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  红

作为一种基质因素，自然环境（地理、气候）因素是各民族的生存空间，是构成民族舞蹈生态环境的物质基础。就地理环境而言，我国主要有平原农业环境、草原牧业环境、滨海渔业环境、山林狩猎环境之分。

生活于平原农业环境中的民族的劳动对象是农作物，它依赖于一定的自然条件（土壤、水分、气候、肥料等），有自身生长和繁殖的规律。只有适应自然生态环境，才能促进农业发展。这就形成了祈天赐福、追求安定与温饱的农耕文化，农民的热爱土地、期盼丰收的心理。农耕劳动的内容、规则对称的形式、和谐安详的动律、平稳和缓的节奏等特征，遂成为农耕民族舞蹈的艺术特色。侗族的“水车舞”、“鸭仔穿秧田舞”、“闹春牛舞”等，均是对耕田种地的生产方式、农耕文化环境中常见动物的动作姿态的模拟。

与平原农业环境对应，草原牧业环境产生了狩猎和游牧生活，不断地迁徙和流动的游牧方式对于易于破坏的高寒腐埴土的草原地带是唯一一种生产适应方式。在“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 （1）的游牧生活中，游牧民族形成了遵循自然规律，拥有与自然相近的豪爽而开放的性格。我们看到，蒙古族舞蹈动作以模仿鹰的展翅飞翔、马的飞奔疾驰为主，举手头足之间充满了豪迈、热情。

在滨海渔业的生态环境里，海洋是渔民的生存空间、生活场所，其价值观念是以海上安全、鱼的捕获为核心，形成崇尚妈祖的习俗。汉族渔民的祈神保佑出海平安、家宅兴旺的龙舞、蚌舞、鱼舞盛行；京族则流行祈求海神保佑的、气氛肃穆安静的舞蹈“跳天灯”。

茂密的森林、巍峨的群山，构成山林狩猎的生态环境，哺育着在 “飞土逐肉”地龙争虎斗中获取饱腹的食物、遮寒的兽皮的狩猎民族。由于对动物的生存依赖和畏惧，所以狩猎民族产生了虔敬与戒慎的心情、感恩敬畏惜褔的心理，他们的歌舞狂欢的内容大多与狩猎相关。如鄂伦春族有模仿动物的“黑熊搏斗舞”与表现狩猎的“依哈嫩舞”。

可以看出，地理生态环境决定了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技术，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性主要源于各民族对多样化自然环境的适应。而各民族在生活方式形成的独特动作，会逐渐地转化为舞蹈动作。如云南哈尼族卡多人居住于哀牢山林边缘地区，他们捕猎、挑担、抬木时，讲究肩的稳固，所以舞蹈里的“三跺脚”（三步重跺一次脚），连着肩重摆的动律就从劳动节奏韵律中提炼了出来。可以这样说，人的生产劳动方式，首先影响人的行动、步态，然后影响舞蹈的步伐、形态变化。

自然生态环境因素里气候也不可忽视，气候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区域的地理区位即纬度位置、海陆位置、高度位置。气候与不同产业的生产环境、耕作制度、布局和结构息息相关。不同海拔形成的气候条件，构成各自的文化特征。但是不同纬度带内的各类山地，形成一定的垂直气候带，山谷花红草绿，山上白雪皑皑，相应地也产生一定的垂直结构生产带，促进农、牧、林三种文化特点的融合，成为形成民族舞蹈文化类型丰富多彩的主要因素。

气候首先决定各民族的着装性质，而各民族着装习惯又决定其着装类型，然后进一步产生舞动差异。亚热带气候下的云南佤族人服装短而宽，其舞蹈动作幅度较大，形成双膝大幅度的屈伸弹动并且上身前俯后仰和双手前后摆动的动律特征。

气候也是决定生物群落分布的主要因素，全球生物群落的分布型与全球年平均气温和年降水量具有对应关系。我国生物物种特点是寒温热带均有，南北东西共存。不同气候条件下的生物常常成为民族舞蹈的审美对象，如热带的白鹇鸟是哈尼族的摹仿对象；寒带的黑熊、虎是鄂伦春族舞蹈的模仿对象，这些生物较之其它生物对本民族关系更为密切。

