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勒兹和加塔利简介
吉勒斯·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弗里克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致力于后现代冒险，试图创立一种新的思维形式、写作形式、主体性形式以及政治形式。尽管他们都未采用过后现代话语，并且加塔利甚至还把后现代话语攻击为一股新的犬儒主义和保守主义流潮(Guattari,1986)，但是，他们都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废除统一、等级制、认同、基础、主体性以及再现等现代信仰，并颂扬理论、政治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差别性与多样性等相反原则，就此而言，他们都是典型的后现代立场的代表人物。
迄今为止，他们最具影响的著作要数《反俄狄甫斯》(Anti-Oedipus)(Deleuze and Guattari,1983)，这部著作猛烈地批判了现代话语与制度对欲望的压制，指责它们酿成了法西斯式的主体性（这种法西斯主体性甚至附体于革命运动之中）。德勒兹与加塔利都是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并且或许可以说是微观欲望政治(micropolitics of desire)——试图通过解放欲望来促成彻底的变革——的最热情的支持者。他们预想到了一种新的可能的后现代存在模式，在这种存在模式中，个体克服了认同与凝滞(stasis) 等压迫性的现代形式，成为在持续的变化与转型过程中的欲望的游牧者。
德勒兹是一位哲学教授，50—60年代因研究斯宾诺莎、休谟、康德、尼采、柏格森、普鲁斯特(Proust)及其他一些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加塔利是一位临床精神分析学家，从50年代起一直在拉波德(La Borde)精神分析所工作。他曾接受过拉康式精神分析学的训练，他曾同意大利理论家安东尼奥·内格里合写过书(Guattari and Negri,1990)，并且参与了试图在有组织的政党结构之外发动独立革命运动的“自主”运动。德勒兹与加塔利各自的独立学术生活在1969年他们合作撰写《反俄狄甫斯》一书时走到了一起。紧接着他们又合写了《卡夫卡：走向少数文学》(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Deleuze and Guattari,1986)，《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 Deleuze and Guattari,1987)，各自还撰写了大量的著作。
他们的著作与福柯的著作之间有着许许多多有趣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像福柯一样，德勒兹曾接受过哲学训练，而加塔利则在精神病院工作过，并对作为一种重要社会控制形式的医学知识发生了兴趣。德勒兹与加塔利承袭了福柯批判现代性的基本思路。像福柯那样，他们的中心关怀是：现代性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统治阶段，这种统治以弥散于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的规范化话语和制度的增殖为基础。
然而，他们关于现代性的观点却与福柯有些不同。最明显的是，福柯倾向于对现代性作总体化的批判，而德勒兹一加塔利则试图阐明并赞赏它的积极的、解放性的方面，亦即由资本主义经济动力所引起的对力比多流（libidinal flow）的解码（decoding）。和福柯不同，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著作与其说是对知识与理性的批判，莫如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因而，他们的分析比福柯的分析更依重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范畴。不过，同福柯一样，他们也绝不把自己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拒斥辩证法，采用一种后现代的差异、视角和片断逻辑。此外，尽管所有这三位理论家都强调从理论上提示统治之微观结构的重要性，但德勒兹与加塔利同时还较为清楚地说明了宏观结构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对国家的详细批判。
更进一步讲，福柯强调的是现代性的规戒性技术，强调在权力/知识体制中躯体成了被规戒的目标，而德勒兹与加塔利强调的则是各种现代话语与制度对欲望的殖民。尽管在福柯的晚期主体系谱学中欲望只是个次级主题（sub-theme），但是对德勒兹与加塔里它却是有头等的重要性。因此，精神分析、精神压抑概念、同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密切结合以及对家庭及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所有这些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著作中，比在福柯的著作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虽然德勒兹与加塔利对精神分析的批判是建立在福柯对弗洛伊德、精神病学和人文科学的批判之上的。
福柯强调权力的生产性特性，拒斥“压抑假说” repressive hypothesis)，与此相反，德勒兹与加塔利却不假思索地谈论欲望的“压抑”，我们在下面将会指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建构了一种本质主义的欲望概念。此外，德勒兹与加塔利热情地拥护躯体与欲望的解放，这同福柯对古希腊—罗马之自我驾驭主张的赞誉形成了鲜明对照。尽管如此，这三位理论家都试图消解并清除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的主体。福柯的办法是运用批判的考古学和系谱学，把主体还原为话语和规戒性实践的产物，而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办法则是对自我和超我作“分裂分析”，以此解构主体并解放动态的无意识。尽管福柯后来修正了他的主体观，但是这三位理论家都拒斥现代主义的统一的、理性的、表现式的主体概念，并试图促成新的非中心化的主体类型的出现，这种新型主体摆脱了被他们（德勒兹、加塔利、福柯）视为僵化且统一的认同恐怖，可以自由地扩散且多元化，并且可以被重构为新的主体性与躯体类型。
三位作者都对彼此的著作表现出高度的敬意。在其著作《福柯》(Foucault)一书中，德勒兹热情地将福柯颂扬为一位全新的思想家，其著作“代表了多样性理论—实践中迄今为止最为关键的一步”((Deleuze,1988)。福柯本人也声称，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著作对他的权力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Foucault,1977:213)，他并且为《反俄狄甫斯》撰写了一篇饱含赞誉的导言。他的《哲学剧场》(Theatrum Philosophicum)一文对德勒兹的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了他对西方哲学范畴的批判以及对获得历史“事件”的积极知识所作出的贡献(Foucault,1977:165-196)。福柯甚至谦逊地不谈自己的历史地位，而是宣称：“或许有一天，这个世纪将被认为是德勒兹的世纪”(Foucault,1977:165)。在《知识分子与权力》(Intellectuals and Power)一文的对话中( (Foucault,1977:205-217)，福柯与德勒兹的话语自由地交织于一项共同的计划之中：重新建构理论概念，使得理论永远—已经(always-already)具有实践的品格和“局部的、区域性的”品格。
在本章中，我们将追随德勒兹与加塔利著作的漫长旅程：从德勒兹早期建立一种激进的尼采式差异哲学的尝试，到加塔利关于微观政治的文章，再到他们合作的《反俄狄甫斯》和《千高原》。他们的著作瓦解了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区别，这些著作在精神上是戏谑性的，在形式上是开创性的，但在哲学和政治目标上却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他们的作品试图从理论上阐述由欲望“强度”和不可总体化的多样性所组成的变化不居的动态世界。他们用分裂、激牧者、块茎这些关键概念来描述这个世界。我们认为这些形象表达了一种后现代欲望理论和欲望政治，试图批判地分析现代性，以便重建某种新的、尚不明确的、后现代的/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
