，乃至是一切革命的榜样。拉卡普拉认为这一乌托邦时刻是现代的，“它似乎与马克思作为一个叙述者的身份是一致的，这一身份使他完全自由地掌控模仿的使用：即用模仿揭示（demystify）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自己却避免任何神秘化的危险。”因此，马克思对模仿的使用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它能够再现对1848-1851年历史主体的盲目性和自我意识的缺乏，揭示这段历史的意识形态虚幻，从而提出解放的承诺。

这种解放的承诺是与模仿的激烈风格和对历史的主观塑造相伴随的。模仿作为一种语言往复中的运动，其意识形态批判功能或者对待事物的态度很大程度地体现在模仿的语调，它是马克思话语行为的重要部分。《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使用模仿时的语调是咄咄逼人的，否定的，批判性的谩骂。”他将波拿巴斥责为“资产阶级的渣滓”、“渣滓，废物，所有阶级的遗弃物”和“平庸可笑”的人加以讥讽谩骂，将卖艺人、游民、流氓、退伍士兵、无家可归者、瘾君子和罪犯等社会弱势群体和广大公众加以鄙视，并将其归为流氓无产阶级而贬斥到历史的边缘；实际上马克思对待波拿巴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拉卡普拉认为这种模棱两可源于马克思将他视为一种模仿的态度，它很大程度上不能被视为单方面的攻击和片面的诋毁，也即是说马克思对波拿巴和流氓无产阶级的贬斥是一种夸张了的意志行为，它放大了嘲弄的对象，“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以及其他阻挠革命的社会团体强烈的论辩式敌意，可能是为了隐藏或者压制某种恐惧，即担心无产阶级不是他所希望的革命主体，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不再信守革命的承诺。”马克思的抗辩、斥责和充满敌意的语调是一种对革命未来强烈的主观塑造。这种强劲的狂欢风格发挥了语言本身作为一种话语行为的强大力量，在解构过去并与历史进行对话的过程中，试图创造历史的未来。正如巴赫金认为“狂欢节式的戏仿在否定的同时还有再生和更新。”马克思也是通过这种“解构-再生”(destructive-regenerative)的矛盾强烈地引导着读者的情感和认知偏向，从而对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产生一种额外的增补或延伸。因此这种充斥着情感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不能被穷尽的力量，它不是简单地对研究对象提供一种经验的重构和叙述性描述，而是打破了真实和虚构、物质和精神之间的界限，在一种语言的狂欢中建构了历史的认知和想象维度，它引导了读者对革命未来的期盼，乃至对现在和未来都产生一种积极的影响和后果。

《雾月十八日》既是一个科学的历史文本，同时也是一个文学艺术文本，马克思的写作是对语言的述行的、狂欢化使用的典型，他以强劲的语言风格和主观热情发起了一轮历史改造运动。毋宁说“《雾月十八日》通过非凡的意象（imagery）写作表现了一种想象的政治。”通过与读者建立起一种互动关系，以及语言对历史进程的干预，马克思创造了一种想象的未来，它一旦经过读者的对话式阅读，就能识别出马克思的真正意图。这也是拉卡普拉在当代历史语境中重新解读马克思《雾月十八日》的必要性。当然拉卡普拉并没有将语言的狂欢作用提升至后现代虚无主义，而是客观地肯定了马克思文本的科学性。他对《雾月十八日》的分析，真诚地褒扬了马克思对假革命者和早期法西斯主义势力先见之明的刻画，对法国社会庞大寄生机体的危险的洞见，对拿破仑神话的粉碎，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叙述中无法忽视的客观真实性。而马克思恰恰是通过语言的狂欢化使用对历史的“解构-再生”功能，实现了对永恒真理的追求和保卫。

 

结语

语言使用是一切文本书写的基本维度，历史文本不能回避语言使用问题的客观存在；在历史文本中边缘化语言及其修辞，或在语言修辞中放逐历史，都不能有效地解决历史的书写和阅读问题。历史与语言使用问题共存于文本中保持着一种复杂互动的关系；从马克思的历史文本中看，乃是一种积极的关系。在后现代历史学研究式微的语境中，对马克思历史文本的重读，蕴含着挽救历史研究合法性危机的努力。拉卡普拉以广阔的跨学科视域，打破了历史与文学、哲学乃至其他各学科界限，拓宽了历史学研究边界，论述了语言使用在历史书写中的重要功能以及在尊重历史客观性基础上其对历史理解和历史创造的影响，它们与拉卡普拉将历史记忆、口述、采访、文学作品等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解构历史学研究中各种僵化的研究方法和二元对立，加强各学科乃至各种社会文化与历史学之间的互动，一起构成了他捍卫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努力。

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显露的尴尬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使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层层风雨和重重危机；如果马克思的思想是一棵根基粗壮的大树，那么枝叶繁盛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更是早已让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含混难辨。但这并非意味着马克思思丧失了活力。在后现代语境中，以回到马克思的忠实精神细读文本，重新发现激活马克思的思想，具有实质性意义。拉卡普拉对马克思历史文本的精细研究，让沉默的经典再次焕发出盎然的生机，为马克思文本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再解读可能是当代欧美最为原创性的思想文本或文本之一。”其字里行间透露的智性火花，本身也将成为阅读经典文本的典范之作。

（此文刊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9卷]）

作者简介：章朋，男，安徽枞阳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