这里探讨的自然生态环境对民族舞蹈的影响，并无忽略了自然借以作用于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若干“中介”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嫌。舞蹈生态学认为民族舞蹈发展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生态环境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对舞蹈民族特异性的构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起作用，而主要是通过提供生产力的物质条件间接发挥效力。各民族舞蹈的确适应于自然生态环境，但并非只是单纯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产物，对舞蹈影响更具主要意义的是社会文化环境。

影响舞蹈民族特异性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主要有民族的心理、意识、精神、性格、习俗等。在长期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制约与历史文化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心理， 通过其民族特殊的社会化过程而世代相传。德国心理学家冯特认为，民族心理是社会因素的结果，是人类的“文化成果”。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生产行为、交往行为以及艺术活动等都可表现民族心理。所以，一个民族的舞蹈语汇亦表现、揭示该民族的典型心理特征。

借用法国心理学家迪尔凯姆的观点，我们可以将民族意识理解为典型的“团体意识”，它的存在是先行的“团体表象”造成的，并且以内在地潜移默化的作用塑造民族内部成员的个体意识。民族意识主要表现为民族的个体都热爱本民族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习惯于本民族的习俗、生活方式，并关切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很大的稳定性，成为维系该民族的重要因素。侗族祭祀舞蹈“多耶”就具有民族认同、强化血缘亲情、凝聚宗族力量的功能，显示了特别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

种群在地缘环境中历经漫长岁月的时光雕琢而成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的精神浓缩，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种内在灵魂，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一种凝聚力。它渗透在其风俗习惯、艺术活动之中，内化于民族成员个人自觉信念、理想和追求，转化为民族成员个人的情感、道德和意志，使本民族成员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指导民族实践行为。在民族的舞蹈活动中，民族成员能够真切地感受、深刻地把握民族精神的真谛。汉族舞龙活动含有民族意识的认同，含有一种潜在的凝聚力。通过舞龙，强化了巍巍中华自强不息、奋起腾飞的民族精神，刚健有为、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舞蹈正是以民族的生机和活力，体现民族精神状态。通过舞蹈活动，民族精神得以培育、强化、传播、延续。

民族的集体性格表现出民族成员性格的共同性，它影响人的形体动作特征与形体表达。羌族的民族性格勇武不屈、豪放豁达，手执兵器、分列对阵而舞的“跳盔甲”，威武雄壮，尽现这一民族的粗犷性格。民族舞蹈也是“性格舞”，其动作性格正来源于民族性格。

作为民族特点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的民俗（生产劳动、岁时节令、婚丧礼仪、信仰崇拜等民俗），是民间的、群众性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规范性的传承文化，由民众和群体传习而得以嬗变和发展。它既是群体生活的产物，又是群体所享受的文化。优良的民俗事象和民俗传统，对民族的凝聚力的形成、加强，同样起着积极地整合与促进作用。民俗舞蹈和民俗的传承载体均为特定的民族群体，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村寨、乡、县，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在民俗活动的特定时空中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群体，特别是通过集体舞蹈的方式强化、凝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民俗与舞蹈的关系而言，“民俗为舞蹈提供了广泛的舞台，也为它增添了民族文化的色彩，更重要的是民间风俗为舞蹈艺术提供了内容、气氛和表现环境，而舞蹈又是民俗文化整体中有形传承的重要表现。”（2）

源于对超自然神灵的崇拜的宗教信仰是对社会和自然界的主宰者的神灵的志愿顺从，它作为人类和民族精神支柱，有净化个体灵魂、提升社会道德、凝聚民众人心的意义。它自民族文明冶铸的一开始就深深地扎根在文明的最深层，并逐渐积淀形成荣格式的民族集体的“潜意识”。作为一种精神风俗, 宗教信仰形成了崇拜——祭祀——禁忌的信仰风格。孕育与发生于原始农耕文明条件下的中国民俗文化，对大自然的依赖性很强，因此，人对自然的依赖和笃信表现为自然信仰和多神信仰。在宗教信仰的活动中，舞蹈充当一个重要角色。哈尼族二月祭寨神、三月祭山、六月祭水、七月祭天地等活动同时又是盛大的歌舞庆典。宗教信仰里的仪式具有展演功能、行为功能、指示功能。舞蹈加入宗教仪式，扮演着崇拜对象的角色。它凝炼和浓缩着民族成员炽烈的情感、信仰和愿望，抒发出民族成员膜拜神鬼、祷求安泰、期待美好生活的感情，有着强烈的功利目的。景颇族的“目脑纵歌”即通过舞蹈来倾诉对神灵祖先、图腾对象的崇敬和希望神灵保佑村寨平安、五谷丰登的朴素愿望。反过来，宗教信仰与崇拜也对舞蹈动作本体、运动路线、舞具等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壮族舞蹈中“凤凰手”、“蛙形”动作，由蛙状动作演变而来，是壮族人以蛙为图腾原始宗教风俗的体现和衍化。羌族的“羊皮鼓舞”则在舞具上留有“羊人合一”的羊崇拜古代遗风。一些民族精神风俗活动，为舞蹈的传承提供了特定的时空坐标、表演环境，在内容上提供了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舞蹈以规律性的人体动态为媒介，表现、传达并保存了宗教主旨和文化底蕴。