二 、德勒兹眼中的尼采
尽管萨特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而且阿尔都塞曾试图把它建立为一门“严密的科学”，然而其他的法国知识分子在60年代却转向寻求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和现象学传统（这种现象学传统在梅洛—庞蒂的著作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的替代物。福柯、德勒兹与德里达等理论家致力于寻找一种新的差异理论，一种可以不受任何统一或综合图式限制而将差异予以理论化的非辩证理论。发生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的政治背景包括：由于共产党的教条和反动性质造成的人们对左派的厌恶，以及1968年五月事件中包含的政治力量的复杂性。这两个因素使许多法国知识分子由于马克思主义过于僵化、无法分析社会现实而与之决裂。尼采的著作为人们从理论上阐述一种新的差异逻辑提供了正面范例和启发，这种差异逻辑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至关重要（参见一章第2节）。
尽管尼采的思想早已由吉德（Andre Gide）、巴塔耶、克洛索夫斯基（Klosswski）和布朗肖（Blanchot）等思想家引入了法国，但是真正把尼采提升为一位思想连贯的哲学家、使其成为60至70年代法国理论界新的旗帜，却是德勒兹和他的《尼采与哲学》（Nietzsche and Philosophy）（Deleuze,1983）。德勒兹曾接受过理性主义和经院传统的正规训练，可是当他后来研究各种反理性主义者时却深深地为他们所吸引，于是便发生了他的生涯中向尼采的转变。德勒兹着迷于那些“似乎已构成了哲学史的一部分，但却在某人方面或者完全没有被纳入到哲学史当中的作者，如卢克莱修、斯宾诺莎、休谟、尼采和柏格森等”（Deleuze and Parnet,1987:14-15）。这些思想家由一条“隐秘的链条联系在一起，这个链条就是对否定性的批判，对快乐的培养，对内在本质的憎恶，对力量与关系之外在性的颂扬，以及对权力的斥责”（Deleuze,1977b:112）。
正如迪孔（Descombes）所注意到的那样（Descombes,1980:152），德勒兹可以被解读为一位受尼采精神鼓舞的后康德主义者，他试图把康德批判哲学的未意事业进行到底，因为康德的批判哲学虽然勇敢地攻击了诸如灵魂、世界、上帝这些西方理性的传统概念，但却没有批判诸如真、善、美等其他一些核心概念，而尼采却在他的系谱学中对这些价值进行了彻底的质疑。像尼采一样，德勒兹认为哲学的功能就是批判：“哲学最为积极的功能就是批判：一项祛除神迷的事业”（德勒兹语，参见Descombes,1980:153）。
在《尼采与哲学》中，德勒兹把尼采解读为一位系统化、总体化思维模式以及虚无主义思维模式的激进批判者，他试图超越柏拉图主义、法国理性主义和德国辩证法。该书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是尼采对辩证法思想的攻击、对一种关于自然力量和生物力量的理论为基础对价值的重新评估。德勒兹借用尼采的话语来颂扬多样性，攻击辩证法是一种总体化的、还原主义的思维模式。
依照德勒兹的解释，尼采认为现实由大小不同的各种力量组成，而构成这个世界的动态现象则为一种内在意志所驱动。抛弃了原子论形而上学和静态存在哲学，尼采声称力量以彼此对抗的关系存在，统治关系植根于命令与服从的等级模式中。任何躯体（body），“不论是化学的、生物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都是由统治与服从的力量关系所规定的。这一点在人类领域中尤为明显：不同量级的力量导致了具有不同质的现象的出现，如“高级”与“低级”、“主动”与“被动”类型的划分，亦即那些肯定力量之价值并增进力量的人和那些从弱者的道德出发贬低力量的人之间的划分。将生命力量予以分化（differentiate）的权力意志乃是最具包容性的现实原则。尽管权力意志同时也是一种综合性的力量，它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关系并支撑着所有事物，但是，世间力量的多元性是不可还原的。“权力意志的一元论与权力类型的多元论是密不可分的”（Deleuze,1983:86）。
尼采的多元论同辩证的差异理论完全不同。在德勒兹看来，黑格尔和其他辩证法大师宣称现实是从两极对立现象的对立建构中通过“否定的劳动”（labour of the negative）而产生出来的。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对世界的动态解释，但是德勒兹却认为这是一种神学观点，在这种观点中，差异总是从属于一个潜在的统一体，矛盾的各方总是在扫描一种更高级别的综合，运动最终将导致静止和死亡。辩证法迷失于科学抽象之中，深陷于同一逻辑的泥淖，“未能认识到使各种力量、它们的质以及它们的关系得以形成的真正要素”，没有看到那些通过权力意志构造了现实的“更为细微和隐蔽的分化机制”（Deleuze,1983:157）。只有系谱学才能对价值和世界的这种分化性质作出恰当的说明，辩证法只是“一种对差异本身的永久的误解，一种被混乱地颠倒了的系谱学”（同上引）。
德勒兹的著作是对尼采的那些令人费解的警句和只言片语的一种注解；他的著作阐明了尼采著作中的那些隐晦的观念，发展并超越了尼采的某此观点（例如尼采关于主动力量和被动力量的理论），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把一位在许多人看来绝非系统化的思想家的各种观点，纳入了一种系统化的解读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从尼采那里，德勒兹发现了辩证思想的一种替代物，这种新思想肯定了无关于“更高的”统一体的差异，并将欲望（就其肯定性的力量而言）视为一种生产的、创造性的力量，而不是一种仅仅与痛苦、匮乏和否定相联系的状态。德勒兹对哲学持有与尼相同的态度。对这两位思想家来说，哲学的任务就是：批判西方哲学的真理概念；拒斥稳定的认同，并肯定差异、机遇、混沌和变易；克服虚无主义并创造新的思维与生命形式及可能性，而在这很大程度上要求对包含于躯体中的原始力量和欲望的创造力重新进行评估。
因此，尼采的思想对于德勒兹早期所建构的后现代认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后现代认识论具有非本质主义的、非再现的、多元的、反人本主义的以及“坚决反辩证的”特点。尼采对权力的本论（dynamism）解释以及对主动力量的肯定，在德勒兹的早期著作中，以及在他与加塔利合写的著作中，被转译为一种关于构造性欲望的理论，这种理论宣扬欲望的生产性，谴责各种试图弱化或痪欲望的社会力量。尼采对所有存在哲学的攻击，以及他把世界视为永远处于流动、转化和变易状态的动态观点，对他们（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欲望概念以及对他们对西方哲学的批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尼采清除了哲学的神秘性，这一工作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在德勒兹与加塔利后来的游牧式思维当中得到了体现，这种游牧式思维破除了一切形式的普遍化秩序、总体性、等级制和基础原则，并且攻击具有“国家式思维方式”（state-thought）的哲学帝国主义。尼采对肯定性思维的强调，鼓舞德勒兹与加塔利在晚期著作中毫不恋旧地创造出新的概念和价值。
尼采对再现的批判对德勒兹与加塔利以及后现代理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批判包含两个不同组成部分：（一）对唯实主义理论（realist theories）的批判。唯实主义理论宣称主体可以在思维中精确地反映或再现世界，而不需要文化、语言和哲学的中介；（二）对一种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的推崇，这种生命哲学置躯体及其力量、欲望和意志于意识存在和再现图式之上。第一个主题攻击现代认识论中的主客之分，在这种认识论中，中性的或者客观的世界可以直接以镜像形式反映到被动主体的接受性心灵当中。后现代理论家拒斥这种观点，认为对世界的感知乃是以话语和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主体性为中介的。德勒兹与加塔利等理论家强调现实的动态的、不确定的特性，而再现主义图式却试图通过知识基础将这些动态的、不确定的特征加以固定和稳固化。他们的欲望哲学还攻击更为广义的再现，如总体化话语、人本主义基本框架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认知图式。他们把这些看作是从原始的情感存在状态中衍生出来的东西，是对差异和躯体“强度”或者是对间歇地爆发的欲望能量的压迫性总体化。
