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1999年第2期

王　小　明

 

第14届国际美学大会于1998年9月1日至5日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首都卢布尔雅那召开。本次大会的工作语言是英语、法语和德语。有来自45个国家的400名代表出席会议,其中中国大陆有3位代表。

本次大会在“作为哲学的美学”这个主题下,设有10个专题:1.美学与哲学;2.美学与历史;3.审美体验;4.美学、批评理论、后结构主义… … ;5.女权主义理论和美学;6.美学与伦理学;7.应用美学;8.美学与身体哲学和感官哲学;9.东方与西方及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艺术、文化和美学;10.美学与艺术、文学、音乐、建筑、设计、电影、摄影、舞蹈等的历史和理论。

在对上述10个专题进行交流的同时,还由4位主席主持对以下四个问题进行了讨论:(1)文化特征的艺术表达;(2)美学、伦理学与环境;(3)诗学;(4)音乐是语言吗?另外还有圆桌讨论:共同审美遗产之间新的远景。

在全体会议上有13位被邀请发言的学者就当代美学和哲学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对当代美学和艺术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1)“与艺术关联的哲学”(Philosophy with Art)讨论会,探讨了艺术与哲学相互联系的途径。它们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哲学家有助于(或者也有碍于)艺术家实现其艺术追求吗?(2)“虚拟美学”(Aesthetics of Virtuality)讨论会,对诸如电子人(cyborgs,或叫半机械人)、电子人空间、模拟等虚拟现实和现象的出现作哲学、美学和艺术的推论,还讨论了新技术如何改变我们感受现实和艺术的方式。(3)“日常生活的美学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讨论会,涉及到我们日常环境的变化和影响我们感受、评价艺术的方式,以及对审美体验的看法。

从第13届的主题“实践中的美学”一跃成为第14届的“作为哲学的美学”,可以说在近3年间来了个大转弯。然而从本质上看却并不矛盾,前者从形而下探讨美学,后者从形而上研究美学。美学虽为形而上的思辨,然而它必须以形而下为基础,与形而下的实践相结合才有生命力。但若只从形而下研究美学,美学就会流于经验事实。美学既应有其经验性、实践性、实用性的根基,又应具有抽象性、理论性、思辨性的色彩,因为美学是一门具有独立思想体系和理论形态的科学。

因此本次大会的很多文章就是讨论美学、艺术与哲学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的问题,仅从第一个专题(美学与哲学)中就可看到一些有代表性的题目:美国的S.克罗蒂:《分析122立体主义的认识论》;波兰的A.库贞斯卡:《文艺复兴文化中作为哲学的艺术》;德国的P.R.勃鲁姆:《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抒情诗》:俄罗斯的L.莫雷娃:《作为艺术的哲学与作为哲学的艺术》;荷兰的H.佩佐尔特:《美学及作为文化哲学》;爱沙尼亚的L.斯托洛维奇:《美的形而上学和通向审美范畴的形而上学方法》;法国的H.特兹奇:《美学是一种哲学,但不全是》;意大利的B.马伊:《顺从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形而上学》;爱沙尼亚的M.沃尔特:《艺术、哲学、真理》;荷兰的C.伍伊克:《美学,首先是哲学还是幻觉?》;捷克的Z.卡尔尼凯:《哲学文本中水的比喻》等。

由此可见,“哲学性强”是本次大会的第一个特点。让美学重返哲学的殿堂,也反映了本次大会的主题。犹如国际美学学会主席伯伦特在开幕式上所作“反思美学”的报告中所说,对现代美学的基础进行彻底的再检验,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哲学行为,因为哲学前提是现代美学最为根本的基础。同时,反思美学也为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