这些社会生态因素（民族心理、意识、精神、性格、习俗等）虽然对舞蹈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却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们影响了舞蹈不同层面，或内容、或形式、或风格、或动律。

民族舞蹈与舞蹈生态环境的关系极其错综复杂，一个舞蹈的民族特异性是在多层次、多维度关系上被决定的，它是多重舞蹈生态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各民族对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一种社会生态适应。各民族舞蹈生态环境不同而舞蹈不同，而同一类型、同一民族的舞蹈差异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如在湘西剑川的少数民族中同一类型的“打歌”明显地具有不同特点，彝族与傈僳族的“打歌”，脚上动作占的比重很大，只跳不歌，无固定旋律，曲调随意性很大；剑川东山白族“打歌”，载歌载舞，表现为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特征，表演队伍增加了一些纵行直排的穿插变化，加强了上身和双手的动作。这是因为彝族与傈僳族生活居住在经济文化都相对比较落后的山区、半山区，至今还保留着一定比重的狩猎、游牧生活，因而他们的“打歌”就保存了更多的原始古朴风貌。白族主要居住在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先进的坝区，因而白族“打歌”中保留的原始风貌就要少一些，变异的程度要更大一些。

根据资华筠先生的“局部舞蹈生态环境作用于舞蹈模式”的思想来分析生态环境对舞蹈民族特异性的影响作用，无疑是十分适用的。从影响关系上看，有的舞蹈生态环境（如地理、气候环境等）是直接作用于民族舞蹈，有的（如宗教意识等）是间接作用于民族舞蹈。这里面，如果将这些因素对民族舞蹈的影响由近及远地划分不同效应等级的话，具有最直接影响力的效应量是1级，其次的效应量是2级，再次的效应量是3级------这些不同级的相关因素，形成一个链式的、递次的、历时的关联，构成一个环环相扣的生态作用链。

从影响模式上看，有一些舞蹈生态因素并不是以各自单线的形式影响民族舞蹈特异性生成，而是通过组成生态综合体，共同作用于某一民族舞蹈因素。如民族精神与民族思想、意识、心理、习俗、行为等因素存在共生关系，形成一个相协的群体，以整生形态共同作用于民族舞蹈，构成交叉的生态作用络。

从影响类型上看，有的舞蹈生态环境因素（如服饰）的改变，可以立即引起民族舞蹈发生相应地变化，这就属于同步型。如藏族马奈妇女跳“锅庄”穿着三件套服饰，从外到里依次是披风、藏袍、衬衫与裙。开始是穿披风跳，动作庄重、稳健，然后脱去披风，穿藏袍跳，动作潇洒，最后是穿百褶裙起舞，动作热情奔放。有的舞蹈生态环境因素（如民族习俗）的变化所引起的民族舞蹈的变化，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此属后延型。有的舞蹈生态环境因素（如生活方式）的变化需要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引起民族舞蹈的变化，此属积累型。

从影响表现方式上看，有的舞蹈生态环境因素影响作用是显性的，如居住在崇山峻岭中的羌族人行走时，先必须用脚试着探出，重心和上身则由后慢移至前，自然就会引起胯部的帮忙顶住。由此，在羌族舞蹈中就产生了腿的划圆探出和顶胯的动律风格。有的舞蹈生态环境因素则是隐性的，如民族心理、性格等作用主要是渗透于民族成员的精神层面，而不显于形，不易察觉。