在他接下来的著作《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et repetition）（1968）和《感沉的逻辑》（Logic of Sense）（1989）中，德勒兹有不再去“阐述”（经他自己改造过）他人的思想，而是开始表达他自己的观点，以别出心裁的风格形式复杂而详细地推出了他自己的差异哲学。在《差异与重复》中，他将科幻小说和侦探故事两种体裁结合到一起，其目的是要推翻柏拉图和康德国。柏拉图致力于区分理念世界和它们在物质世界中的摹本，区分好的摹本和坏的摹本，把坏的摹本斥责为导致本体论上的混乱并威胁着理念世界的影像。德勒兹试图解构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对立，恢复差异、暂时性、矛盾、非同一性以及影像等柏拉图力图加以压制的现象。
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试图找出使感官经验成为可能、同时又与感官经验相分离的心灵先验范畴的做法不同，德勒兹拥护一种具有动态强度的经验和感官领域，以及一种非概念的、非再现的、无意识的思维漠视。康德的心灵天赋能力概念试图建立主体的同一性以及客体的通感再现（common-sense representation），而德勒兹则提出了为通感统觉和概念再现所无法把握的“自在差异”（difference in itself）范畴。
在《感觉的逻辑》一书中，德载兹试图写出一部包含三十四个不同章节或“系列”的“逻辑与精神分析小说”，其中的每一节分析一种不同的悖论（paradox）。德勒兹的分析范围从斯多葛学派的宇宙论一直到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的“荒诞”作品。德勒兹再一次将焦点放在批判同一逻辑和推崇躯体的前再现领域及其强度之上，而不是放在意义的再现图式之上。德勒兹描述了躯体的一种未分化的原始领域，自我和超我结构就是从这一领域中衍生出来的。他把卡罗尔的荒诞文本同精神分裂者的话语联系到一起，分析了精神分裂者的语言经验和躯体经验。对精神分裂者来说，语词以一种生动的、有形的、无意义的片断进入躯体，并以一种不连贯的声波离开躯体。与此相类似，在精神分裂者的经验中，躯体既是一些零散部件的随意堆积，又是一个坚固的、不可分割的一团，德勒兹借用安托宁·阿尔托的词汇，称之为“无组织躯体”（body without organs）。
当德勒兹致力于发展一种与西方总体化的、再现的图式相决裂的欲望理论和一种后现代差异理论时，加塔利正在一些激进政治组织中及一家精神病诊所里工作，并参加了一些致力于研究统治的制度形式的团体。从一部收集了他50至60年代期间所发表文章的论文集《精神分析与横截线》（Psychanalyse et transversalite）（1972）——其中部分作品被收进了《分子革命》（1984）一书——中可以明显看出，加塔利正努力试验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结合起来，提出新的微观政治理论。史蒂瓦尔（Stivale,1984）按年代顺序对这些文章作了研究，他区分了加塔利的四个发展阶段：在截止1986年以前所写的文章中提出了有关处在精神治疗制度下的群体之性质的理论；从1969年到1972年发表的文章阐述了一种欲望机器（machinic）理论；1973至1978年间所发表的讨论分子政治（molecular politics）的文章对微观欲望政治进行了理论化，并运用叶尔姆斯莱夫（Hjelmslevian）的语言学建构了一种符号理论；1979年以后的文章提出了分裂分析和激进政治。加塔利关心的主要问题有：个体力比多的社会构成；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在消解旧的控制形式时对新的控制形式的生产；以及对左派官僚结构的批判。
尽管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研究途径、背景和关注点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在创立一种革命哲学和欲望政治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聚合点。他们的合作过程开始于1969年合著的《反俄狄甫斯》一书。
三、 反俄狄甫斯：精神分析、资本主义和规范化
资本主义所要做的就是依照一项通行全球的公理来束缚……能量，不断地用新的内在限制来对抗解码流的革命力量。
德勒兹 加塔利《反俄狄甫斯》
作为《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之第一卷，《反俄狄甫斯》由于其激进的政治立场，对马克思主义崇拜国家和政党的批判、对当时正处于巅峰状态的拉康式精神分析的攻击，以及对再现、解释、现代主体和“能指之暴政”的后结构主义式批判，使得它一时名声大噪。在当前精神分析或许已经成为一种国家宗教而精神治疗专家已成为国家牧师的社会状况下，有些作家把该书视为尼采《反对基督》（The Anti-Christ）一书的“现代版本”（Bougue,1989）。在这部全著中，德勒兹与加塔利两人早期著作中所强调的东西依然清晰可辩，并以一种有趣的房事结合到了一起。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反俄狄甫斯》试图提供一种唯物主义的、以历史为根据的、受福柯启发的对现代性的批判，其批判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家庭、精神分析等几个方面。他们的著作试图颠覆一切妨碍“欲望之生产”（desiring-production）的理论与制度障碍，以便造就新的后现代“分裂主体”（schizo-subjects），这些分裂主体“消解了现代性的符码”，成为一种游牧式的欲望机器（nomadic desiring-machines）。作为他们用以取代精神分析的替代物，分裂分析可以被视为一种后现代理论/实践，它既解构了现代二分法，同时又摆脱了现代的主体理论、再现式思维模式以及总体化实践。分裂分析阐发了各种围绕多元性、多样性以及非中心化等概念组织起来的后现代观点，并试图创造出新的后现代思维模式、政治观点和主体性。
- 欲望、现代性与分裂分析
德勒兹与加塔利以“欲望在其本质上是革命性的”这一赖希原理（1983:116）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作为一种革命力量，欲望试图颠覆一切社会形式。他们在一种后现代语境中重写了赖希原理，将欲望诠释为本质上是非中心的、片断的、动态的。欲望“运作于自由的综合领域，在那里，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1983:54），并且，它总是寻求超出任何社会体（socius）所能容许的更多的目标、接触和联系，追求“游牧且多音的”（nomadic and polyvocal）而非“隔离且单音的”（segregative and biunivocal）流动。因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首要任务就是驯服和压制欲望，将欲望“辖域化”（territorialize）到一个封闭的结构当中。“为欲望制码（code）……乃是社会的要务”（1983:139）。
不仅如此。德勒兹与加塔利还断言，正像福柯所说的权力一样，欲望本质上也是积极的和生产性的，欲望的运作并非在于寻找其所欠缺的、能够满足它的客体，而是在它自己充沛的能量的驱动下去寻求常新的连接（connection）和展现（instantiation）。因此，不能以黑格尔、弗洛伊德或拉康的方式将欲望解释为一种匮乏——“一种唯心主义的（辩证的、虚无主义的）概念”（1983:25）——而应将之阐释为一种动态的机器。德勒兹与加塔利坚持认为这不只是一种隐喻，欲望实际上就是一部机器：它生产万物（“联盟关系”及现实本身），它以一种非连续流动和“间断性流动”（break-flow）而运行，总是在制造与（局部）客体以及别的欲望机器的连接。
强调欲望是主体或社会存在的基本实体，这种做法代表了一种远离现代再现理论、总体化理论以及主体理论的趋势。正如德勒兹所界定的那样（Deleuze and Parnet,1987:78），欲望“是一种非表意（a-signifying）符号系统，透过它，无意识之流在社会领域中得以产生”。与“指意符号系统”不同，非指意符号系统的运作先于再现、语言框架以及社会规范符码。非指意符号系统“并不产生意义后果……它能够直接与其指涉对象发生关系（Guattari,1984:290）。”欲望是由无意识以各种类型的“综合”而引发的情感与力比多能量的持续生产。作为一种自由的生理能量，欲望追求包容性的而非排外性的关系，同物质流及局部客体建立随机的、片断性的、多样化的联系。不存在任何欲望的表达主体，也没有任何确定的欲望对象，“欲望的唯一客观性就是流动”（Deleuze and Parnet,1987:78）。无意识“本质上并不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它有点像发生于各种毫不相干的社会和物质之流中的符号传播”（Guattari,1979:46）。