第二个特点是对现代理论的高度重视。本次大会虽然也有对古典美学的讨论,然而更多的是研究现当代的理论、思潮以及当代社会所面临的诸如电脑化及环境等问题。后现代主义出现的时间尽管不长,但已成为当今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显学。其影响已扩展到教育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美学、语言学等各个领域,对人类的生活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大会出席者的许多论文涉及到伽达默尔、德里达、哈贝马斯、利奥塔、阿多诺、哈桑等人的理论思想,他们从美学、诗学、文艺创作、艺术发展诸多方面继续着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研究。现列出有代表性的文章:英国的C.利弗:《马蒂斯艺术与柏格森艺术体验》;加拿大的J.雅戈岑斯基:《先锋派文学的美学: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情欲的表现》;法国的C.塔隆—雨贡:《美学与环境理论》;澳大利亚的C.特隆坡夫:《作为颓废派艺术的后现代性》;美国的G.霍罗维茨:《弗洛伊德的创伤,现代主义的创新》;西班牙的L.福雷斯:《在虚拟系统下》;南斯拉夫的D.乌克莎诺维奇:《通向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沃尔特·本杰明语言哲学的新巴罗克产物》;南非的P.杜维尼治:《哈贝马斯与美学》;英国的N.多内里:《对哲学的美学所作思考之思考:雅克·德里达及众多人物》;日本的吉冈宏:《对电脑化文明心理深层的探索》;南斯拉夫的M.V.霍夫曼:《音乐与解构———对德里达理论边缘的评述》;美国的梅迪纳夫妇:《卢布尔雅那的约瑟·普莱希尼克:城市的阐释现象学》;斯洛文尼亚的D.巴夫戴克:《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诗学》;斯洛文尼亚的A.德贝里雅克:《后现代主义对先锋派的背叛》;美国的L.布朗:《后现代主义爵士乐理论:非洲中心主义的旧与新》;英国的F.亚当:《艺术的画室与实践:通向反美学》;美国的J.西格曼:《性别运动、自我宣传和女权主义艺术》;波兰的E.雷沃斯:《建构·解构·重建“形而上学大厦”:哲学的美学与建筑艺术》;英国的P.克劳瑟:《艺术与当代体验的更换》;挪威的E.斯坦斯科格:《阿多诺音乐哲学中的辩证法与暂存性》。甚至还出现了“后后现代主义”的提法,如加拿大的H.奥布里所写的《叙述学与后历史主义:虚拟审美(城市/建筑/博物馆)的历时变形与(后)后现代性》:另一篇是荷兰基娜·B.沃斯的《音乐、身体和崇高:体验的后后现代主义理论》。后者认为:如果崇高把我们转到直接的、肉体的体验上,如果在音乐这门艺术中体验的概念能得到最满意的探索,那么音乐艺术也可以成为体验理论的出发点,其目的在于它既可结束康德无功利性意图的谬见,同时又可结束后现代主义有关语言中介不可避免性的幻想。

本次大会的第三个特点是对第三世界、特别是对东方文化予以了充分的重视。这方面的文章有:阿根廷的C.A.德·弗兰科:《就拉丁美洲面临全球化问题谈第三世界的生产、分配与消费》;南非的J.威尔金森:《关于非洲艺术和非洲思想,其非洲特性为何?》;立陶宛的V.雅斯库纳斯:《克什米尔湿婆教审美认识中明晰的暗示动力学》;美国的T.盖斯基尔:《从伊斯兰观点看审美信仰的需求》;立陶宛的A.斯特拉兹黛蒂:《禅宗佛教对音乐美学的影响》;韩国的闵周植:《风流,东亚文化中的审美生活方式》;日本的加藤哲广:《E.F.芬诺洛萨及其把美学移植到日本》等。立陶宛的I.迪曼泰蒂在《远东自发绘画诸派美学中艺术家个性表现的问题》中研究了“风流”派的顾恺之、王羲之、王献之,文人画派的苏轼、文同、黄庭坚等以及后来在日本繁荣时出现的池大雅、与谢芜村、渡边华山等南画和俳画画家。

这里要特别谈一下世界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宝库中,有很多东西可供西方学者学习和借鉴,更不消说日本和韩国把中国文化作为其源头了,甚至一位名叫M.柯尔曼的美国雕塑家说他是用道家思想进行创作的。立陶宛的L.波希凯蒂在《中国审美本质的两个基本范式:道与仁》中,从普遍性、基本性、过程性和创造性四个方面对“道”与“仁”的相似性作了比较研究,从而揭示出道家和儒家在审美传统中的基本关系,同时也有助于探求其与西方美学的本质联系。有关中国的文章还有中国留日学生常征的《北美华裔艺术家的选择与定位》和日本笠原明子的《从中国早期绘画中所看到的身体观念》等。中国的周来祥在《我的和谐美学与哲学》一文中,讨论了和谐美学的提出与发展、和谐学派及其广泛影响。中国的高建平在《汉字“美”的原初意义》一文中,把象形文字“美”的起源追溯到远古,认为其最早出现在三千多年前的文献中,并对美的当代意义作了深入的研究。中国的王小明在《近代美:追求对立》一文中,从中西美学、文学、哲学的层面上,对“崇高”等范畴作了比较研究。日本的田中英道在《“气韵生动”的美学———与西洋艺术理论的比较研究》一文中说,研究中国哲学的史学家尼达姆认为,欧洲哲学是在物质世界本身中观察现实,而中国哲学倾向于在关系中寻求现实。中国在5世纪时的谢赫就制订了品画的“六法论”。六法之首,即“气韵生动”,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这四个汉字表示“精神的韵律和生命的运动”,它们是通过艺术品传达给观赏者的。德国美学中“天才”概念是指艺术家本身或艺术品本身,而“气韵生动”是指艺术品与观赏者之间的关系。这便是远东的思想特征。

比较潮流是一股反映和代表现代精神的学术潮流,因为比较是导致科学技术得以长足发展的普遍有效的方法。本次大会的代表从东西横向研究和古今纵向探索两方面对古今东西的文化现象进行了理论梳理,并把它们贯穿起来,力求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美学。我想以国际美学学会副主席、意大利美学协会会长格拉兹娅·马恰诺教授的观点来结束本文的叙述,她在《通过跨文化研究以扩大审美的普遍性》一文中强调说,如果西方学者不把印度、中国、日本及非洲的文化纳入世界文化体系中,那便是心胸狭隘及种族中心主义的表现。她认为通过跨化研究,国际间的美学团体便能获得一种世界性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