由生态环境因素影响构成的民族舞蹈的特性，有其基本属性：其一，对照性。一个民族舞蹈的特性通过以异族的舞蹈为参照系，才能显示出来。有对照才有差异、有区别。其二，共生性。在同样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中生长的民族舞蹈具有共生性，但是又不失其民族特性。“不同的文化传统存在着共生的关系，相互作用又相互影响，同时也维持着它们的与众不同的民族身份。”这即是说，“在一种动态方式里的不同传统的接触没有消除其它文化去创造一个同质的文化”。（3）其三，稳定性。民族舞蹈特性一经形成，其变化相对缓慢。即使伴随生态环境因素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也往往是量变。其四，传衍性。民族舞蹈特性形成之后，便会积淀并延续。它是社会性的传承，而不是生物学的遗传。一个浸沐在一定的舞蹈氛围中的民族成员，将毫无选择余地承袭这种民族舞蹈，并又把这种舞蹈传给后代，形成一种基因复制式的社会强制。其五，变异性。民族舞蹈的特性随着生态环境变化而变化，新的生态环境中会形成新的民族面貌。另外，民族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互相影响、互相吸收的力度加大，也会出现民族舞蹈的特性分化、组合、融合的现象。如云南普米族和纳西族、白族、彝族、藏族、傈僳族、汉族等兄弟民族相邻或杂居相处，民族文化都互相影响。“醒英磋”中的道具扁铃、拨浪鼓等，明显是受了藏传佛教的影响。“仆瓦磋”中的作揖等动作，又透出汉族文化的影子。一个民族舞蹈与其它民族舞蹈的融合程度越高，它的外显性标志(如舞蹈语言、表现形式等)就越弱。其六，调适性。一个民族舞蹈对变化的生态环境会积极应对、适应，会借用某些外来生态环境的因子，以实现对变化环境的适应，协调并维持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如居住于云南通海蒙古族，其现有的生态环境与原有的生态环境迥异，虽然他们表演白族“霸王鞭”，演唱彝族“跳乐”的曲调，但是他们服装与头饰则仍是蒙古族的，仍有自己独特的习俗及民间舞蹈，在调适中不失其民族本色。

民族舞蹈是活态的、非物质文化财产，是群众创造的原生态艺术，是民族个性特征与民族精神的重要表征，也是塑造民族精神的艺术源泉。舞蹈民族特异性作为民族的精神文化永久性的胎记，牢牢地附着在舞蹈的各个层面。尊重舞蹈的民族特异性，这也就是尊重该民族的文化，尊重该民族。保护、发展和扶植民族舞蹈，首先是为了维护舞蹈艺术多样性。正是有了民族特异性的存在，舞蹈才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才有那万紫千红、异彩缤纷的景象。民族舞蹈之所以需要保护，其次是因为民族舞蹈生态环境正在逐步脆弱化。当前民族舞蹈生态环境也存在着脆弱的表现，如舞种逐渐消失日趋萎缩，舞目数量锐减，显要动作逐渐变形，传承者逐渐减少，播布区的面积不断减小，民族舞蹈资源总量下降。就民族舞蹈的脆弱生态环境的成因而言，其一，宏观的舞蹈生态环境逐渐地全球化，外来的“新、洋、美”强势舞蹈“物种”冲击着本土的“土、旧、丑”弱势民族舞蹈“物种”。其二，从微观的舞蹈生态环境上看，由于历史的原因，兄弟民族之间的舞蹈的相互交流、融合，也使一些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盲目趋同和从众，使民族舞蹈特异性正在淡化与弱化。其三，民族舞蹈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一些地区民族舞蹈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强，重旅游开发轻保护，加剧了民族舞蹈生态环境的退化。同时，长期以来对民族舞蹈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投入不足，也是造成其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就民族舞蹈的保护内容而言，首先，要保护独特的民族舞蹈个性；保护反映鲜明特异性的民族舞蹈文化形象，保护具有特异性的民族舞蹈的典型代表。其次，要保护民族舞蹈生态脆弱区资源环境，以及这一民族舞蹈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防治生存环境的污染和外来舞蹈物种入侵，改善民族舞蹈生存环境。再次，要祛除“近视眼”与片面性，在保护濒危民族舞蹈资源的同时，保护具有特异性的民族舞蹈的基因资源的源泉，保护民族舞蹈生态格局的现状。

注释：

（1）《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2）张紫晨：《舞蹈艺术与民俗文化》，《舞蹈》，1989年第6期。

（3）Ennis Edmonds，Nation Dance，Church History 74, Press,2005, no3, pp.663～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