因此，对现实的心智再现完全是派生性的，理性主义的再现与解释图式被看作是对欲望之流具有凝固和僵化作用、阻碍着创造性能量之发挥的压迫性强制物，因而遭到了拒斥。他们攻击精神分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精神分析把欲望机器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再现剧场，把欲望局限在俄狄甫斯和家庭这一有限空间之中。德勒兹与加塔利反对这种图式，呼唤“（欲望）与物质或符号之流的直接接触”（Guattari,1984:105），并寻求“摆脱指意符号学之暴政的”非指意性符号机器（同上引，140）。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观点同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不同，表现在他们认为后结构主义者对能指的首要性的强调太局限于语言再现，而他们则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符号系统。
这种以后结构主义方式将欲望描述为持续流（incessant flux）的做法，同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拉康对力比多之不稳定性的强调、德里达的撒播概念彼此呼应。将欲望设想为一种机器，这种看法有助于解构主观与客观、现实与幻想、有机论与机械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传统二分结构。德勒兹与加塔利反对这种二分法，而代之一种一元论，声称欲望创造了一切社会和历史现实，而且是社会基础结构的一部分。由此看来，他们的唯物主义理论将弗洛伊德理论推离了家庭领域，使之进入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场域当中，并且将马克思的理论引入到一种“由欲望直接投资的”生产现实当中。这样，他们便把对“克分子”（molar）社会机器的宏观分析同对躯体及其“分子”（molecular）的微观分析结合了起来。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唯物主义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动力入手，分析了文化、家庭以及心理的发展过程，而经济本身就植根于欲望及其生理力量的物质性当中。
《反俄狄甫斯》试图对不同社会体制用以疏导和控制欲望的方式作历史分析。通过驯服和限制欲望的生产性能量来压抑欲望的过程被称为“辖域化”，将物质生产和欲望从社会限制力量之枷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被称为“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或“解码”，在这里，对压迫性社会符码的解码将倒使欲望摆脱限制性的心理与空间界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勒兹与加塔利并没有像尼采和福柯这两位备受人们推崇的人物那样，追求一种制度系谱学，而是采用马克思的回溯式历史叙事法，将历史上最为分化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资本主义社会是俄狄甫斯化（Oedipalization）、精神分裂以及商品化等具有推翻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之威胁的各种趋势的现实化。德勒兹与加塔利将现代性诠释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并且认为历史具有可理解性的连续性（其他后现代思想家在这一点上持相反意见）。与福柯截然不同，他们将这种历史发展轨迹描述为一种“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并且追求一种以关于欲望、指意（significations）和物质商品之“流的普遍理论”为基础的“普遍的社会理论”（1983:262）。像马克思那样，他们将历史划分为几个可辨识的阶段，确认出了相关连续线（lines of continuity）和非连续线。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具有瓦解其经济体系之潜在可能性的各种相互冲突的因素入手，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析。
不过，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框架中转译过了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只谈论力比多的“社会机器”而不讨论生产方式，只分析“社会流”（social flow）而不分析结构关系。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有三个主要的历史阶段，分别对应着三种基本的社会机器类型，每一种社会机器都是一种再现和管理商品、需要以及欲望之生产的不同系统。继“原始辖域机器”（primitive territorial machine）和“专制机器”（despotic machine）之后，“资本主义机器”保留了由专制社会所创立的国家机构，同时创造了一种控制物质和心理存在的新体系。
资本主义对前现代世界进行了“犬儒式的”去圣化（desacralization），消解了所有的前现代联盟和依附关系，摧毁了限制经济发展的一切障碍，因而极大地扩展了“解码”过程。尽管先前的社会流曾被制码或反复制码（overcode），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建立在由不受限制的经济生产这一动态过程所导致的解码流之上。资本主义导致了封建行会制度的瓦解，并代之以“自由”交换和“自由”生产，通过商品化和解除对商品交换的限制，以私有财产取代了封建地产。资本主义将市场关系扩展到了每一个角落，带来了日益复杂的分工、具有自我/超我结构的私人个体以及社会和精神的片断化。在解放和异化的双重运动中，资本主义一方面造成了抽象劳动（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抽象的欲望（在精神分析领域）。
资本主义颠覆了所有的传统符码、价值以及束缚生产、交换与欲望的各种结构。不过，它同时又以抽象的等价交换逻辑（交换价值）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再制码”（recode），将它们“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ing）到国家、家庭、法律、商品逻辑、银行系统、消费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其他规范化制度当中。资本主义以一种“极端严格的通则”取代了质性符码（qualitative codes），从而量化地（quantitatively）管理和控制所有的“被解码”之流。资本主义将欲望和需要重新导入了限制性的心理与社会空间，从而使它们受到了比在原始社会和专制社会中更为有效的控制。
就此而言，他们对资本主义所作的分析与马克思的分析颇有些相似之处，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解放”了工人，但只是将他们引入到一种新的更为严重的剥削形式之中。同时，他们的这种分析同马尔库塞的分析也很相近，马尔库塞从欲望的“压抑性反升华”（repressive desumblimation）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理论分析。事实上，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也许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于早期的资本积累形式来说，新教徒的心理障碍曾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是，当资本主义开始操纵人们的需要和欲望以便更好地剥削他们的劳动时，这种心理障碍却成了阻碍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因素。不过，马尔库塞只是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中的这种辩证关系，而德勒兹与加塔利却将这种辩证关系视为现代性的固有逻辑。
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资本主义解辖域化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产生了精神分裂。在他们的分析中，精神分裂并不是一种疾病或一种生理状态，而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下产生的具有潜在的解放力量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彻底解码的产物。作为一种精神的非中心化过程，精神分裂使主体逃脱了资产阶级的现实原则，逃脱其压抑性的自我与超我束缚以及其俄狄甫斯陷阱，从而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再生产构成了威胁。可是，资本主义却试图阻碍它作为一种被解码流所具有的革命潜力。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精神分裂是达到后现代解放的基础条件，也就是说，是个体从现代性的规范化主体中获得解放的基础条件，而且，他们还把分裂主体视为资本主义内部的真正的颠覆性力量，视为“它的固有趋势的充分实现，视为它的剩余产品、它的无产阶级、它的终结天使”（1983:35）。
德勒兹与加塔利用以分析欲望在社会中的生产和流通的方法被称为“分裂分析”。作为精神分析和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反题，分裂分析为后来在《千高原》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后现代认识论与政治学提供了初步说明。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分裂分析从一开始就强调欲望和无意识要比需要、利益以及物质生产更为重要。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它承袭了精神分析传统，不过，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分裂分析是借助一种不同的、既非结构性或符号性的、也非再现性的无意识概念进行的，这种无意识“完全是机器式的和生产性的”，是一种自由流动的机器而非一种封闭的决定论系统。分裂分析反对那些过滥的、阻碍着无意识之流的各种机制、话语、制度、专家以及权威。德勒兹与加塔利把解域化的躯体称为“无组织躯体”。无组织躯体并不是一个没有器官的躯体，而是一处没有“组织”（organization）的躯体，一个摆脱了它的社会关联、它的受规戒的、符号化的以及主体化的状态（如同一个“有机体”），从而成为与社会不关联的、解离开的、解辖域化了的躯体，因此它能够以新的方式进行重构。
因此，分裂分析的许多理论和政治任务可以看成是后现代的。从理论上讲，它试图对一切社会领域内的个体与群体欲望的无意识投资进行一种非中心化的、片断化的分析，从理论上阐明欲望流是如何运作的？它们是如何可被整合到压迫性的等级与结构当中，从而使主体主动地去欲求对其自身的压迫？以及它们如何才能再次成为生产性的欲望机器？
从政治上讲，分裂分析试图摧毁一切统一且坚固的主体与群体的认同区分（segments）（由“克分子”线构成），促使解辖域化的逃逸线（line of flight）（“分子线”）在“无组织躯体”得以产生的“连贯平面”（plane of consistency）上形成。在其原始状态中，欲望机器是没有目的或意向的“分子单元”（molecular units），具有非指意及非再现的特性。它们不同于那些“克分子聚集体”（molar aggregates），例如经济、政治、家庭等大型社会机器。在压迫性的历史情境中，分子单元受到了克分子聚集体的改造，被赋予了形式、功能和目的，例如，当它们被规范化到性别和阶级认同中时情况便是这样。因此，“克分子”意味着等级制、阶层化和结构化，并且与宏观结构松散地联系在一起，而“分子”则意味着非固定的、解辖域化的、游牧式的运动，它出现于生产性欲望的微观生理（microphysical）平面上。
在个体问题上，分裂分析试图消解自我与超我，解放被克分子和再现结构所压抑的欲望的前人格（prepersonal）领域，解放“潜藏于认同状态之下的”力比多流（Deleue and Guattari,1983:362）。从根本上讲，它试图摧毁现代认同，创造新的后现代欲望主体。精神分析的目的在于将个体神经质化（neutroticize），使其成为顺从于权威和法律的、其欲望处于压抑状态的主体，而分裂分析的目的却在于使个体精神分裂化（schizophrenicizes），开辟使欲望摆脱等级结构及社会强制形式的运动路线。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革命的典范并不是纪律严明的政党人士，而是分裂主体，是那些抗拒资本主义的自明之理，拒斥俄狄甫斯情结，拆解社会符码，打破再辖域化之铜墙铁壁而进入到流动、强度和变化领域，从而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秩序的人。他们赞同兰因（Laing）和库珀（Cooper）的看法，认为革命行动需要一种“自我的丧失”（ego-loss）（兰因）或一种“个人的解体”（personal disintegration）（库珀），需要“彻底消解那种教会人们去体验自我的法西斯式的自我结构”（Cooper,1971:60）。对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自我是“那种我们必须借助分析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联合攻击才能加以拆解的事物之一部分”（Deleuze and Guattari, 引自Seem, 1975:176）。
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对主体的后现代拒斥比福柯更激进，因为福柯后来曾试图恢复理性和主体等现代观念的地位。不过，他们常常被人们误认为是在颂扬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而实际上他们的观点是有所限制的：“我们一点都不认为革命者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也不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就是革命者。相反地，我们始终都将作为一种实体的精神分裂同作为一种过程的精神分裂区分开来……我们之所以仅仅谈论社会领域中力比多投资方面的精神分裂，其实正是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将精神分裂过程与制造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混淆”（Deleuze and Guattari,1983:379）。换言之，精神分裂过程是一个非中心化过程，是法西斯分子、偏执狂或受压抑个体成为革命者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但这一过程是有限度的，超过了这一限度就会变成自我毁灭，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必须经历一场不至于彻底“崩溃”的“突破”，一场德勒兹与加塔利试图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的解构性转变（Deleuze and Guattari,1983:362-363）。可见，充满活力的分裂主体同有机能障碍的精神分裂患者是有所区别的。
就此而言，他们比福柯要显得谨慎一些，因为福柯对所有类型的疯子、罪犯及边缘人都抱以同情，而德勒兹与加塔利却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警觉：“边缘人总是让我们感到害怕，以及某种轻微的恐惧”（Deleuze and Parnet,1987:139）。因此，在接下来的著作中（参见Deleuze and Parnet,1987:137; Deleuze and Parnet,1987:161），他们警告我们要谨访过速的解辖域化，无论是在宏观层次上对国家的解构，还是在微观层次上对个体的解构，因为突发的或过速的逃逸有可能会转变成毁灭或自杀。
“如果没有颠覆性的力量，不将臣附关系予以扭转”，就不可能使欲望从偏执狂的、法西斯的一端转向“分裂革命”的一端（Deleuze and Guattari,1983:367）。德勒兹与加塔利赞同福柯的如下观点：传统工人组织和左派组织已经破产，“新政治”需要采取一种微观形式的政治斗争。
- 微观欲望政治
让成千上万种生活、艺术、团结与行动的机器将旧组织愚蠢而顽固的自大一扫而光！
加塔利 内格里《像我们这样的共产主义者》
像福柯那样，德勒兹与加塔利也阐发了一种后现代政治，他们从的结构主义对主体性、总体性以及再现的批判（认识论和政治方面的）中导引出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后果。他们的微观政治概念乃是根据资本主义向消费、媒体及医学（therapeutic）社会发展这一事实，重新反思政治策略的一种尝试。他们立基于由赖希对法西斯主义的解释所带来的理论进步以及1968年的政治经验，后者缔造了新的革命观，使得许多理论家开始拥护新的社会运动并且将日常生活政治化。
正如福柯在给《反俄狄甫斯》写的导言中所注意到的那样（1983，XⅢ），该书的中心关怀是法西斯主义的增长，这里的法西斯主义并非指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领导的那种极权主义政治运动，而是指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法西斯主义，那种“在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展起来的，使我们热衷于权力，欲求那些统治和剥削我们的事物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是现代权力的终极形式——“毫无疑问，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再辖域化最大的企图”（Deleuze and Guattari,1983:258）。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只是从国家、公开的政治压迫以及资本积累所引发的危机等方面来解释法西斯主义，而德勒兹与加塔利却将法西斯主义主要看作是欲望的一种畸形发展，是资本主义社会状况造成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
从赖希观点出发，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真正的激进政治不能仅仅停留在通过提示主体的受压迫状态向他们提出理性呼吁、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他们为什么应该推翻他们的压迫者这样粗浅的水平之上。阶级斗争政治必须用一种欲望政治来取代，从而在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阻碍革命力量之流并造成反动主体性或法西斯主体性的每一个层面上展开斗争。“希特勒使得法西斯分子性欲亢奋。旗帜、国家、军队、银行使得许多人亢奋。一种革命机器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力量来对付这些强制性机器以造成决裂并引发流动，那它将毫无意义”（Deleuze and Guattari,1983:293）。传统理性主义宏观政治对欲望、文化以及日常生活被控制的地方，也是法西斯运动的发源地。资本主义不仅剥削劳动力，它还渗透到每个主体的欲望经济当中发挥作用。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对权力的热衷或顺从并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欲望及其无意识投资问题。只有当个体的力比多被集中到强大的破坏性情绪源或符号之上，或是集中到煽动性的领导者那里，而不是集中到那些能够促进他们福利的政治群体、意识形态及价值方面时，个体才会去欲求对其自身的压迫。
这样，德勒兹与加塔利便解构了客体与主体、政治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传统对立。既然人的主体性的产生过程是一种政治行为，那么反过来看，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成了具有潜在激进后果的政治行为。这样一来，改良主义策略与革命策略之间的对立也就值得怀疑了。并且，他们还认为，通常所说的“局部行动”或“改良行动”其实具有爆炸性的后果，它可以引起人们对权力的总体性的质疑，正像法国1968年五月事件中所曾发生的那样。
德勒兹与加塔利不否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不过，他们认为，阶级概念并没有穷尽多种多样的压迫与斗争形式，而且，在真正的阶级斗争到来之前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创造出革命的欲望形式。用加塔利的话说（1984:62），阶级斗争同与欲望相关联的斗争“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在他们合写的著作中，加塔利与内格里拒斥“核心”（阶级）与“边缘”（学生、妇女）之间对立，因为这种对立使得不同的政治群体都屈从于某个虚构的统一体，屈从于工作阶级的特权地位。与此同时，他们强调必须建立排除了工人的中心地位的新的政治联盟。不过，虽然他们认为“宣扬工人的核心地位和霸权地位的话语已彻底过时”（1990:122），传统的工人阶级“不再代表社会的大多数”（1990:127），但是，他们仍然沿用着经过重构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
这样一来，德勒兹与加塔利就否认了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之间的任何固定区分。他们认为，由于每个社会都同时存在着以复杂方式相互交错的压迫性的克分子聚集体和分子成分，因而“政治既是宏观政治，同时又是微观政治”（1987:213）（例如法西斯主义就既是一种宏观政治现象，又是一种微观政治现象）。因此，必须从总体上对资本主义进行全盘改造。这一点上他们要比福柯理智一些，福柯经常表露出一种十足的恐惧症（pho-bia of the macro）。
分裂分析的核心贡献之一就在于强调了激进政治群体内部欲望形成的偶然性。类似于萨特对所有革命运动之脆弱性的反思，在那里，“乌合之众”（groups-in-fusion）最终将接二连三地土崩瓦解，德勒兹与加塔利警告说，由于“群体和个体身上包含着侍机而发的微观法西斯主义（micro fascisms）”，因而革命斗争有可能会中途夭折（1987:9）。他们拒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认为它未能掌握无意识作为压迫之终极场所的重要性，未能了解冲突和分化不仅发生在社会生活中，而且也发生在主体和群体自身内部，未能理解在阶级目标与利益的前意识投资（pre-conscious investments）与欲望的更强有力的无意识投资之间的非统一性。因为这些投资是不同的而且不一定是相容的，因而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些主体：他们在其阶级利益与目标上是“革命的”，然而在其欲望模式上却是反动的或者是法西斯的。
因此，政治群体还必须在他们自己的阵营内部发动持久的斗争。革命群体如果在政治斗争中不能解放欲望，反而再次制造了等级制和权威，那他们就仍然是“处于被压制状态的群体”，而那些具有分子力比多投资的群体则是真正的“主体群体”。其间并没有固定的区别，因为同一个个体可以同时加入到这两种群体中（例如列宁），而同一个群体也可以同时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格（如超现实主义者）。政治的问题是如何去与那种“致命的倾向”作斗争，这种致使的倾向使得一个群体从革命的力比多投资蜕变为单纯的前意识革命投资，或蜕变为改良主义、甚至是极权主义。因此，革命政治必须尽可能地避免投资的“克分子极”（molar pole），及其偏执狂的、结构化的运动路线，层级化的欲望流以及反动的或法西斯式的社会品格，而停留在分子极（molecular pole），保持其精神分裂强度、解码流以及革命性的社会投资。
为了不再在革命群体中再制极权主义，德勒兹与加塔利断然同列宁式的普世知识分子概念、先锋队政党概念以及极权化的组织模式实行了决裂。德勒兹高度赞扬福柯对再现的批判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亦即否弃了“代表”所有受压迫群体的普世知识分子，主张个体或群体应当自主且为自己发言（Foucault,1977:209）。由此不难理解，加塔利为什么要抛弃社会主义党、共产党、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等传统左派政党组织，因为这些政党组织发生了官僚式的畸变，有悖于个体和激进群体欲望的去层级化（destratification）。他试图用一种能够使自由、民主以及创造性得到最大化的非中心化的组织形式来取代传统左派政党，这一点在他与内格里合作的著作中有更为详细的界说。
尽管这些微观政治策略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但加塔利还是把他的计划同后现代主义作了区分。在他的《后现代的绝境》（The Postmodern Dead End）（1986）一文中，他将后现代说成是一种犬儒式的反动“狂热”，一种“新的无所信奉的伦理学”，在社会压迫和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关键时刻瘫痪了激进政治。尽管加塔利也同意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认为“某些进步观念和现代性的观念业已破产”，但是他注意到：“在它走向破产的过程中，它也带走了人们对通过社会来获得解放这一观念的全部信仰”(1986:40)。尽管他勉强承认我们正处于一个全新的历史情境中，但他却竭力排斥“后现代状况”这一观念，认为它是“所有向现状屈服和妥协的典范”(1986:40)。在他看来后现代思想家对积极的社会行动和解放纲领的怀疑，例如他在博德里拉和利奥塔的著作中所看到的，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陷阱”，将会导致对一切政治形式的拒斥，并因而导师致对现状的支持。加塔利赞成行动主义(activist)策略——我们将会看到，拉克劳与墨菲以及哈贝马斯也是如此——他重申了现代政治价值，并呼吁“民主的重健”：一项可以通过微观政治群体对新的媒体和通信技术的积极占用而变得“极为容易”的事业。
现在，让我们转向《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第二卷《千高原》，我们发现在这本书中德勒兹与加塔利基本上已经了结了他们与现代性和精神分析的宿怨，踏上了一条积极肯定的旅程，有理有据地颂扬差异性多样性，而这可以被看成是对一种新型后现代文本、理论以及政治的实践。
四 、后现代的《千高原》
事实上，只说“多样性万岁”是不够的，困难在于如何提高这样的呼声。仅仅依靠印刷上的、词汇上的、甚或句法上的小聪明，是不足以让人们听到它的。多样性必须被制造出来。
发现你的无组织躯体。弄清如何去造就它？这是一个关乎生死，关乎青春与衰老，关乎悲伤与快乐的问题。一切都将从这里上演。
德勒兹 加塔利《千高原》
《千高原》以“块茎”（rhizome）概念——一个他们为解辖域化运动提出的新术语——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关于不可总体化之多样性的后现代理论。尽管作为《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之第二卷，本书承继了《反俄狄甫斯》中提出的差异与欲望政治，但是其间还是有一些重要变化。其中包括对语言学、符号学、分裂主体以及国家的更为详尽的分析；题材变得更加广泛（涵盖了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域）；用由僵硬线（rigid lines）、柔韧线（supple lines）和逃逸线组成的三分图式取代了克发子/分子对立，这里的“线”（line）指的是构成或解构社会、群体或个体的空间要素、物质要素及心理要素。不过，和充满复杂论辩色彩的《反俄狄甫斯》不同，《千高原》主要关怀的是将后现代思维方式正面地运用于对自然、社会以及个人现实的块茎性质的分析。
像《反俄狄甫斯》那样，《千高原》则采用了前卫写作技术，例如使书的“形式”成为其“内容”的一部分，或者干脆打破形式与内容之分。尽管《反俄狄甫斯》是一种分裂文本（schizo-text），通过把理论文学形象杂乱地汇集在一起重现它所分析的精神错乱，但是它仍然保留了某种叙事结构。《千高原》则采用了类似拼凑的技巧，放弃了任何类似于叙事或论证阐述的理论方法，偏好一种随机的、观点并置的章节安排，或者说是由复杂的概念流组成的“高原”（格里高利·贝特森的术语）。这些高原混乱地跨越了许多不同的主题、时间框架及学科领域；而且，依照作者的建议，它可以按照任意一种顺序来阅读（不过有一点例外，“结论”部分，也就是一个术语“词典”应当放在最后来阅读）。
在《千高原》中，德勒兹与加塔利为他们的分析工作提出了许多术语——分裂分析、块茎学、语用学（pragmatics）、图表学（diagrammatism）、制图学（cartography）、微观政治学等等——为的是防止他们的观点僵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方法或一种单一隐喻。如果像德勒兹所相信的那样哲学的任务就是去发明新概念的话，那么这正是他们所做的事情，亦即将他们的著作多样化为无数的概念矩阵。正如帕顿（Paul Patton）所指出的那样（1984:61），这些要领不应当从内部思维反映外部现实这一传统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而应当被看作是“影响日常思维流的强度线（lines of intensities），它把艺术、政治以及其他实践形式结合到了一起”。
《千高原》一书是围绕“树状的”（arborescent）与“块茎状的”这一区分而组织起来的。“树状思维模式”指那种形构了植物学、信息科学、神学等所有西方思想的认识论。众所周知，西方思想长久以来一直依赖于一种镜像隐喻，认为现实是透明地反映到意识之中的（参见Rorty,1979）。但是，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西方传统还存在着另一个重要的隐喻，亦即树的隐喻，认为心灵按照系统原则和层级原则（知识的分枝）来组织关于现实的知识（由镜子所提供的），而这些知识都扎根于坚实的基础（根）之上。这些隐喻使得树状文化建立起了以自明的、自我同一的和再现性的主体为基础的庞大的、中心化的、统一的、层级化的概念结构。生长在这棵树上的繁茂的树叶则被冠之以形式、本质、规律、真理、正义、权利、我思（cogito）等名目。柏拉图、笛卡儿和康德是树状思想家，他们试图从普遍化和本质化的图式中铲除所有的暂时性和多样性。信息科学是树状思想，它借用命令树形象将数据纳入到一个中心化的层级系统当中，乔姆斯基（Chomsky）的语言学也是树状思想，它依据二元对立原则对语句作了线性区分。
与树状思维不同，块茎状思维试图将哲学之树及其第一原则连根拔起，以此来解构二元逻辑。它试图铲除根和基础，反对统一并打破二分法，伸展根与枝叶使之多元化和撒播，从而产生出差异与多样性，制造出新的连接。块茎学肯定了那些被西方思想所排斥的原则，将现实重新解释为动态的、异质性的、非二元对立的。块茎学方法把信息非中心化为不同的松散系统，把语言非中心化为多重符号向度。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观点同德里达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试图颠覆二分化的概念图式，颠覆为二分思维所许可的本质化、总体化以及基础化的思维模式。像德里达一样，他们用这样的图式来诠释所有西方哲学，并推崇差异，尽管德勒兹曾经指出现代经验主义传统也能够以多元的和多样性的方式思考问题（参见Deleuze and Parnet,1987:VII-VIII）。不仅如此，德勒兹与加塔利还反对极端解构主义思想所具有的文本唯心主义（texual idealism）特质，强调欲望的物质性，以及思想与流动世界（the world of flow）之间的块茎式联系。
德勒兹与加塔利喜好用植物作比喻，他们采用块茎一词来指称构成多样性的非中心化之线。作为一种“存在于地下的茎”，块茎对立于根和胚根。根—树结构限定并约束着自身向各个方面的连接，与此不同，块茎则是解辖域化线的非层级化系统，它通过随意性的、不受约束的关系同其他线相连接。这些关系形成于一个“光滑的”无边际的平面之上，而不是形成于一个“有纹路的”、具有封闭疆界的空间之中。马唐草、蚂蚁、狼群、飞车党以及精神分裂者都是块茎的例子，它们漫游于解辖域化的空间之中。大自然就是一个块茎，在自然中“根就是一个具有更加繁多的、侧生的、迂回的分支系统的直根（taproots），而非一个二分化的根”（Deleuze and Guattari,1987:5）。卡夫卡所写的块茎文本打开了语言通向欲望的多样化路径，尼采的警句是一种视角的块茎，而《千高原》本身也是一部向无数方向流动的块茎文本。块茎之线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它们总是处于动态的运动之中；因而它们构成的多样性不具有任何认同或本质，当它们的线的构成发生变化时，它们的性质也就随之改变了。
在块茎分析中，主体就像是一只手，由众多的线组成。其中有三种基本的线。第一种是“僵硬的分割线”（rigid segmentary line），一种克分子线，它是主体在在各种社会制度中通过二元对立建构起来的稳固的规范化认同。这里，个体的认同是在老板与工人、男人与女人、白人与黑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任何二元组合中建构起来的。第二种线是柔韧的分割线，一种摆脱了克分子之僵硬性，扰乱了克分子线的线性特征及其政党状态的分子运动，就像当某人的认同出现表面上的裂隙或当某人的精神开始崩溃时所发生的那样。按照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解释（1987:26-38），弗洛伊德的著名精神分析对象—那个狼人（Wolfman）——就是在试图找到出路时搁浅在这种线上的，但有一种“逃逸线”，一种成功地摆脱了克分子认同的解辖域化运动，在这里，裂隙变成了断裂，而主体则在多样化的过程中走向了瓦解。这是创造与欲望的平面，同时也是死亡与毁灭的平面。卡斯塔涅达（Castaneda）笔下的唐璜（Don Juan）就是在这些线上获得新生的，而阿尔托以及其他无数的人则死在了这些线上。
块茎学被说成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相对立的一种方法，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马克思主义分析法适宜于用来分析克分子组织形式，但却无法将社会的更重要的分子层次及其逃逸线予以理论化。1968年五月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宏观观点的局限性。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这场革命斗争的爆发让某些政客、政党、工会以及许多左派人士感到无法理解，因为从宏观政治观点来看，这种斗争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也就是说，阶级矛盾和资本危机尚未达到危机阶段。然而，从微观政治观点来看，危机已是一触即发，因为大多数人，尤其是学生，已经对科层制和日常生活的异化状况忍无可忍。按照块茎学观点，这些事件是能够被很容易预见到的，而且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五月斗争是在政党领袖的权威之外发展起来的，它并不符合正统革命模式，因而被斥责为会分散注意力的或是不成熟的，而不是将它视为一场真正的宏观政治革命的必要条件并接受它。
德勒兹与加塔利还从两个重要方面将他们的观点同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理论作了区分（1987:513）。首先，他们声称，解辖域化之线成于其上的那种“聚合体”（assemblages）从根本上讲是欲望的聚合体，而非权力的聚合体。块茎本质上就是平面的，而非层级状的；它们总是不停地分解、扩散并撒播着，只有当它们受制于社会语言的力量、专断性的能指、政治暴君、规范化制度之权威或是大量的日常生活微观实践（micropractices）时，才会成为组织化的统一体、基础以及层级结构。权力只不过是欲望流的附带现象。其次，基于上述原因，逃逸线本质上是积极的、创造性的，它并不是抵抗或反抗之线。按照德勒兹的早期观点，他们坚持认为欲望完全是肯定性的，而不是一种抗拒其他力量的欲望，就此而言，他们超越了尼采和福柯。福柯在此问题上持一种否定性的理论，将个体户同匮乏、同斗争与抵抗的对立关系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种真正的多样性哲学，亦即作为一门无需借助已经受到攻击的统一或总体性概念就能从事分析的哲学，块茎学试图“揭开树状假多样性的真面目”（Deleuze and Guattari,1987:8）——由层级化了的块茎构成的衍生性的建构物。一切现实从本质上讲都是多样性的；统一体、层级以及结构等只不过是被殖民化了的块茎。因此，即使是宏观结构也是块茎式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区分了树状的多样性和块茎状的多样性。这里的这个假设与福柯的观点很相似，福柯就认为诸如国家之类的宏观结构实际上是复杂的微观权力领域（学校、军队、医院、精神病院等等）的衍生物。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尽管现代政治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它实际上只是许多子系统经由并置、迭交、有序排列等方式而产生的一种组合而已”（1987:21）。同样，如果没有使一个先于法西斯主义而存在的庞大的分子欲望领域组织化，法西斯主义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极权性的宏观政治；如果语言的异质性没有被同质化，就不会出现占支配地位的语言。不过，树状多样性与块茎状多样性之间的区分并不是一种僵硬的对立，因为树状结构也有块茎线，正像块茎也有预示着科层制、等级制或法西斯主义可能出现的树状特征一样。
为此，块茎学分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流（flows of society），并寻求能够在政治斗争中进一步被解辖化的逃逸线以及使微观政治斗争层级化并威胁着微观政治斗争之革命性的僵硬线和柔韧线。与博德里拉等极端后现代理论家的决定论不同，块茎学强调“任何社会系统都存在着各个方向上的漏洞”（1987:204），因而，存在着许多条可能的逃避和变革路线。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权力中心与其说是由它所能鞭及的范围来界定的，莫如说是由它们所不能掌握的东西或由它们的无能来界定的”（1987:217）。举例来说，相对于中心化的教会权力，总是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罪愆和违戒之流（flow of sins and transgressions）；同样，相对于国家的法律体系，总是存在着逃避这一体系的不断增加的违法犯罪现象。妇女们对父权制家庭的逃避，同性恋者对要求他们遵从异性恋的各种束缚的抛弃，有色人种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这些都是逃离克分子线的逃逸线的进一步例证，也是“成为少数”过程的进一步例证。
块茎学是一种与“国家式思维”（state thought）相对立的“游牧式思维”（nomadic thought），前者试图对理论（例如哲学的总体化形式）和实践（例如警察和科层组织）领域的块茎式运动加以规戒。普遍主义的国家式思维通过“国家机器”（State machine）来运作，而游牧式思维则利用诸如块茎学这样的“战争机器”来与之对抗。这些隐喻来源于国家与游牧者之间的战争史，德勒兹与加塔利对此作过详细的描述（1987:351-473）。作为一种树状机构，国家试图控制所有种类的流——人口、商品、货币等，以此来征服游牧式生活。而游牧者则试图通过暴乱和发动游击战争等微观举措来摧毁城市和国家，以此来回应国家对他们的控制。德勒兹与加塔利不同意那种宣称游牧者在技术上落后的神话，他们宣称，在许多不同层次上，包括在技术、武器以及战争艺术上，游牧者都是发明者。借助这些发明，游牧者发展出了用以对抗国家的有效战争机器，然而这些机器却被国家窃取，成为达到其永不知足的征服目标的工具。
后现代“战争”的目的并非要传播暴力，而是要把差异和强度从国家机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它的原始模式就是那些前现代的游牧部落，这些游牧部落漫游于解辖域化的空间，抵抗国家权力对他们的征服。如同他们早先推崇分裂主体那样，德勒兹与加塔利现在拥护游牧者。游牧式的运动是一种比喻说法，用以描述强度在无组织躯体上的流通方式以及后现代主体的规范性目标，亦即“保持运动——即使是目前正当其所也应保持运动——绝无停息”（1987:159。游牧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生存与斗争模式。游牧式的自我（nomad-self）摆脱了一切克分子区割，并谨慎地解组了（disorganizes）自身。游牧式的生活是一种创造与变化的实验，具有反传统和反顺从的品格。后现代游牧者试图使自身摆脱一切根、束缚以及认同，以此来抵抗国家和一切规范化权力。
这样，犹如福柯从古希腊伦理学中发现了值得肯定的自我驾驭概念一样，德勒兹与加塔利从前现代社会中找到了一种后现代主体模式。如尼采一样，他们也把部落的英雄视为自由的理想典范，不过他们没有像尼采那样对战争作军国主义式的颂扬。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精神分裂者、块茎、游牧者都是后现代主题——打破压制性和再现性认同，产生片断化的、力比多型的躯体——的不同表现形式。精神分裂者从压迫性的社会现实中退缩到了离散的欲望状态；游牧者以小股方式自由地漫游于广阔的原野；而块茎则是解辖域化了的欲望之线，它将各种欲望躯体彼此联系到了一起，并把它们与部分客体领域连接起来。因此，精神分裂者、游特者和块茎都代表着获得解放的非法西斯主义存在模式，并且都被转译成了不同的理论模式（分裂分析、游牧学以及块茎学），这些模型图绘了社会机器内部的欲望流并对抗于总体化的思维模式和社会管制。
需要再次加以指出的是，这些概念只代表由德勒兹与加塔利推动的概念机器的一部分。他们著作的后现代特色并不在于任何一种要领或模式，而在于概念和模型的多样化，在于他们试图把块茎概念之线同其他多样性相连接。他们著作中最具后现代特色之处就在于这些著作是由不同层次的分析、概念和多样性组成的千高原。大多数现代理论都试图从某个核心概念出发，在统一的、线性的、层级化的思维模式中，采用稳定的概念来再现真实，与此相反，德勒兹与加塔利则在多样性的层面上，通过变换概念平面来避免陷入终极性的体系，以此来进行他们的块茎式思维实验。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第二卷也就是最后一卷中，尽管德勒兹与加塔利引进了新的主题和概念，扩展了他们的分析范围及其某此细节，并且改变了他们的写作风格，但是他们著作中呼吁欲望政治这一基本立场却始终没有改变。